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嵌入：周期性返乡青年参与抗疫的实践逻辑

张 华 庞家瑞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传染病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发达的交通和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染病防控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生物学和医学意义上的传染病防控，强调追溯病毒源头、变异及医治药物，这种单一、狭隘的疾病观制约了公共健康福祉[1]。社会流行病学强调传染病传播高度内嵌于社会运行网络，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医疗水平、群体结构、交往形态、信息传播等非医学因素紧密相关[2]，因此要真正对传染病进行有效防控，除了要对传染病的医学、生物学研究外，还需要认识到人类复杂的社会行为和媒介技术是传染病防控的关键因素，尤其要明晰“自上次（如2003年流行的SARS——本文作者注）可比较的流行病危机以来出现了哪些新的人际交流和社会互动形式”。[3]

周期性返乡青年是新时代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乡往返中架构起蕴含着信息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的大规模且富有潜力的复合型社会网络[4]。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正值2020年春节，大部分周期性返乡青年滞留在家乡。作为疫情防控的薄弱地带与底层力量，乡镇地区的医疗水平、抗疫体系与城市相比尚不完备。目睹乡镇防疫短板的返乡青年积极投身乡镇防疫，凸显责任与担当[5]。因此，探究周期性返乡青年的抗疫媒介实践，对于提升乡镇的整体健康水平和基层治理水平都具有积极意义。基于此，文章以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家川镇的周期性返乡青年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在疫情爆发期间的媒介实践，并探讨以下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周期性返乡青年产生了怎样的媒介实践？他们如何通过媒介实践嵌入到乡镇抗疫体系中？这种媒介化嵌入对乡镇社会建构与治理有何意义？

（一）“城乡两栖”：游离城乡之间的周期性返乡青年

城镇化背景下，乡镇年轻劳动力呈现高度流动性和空间分散性[6]。夏柱智按照青年与乡镇社会的强弱联系把乡镇青年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经市民化的进城青年，长期居住在城市，不再和乡镇有经济社会的关系；
第二类是还未市民化的青年，在城镇务工或求学，周期性地返乡，和乡村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关系，但是很少“身体在场”；
第三类是在乡村生活的“中坚青年”，即长期生产生活在乡村，主要经济和社会关系在乡村，依赖乡村又服务乡村[7]。周期性返乡青年即第二类，他们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在出生的家乡与务工求学的大城市间往返迁徙，相较于完全市民化和完全扎根乡镇的青年来讲，他们之于这两种空间都是“脱域”的，营造了一种游离其间的效果[8]。

目前有关周期性返乡青年的研究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周期性返乡青年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的文化和社会融入状况，二是关于周期性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治理振兴的研究。有学者指出周期性返乡青年显示出了与其他乡镇青年不同的心理特征，他们徘徊于大都市的现代公共规则与传统社会人情关系的冲突中，对乡村生活产生了疏离感并且表现出对乡镇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难以嵌入乡镇社会[9]。但同时也有一部分周期性返乡青年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主要包括创业型周期性返乡青年和知识型周期性返乡青年。创业型周期性返乡青年接触现代社会先进理念机会较多，在观念和技术上具有显著优势，他们在扶持政策等“外在诱因”的作用下萌发“内在基因”，并通过创业的形式参与乡村振兴[10]；
知识型周期性返乡青年大多指涉乡镇大学生群体，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后，知识储备、个人能力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改变，成为“反哺”乡土文化的主体[11]。然而现有研究对周期性返乡青年“再嵌入”乡镇场域，进而参与乡村治理更为本质的分析不够彻底，“表现为普遍仅展示制度和结构等宏观社会要素对个体意识单向的、直接的、静态的形塑关系”[12]，缺失对于周期性返乡青年各种自主性实践与其回嵌乡镇之间动态复杂关系的讨论。探讨周期性返乡青年需要将其内生的自主性与实践相勾连，由此阐释周期性返乡青年“脱域”之后在乡镇社会中的“再嵌入”。

（二）再思“媒介实践”与“媒介赋权”：周期性返乡青年嵌入乡镇的契机与形式

“嵌入”一词最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强调经济活动总是嵌合在社会中，其本身并不是完全自主的[13]。随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媒介的社会化使得媒介人类学也引入了这一概念，“嵌入”从一种经济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化表述泛化为对社会复杂性的描述，具有了渗透、植入、嵌套等含义。“嵌入”和“脱嵌”特指全球化和人口流动导致人们脱离了所处的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环境[14]。“‘嵌入’在此意味着打破事物间的二元对立和分隔，指向一种生产、建构和互动的过程性关系。”[15]在本文的语境中，“嵌入”指紧紧地植入到某个地方。而媒介作为一种中介性力量，在人们“脱嵌”后再“嵌入”某种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6]。“媒介化”则是不同要素在“媒介”这一“行动场域”之中彼此汇集、互嵌的行动过程[17]。在此意义上理解媒介化嵌入，就是指通过媒介实践嵌入日常生活的过程，也是一种媒介的语境化[18]。

媒介实践范式强调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中发挥的关键作用[19]。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在2004年发表的《媒介的实践化理论》中，首次提出媒介研究的实践路径。他主张“不以媒介文本或组织为研究起点，而是关注实践——不一定非得是受众的实践，而是具有开放性和松散性的以媒介为导向的所有人类社会实践”[20]。此时，媒介不再是作为互动渠道的工具，而是参与社会互动过程的行动者，并且以自身携带的“媒介逻辑”改变了其他行动者社会互动的产物[21]。周期性返乡青年通过媒介实践再“嵌入”乡镇，强调周期性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在乡镇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他们“脱嵌”之后的“再嵌入”，本文“媒介化嵌入”指涉的正是这一动态过程。目前有关周期性返乡青年通过媒介实践和赋权“嵌入”乡镇场域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周期性返乡青年利用短视频试图弥合空间流动与身份之间的矛盾，积极建构城乡之间的互动性[22]；
第二，周期性返乡青年利用自身的数字媒介素养，对乡镇经济和文化进行反哺[23]；
第三，周期性返乡青年通过新旧媒介参与到乡镇卫生健康的传播中。这种参与行为在疫情期间尤为明显，他们凭借自身的媒介优势成为乡村疫情防控的主力军，甚至在乡村后疫情时期还通过媒介继续扮演着复工复产助力者的角色[24]。例如周孟杰和吴玮通过对一个湖北村庄中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进行考察，发现乡村抗疫青年守卫队把手机媒介和电子家书嵌入抗击疫情中[25]，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相互配合协作，将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放置在湖北乡村特殊的抗疫时空语境内，强调媒介、人与抗疫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26]。返乡青年还创造性地使用微信和抖音等新媒体软件，形塑抗疫新结构，建构青年主体间的强连接[27]。可见，周期性返乡青年在疫情期间的媒介实践是其“嵌入”乡镇社会的契机[28]。

周期性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是媒介技术对个体的赋权。传统“赋权”理论是一个多层次且宽泛的概念，从个体角度来看，“赋权”是个体获得自我效能感并获得对自我生活和民主参与的控制权的过程[29]。“赋权”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取向，即赋权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表现为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资源，没有话语权等。在传统社会中，由于频繁的流动和暂时性的融入，周期性返乡青年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没有大城市所赋予的丰富社会资本，长时间的“脱嵌”也使得他们在家乡缺乏话语权。而“赋权旨在通过减少个人的‘无力感’，帮助弱势群体提高人际交往的技能，更好地发挥其所扮演社会角色的价值”[30]。在乡镇社会，媒介技术对周期性返乡青年个体层面的赋权主要体现为信息权力的赋予，包括信息近用权和信息生产权。这是由于不同群体使用媒介技术的能力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人们获取信息数量和质量的不同[31]。周期性返乡青年作为“数字原住民”（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数字化生存的场域中具有天然的媒介技术优势，他们对于新媒介技术的使用能力与依赖程度都远高于老年群体，从而在乡镇场域内部形成一种“信息落差”，这种落差可以使周期性返乡青年将获取信息的相对便利以及对信息的善用转变为信息权力，完成赋权。因此，对于周期性返乡青年来说，媒介技术具有赋权的力量，他们可以通过媒介获取自我发展的资源，拓展关系网络，拥有更多话语和权力空间，获得“再嵌入”乡土的机会。本文则着重考察在传统“父为子纲”伦理观念浓厚的乡土社会，媒介赋予周期性返乡青年的信息权力是如何在家庭内部关系乃至参与抗疫的外在行为中产生作用的。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聚焦返乡青年抗疫媒介实践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关于探讨周期性返乡青年如何通过抗疫媒介实践嵌入乡镇及蕴含在其背后深刻内涵的研究较少。通过对周期性返乡青年、媒介实践等相关文献的研究梳理，本文确认了周期返乡青年的抗疫媒介实践与媒介赋权是其嵌入乡镇的契机和形式。以此为前提，本文将深入探讨周期性返乡青年产生了哪些类型的抗疫媒介实践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实践“嵌入”乡镇场域。

为避免研究空泛，本文选择甘肃省张家川县张家川镇为田野点，对周期性返乡青年的抗疫媒介实践进行剖析。张家川镇地处甘肃省东南部，隶属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所辖10个乡镇之一，是县人民政府驻地。张家川镇具有完备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等教育体系，但并无高等教育学校，因此每年都有大量外出求学的青年学子。其次，张家川镇经济规模较小，有大量18—35岁青年外出务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些被滞留在乡镇的周期性返乡青年经历了从观望到介入的参与自觉过程。从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4月中旬，研究者对滞留在张家川镇的周期性返乡青年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对15位具有代表性的周期性返乡青年进行了访谈，了解他们如何通过媒介实践参与到抗疫行动中并再嵌入到乡镇生活场域。

（一）深度访谈

本文遵循扎根理论不立假设的原则，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辅之以问卷作为经验材料来源，以此进行阐释。首先，通过“目的性抽样”的方式，在张家川镇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发放问卷进行访谈对象的抽取，问卷涉及周期性返乡青年在疫情期间的媒介使用特征、风险感知、防疫行动等问题，共收集到102份有效问卷。其次，根据问卷填写者对疫情期间的媒介使用特征和“在疫情期间您有哪些防疫行为？”等问题的回答，选取在媒介使用动机、媒介使用频率等问题上具有显著特征，对疫情具体状况有一定认知和了解以及切实通过媒介产生过抗疫行为的15个问卷样本作为访谈对象。通过线下和线上访谈，记录其对具体问题的描述。访谈样本如表1所示，15位受访者平均年龄为25岁，大多属于周期性返乡的在校大学生，还有一部分则为在外地工作借春节之机留在家乡的务工青年。

表1 访谈样本构成

（二）编码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经验材料需要的三次编码过程，对被访者的原始话语进行逐句编码，以便发掘初始概念，并对其进行范畴化处理。第一阶段，研究将冗杂的原始经验材料进行分解，对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文字片段进行分析和概念化，其余的予以删除，提炼出“长时间使用媒介”“恐惧感”“严重性”“在场”等15个受访者频繁提到的内容，形成初级概念。在此基础上，研究通过对15个初级概念的话语内涵反复聚焦式分析，并寻找初级概念之间的关系与逻辑，归为同一类别，使这些散乱的初始概念更加聚焦、理论逻辑更为清晰，最终形成了“地理位置”“人际沟通”“参与抗疫”“自我干预”“新媒介使用”“风险感知”“信息生产”“信息反哺”“组织共同体”“积极利他”等10个主范畴，即聚焦编码。最后，根据聚焦编码形成的关系，以“周期性返乡青年如何通过抗疫媒介实践嵌入乡镇”这一研究问题为逻辑主轴，进一步提炼出“身体介入”“技术赋权”和“关系建构”3个更为抽象的核心范畴，即主轴编码，展示出与研究主题相契合的逻辑线索。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三级编码表

（一）身体嵌入：周期性返乡青年作为移动的媒介

以往的传播研究过于注重技术，而忽视了人作为一种媒介所承载的信息和意义对社会建构的影响[32]。周期性返乡青年不是一个静态的群体，而是反复游离于城乡之间，具有流动性、生成性和变化性[33]。他们的身体作为一种媒介嵌入到乡镇中，并深刻影响了乡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诸多研究显示，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返乡青年可以跨越时空阻隔参与到乡镇日常生活中[34]。然而，在疫情特殊时期，身体的在场和介入则是周期性返乡青年参与抗疫行动的显著特征，“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正好放假在家，我自己也是学医的，我就跟着我们社区医院的人去一些只有老人的家里进行防疫宣传”。（P02）早期关于媒介与乡村的研究就表明，“口头传播通常是信息和影响更重要的来源”，[35]“面对面的交流比其他传播形式更具有影响力”[36]。

周期性返乡青年中的返乡大学生尤其凸显了责任与担当。与其他返乡青年相比，返乡大学生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疫情认知。因此，具有物理属性的身体在整个抗疫实践过程中成了信息和人的连接点，并且形成了“线上—线下”的张力。返乡大学生通过使用短视频和微博微信来获取有关疫情的第一手资讯，并通过面对面传播的方式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周围人。“我主要看‘回形针’的科普视频，然后晚上和家里人吃饭的时候就会和他们分享一下。”（P12）此外，张家川镇在抗疫过程中面临着物资短缺、基础设施匮乏、基层干部媒介素养不高等困境。面对这种情况，思想觉悟高和具有公共服务意识的返乡大学生成了可以调动的媒介资源。“（P10）我小姨父在基层工作嘛，那时候特别忙，听我小姨妈说天天加班，人手短缺，我就想着能不能去帮忙，最后我就跟着我小姨夫去那个通往我们镇的路口给过路的司机和行人测体温和登记。”他们以志愿者的身份与基层干部形成了抗疫共同体，亲身参与到乡镇抗疫行动中。

这种“以人为媒”的传播模式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中，是乡村关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周期性返乡青年的身体作为媒介在城市和乡镇两种文化间进行着人际传播并积极实践着城市文化向乡土文化传播的“个人扩散”作用。尤其在疫情期间，他们的身体介入与在场不仅在乡镇抗疫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成为他们“脱嵌”后“再嵌入”乡镇的契机。“通过这次志愿吧，我认识了通多人，然后和一些我负责的村民加了微信，经常也聊聊天什么的。”（P10）

（二）技术嵌入：基于媒介技术赋权的风险规避与抗疫行动

有学者认为，技术赋权就是“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提升弱者的利益主张能力为路径，改变传统社会草根群众在公共治理场域中的边缘地位和‘失语’状态”[37]。在乡镇抗疫情境中，技术赋权被视为一种行动过程，即基于现代媒介技术支撑下的短视频、社交软件等赋予周期性返乡青年一种特殊的信息权，他们凭借获取的信息就“抗疫”这一社会实践展开行动。仅凭媒介技术无法直接赋予过多权力给周期性返乡青年，权力的获取需要相关的知识，而知识则关乎信息的获得与使用[38]。其核心是具有能动性和媒介使用能力的周期性返乡青年凭借与疫情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在行动过程中促进个体的赋权。基于此逻辑，周期性返乡青年的技术嵌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再造现实：健康风险的媒介化感知

通过访谈发现，在疫情防控期间媒介接触频率较高且时间较久的周期性返乡青年表现出对疫情的恐惧，这种恐惧情绪进而影响了他们对疫情严重性的判断，认识到采取防护措施的重要性。“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今日疫情的数据，刚开始的时候还只是几十例这样的增长速度，到后面一天就增几千例，我大姨和姐姐说我们家附近有从疫情重灾区回来的，也不知道真假，还是挺让人害怕的。”（P05）从普及健康知识的角度看，媒介是获取风险信息的主要来源，媒介能够帮助公众获取必要的疫情知识[39]。在这一特殊时期，周期性返乡青年的传播行为十分活跃，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关注、收集和研判风险信息，并与他人进行沟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必要的风险规避措施[40]。

有受访者表示，长时间的媒介使用会让她感觉到十分焦虑，在疫情初期尤为明显。“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感觉信息也不是那么全面，一看微博基本上热搜上全是关于这个疫情的，有时候你知道的，看得多了，知道的多了反而容易产生焦虑。”（P04）对健康风险的感知是周期性返乡青年抗疫媒介实践创造的第一重现实。疫情爆发时，媒体报道量大幅增加，社交媒体的过度连接，相关信息的过载共同造就了“信息疫情”，人们通常被认为在媒介所提示的信息环境中会加剧焦虑症状甚至引发心理健康问题[41]。然而，通过观察发现，周期性返乡青年凭借较高的媒介素养，通过对各类信息的综合判断形成风险感知，并最终指向疫情知识的增长。当他们越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便会更加积极地获取信息，从而掌握更多疾病知识[42]；
当疾病知识越丰富，也越会听从科学指导来规约自己的行动。

2.新旧媒体互构：健康话语的再生产

张家川镇的本土居民大多是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中老年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文化不增断裂，因此对外界的新鲜事物较为排斥，所接受的健康教育大多来源于父辈们的经验，缺乏科学的健康理念。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父辈们的健康经验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43]。首先，周期性返乡青年相较其父辈表现出了更高的健康素养，其中大部分周期性返乡青年具有一定健康知识储备。而年长者接触科学健康话语的主要途径是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其次是社区医院定期的上门科普宣传。张家川镇中心广场是当地居民茶余饭后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场所，在疫情后期防控放松之时，中心广场的人际传播较为活跃，同时也成为了谣言的高发地。“我妈和我说喝板蓝根预防新冠肺炎，也不知道她哪里听来的消息，逼我和我爸和板蓝根，还喝醋，那个微博上有个每日辟谣，我索性把那个转给她看了。”（P06）

面对谣言肆意横飞的困境，周期性返乡青年积极利用媒介技术优势和各级各类宣传平台、媒介资源，努力建构科学健康话语体系。首先，参与抗疫志愿活动的周期性返乡大学生，向基层组织提议使用海报张贴的形式进行防疫宣传，并且设计制作了海报张贴在宣传栏，“主要面向老年人，他们不怎么接触网络，也不识字，这种图片的形式我感觉应该会有效果。”（P10）。其次，周期性返乡青年具有较强的信息收集能力。“我看很多别的地方都是贴那个标语，就模仿了他们的做法。”（P14）他们收集网络上的硬核防疫标语，并且制作成横幅，悬挂至各街道。他们还会在具有权威性的网站搜集关于疫情的科学信息，加以综合判断后，整理发送至家族群，有力破解“谣言”。最后，周期性返乡青年充分发挥“乡村大喇叭”“移动小音箱”“流动宣传车”“电子显示屏”等贴近群众、直通基层的传统媒介优势，以最直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向群众宣传疫情防控相关知识，把新冠肺炎疫情资讯、防控科普知识等内容，不间断地送到居民小区、村组农户。具有较高媒介素养的周期性返乡青年在媒介技术的赋能下，通过寻求科学、专业、权威、经多方证实的健康信息，破除流传于耳的谣言。

（三）关系嵌入：健康信息的反哺

周期性返乡青年回嵌乡土的主要标志是社会关系网络的融入。媒介技术作为一种变革性力量，除了能够在信息获取层面上赋予周期性返乡青年权力，还能够打破时空对其交往行为的制约，颠覆与拓展原有关系结构。研究发现，媒介技术的使用对周期性返乡青年的社会关系建构主要表现在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重塑。周期性返乡青年对新媒体使用及相关知识传播与年长世代展开的代际互动，构成了一种新型家庭关系，即数字时代的“数字反哺”[44]。

周期性返乡青年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通过积极的媒介实践，对老年群体进行健康信息反哺。访谈发现，新媒介使用活跃的周期性返乡青年普遍认为自身可以通过媒介获取有用的疫情信息进而采取一系列防护措施，却担心父辈们因信息匮乏而不能采取正确的防护行为。“最开始知道疫情之后，我就赶紧上网买了口罩，也打算不出门在家好好待着，但是我特别担心我父母，他们刚开始觉得事并不大，我快急死了，尤其当时有一条消息说是老年人是易感人群，我看了后就更害怕了，天天逼着他们戴口罩。”（P02）过往研究表明，传染病的风险感知常常体现为积极性偏差（Optimism Bias），即人们通常认为自己比他人的染病风险更低[45]。长时间的媒介使用促使周期性返乡青年产生了积极性偏差，出于自我效能感，他们认为自身有能力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疫情可能对自己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反而家人和长辈因不能够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或是缺乏对疫情严重性的判断则比自己更容易受到病毒的威胁，进而积极干预他人的消极抗疫行为。

按照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者盖斯特·马丁的观点，“各个文化群落的成员对健康、疾病、疼痛和卫生保健事件的观念是不同的”，如何跨越代际差异、城乡差异，将卫生防疫知识科学有效地传递给民众，成为疫情防控所面临的问题[46]。通过观察各类媒体在疫情中的报道可以看到，媒介话语模式偏向年轻化、饭圈化、娱乐化、可视化，这些文本叙事模式以及信息表达方式都更符合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群体信息获取和解读习惯。疫情初期，张家川镇的一些老年人面对病毒仍然心存侥幸心理，不戴口罩，三五成群进行聚会。“我爸妈也是，都不戴口罩的，就是听不进去，我都成我们家新闻播报员了，每天早上刷完微博微信就给他们转达。”（P02）访谈对象表示他们会时常将自己从网络上所获取的经过证实的健康信息分享在家族群中，并且亲自向父母讲述媒体所报道的内容以及他们获知的最新信息。另外，他们还会率先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并督促长辈戴口罩、勤洗手。周期性返乡青年通过媒介实践进行自我防护，并且进一步通过人际传播，在更为广阔的群体层面乃至社会层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媒介实践范式强调，媒介的意义不只在于文本和内容，而是在于媒介使人做了什么，形成何种传播形态，并由此发生何种改变。从这个角度看，媒介就成为推动人类实践的重要要素[47]。在突发性流行病的防控进程中，“媒介实践作为一种制度性因素嵌入到健康概念社会建构、健康知识生产传播过程，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话语竞争、意义协商和制度博弈的公共场域，促进了主体关系，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变迁”[48]。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张家川镇周期性返乡青年的抗疫媒介实践实质上是社会结构和人口变迁背景下乡镇健康传播的一个缩影，其背后蕴含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意涵，映射出周期性返乡青年作为“游离”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参与乡镇社会公共事务的意愿趋向以及乡镇权力结构的变化。

第一，周期性返乡青年的身体与新旧媒介共同嵌入乡镇抗疫体系，建构了一个“病毒—媒介—实践”的互动耦合网络。在疫情传播的动态网络中，除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温度、病毒自身活性等条件的变化，复杂的人类行为和“信息疫情”都深刻影响着病毒的传播曲线[49]。依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行动者网络的构成要素不仅限于人类个体及相互关系，还应该包括非人类要素和非个体实体[50]。因此，病毒、媒介和人类成为疫情防控和健康维系的参与者。在库尔德利看来，人们不仅使用媒介传播知识，更利用媒介参与社会创造[51]。在乡镇抗疫体系中，周期性返乡青年、媒介与病毒形成一种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周期性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以一种特殊的逻辑形态潜移默化地嵌入病毒传播过程。他们利用新媒体技术获取疫情资讯，打破媒介间壁垒，将它们融合与嵌套至疫情期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此外，他们还擅于利用新媒体的社交特性，基于共同议题结成或短暂或稳定的共同体，彼此进行信息交流与共享，促使居民及时调整行为，采取戴口罩、勤洗手、不串门等自我防护行为，从而有效预防甚至阻断病毒的传播。

第二，周期性返乡青年利用媒介技术参与健康乡镇社会概念建构和健康话语生产，重构了身份认同，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乡镇“政府—民众”之间的关系危机。周期性返乡青年熟悉城市生活，比较看重现代公共规则。然而传统乡镇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熟人社会的特征，如在张家川镇，若某户人家发生一件大事，第二天则整个镇上家喻户晓，在这里人情大于规则，价值观念相对单一。面对此种状况，周期性返乡青年会存在对自我身份认知和关系状态不确定的焦虑感和无力感[52]。疫情的发生以及在乡镇的滞留则成为部分周期性返乡青年重新思考自我身份与重塑“乡我”关系的重要生命事件。首先周期性返乡青年通过组建自己所属区域的疫情防控微信群，重塑了家庭代际关系，拓展了其人际关系的数量和类型，其中包括基层干部、普通居民以及其他乡镇青年等。抗疫媒介实践从线上—线下全方位缓解了周期性返乡青年与家乡之间存在的关系危机。其次，宣传栏、广播、大喇叭以及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媒介资源往往由乡镇指定的官方工作人员所主导和调度，在疫情期间，这种官方主导媒介的局面被打破，周期性返乡青年志愿者赋予了这些媒介资源以“参与”和“互动”的属性，其生产的媒介内容也更接地气，符合群众心理。因此，周期性返乡青年的抗疫媒介实践缓解了乡镇基层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联结基层政府与百姓的纽带，发挥了上通下达的作用，有助于提升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尤其在风险时期，周期性返乡青年与基层干部通过新旧媒介动员百姓，将分散的个体重新连接，成为有机的，相互联系的抗疫共同体，从而使乡镇抗疫体系展开稳定有序的工作。

第三，周期性返乡青年在乡镇抗疫媒介实践过程中，呈现出从“被动性参与”到“自主性参与”的重建逻辑，映射了周期性返乡青年参与乡镇社会公共事务意愿转变的趋势。周期性返乡青年由于长期“脱嵌”于故土，对传统乡土文化表现出不适应状态，他们不懂农务，缺乏基于地缘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掌握的话语权极其有限。因此，“疏离”和“脱嵌”是对周期性返乡青年生存状态的典型刻画模式。然而新媒介在乡镇场域营造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新空间，在这种空间的实践中，产生了一种新型社会资本，“这种新型资本无关宗教、社会地位以及文化背景，而是与媒介使用能力密切相关。”[53]周期性返乡青年凭借技术优势，利用“新型社会资本”突破以往的权力桎梏，获得话语权，凸显其主体性，从以往的被动式参与呈现出自主性参与逻辑。芦恒认为“从被动的强制性抵御风险转换为主动的参与式抵御风险是农村抗逆性的关键转向，各主体的能动性发挥能够形成一种连续主动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54]。乡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其中表现之一就是新媒介的全面普及，这使得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更加多元化。有学者指出，无论在外务工或是求学，周期性返乡青年都可以通过新媒介关注家乡并且积极地在线参与各项事务[55]。在疫情期间，媒介接触和媒介实践都触发了周期性返乡青年线下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56]。在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上，周期性返乡青年从以往的“失语”和“缺席”状态，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行动，这种自主性参与使乡镇公共能量场呈现出由“一元化治理”到“多元互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新的乡镇治理手段和话语结构。然而，本文仅就抗疫期间周期性返乡青年对乡镇公共事务的参与进行研究，其更持久与更深远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行为，还需进一步的探索。

在抗疫语境中，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工具，更是一个容纳了人、技术和关系等要素的行动场域。周期性返乡青年在这个场域中，通过身体嵌入、技术赋权与关系建构的方式，积极参与到乡镇社会公共事务中，从而破解了“乡我”关系障碍，共享了传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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