农村性别数字鸿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时间：2023-06-12 17:25: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孙 颖，周如美
（1.山东女子学院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2.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财经商贸学院，重庆 400021）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而这些都离不开全民数字素养的提升。当前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已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和软实力的关键指标。因数字素养与技能差异而导致的“数字鸿沟”现象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1]。其中，从性别角度考察的数字性别鸿沟是重要的关切议题之一。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最新数据显示，数字性别鸿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2022年移动性别差距报告》亦表明，中低收入国家(LMIC)移动互联网的性别差距从2017年的25%缩小到2020年的15%，但2021年以来中低收入国家女性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增速放缓，这一差距又有所扩大。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和素养，尤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融入数字化浪潮，努力消除数字鸿沟。”因此，如何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有效缩小性别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密集部署，加快了数字乡村建设步伐。但长期以来，受教育水平、经济条件以及性别观念所限，农村女性的数字素养一直显著低于男性，性别数字鸿沟的讨论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如何提高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女性的数字素养，缩小性别数字鸿沟，使女性更好地分享数字乡村建设的红利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农村两个重要变化趋势也对农村女性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一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流动加速，中国农业女性化已呈现普遍性[2]。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中女性占比47.5%，其中贵州、四川、重庆、河南、江苏等省份的农业劳动力女性占比超过了50%。农村女性的数字素养将会影响农业生产数字化建设的成效；
二是女性是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的主要参与者。2022年《数字经济与中国妇女就业创业研究报告》统计，截至2022年3月，在数字贸易、电商、直播等领域，数字经济已创造5700万个女性就业机会。
但是，数字技术虽然具有普惠的特性，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自动实现普惠。大多数农村女性由于收入低、人力资本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其数字技能仍然较低，无法享受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好处。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向纵深推进的同时，仍然需要关注性别数字鸿沟，使更多的农村女性得到数字赋能发展，发挥数字乡村红利的普惠作用。因此，文章从性别数字鸿沟的角度，实地调查了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行为的性别差异，并试图探讨缩小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行为性别差异的途径。
长期以来，人们将因基础设施短缺带来的互联网接入不足定义为数字鸿沟的主要表现，认为当一个国家的互联网连接率达到饱和时，数字鸿沟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费率降低，已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因接入不足而导致的数字鸿沟。但同时人们也发现，因互联网使用技能等数字素养的差异所引发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
性别数字鸿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中对性别与技术相联系的讨论[3]。1995年举行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提出了改善妇女获得和使用新通信技术的战略目标。由此，人们开始更为关注性别数字鸿沟以及互联网的包容性发展。有关性别数字鸿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互联网接入及使用技能方面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在互联网接入方面，性别差异已有显著缩小。但在南亚以及不发达地区，移动互联网的接入方面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除了接入方面的差异，互联网使用技能方面也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南加州大学通过一项世界互联网项目的统计数据表明，有近1/3的女性表示无法上网的原因是缺乏互联网使用技能[4]。此外，在互联网使用方向上也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例如，男性喜欢互联网提供的体验，而女性喜欢通过互联网促进人际关系交往[5]；
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倾向于在线消费和社交[6]，而男性则更倾向于游戏和娱乐。而运用互联网进行在线办公和学习的方面，男性较女性更具优势[7]。
二是造成性别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分析。教育不平等是造成性别数字鸿沟的主要因素，女性的数字采纳和使用往往受到数字识字水平较低和缺乏信心的限制[8]。来自社区和家庭的社会规范及认知也是影响女性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重要因素[9]，妇女缺少家庭财产支配权，且受到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负担，使其用于网络的时间也受到很大限制[10]。此外，年龄、种族、地理位置等也都是影响性别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11]。
三是性别数字鸿沟造成的性别间福利差异的影响分析。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鸿沟可能会影响收入分配[12]。尤其是以互联网的使用为特征的数字技术发展会对老人、妇女等传统弱势群体产生不利影响。互联网使用可能会加大性别、教育水平对收入的影响水平[13，14]，女性和老年人等群体可能会由于无法接触网络而被挤占就业机会，从而提升了贫困发生的概率[15]。
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21年7—8月对山东省、河南省的5个地市共17个村庄的实地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392份，回收率为93.3%；
其中，有效问卷371份，有效问卷占比为94.6%，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之后，最终保留332个样本进行分析。围绕文章涉及的性别数字鸿沟的核心问题，问卷中主要涉及的问题有：互联网接入情况、互联网使用技能、互联网使用频率、互联网使用方向和互联网重要性的感知等方面。
1.互联网接入机会
从调查数据来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中国近年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较大，因此在农村居民移动互联网的接入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从表1的结果来看，受访的农村居民中，男性比女性在拥有手机和使用手机上网方面略高一点，但均不存在显著的均值差异。相对而言，没有手机或无法上网主要集中于农村老年居民，老年人拥有手机和使用手机上网方面显著低于全体样本。在所有的332个调查样本中，仅有7.2%的问访对象没有属于自己的手机，其中均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无法进行移动上网的老人中平均年龄为72.3岁。但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男女性别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表1 移动互联网接入情况
2.互联网使用技能
如前所述，数字鸿沟主要有三级数字鸿沟，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移动互联网费用降低，主要以接入为主的一级数字鸿沟在中国农村已不是重要问题，但在数字使用技能方面的数字鸿沟现象依然值得关注。文章在问卷设计中，主要采取了1～5级量表的形式来询问其使用技能情况，即“以下描述是否符合您的情况”，分别用“非常符合（5分）、符合（4分）、无所谓是否符合（3分）、不符合（2分）、很不符合（1分）”5种情况来表示，分值越高代表其互联网使用技能越高，反之则越低。互联网使用技能主要考察了网络基本使用、信息搜寻、网络信息甄别及安全意识等4个方面共7个子问题。为了比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技能总体差异，文章将7个子问题的得分进行了加总平均，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结果来看，无论是总体水平还是具体子问题，女性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技能均显著低于男性。从分年龄段来看，30岁以下的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技能并不存在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
而在31～59岁的中年农村居民中，互联网使用技能总体较好，但男性与女性居民间存在差异较为显著，尤其是在“会在网络上表达想法”“会查找网络信息资料”“会使用电脑打开网站”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与已有研究类似，农村老年居民间的性别数字鸿沟更为明显，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技能普遍较弱，总体水平得分基本在3分及以下的水平，其中女老年的互联网使用技能更低，且与男老年农村居民的使用技能之间的均值差异更大。
表2 互联网使用技能差异
3.互联网使用方向
除了互联网接入和互联网使用技能以外，如何运用互联网也是影响互联网效应的重要方面。例如，如果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搜集生产相关的，则有助于促进个体及家庭的增收；
而如果仅仅通过互联网进行娱乐消遣，则对其收入及人力资本积累用处不大。文章在调查问卷中通过“您上网主要做什么”这一问题来了解不同性别的农村居民在互联网使用方向方面的差异，主要涉及“了解新闻资讯、工作/经商、网上学习、网上消费、投资理财、聊天、娱乐、游戏、其他”等选项，并将多选项分别提取，设置为0和1。通过对调查数据的重新编码，将工作/经商、投资理财作为生产相关；
将了解资讯、学习归为学习类；
将娱乐、游戏归为娱乐类；
将聊天、网上消费及其他归为社交消费类，具体结果分析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从总体来看，女性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进行社交与消费，其均值显著高于男性；
而在资讯学习以及生产方面则显著少于男性农村居民。男性和女性在互联网娱乐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分年龄段来看，30岁以下的女性与男性相比，更不关注生产相关的用途；
31～59岁的农村居民中，男性和女性仍然在资讯学习和生产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女性老年人运用互联网用于社交和消费的数量显著高于男性，而在生产相关的用途中则明显少于男性。
表3 互联网使用方向差异
4.互联网使用频率
互联网使用频率是衡量居民使用互联网行为的另一重要指标。一般而言，使用互联网越频繁，越容易受互联网信息资讯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频率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影响女性的创业概率[16]。研究在使用互联网频率方面，设计选项分别为“从不”“几个月一次”“一月一次”“一月2～3次”“一周1～2次”“一周3～4次”“几乎每天”，并分搜寻信息、社交活动、娱乐活动、网络购物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在数据处理方面，文章参照续继、曾妮(2021)[17]的做法，将这7个选项分别按月赋值为“0次、0.3次、1次、2.5次、6次、14次和30次”。具体测算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只在搜索信息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居民运用互联网搜寻信息的次数与男性相比则显著偏低，这一差距在中年农村居民中尤为显著。而在其他用途方面，农村居民的使用频率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从使用频率来看，农村居民在运用互联网进行娱乐活动的较多，而在网络购物和搜索信息方面频率较低。这说明，对于当下的农村居民，互联网的娱乐功能更重要。
表4 互联网使用频率差异
5.互联网使用效果认知
互联网使用效果是体现互联网本身对人们福利影响的重要方面，也是衡量是否存在“数字鸿沟”的高级层面。但由于多数农户的生产经营都属于家庭行为，因此，在问卷中无法准确测度农村居民对互联网使用效果的性别差异。文章主要通过询问“您觉得互联网对您家提供的生产信息（销售信息、找工作、收入）的帮助大吗？”来分析农村居民对互联网效果的认知，主要设置“帮助很大、有帮助、一般、没有帮助”4个选项，分别赋值为4、3、2、1。文章认为农村居民对互联网效果的认知，一方面可以反映其家庭受互联网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也会促使个体本身加深对互联网的认识与理解。从表5的结果来看，女性农村居民对互联网效果的认知普遍高于男性，尤其是在销售、就业和收入方面，女性居民的效果认知显著高于男性。这说明，女性农村居民对互联网正面效果的认知感受更好。但从表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均值差异可能更多地来自于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在年轻群体和中年群体中，互联网效果认知的差异并不是十分明显。
表5 互联网效用认知
从前面的现状分析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性别差异主要存在于互联网使用技能方面，而使用技能是决定居民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互联网的使用。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情况，互联网使用技能方面呈现出的性别鸿沟更值得关注和重视。因此，文章将重点分析影响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技能的因素，并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和分析。
1.指标选取说明
（1）因变量
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技能。互联网使用的平均水平如前所述，主要将互联网使用技能评分进行加总后，取平均值，得到个体的互联网技能的平均水平。
（2）控制变量
文章认为影响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技能的因素主要分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三个方面：
个人因素：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水平、个体赋权情况及技能培训情况。从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技能存在明显差异，年龄越大，其互联网使用技能越低；
已有研究均表明，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其互联网使用技能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互联网使用技能越高，反之则反。此外，文章还考察了是否是家庭中的决策者以及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来衡量个体的赋权状况以及技能培训情况。文章认为，如果在家庭中拥有决策权，则有助于其有意识地接触并运用互联网；
而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促进其互联网使用技能的提升。
家庭因素：文章主要考察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结构以及社会网络三方面因素。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其互联网使用技能的重要因素，收入水平越高，其接触并运用互联网的可能性越大，互联网技能就可能越高；
家庭结构方面，从实地调查中发现，不少农村家庭中之所以安装互联网及相关手机APP，是因为家庭中孩子正在读书，有相应的运用的需求。因此，文章认为家庭中是否有上学的学生也会影响家长的互联网使用技能。此外，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是促进个体及家庭上网联系的重要因素，文章主要通过是否加入专业生产合作社来衡量家庭的社会网络。
社区因素：村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网络普及情况是影响个人接入并使用互联网的重要因素。文章主要用村庄内开通互联网宽带的户数占比以及村庄开通互联网的年限为主要衡量指标。
具体的变量统计情况见表6。
表6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模型设定及实证方法
文章在基准回归中主要采用OLS回归方法，其基本模型为：
其中，X、F和M分别代表的是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文章主要关注的是影响互联网使用技能方面的因素中性别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两个群体间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为了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文章主要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方法，检验相关因素对男性和女性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技能的影响是否存在系数差异。
3.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7给出了基准回归的结果。在回归过程中，文章采用逐步回归法，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区因素依次纳入回归模型中，并对男性和女性样本分别进行了回归。其中(1)和(2)模型为个人因素的回归结果；
(3)和(4)为加入家庭因素后的回归结果；
(5)和(6)为加入社区因素后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年龄对男性和女性互联网使用技能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说明年龄越大，人们的互联网使用技能越低，这与之前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类似。而家庭结构和家庭收入水平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也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家庭中如果有上学的孩子，则其接触互联网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互联网技能相对于没有受教育孩子的家庭来说，就更高。而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成员的互联网技能就可能越高。经过费舍尔组合检验，以上三个因素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回归系数P值均大于10%，说明其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相反，在是否为家庭决策者方面，成为家庭决策者对男性的互联网使用技能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于女性而言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两者系数的差异显著性检验的P值为0.005，说明二者在此因素上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从调查数据的原始统计结果来看，家庭中女性作为决策者的比例较低，只有33%，而男性中有84%为家庭决策者，这可能是导致家庭决策者这一身份对女性互联网技能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但并不能说明家庭内部赋权对女性互联网技能的提升是无效的。
受教育水平以及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这一因素对于女性是显著为正的，而对于男性影响并不显著，男性与女性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P值为0.002，说明二者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对于农村女性而言，给予相应的教育培训有助于提升其互联网使用技能。
但从回归结果来看，在目前的回归样本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居民，社区因素对其互联网使用技能影响均不显著。这可能与本次调查所涉及的社区样本过少有关。
1.主要结论
文章通过实地调查数据的统计及实证分析，对中国农村居民在互联网使用方面是否存在性别数字鸿沟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在互联网接入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数字鸿沟，但老年人的数字接入情况依然不理想；
在互联网技能和使用方面，农村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女性的互联网使用技能显著低于农村男性。但在互联网效果认知方面，农村女性认为互联网对家庭的收入、就业等方面的正向作用更为认可。在影响因素方面，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结构、农业相关培训等因素均有助于提高农村女性的互联网使用技能，而年龄因素对互联网使用技能影响显著为负。通过系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业相关培训以及家庭决策者这两个因素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2.政策建议
（1）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需重视使用技能方面存在的性别数字鸿沟现象
如前所述，农村女性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力量。无论是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农业生产数字化还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无不需要具备一定的互联网使用技能。而当前在互联网技能方面存在的显著性别数字鸿沟需要引起足够重视，需要针对农村女性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和帮助，尽快提升其互联网使用技能，弥合性别数字鸿沟。
（2）加大对农村女性的教育培训力度，全面提升其数字素养
农村女性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存在的技能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受教育水平低所导致的。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农村数字素养教育的投入力度，提升农村适龄女性的受教育水平；
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农业技术培训、非农技术培训等形式，加大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培训力度，通过非正式教育渠道，为农村女性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全面提升其数字素养。
（3）加强对农村女性互联网使用的正确引导，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对增收就业的红利作用
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村女性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创业的比例较低，她们更多地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社交和消费。如何更好地引导农村女性利用互联网提升自身就业水平，增强其可持续增收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方面需要通过建立健全乡村网络文化渠道，加大宣传力度；
另一方面需要开发更多适合农村女性学习应用的数字产品，以有效地提高其学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