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新业态下基于产教深度融合的高职外贸复合型人才培养实证研究

黄冬梅，汤天啊

(1.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商贸分院，杭州 浙江 310018；
2.浙江警察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实验中心，杭州 浙江 310053)

近年来，以市场采购、跨境电商和外贸综合服务为主的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其动力强劲，前景广阔。与传统外贸不同，外贸新业态以其创新优势，拓宽了国际市场渠道，减少了外贸中间环节，带动了传统对外贸易流程的优化，成为了我国外贸稳增长的“助推器”以及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下，外贸企业在顺应时代潮流向“新模式、新业态”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外贸人才作为支撑，还对外贸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目前，高职外贸人才培养状况不够完善，与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一方面，高职培养的外贸人才“走不出去”“毕业即失业”；
另一方面，外贸企业急需的熟悉新型外贸企业上、中、下游全产业链运营的复合型、创新型技能人才“走不进来”，成为制约外贸新业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由此可见，高职院校国贸专业如何对接企业、产业需求，培养适应当前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复合型人才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深化产教融合是实现职业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必然要求，是高职院校加强人才培养，切实推进人才质量建设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教职成〔2018〕1号)、《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等一系列顶层设计文件。这些文件明确提出，推动校企全面加强深度合作，厚植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社会环境，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1]。这表明，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只有通过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共建人才培养共同体，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才能有效解决外贸人才供需矛盾，形成校企双赢的局面。

为了深入了解高职院校国贸专业产教融合外贸人才培养的实际现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面向高职院校国贸专业一线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调查问卷按照6个维度要素(因子)一共设置了31个问题，并采用Likert五分量表法对每个问题进行打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赋值1-5分。正式问卷调查通过网络发放的形式，共发放问卷25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43份，有效回收率为97.2%。

(一)样本的描述分析

本研究通过SPSS 24.0软件对收集到的调查问卷样本进行分析，样本量为243，其中，硕士样本的比例为41.56%，博士样本的比例是30.04%。中级职称的比例为 31.28%，副高职称的比例是30.45%，正高职称的比例是18.52%。

样本描述统计表，如表1所示。6个维度要素(因子)对应的均值分别为3.336、3.123、3.265、3.183、3.066、3.235，均值在3.0～3.4之间，整体均值不高。这表明，目前，产教融合外贸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产教融合组织制度保障、产教融合课程体系设置、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改革、产教融合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本次数据偏度的绝对值<2、峰度的绝对值<7，均符合要求，符合近似正态分布。

表1 样本描述统计表

(二)样本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在对量表进行分析之前，要先对维度要素(因子)进行信度与效度的检验。首先，采用Cronbach系数对量表的信度展开检验，结果发现，表2中6个维度(因子)所对应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分别为：0.890、0.871、0.869、0.869、0.865、0.843，且量表的总体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为0.928，均大于0.7，这表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稳定性良好，信度极好。问卷中题项与总体得分的相关性均高于0.3，这表明大部分题项均与总体相关，具有鉴别度。其次，采用因子分析法对量表的效度展开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01，大于0.7，同时样本的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4284.88， df为465，p值为0，这意味着数据具有效度。另外，表2中6个维度要素(因子)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6.53%>60%，这意味着研究项的信息量可以有效提取出来。各维度要素(因子)每一项的荷载值均大于 0.5，同时旋转成份矩阵得到的结果和研究设计划分的量表和维度相符合，这表明该问卷的效度较高。

表2 效度分析结果表

(三)样本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利用相关分析去研究因变量与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去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6个维度要素(因子)中，产教融合外贸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为因变量，产教融合组织制度保障、产教融合课程体系设置、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改革、产教融合教师队伍建设等均为自变量。从表3可知，因变量与5个自变量之间全部呈现显著性，相关系数值分别是0.423、0.441、 0.482、0.442、 0.463，均大于0，这意味着因变量与5个自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表3 Pearson相关分析表

(四)样本的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影响，本研究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构建模型。模型公式为：产教融合外贸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0.487 + 0.140*产教融合组织制度保障 + 0.127*产教融合课程体系设置 + 0.218*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 + 0.178*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改革 + 0.233*产教融合教师队伍建设。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R方值为0.426，得出能解释的总变异为42.6%。对模型进行F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F检验(F=35.221，p<0.05)，这说明5个自变量中至少有一项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关系。另外，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模型中VIF值全部均小于5，意味着不存在着共线性问题；
D-W值为2.038，这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样本数据之间并没有关联关系，模型较好。5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值分别为：0.140(t=2.568，p<0.05)、0.127(t=2.292，p<0.05)、0.218(t=4.094，p<0.01)、0.178(t=3.392，p<0.01)、0.233(t=4.180，p<0.01)，这说明5个自变量均会对因变量产教融合外贸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影响程度依次是产教融合教师队伍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改革、产教融合组织制度保障、产教融合课程体系设置。

(五)调查结论

第一，课程设置不合理，课程内容与外贸新业态发展要求不匹配。课程往往按照“国贸+电商”的思路来设计，理论课程占比过高，实践课程种类单一，没有考虑学生可持续、多向性发展的要求，导致高职院校外贸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用人需求脱节。

第二，教学模式陈旧，课堂教学难以体现新型外贸的工作过程。教学仍沿用讲授为主，训练为辅，教师处于绝对中心，学生只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
教学手段单一、落后，缺乏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教学活动受众不高，学生参与度低；
教学资源匮乏，组织形式不够灵活；
教学考核形式停留在表面，缺乏多样化。在这样教学模式下，学生往往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兴趣，整体教学效果差强人意，培养出来的人才根本不能胜任外贸岗位的新要求，与外贸新业态的创新要求不吻合。

第三，实践教学基地薄弱，实践过程与外贸新业态背景脱节。校内实训基地中外贸实训模拟软件更新较慢，学生无法切身体会外贸新模式实际工作场景。校外实训基地并未真正发挥作用，与高职院校合作的外贸企业较少，且多数不能提供足够的实训、实习岗位和实践场所，实践基地不具备普遍性。校企之间信息沟通渠道不通畅，双方职责不明确,学生在实训、实习过程中无法深入接触与外贸新业态技术相关的核心商业机密业务，其创新意识、应变能力以及实操能力均无法得到有效提升。实践基地投入使用的效果不佳。

第四，“双师双能型”师资力量匮乏，无法为外贸新业态发展提供优秀的人才储备。一是多数国贸专业教师缺乏新外贸环境下的行业工作背景，有外贸或跨境电商实战经验的教师少之又少；
二是国贸专业教师在寒暑假挂职锻炼中,一方面外贸企业对教师的参与度要求比较低，另一方面高职院校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致使教师无法在短期挂职实践中提升相应的专业素质与能力；
三是不少高职院校引进的企业专家，并没有经过专业的教师培训，课堂教学经验不足，教学效果不够理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贸专业对外贸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第五，产教深度融合的配套制度尚待完善，外贸新业态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内生动力不足。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处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探索阶段，尽管都成立了专门的产教合作部门，建立了大小不一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但多数只能停留在表层的契约式合作阶段，不能充分发挥校企双方的优势。究其原因，主要是校企双方需求不匹配，各方利益未能协调，合作模式单一，缺少配套有效的责任机制、联络机制、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外贸企业参与专业学科建设、全程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产教融合流于形式，不利于外贸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一)校企共建“1+X”证书嵌入式课程体系

外贸新业态下，高职院校国贸专业应借助教育部“1+X”项目平台，对接新型外贸岗位职业标准，校企协同共建符合当下国际贸易发展和社会需求的“1+X”证书嵌入式课程体系。“1+X”证书即“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鼓励学生在完成既定的专业课程的同时，获取更多相关职业和岗位的能力证明[2]。该制度能够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专业核心能力以及对新技术的终身学习能力，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从而满足企业行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首先，高职院校应以“知识+素质+能力”为核心，以实践应用为导向，引入跨境电商B2B数据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校企合作共同制定“1+X”证书培训制度，共同研发“1+X”证书校本教材。其次，根据“1+X”证书标准和外贸岗位职业标准，校企共同参与教学改革，适当减少内容重复的理论课程，增加与职业等级证书衔接的实践课程，注重知识传授和实操技能提升，并通过实践反馈，及时对课程结构进行动态调整，突出外贸核心能力与外贸岗位技能和外贸职业资格考试的要求，以证代考，课证融合，实现学历证书与外贸职业资格证书的横向融通。最后，校企合作共同建设基于“1+X”证书的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校级精品课程，形成具有专业特色和资源共享的网络教学，建立视频公开课、慕课、微课等信息化教学课程资源体系。共享资源既满足于学生的在线自主学习，又能够服务于外贸企业员工的日常培训及能力提升。

(二)校企共建“赛教岗”深度融合教学模式

职业技能竞赛是高职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竞赛平台，高职院校能及时了解行业企业发展变化，推动教学设备与资源的更新，提高专业教学水平和质量[3]。通过参加竞赛，学生能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高职院校国贸专业应以外贸技能竞赛为抓手，对接外贸企业，协同共建“赛教岗”深度融合教学模式。

第一，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共建外贸技能竞赛平台。对接外贸岗位，高职院校国贸专业团队与校企合作的企业专家共同设计竞赛项目，将外贸专业知识与技能融入竞赛项目的内容之中，在课内、校内举办不同层次的职业技能竞赛。比如：课内举行外贸制单竞赛、商品归类竞赛、外贸跟单竞赛等；
校内通过社团活动举办国际贸易综合技能竞赛。在全面竞赛的学习氛围中，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赛项、全国大学生外贸从业能力竞赛(简称POCIB竞赛)、全国大学生外贸跟单(纺织)职业能力大赛 、全国跨境电子商务技能竞赛 、OCALE跨境电商创新创业能力大赛等省内、国内不同的学科技能竞赛。这些竞赛的内容不仅与外贸业务员、跟单员、跨境电商运营员等岗位的工作内容十分契合，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实践和创新精神，促进外贸复合型人才培养内涵建设的全面提升。同时，企业也能通过技能竞赛选拔优秀的选手进行人才储备，将人才储备切实成为校企合作、产教深度融合的落地成果之一。

第二，“赛教岗”深度融合，改革传统教学模式，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岗。专业教师将综合性较强的全国性技能竞赛进行项目分解，按照外贸企业的工作过程对竞赛项目进行重组安排，再转化为教学项目融入相关专业课的教学中，在项目中边学边做，然后采用分组竞赛、以赛代考的形式考查教学项目的完成情况，实现学生全员参与竞赛。教师实施教学时应充分利用雨课堂、智慧职教云、学习通等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以及省级精品在线开放平台教学资源库，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注重运用角色扮演、模拟实战等方法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强学生的教学参与的深度，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赛教岗”深度融合成果能够惠及全体学生，突出新业态元素，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中无法实现的能力培养的缺陷，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了学生就业上岗的适应力和竞争力。校企合作与“赛教岗”深度融合的良性互动得到进一步彰显。

(三)校企共建“校内+校外”螺旋递进式实践教学基地

校内外实训实践基地的教学是培养人才实践能力最有效的途径。因此，高职院校国贸专业应以外贸企业为主导，校企共建“校内+校外”螺旋递进式实践教学基地。校内实训可以提升学生将理论向实践逐步转换的能力，校外实践能够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岗位能力。借助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践相辅相成形成的合力，学生的外贸新模式操作技能得到螺旋递进持续提升，从而实现理论学习与外贸实操的无缝对接。

第一，加大校内国贸实训室的资金投入，优化实训环境，完善实训设备，购买最新外贸新模式业务培训系统软件或外贸企业惯用软件，比如跨境电商综合实训系统版本。学生在实训软件模拟跨境交易的动态环境中，以小组为单位开设跨境店铺，选择多种商品，分组充当买卖双方，体验模拟电商运营平台提供的跨境交易服务。这为学生进一步就业、创业、从事外贸新模式业务注册真实账号奠定操作基础。

第二，加强与外贸企业的沟通与合作, 在现有条件下积极拓展校企合作的途径，构建长效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打造具有“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校企利益共同体[4]，实现资源共享、双赢发展。在外贸新业态下，高职院校应着重开拓和选择具有教育情怀和社会责任意识、注重维系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以及国际物流企业，合作共建不同类型的实践教学基地，以满足不同年级学生的实训和实习需求，确保国贸专业校外实训、实习基地的数量和质量。鼓励创建“外贸实训项目工作室”“小微订单班”或“共建学院”等多元化的校企合作培养模式，依托外贸新模式将真实的外贸业务操作直接搬进课堂。学生用企业真实交易账号借助速卖通(aliExpress)、eBay、Wish等电商平台帮助企业打理店铺、开发客户、代理产品、处理订单、拓展销售渠道、进行跨境实操与运营，让实践教学与企业跨境运营零距离对接。与此同时，企业直接参与外贸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掌握学生培养的情况和问题，为后期择优选拔人才上岗培训提供前期保障。

(四)校企共建高素质“双师双能型”混编制师资团队

教师是培养学生的关键因素，师资队伍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根本。高职院校要立足外贸新业态，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模式，做好高素质“双师双能型”混编制师资团队的建设，从而确保教师专业素质与能力的有效提升，促进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提升与外贸复合型人才的输送。

第一，校企合作，共建“双师双能型”教师培训基地[5]。一方面，高职院校积极出台政策，采用经济上的补贴、职称评审上的优惠待遇以及挂职时间灵活机动等方式，鼓励教师定期到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一线进修、挂职锻炼，实地参与平台的操作流程、运营及管理工作，让教师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积累经验，提高教师专业操作技能和实践动手能力，进而将实践成果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另一方面，定期为外贸企业员工开展英语和专业理论知识培训和服务，增强专业在产教融合共同体中的吸引力，进一步巩固合作基础。

第二，引入外贸“能工巧匠”，校企共建“双师双能型”混编制师资团队。探索产业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引入外贸企业导师，高职院校导师通过与企业导师结对的方式来促进自身实操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水平的提升，企业导师在高职院校导师辅助下参与实践教学、“1+X”考证培训和竞赛培训，充分发挥企业导师行业性、职业性、实践性等优势，实现校企双导师制度，增强协同育人内涵。

第三，健全专业教师培训制度，完善校内教师梯队遴选机制。高职院校应依托国培、行业培训、校内培训、拓展训练等培训项目对专业教师开展多元化、多渠道的培训，进一步加强教学建设，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增强学科竞争力。高职院校应鼓励教师参加外贸职业资格考试，建立适应“1+X”制度下的双证(师资证书+外贸职业证书)教师队伍，以证促教；
鼓励教师参加校内、省级、国家级各类教学能力竞赛，对获奖的教师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或职称晋升的优惠条件，以赛促教。

(五)构建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合作的长效保障制度和机制

第一，高职院校要建立校企联合、职责明确的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跟进、解读和研究政府的相关政策，与本地的相关教育部门和合作的外贸企业的联系和交流，对校企合作的目标和任务进行及时归纳梳理，从而在组织上保障产教深度融合的可操作性。第二，高职院校应整合汇聚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方优质资源，积极探索建立职教联盟、职教集团等新型办学模式，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和人才聚集优势，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共建科技产业园区、跨境电商创新创业园区，形成黏合性强的产教深度融合平台。第三，高职院校应进一步完善产教深度融合考核、激励制度，充分利用财政拨款，与合作企业共同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奖励在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合作中做出成效的专业教师、企业员工等相关利益主体，发挥相关利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提升高职院校产教深度融合的成效[6]。第四，高职院校应切实为合作外贸企业的利益着想，利用所开展的一切校内外活动为企业冠名，加强对企业的大力宣传，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只有形成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合力，才能培养适应当前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复合型人才。

实证结果表明，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产教深度融合组织制度保障、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实践基地、教师团队是提高外贸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外贸新业态下，高职院校应适时转变教育观念，抓住跨境电商发展带来的良好机遇，瞄准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特点，注重产教深度融合，积极寻求利益契合点，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学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提高学生外贸业务技能和创新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外贸企业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紧缺的问题，为区域经济全面转型升级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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