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态势

陈振艳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中国 北京 100083)

《马氏文通》(马建忠，1898)开启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传统；
而现代汉语语法学则始于《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现代汉语语法[1]研究走过了一个从机械借鉴到基于借鉴和对比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绩斐然：不仅成果卓著，人才辈出，而且对语言学的其他领域和后世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语言学研究最活跃、最具前沿性、成果最为丰富，同时也是争议最为突出的领域”，处于引领现代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地位。(施春宏、李晋霞，2014)对此，龚千炎(1987、1997)、邵敬敏(1990、2011)、陆俭明(1993、2019)、陈昌来(2002) 等重要文献已经做出了阶段性或通史性的梳理与反思。

新世纪各种语法理论异彩纷呈，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但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理论边界，有其自身的适应性和解释的偏向性。正如陆俭明(2019)所言：“目前任何一种语法理论及其所运用的分析方法，都不能包打天下；
都只能解释一定范围内的语法现象，解决一定范围内的语法问题，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得另换分析的视角，另找分析的手段。如此螺旋形的不断延伸发展。”在语法研究大放异彩、多元理论百家争鸣的新形势下，总结新世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概括新世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特点，思考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未来的走向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但不局限于新世纪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联系过去，展望未来，从理论研究和本体研究方面对新世纪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做出宏观的总结与思考。

新世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理论研究和本体研究方面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其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在新理论的创建上，在借鉴和对比的基础上创新；
在研究生态上，从单一层面的静态研究走向多层面、多角度的互动研究；
在研究驱动力上，从描写驱动的研究走向解释驱动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逐步从概括归纳走向假设—演绎—检验；
在研究范围上，从词法、句法层面向广延拓展；
在汉语具体语言事实的重新认识上，或者基于新的认识重新解释，或者基于新的理论框架重新审视。

(一)在新理论的创建上，在借鉴和对比的基础上创新

《马氏文通》以来，借鉴与吸收国外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框架已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特色，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言学、形式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递相兴起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新世纪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理论发展方面正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借鉴和对比的基础上创新。如刘丹青倡导的库藏类型学，冯胜利开创的语体语法和韵律语法，沈家煊的“名动包含”说，以及徐通锵、潘文国、鲁川的“字本位”理论。

刘丹青自2011年倡议建立语言库藏类型学以来，以之为框架，探讨了普通话及方言中诸如量词、动词、连动结构、话题结构、主次复句等若干显赫范畴以及寄生范畴、目标范畴等语义范畴(刘丹青，2012a、2012b、2013、2018)，并提出了语言库藏的物尽其用原则(刘丹青,2014)。

在语体语法领域，学界从语体角度考察语法事实，探求语体规律，分析语体机制和生成动因，构建语体语法规则和体系。陶红印(1999)、张伯江(2007)认为语体不能停留在口语和书面语的传统二分上，还需要更细的分类，张伯江(2005)提出“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语法”，他们的研究对汉语语体语法研究具有引导之功。冯胜利(2010、2011)从直接交际出发提出构成语体的两对基本范畴：正式/非正式、典雅/通俗，提出“语体必两极对立而后成存”的理论，且各具不同的词汇系统和句法系统，并构建出语体三维坐标结构。冯胜利、施春宏(2018a、2018b)建构了“一体两翼”式的语体单位的层级系统，发展出一套具有准公理性质的语体语法系统，并将语体语法视为语言系统中的一个独立范畴。施春宏(2019)将目前汉语学界的语体语法研究概括为“双峰并峙，三江汇流”，并将冯胜利开创的语体语法归入形式语体学。目前，语体语法已经发展成为以形式—功能对生律(冯胜利、刘丽媛，2020)为原理，以语体交际调距为机制，以人、事、地、意为鉴定法的新型语法理论。(冯胜利，2019)

在汉语语音和语法领域，冯胜利致力于建立韵律语法学。韵律语法以韵律学为基础来研究语法，研究韵律和语音、词法、句法、语义、语体等不同层面法则的界面互动，即韵律界面的语法现象。其中，韵律句法学是基于当代韵律音系学和形式句法学研究韵律和句法界面互动的理论，主张“韵律制约句法”。从Feng(1991、1995)构建了一个韵律制约句法的理论框架以来，冯胜利又提出了“韵律词”“最小词条件”“一句一调”“韵律—句法层级对应模式”等观点，韵律句法学获得了长足发展。施春宏、李晋霞(2014)认为“将韵律看作一种制约语法结构规则的形式，是近20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发展”。陆俭明(2019)认为其“既让汉语韵律句法研究得以走向世界前沿，又推动国际韵律语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名动包含”说。为解决汉语中“NP+的+VP”结构(如“这本书的出版”)与布龙菲尔德“向心结构”理论之间的矛盾，沈家煊(2007、2009a、2010a、2010b)提出了“名动包含”说，即现代汉语的动词是名词的次类，并加以论证。沈家煊(2020)进一步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上来审视英汉“名动分立”和“名动包含”的词类区分模式，认为这体现了演绎思维和类比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对“名动包含”说支持者有之，如吴长安(2012)；
质疑者也有之，如陆俭明(2013、2015)。

字本位理论最早由徐通锵(1994a、1994b)提出。徐先生认为，汉语句法结构的基本单位是字，字一字组一句子、句群是句法单位的结构序列，一个字对应一个音节、一个概念 ，字本位理论初步建立。字本位理论的观点还包括：字是“音义关联的基点”，“因字而生句”，汉语是话题——说明的结构框架。(徐通锵，1998、1999、2005、2007、2008) 潘文国、鲁川都是字本位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潘文国的《字本位与汉语研究》(2002)提出了“音义互动”论，是字本位理论在语言中的应用之作。鲁川(1998)提出汉语是“语义型语言” ,汉语语法研究应加强“意合法”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字本位理论。

(二)在研究生态上，从单一层面的静态研究走向多层面、多角度的互动研究

语法研究生态指的是，语法研究跟语言学中其他领域的研究以及语言学研究之外其他学科的研究之间的关系，即语法研究在当前科学研究中所处的环境(施春宏、李晋霞，2014)。这里主要指语法研究与以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如语素、词、短语、句子、篇章)和不同的语言部门(如音法、词法、句法、韵律、语体)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内部研究之间的关系。

结构主义语法注重静态的片段的形式研究，只关注句法平面，不重视甚至回避意义；
50年代乔姆斯基革命诞生的形式语法，认为句法是一个自足独立的系统，将语音、语义都排除在句法部门之外，聚焦于句法平面，其关注点也是形式。因此二者都是单一层面的静态的片段研究。在汉语语法学界，80年代是结构主义语法一统天下的时期。直到“三个平面”及“两个三角”理论的提出，实现了第一次转型。80年代，胡裕树、范晓(1985)、胡裕树(1992)提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邢福义(1990、1991、1993、1994)提出两个“三角”理论——“表里值”小三角、“普方古”大三角分析理论，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由“静态的片段研究发展为动态的多角度研究”，“研究视点的多角度避免了孤立地单线索地解释语法事实的现象”(华萍，1991)，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从单一层面的静态研究走向多层面、多角度的互动研究的第一次转型。第二次转型是80年代“大语法”观念的出现。对于“大语法”的范围，学界有两种观点，通行的观点认为“大语法”是涵盖了词法、句法、篇章、语义、语音、语用、韵律、语体、修辞等语言系统内部各界面、语法系统内部各层面诸要素在内的规则体系，语义语法、语用语法、韵律语法、语体语法等都包括在内；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语法是指包括语言学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如心理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文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在内的语法规则体系。不论作何种理解，“大语法”观念的提出，都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第二次实现了向动态研究的转型。语法范围的突破，使得学界开始关注语法内部各要素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对语法的看法取第一种“大语法”观，将包含词法和句法的“语法”看作“小语法”。本文的“语法”，浑言之指“大语法”，析言之指“小语法”。

在对大语法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的考察中，有的学者从两两互动的视角加以考察，如语法与词汇的互动、语法与修辞的互动、语法与语体的互动、语法与韵律的互动等；
有的学者从多重互动的角度进行考察。

语法与词汇的互动。汉语形式语法学者秉持“动词决定论”“动词投射”原则所做的研究，袁毓林(2013、2014) 、宋作艳(2011)等的生成词库论研究，袁毓林(1992、2010)对于现代汉语动词和句式配价的研究等，都在句式和词项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实现了语法与词汇的互动。

语法与修辞的互动。刘大为(2010a、2010b)提出了修辞构式的概念，认为修辞构式—语法构式构成了一个连续统，修辞学和语法学是一个学科统一体。前者主要关注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可推导性的修辞构式，后者主要关注经过修辞构式稳定发展而来的，具有不可推导性和稳定性的语法构式。陆俭明(2016)提出了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再到语法构式的演化发展过程的观点，认为“修辞构式”是修辞学研究基于构式语法理论的研究新视角。刘大为(2019)认为语言表达的下行动因是修辞化，语法化和修辞化共同作用塑造了构式系统或语法系统。我们认为，“修辞构式”的提出，使得修辞学和构式语法理论为彼此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二者的互动与对接。学界意识到，采取和坚持语法和修辞、语法学和修辞学双向互动(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的“‘互动论’已经成为认识语法和修辞两者之间关系的新观念”(施春宏，2012)。陈永禹(2011)提出在语法与修辞兼顾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语言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联。许长谟(2012)认为修辞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不仅存在于语法层面，也必将拓展至词汇、篇章以及语音、语义和语用层面。

多重互动。施春宏(2016、2018)的“互动构式语法”，倡导“多重互动观”和精致还原主义(sophisticated reductionism)/精致整体主义(sophisticated holism)的方法论原则。互动构式语法认为，一切构式都处于各种互动关系之中，都是互动作用的结果，这种互动既包括语言系统内部不同层级、不同界面之间的互动，也包括语言系统内部与语言系统外部的互动。在方法论层面，倡导还原论和整体论相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分析模式相协调。

(三)在研究驱动力上，从描写驱动的研究走向解释驱动的研究

结构主义语法之前的研究基本上都以语法事实的充分描写为追求，而乔姆斯基则提出将解释作为语法研究的最高追求。这标志着语法研究从描写驱动的研究范式向解释驱动的研究范式的转变。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功能语法学派也将解释语言现象作为理论追求的目标，但其注重语言的社会性和交际功能，主张从语言结构的外部寻求对语法现象的解释。而这个“外部”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语言的功能来解释；
二是从认知上来解释；
三是从语言的历时演变来解释语言的共时结构。(沈家煊，1996)

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汉语语法研究同样也经历了基于结构主义观念的语法研究一统天下，进而形式语法、功能语法进入历史舞台的转换，研究范式从描写驱动的研究走向了解释驱动的研究。新世纪的汉语语法研究，无论是从国外引进的形式语法及其新发展——句法制图理论，功能语法及其新兴分支——互动语言学，认知语法及其支流——构式语法，还是国内汉语学界有所发展和创新的语法理论，如互动构式语法、库藏类型学、韵律语法、语体语法等，都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以寻求理论体系内的解释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新世纪的汉语语法研究是基于描写的解释驱动的研究。

在形式语法方面，黄正德(2008)从“他的老师当得好”谈起，对各种“伪定语”句式[2]的生成机制，从词义分解(lexical decomposition)和核心词移位(head movement)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伪定语”句式都是动词核心向上移入轻动词位置的结果。沈力(2009)对汉语蒙受句式(村里断水了。/他家病了一个人。)的生成机制进行了解释，认为是轻动词AFFECT分别选择隐现事件和变化事件做补语的结果。邓思颖(2016)在制图理论的框架下，用联合结构说(Tang，2015)分析汉语助词，提出“事件>时间>焦点>程度>感情”的句末助词连用排序，认为助词是联合结构的内并连语。此外，学者们还对领主属宾句、新被字句、“打碎了他四个杯子”的单宾/双宾结构类型、致使句、存现句、状语语义指向宾语句(“浓浓的煮了一壶咖啡”)、双主句(“张三一条腿断了”)、连字句、重动句等汉语中的特殊句式进行了形式化的解释。

在功能语法方面，张伯江、方梅的《汉语功能语法研究》(1996)在现代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沈家煊(2002、2006、2009b)分别对把字句的语法意义、“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以及一些特殊句式[3]的主观性问题进行了论述。宗守云(2016)从行域、知域、言域三域的角度对“还X呢”构式进行了解读，其子构式分别表示贬抑、否定、嗔怪，并提出在构式研究中应排除同形构式，以保持构式同一性。

互动语言学从交际过程寻求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关注交际意图、认知、人际互动等因素。乐耀(2016)分析了让步类同语式(如“这双鞋好是好，可就是太贵了”)表达主观评价立场的互动属性及其遵循的先扬后抑的总体原则。李先银(2015)认为“真是”作话语标记时核心意义是话语否定，其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强度的表现。

认知语法运用范畴化与原型理论、隐喻与转喻、意向图式、意象与认知域、象似性、心智扫描方式、图形与背景、有界与无界等概念来研究汉语。沈家煊是汉语认知语法研究的大力践行者。沈家煊(2000a)提出了句式配价或句式论元的概念，并提出描写动词词义的“理想认知模型”。沈家煊(2000b)通过对“偷”和“抢”句法差异的认知解释，建立起了凸显角色⊃非凸显角色的单向蕴含式。张敏(2019)从三个角度重新审视戴浩一(1988)提出的时间顺序原则，认为时间顺序原则只在对称型的结构中有预测力；
在非对称型的结构中起作用的是距离象似性(即语义接近原则，见陆丙甫，2004)等其他原则。

(四)研究方法：从描写—归纳法逐步走向假设—演绎—检验法

从科学哲学的发展来看，早期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信奉描写，逻辑实证主义奉行证实和归纳，而证伪主义则践行演绎。“归纳的实质在于在概括的基础上作预言。但这样的预言只是假说的性质，而不具备证明的效力”(朱晓农，2008：103)，而假设—演绎—检验法是“使语言学走上科学而非史学的精密化、数学化道路”的科学研究方法，“使用这种方法将迫使我们作出预言，并接受进一步材料的检验，从而使语言研究向更高的科学阶段解释期发展”(朱晓农，2008：269)。“科学研究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提假设、作发现、想点子的随机探索过程。第二步是逻辑评价的递归过程。归纳是假设的来源之一。在第二步只有演绎逻辑派得上用场。”(朱晓农，2008：104)语法研究中假设—演绎—检验法追求的目标是对语法现象做出预测性的解释。随着汉语语法研究驱动力从描写转向解释，研究方法也逐渐从描写—归纳走向假设—检验—演绎，研究方向从概括走向预测。

在这样的转向中，新世纪各语言学流派的汉语语法研究，也都向自身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上着力。假设—演绎—检验法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构建模型，做出预测；
二是注重证伪。形式语法和句法制图理论是将假设—检验—演绎法利用得非常充分的代表性语法理论。对于句法结构层级的普遍性，句法制图理论内部有强预测和弱预测两种观点。强预测观点认为，某一功能中心语及其投射只要在某一语言中显性存在，那么它一定在其他任何语言中存在，只是存在方式有显性或隐性的不同。弱预测观点则认为，句法结构层级在库存清单这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不同的语言在类型和数量的选择上会有差别。司富珍(2019)支持强预测观点。对于证伪，形式语法和句法制图理论通常采用最小对立对的方法。蔡维天是将最小对立对方法运用得非常充分的学者，如蔡维天(2007、2015、2016)。形式语法和句法制图理论注重在研究中构建模型和采用最小对立对，凸显了假设—演绎—检验法预测的研究方向和证伪的(falsification)研究策略。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其基本假设是“一切行为都是有动机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人类的言语行为是人受到刺激后做出反应的结果。结构主义语言观说明，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虽常以描写—归纳为主，但并非倡导仅做归纳，不做演绎；
仅做概括，不做预测。新世纪的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研究，更是在其自身理论基础上注重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和预测，如施春宏(2003)用词义衍化过程假设来概括词义衍化过程，认为比喻义的产生是结构隐喻的结果。文章据此预测了容易生成比喻义和可有比喻用法的词语。假设的部分内容已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得到了验证。施文体现的预测精神是，预测内容不一定必然出现，但如果出现，出现的必然是预测内容；
如果预测内容没出现，如能得到解释，则不构成反例：体现了一种强预测的观点和证伪的策略。

认知语言学的语法研究强调弱预测，认为许多语法现象只是体现为一种倾向性，语法学者能做的只有对语言现象的形成动因做出充分的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弱预测”，语法研究的目标介于解释和预测之间(沈家煊，2004)。

(五)在研究范围上，从词法、句法层面向广延拓展

研究范围向广延拓展，主要表现为研究视野从词法、句法拓展到篇章语法、语体语法、韵律语法等。其中，篇章语法主要基于语篇考察某些话语标记及语法范畴在语篇衔接、话语互动中的地位和功能，关注语篇与交际对语言形式的影响与塑造，以探求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篇章语法与功能语法、互动语言学互通。如张谊生 (2002)发现“就是”从共时看有六种语篇衔接功能，从历时看经历了一个从判断的谓词性短语虚化为衔接连词的过程，语用是主要虚化动因。方梅(2018)认为引语标记“说是”具有传信标记、模棱语、态度标记三种元话语功能。饶宏泉(2019)则基于认识斜坡理论和新的分析框架，讨论了“来着”的情态功能。除此之外，也有直接从篇章出发的研究，如陈满铭(2013)认为章法包含篇法，以阴阳二元为基础呈现逻辑结构关系。这种逻辑结构由移位与转位实现横向扩展，由包孕实现纵向推深，从而形成系统。

(六)对汉语具体语言事实的重新认识

在某些汉语具体语言事实的重新认识上，汉语学界或者基于新的认识重新解释，或者基于新的理论框架重新审视。这些认识在很多研究上形成了前后相继、路径多样的清晰的研究链，这不仅有助于学术后辈从不同角度认识汉语具体语言事实及其理论蕴含，而且也体现出学术“百家争鸣”之风。学界关注较多的语言事实如“差一点”“这本书的出版”、旁格述宾结构、“王冕死了父亲”、动宾倒置复合词、多项定语的语序等。

“差一点”有“企望说”(朱德熙，1959)、“色彩说”(毛修敬，1985)，范晓蕾(2018、2019)基于北京话的考察又提出“预期说”。

“这本书的出版”之类的“NP的VP”结构，在运用布隆菲尔德(Bloomfield)的向心结构理论进行分析时遇到了困难。为解决这个困难，汉语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新世纪之前提出的解决方案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修改布氏理论(朱德熙等，1961；
朱德熙，1961、1984)；
第二种是动词名物化(施关淦，1981、1988)；
第三种是前两者都维护(项梦冰，1991)。

新世纪之后，很多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研究路径：第一种是形式主义的研究路径，如陆俭明(2003)、司富珍(2004)、熊仲儒(2005a)、石定栩(2008)、彭家法(2012)等。形式主义的方案认为，这类结构是名词性短语NP或DP,“的”是整个结构的核心，是该结构的功能核心。第二种是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径，如周国光(2004、2007)、金立鑫(2019)。周国光(2004)认为这类结构是指称性的主谓结构，来源于陈述性的主谓结构，“的”是实现功能转化的助词“的4”；
周国光(2007)提出“N的V”是指称性的结构，“V”也是指称性的，且是该结构的核心。金立鑫(2019)则认为，在主谓结构“NP+VP ”中插入“的”之后，“NP的VP ”就变成了名词短语，NP是结构核心，VP则变成了对NP进行述谓的后置从句定语。第三种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如沈家煊(2007、2009a)用“名动包含”来解释这类结构，认为汉语的动词、名词是语用范畴，其语法意义分别是指称和陈述。“出版”既是陈述语(动词)，也是指称语(名词)，在“这本书的出版”里凸显指称语的语法功能，在“这本书刚出版”里凸显陈述语的语法功能。

旁格述宾结构(写黑板、吃大碗、吃食堂、陪床、打主力、听耳机、哭鼻子)也是汉语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学界对其生成机制进行了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

句法配位。袁毓林(1998：135-140)认为该类结构是外围格述题化后占据宾语位置并成为信息焦点的结果。

谓词隐含。郭继懋(1999)用结构中暗含有表示事理关系的语义成分“谓”来解释这类现象，并认为“谓”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介词(+方位词) 抑或连词，如“睡仰脚”是“睡+用……姿势+仰脚”。杨永忠(2007a)指出Vi +NP 是介词省略造成的句法异位现象，其诱因是语用动机。杨永忠(2007b)又提出“Vi +NP”中，NP是结构中隐含的空谓词的宾语，二者构成 Vi 的补语；
结构中还隐含有一个空论元， NP 与 Vi 之间有一个逻辑缺层。如“他吃食堂”的语义结构可以表达为“他吃 O[ 他] O[ 在] 食堂”。NP是Vi的句法宾语，而非语义宾语，是概念系统和句法系统为实现对称要求以使句子合格而相互协调的结果。

转换生成。Lin(2001)认为旁格宾语不是由主要动词而是由轻动词选择的。熊仲儒(2005b、2009)提出“功能范畴假设”，旁格宾语是由功能范畴为动词选择的。孙天琦(2009)引入施用操作来解释旁格宾语的生成机制。

认知转喻。任鹰(2000)、王占华(2000)、张云秋(2004)、胡勇(2016)等认为，旁格述宾结构的生成机制是转喻，如“吃大碗”中，“大碗”转指“大碗的饭”，两者处于“容器—内容”的认知框架模式中，“大碗”是受事宾语。

语体解释。王丽娟(2018)提出，汉语旁格述宾结构存在口语体(如“吃食堂”)和正式体(“收徒北大”)两种形式，二者的生成是句法机制和语体机制不同互动的结果。

构式解释。李劲荣(2019)从构式特征上来解释这类结构的生成机制，认为是构式的及物性特征决定了非受事成分做宾语。该构式的意义是表示某种行为方式，是特殊“现象”而非具体“事例”。

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分支，新世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在现代科学、科学哲学的大背景下向前发展的，受到了相关学科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 。20世纪以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科学领域引爆了一场大革命，这场科学革命在各个领域都引发了连锁反应。在科学哲学领域，科学发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成为热门话题，以致引发了科学哲学领域的“科学革命”：以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决定论为代表的归纳主义的方法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卡尔纳普)被证伪主义(波普尔)、结构融贯论的方法论和历史主义(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所取代。受此影响，语言学领域首先出现了“乔姆斯基革命”，语言学研究方法从归纳转变为演绎，研究驱动力从追求描写转变为追求解释。其次，结构融贯论认为，概念的意义依赖概念在其中出现的那个理论结构以及前者的精确性依赖后者的精确性和融贯程度(艾伦·查尔默斯，1976、1999：84)，其基本精神是与语言学研究生态从静态研究走向动态研究、研究范围从词法/句法拓展至篇章语法等是一致的，如“三个平面”理论、“大语法”观念、界面研究、互动构式语法、互动语言学、语体语法、韵律语法、篇章语法等。再次，归纳主义也在消除自己的弱点以接近演绎主义从而不断改善自己，新归纳主义在理性(逻辑)、理论假设、演绎预言、事实检验等方面与演绎主义并无不同。这可以为新世纪的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研究注重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找到观念和理论上的支持。最后，正如库恩所言，一场科学革命不仅包括普遍定律的变化，而且也包括认识世界方式的变化以及用来评价理论标准的变化(艾伦·查尔默斯，1976、1999：95)。任何一门科学都不是无所依附、孤零零地独立发展的，语言学也不例外。世界观和理论评价标准的变化必然会对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改变产生影响，语言学新理论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1] 本文中现代汉语语法指以普通话为研究对象的狭义的现代汉语语法。

[2] “伪定语”句式如伪领属句式“他静他的坐 ,我示我的威”，伪名量句式“三次北京与两次上海都住得很舒服”与“上了七年的访，示了三年的威”。

[3] 沈家煊(2009b)研究的特殊句式如“怎么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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