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与和合：稻作农业的神话叙事与生态智慧——中国—东盟跨国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之二

黄 玲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 530006）

在全球社会相互关联的时代，人类与自然界万物的关系更加紧密。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迫切和重要。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旨在应对当前全球社会所共同面临的生物多样性逐渐丧失，土地和生态日趋恶化等困境与危机。“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民生之本，因此粮食安全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其中，水稻作为世界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与之相关的稻作生产与文化在“人与生物圈”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背景下，重新审视整个地球生物圈，一些代表着人类“前科技时代”经验与智慧的早期人类文化，有可能在文化多样性得到尊重的情景中，成为化解生态恶化和地球危机的宝贵资源。[1]

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在农耕文明发达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例如，古埃及的女神奈斯，在古埃及人的精神世界中是众神和人类的创造者，也是尼罗河的灌溉者，后来由女神伊希斯辅助植物神奥西里斯教导人类耕作、灌溉，发展生产，繁衍生命。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还有关于太阳、河流、公牛、蜣螂、蜜蜂、眼镜蛇等多种自然崇拜。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在中国，与黄帝一同被尊崇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炎帝，其号为“神农氏”，相传炎帝牛首人身，因教人用火而得名，不仅教给人们刀耕火种，还制造饮食用具。《淮南子·修务训》就提到“神农开始教民播种五谷”。《山海经》也记载，身为农神、谷神的后稷，有着神圣的出身，由帝俊所生，为父母所弃，但在大自然中得到了万物的庇护而存活。《孟子》则记载了后稷教导民众种植谷物的情形：“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此五谷，包括稻、黍、稷、麦、菽。后稷死后，尸体长出谷物，“后稷作稼穑，死而为稷”（《淮南子·汜论》）。关于后稷死后，《海内经》也有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老子》有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由此可见，后稷的生命与自然万物一样，可以四季循环，和谐共处，生生不息。从这些古代文明的神话叙事我们可看到农业生产和谷物种植的人类劳动场景不仅讲述了创世神和人文始祖在教导人类认识与利用自然的伟大事迹，还包括河流、土地、阳光、雨水甚至昆虫等形象，彼此的关联生动地体现了人类与自然万物建立的共生关系。

“稻”作为粮食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古代传说中，流传着“舜葬苍梧，象为之耕，大禹葬会稽，鸟为之耘”的神奇事迹。此种“象耕鸟耘”其实是早期稻作生产中人类从动物对土地的作用所获得的启发，从而改善土地使其更适合稻种的生长。“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平原，中游富有湖泊沼泽的平原，广大的丘陵山区分布着亚热带阔叶林和混交林，动植物资源丰富，大型的动物还有犀牛、象等，是原始人采集渔猎的繁育之地，也是原始稻作赖以发生发展的理想‘生境’”。[2]27此种理想的生境，就是生物多样性的共生形态。

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推进，为世人呈现了生动的稻作文化的原生形态。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两个遗址都出土了距今12 000年甚至更早的水稻遗存。2019年中国浙江的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世界展现了5000年前中国已经出现成熟的稻作文化，包括大型的稻田与谷仓，以及人群聚落与城市雏形。这些考古遗址出土的器物证明稻作文化在中国有着多个起源地，各地因不同的地理生态和劳作方式衍生出不同的稻作方式与稻作文化，形成多民族共生共享的文化生态。

梳理中国稻作起源与驯化历程，可以追溯稻作与南方民族的分布迁徙的关系。据游修龄分析，稻作的起源与百越族先人的关系最大。“百越族”称首见于《吕氏春秋》，将生活在长江以南的族群称为“百越”。在新石器时期，与北方以禾（粟）和黍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相对应，东南沿海百越族先民创造了河姆渡文化（其代表为水稻）；
其后大江南北的青莲岗文化和长江中游由“三苗族”沿汉水北上形成的渐川下王岗文化，则显示出南方与北方相互交融的进一步发展。[2]44

最早的稻谷神话的原型，当属“稻谷飞来型神话”。此类神话广泛流传于我国的广西、贵州、云南的壮、傣等民族之中。[3]240-242流传最广泛的是九尾狗从天上寻觅到谷种,并将谷种带到人间。而“飞来稻型神话”则讲述了在远古时候，稻谷的谷粒很大，而且能自动飞入(或滚入)主人家的谷仓。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谷粒变小了，也不会直接飞入(或滚入)谷仓。此外，还有一种“永生型谷种起源神话”：结穗的谷子头天割去后，第二天又长了出来，永远也割不完。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稻谷才变为一年只能收割一茬。[4]11-12随着人类逐渐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并对稻作生长规律的认知与把握，获得丰厚的收成。在上面提及汉族谷神后稷的神话叙事中，稻谷就与人类的祖先结合在一起。同样，在中国南方民族的稻作神话与信仰仪式中，也常常是讲述某个民族的创世神祇、人文始祖或族群英雄给人间带来了稻种，并教导人类进行耕作、种植与养护，人类也由此得以繁衍兴盛。

生活在中国岭南地区的壮族先民是百越族群的一支，依托天然的地理生态自发形成的护佑稻作丰产的雷神、蛙神、水神、山神、稻神以及田神等自然崇拜与民间信仰，以及围绕水稻生产壮族与汉族等周边民族进行的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社会制度、道德伦理与艺术审美的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丰富深厚的稻作神话叙事与文化传统。壮族系列性稻作祭仪中都有神话加以解释及规范。例如，2012年设立了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广西东兰县，每年春节期间都会举办“蚂节”，人们敲打铜鼓，模仿青蛙跳跃的动作，并进行祭祀青蛙和埋葬青蛙的仪式展演，其目的也是通过铜鼓“隆隆”的鼓声所效仿的雷声和青蛙在田间的生命活动，来祈求风调雨顺，以利于水稻的生长与丰收。在广西右江流域流传着古老“娅王”信仰，女神“娅王”是万物之母，给人间送来稻种，并教会人们种植和收割水稻，集创世神、生育神和稻神于一身。在农历的三月三、五月初五、七月十九到二十五，民间百姓都会举行“唱娅王”的仪式来缅怀女神，祈祷稻作丰收。壮族的人文始祖布洛陀和姆六甲同样也流传有教会人们种植水稻、创制生产工具等事迹。现在中国南方很多乡村地区，一年四季都传承着围绕水稻种植的各种仪式，包括四月初八开秧、六月初六驱虫、十月初十尝新，以及祭谷种、谷神（魂）等仪式。由稻作生长而产生的对山林、大树、河流、水源、田地等自然生态的崇拜与涵养，在人们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正如覃彩銮所言：骆越先民开启的稻作生产方式和文化模式，使其民族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围绕稻作农业而进行，因此其稻作文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传承性、创新性的特点。[5]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以稻作文化为核心内涵的文化事项，也成为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侬垌节”是生活在中国南部边疆的壮族民众的传统节日，是稻作文化在生产劳作与乡土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实践，于2021年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侬垌节”主要流行于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大新县、天等县以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一带的壮族村落，在越南北部的岱、侬等民族中亦有流传，一般在每年农历正月至四月春季举行，有的地方也在农历七月至十月秋季举行。“侬垌节”期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仪式“求务”，即由天琴法事操持者通过天琴弹唱来实现人与天的沟通，各家各户自带供桌供品到村中开阔地集中，献上熟鸡、粽子等食品，以及稻谷、黄豆等农作物种子和象征人类种子的五色鲜花，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龙州当地文化专家农瑞群老师认为，“侬垌节”和“求务”仪式，是壮族先民“自身生产”“生活资料生产”的生动体现，也是今天壮族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笔者曾于2018—2020年期间到龙州县金龙镇双蒙村的板池屯、弄仓屯等村屯进行田野调查，发现龙州壮族村落以稻作文化为核心的信仰仪式和节庆习俗还有很多，不仅有春节期间的“侬垌节”，还有很多其他节庆贯穿了一年四季，例如农历六月的“昆那节”、七月的“糍那节”等。同时，稻作文化也作为生命礼仪贯穿在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具体包括为新生婴儿举办的“求花仪式”、父母去世满3年后子女共同举办的“围楼仪式”等。这些带有神圣性的信仰仪式和节庆习俗，贯穿在壮族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塑造着壮族人民的敬天遵时、勤劳善良、孝老敬亲、团结协作的精神性格和价值观念。

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亚洲稻”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是从长江中下游与钱塘江流域完成驯化，并逐渐北上南下传入中国各地，又从中国传往境外：向东渡海至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向南传入东南亚、南亚等地。广泛流传于中国的广西、贵州、云南的壮、傣等民族之中的“稻谷飞来型神话”，在老挝、泰国、缅甸、菲律宾、印度的阿萨姆以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北部及亦有相似的流传。[3]240-242来自“天上”和“远方”显示出稻谷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性与神圣性，是人类尚未学会驯化稻谷时就产生的神话叙事。随着族群迁徙与生产发展，中国的稻作文化向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形成了东南亚共同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结构。潘春见在梳理出古代瓯骆族群与东南亚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指出，“稻米之路”是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历史根基，经由这条路所传播的稻作技术、农耕礼仪、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是中国—东盟最具共性的原初文化单元。[6]

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全称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于1967年，成员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当前，东盟各国是世界水稻种植的重要地区，其中，印度尼西亚是东盟国家中谷物种植面积最高的国家，泰国第二，越南、缅甸、菲律宾分别排在第三、第四和第五位。[7]20因此，在这些国家里，有关稻作的神话叙事也非常丰富。例如，印度尼西亚流传有三则稻作神话，其中第一则是关于稻谷女神卢英的神话：

稻谷女神卢英在加里曼丹地区同样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她是稻谷女神，负责管理稻谷的种植和收成，还负责护送人的亡灵。每当举行宗教大典时，人们总是边撒稻米，边念叨她的名字，以求获得她赐予的保佑。卢英女神来自人间，她原本是个长相俊俏、活泼可爱的女孩，很受家人宠爱。在关键时刻，她为了维护人们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最终成为女神，受到人们的尊崇。[8]46

第二则是关于天神女儿与人类相爱结合的“连体稻”故事：

天神的女儿爱上了凡间一个勤劳朴实的农夫，但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天神的反对，天神为了阻止自己的女儿同农夫相恋，残忍地将自己的女儿变作稻子而长留人间。后来天神为自己当初的鲁莽而感到后悔,为了向自己的女儿道歉，他将农夫也变作一棵水稻,这样他俩就可以互相挨在一起,永不分离了。[8]46

第三则是关于“兄妹之死”的神话：

一粒生命之种变成一对兄妹，哥哥长大后被天神赐死，妹妹因伤心过度而顶撞了天神，也被天神咒死。妹妹死后，尸体被天神送到人间一对很想要谷物种子的夫妇家里。夫妇把尸体埋进土里，结果土里长出植物来，天神让夫妇把这种植物分给村民种植，这种植物就是后来人们广为种植并赖以生存的稻谷。[8]46

以上三则神话，虽然都出现了女神、天神等神祇形象，但与创世神话不同，其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生命冲突在自然世界的置换与变形，其共同性则归结为稻谷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可以相互转化，人类的生命通过依附在稻米这一植物“死而复生”，并以稻米的神圣性实现其生命依存、造福人类的价值，寄寓了人类将自我生命与生机勃勃、循环往复的大自然的植物生命相联系的美好愿望。

稻作为人类提供食物保障和生计方式的活动，其衍生出的稻作文化内涵丰厚，意蕴深刻。许多有关稻作文化的神话叙事在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宗教经文、歌谣谚语等口头传统中广为传布，也在信仰仪式、生产习俗、节日庆典和饮食文化等多样性文化实践活动中实现活态传承。

居住在加里曼丹岛的达雅克人，每年初都要举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稻子的生长过程如同人的一生：播种象征着出生，收获代表了成年，封仓则表示死亡。因此，必须为稻子举行三次仪式，它们才能好好地生长。播种前一天，土地的主人使用甘蔗秧在地里搭起祭台，周围种上黄花和红花。祭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供品，有20多个盛着红白两色江米饭的竹简、稻种、咸鱼、嫩椰、鸡蛋等，还有象征联系今世与来世的棉线。劳动时,男人用削尖的木棍挖坑，女人和孩子拿篮子在后面播种，每个坑放七八粒稻谷，一边劳动一边祈祷。在达雅克人看来，男女青年一同播种，不仅是一种生产劳动，还具有特殊意义：播种时男女之间产生的爱情最纯洁，这种结合最完美。[9]68

在柬埔寨，每年收割稻谷的时候都要举行传统的农事庆贺活动。每年稻谷全部收割完后要脱粒入仓时，农民就邀请祭司，从新收获的稻谷中挑选颗粒饱满的稻穗，称为“珀迪鼓根顿”(意为稻谷新郎和新娘)，将它们扎成捆并用花朵进行装饰。然后在谷仓内划分出一块专门的地方用来作为稻谷“夫妻”的新房”。祭司在“新房”中铺张新席子，悬挂一盏灯及摆放各种盥洗用具，农民就把稻谷“新郎”和“新娘”请入“洞房”，让它们在这里“结婚”“安居”。这样的仪式旨在向神灵祈求来年稻谷再获丰收，也是当地农民表达对稻谷之神崇拜的方式。[9]57

印度尼西亚的托拉查族在收获稻谷时，总是轻声细语，生怕吓走了稻谷的精灵。[9]100老挝人们也认为稻田与人一样也是有“魂”的。他们认为“魂”驻则能丰收，“魂”丢则会歉收。因此要经常为稻田颂“魂”，以保丰年稔岁。老挝在开割稻谷前要举行各种仪式，仪式过程中要祭祀地神、谷神和祖先，以保年谷顺成、硕果累累。[9]9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彼得·昆斯达特夫妇考察了泰国的克伦族人和佬族人,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稻谷生长一样，有节奏地运行着，从四月栽种，经过劳累的除草到雨季，再到十月或十一月的收获。稻谷的栽种安排了人们岁月的进程”。[10]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心灵总是处在一种整体性当中，其生产与生活都让心灵时刻保持着与自然万物、宇宙天象的紧密联系。“在以整体论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人是不可分割的，身体不是分裂的对象，人被融入宇宙、大自然与群体当中。”[11]13在此用身心交互、天人合一的生命观来理解这些稻作神话，稻子作为神圣的植物滋养着人的生命，由此获得了与人类一样的灵魂和性情，也受到人类的尊重和呵护。同时，在这些神话中，人类与稻子可以互相变形、发生情感交流。当以这样的方式来感受自然的节气与规律时，人类与地球的其他物种就不是孤立隔绝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效仿植物的生长，通过将自然与宇宙的力量吸收到人的生命当中，由此超越人类自身局限而获得一种持久的生命力。

21世纪，生态成为一个被人类广泛关注的国际议题，包括自然环境、大气污染、水的循环、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城市问题、乡村问题等。[12]在此背景下，“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地球生态圈、保护生态系统的均衡和持续，亦即保护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的家园。[1]联合国在2001年发表了题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宣言：“在承认文化多样性、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发展文化间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团结互助。”[13]这一宣言宣告了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物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在生物世界的映射。在生物多样性这一整体视域下，稻米既是一个具有自我生命的植物种子，也是人类与自然发生交互的媒介。

上文所提到的有关稻作的神话叙事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稻作神话给现代人类呈现出这样的生态智慧：稻米不只是被动地成为人类文化选择的食物，它也是自然孕育的神圣植物，是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动植物赖以生存和繁荣的生态系统的重要媒介。而人类通过这些神话和象征符号的传播来感知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从而认识人类生存的现实处境。[14]31因为人类在自己的存在中找到了宇宙的节奏——如日夜更替、四季变换，可以对自己的命运和存在的意义有更全面的认识。

这种人类与宇宙交融共在的生命意识在人类古代文明中已有丰富的呈现，如铜鼓——中国和东南亚的铜鼓文化是稻作文化的重要体现。铜鼓最先起源于中国云南，并向东向南传播，范围包括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区，以及越南、老挝、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铜鼓样式繁多、花纹各异，围绕其开展的神话叙事与祭祀仪式也丰富多样。例如，铜鼓的核心图案太阳纹，象征阳光照耀土地；
鼓身上的青蛙雕饰，一是蛙声与鼓声相结合象征雷声来隐喻求雨功能，二是就是青蛙强大的繁殖力对稻谷丰收形成一种如弗雷泽提及的“触染”效应。例如，中国广西东兰“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各族群众和广西田林的瑶族同胞，每年春节都会举行隆重的祭铜鼓仪式，通过鼓面上刻画动物的颜色深浅来确定新一年播种稻谷的日子，祭祀结束后全村人齐聚，在公母两只铜鼓的合鸣声中翩翩起舞。这一活态传承的文化以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田林瑶族铜鼓舞”为代表。此外，中国的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等也有铜鼓舞和铜鼓祭祀。

再看东南亚，越南芒人（Muong）的铜鼓上铸有两个长发的人从事稻谷的劳动，Ngoc-lu（马来塞芒人的一支）铜鼓上有两人持臼、四人播种的图案，Hoang-ha铜鼓上有两个怀孕妇女打谷、扬谷的劳动图景。[2]486泰国、缅甸和老挝山区的拉棉人（Lamet）在水稻收获时，也用铜鼓祭祀祖宗，他们认为敲击铜鼓的声音，是稻谷脱壳时的打谷声。[2]487关于铜鼓文化将另文探讨，在此不赘述。

综合来看，铜鼓与农业文明，尤其稻作文化紧密相关，从最初的祈求风调雨顺、稻作丰收，经过稻作与祖先记忆和生命养育之间的隐喻关系，又引申出祭祀祖灵、回归祖地等文化功能。而铜鼓在中国—东盟各国的广泛传播与使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又发生了交流互鉴和传承创新，衍生出了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铜鼓文化。由此，李富强在考察了中国—东盟等国家的铜鼓基础上，指出铜鼓文化是中国—东盟各国所共有共享的文化遗产。[15]而我们如果从人类文明的视域来观照，铜鼓所蕴含的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文明的精神内涵，无疑可视为一个典型的人类共同遗产。

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认为：人类的文明形式是“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于创建并维持这种文明的特定社会群体的思想、实践及产物等具体方面的总和。”[15]64稻作农业作为主要的生计方式与粮食来源，并在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生产技术与生命给养的互补互惠，使得稻作文化在中国—东盟各国的文化传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稻作文化作为凝结着人类生命的文化符号，其在自然生态、宇宙观念与人生礼仪等维度所延续的文化传统与象征意义，结合不同国家（民族）的和历史进程，又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形成了中国—东盟共享、互动共生的稻作文化遗产。而在当今全球范围内，人们通过共享稻作农业及其神话叙事的象征与实践，其中所蕴含“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生态智慧，对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应有所启迪与借鉴。

李松在2021年“文化遗产与文明中国学术论坛”做了题为“共生、共享：文化保护社会参与的基础”的演讲，认为文化保护的终极目标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延续和不同文化间相互关系的和谐，为此要科学地处理好公共性知识在文化保护过程中，在与个人、社区、族群、地区、国家、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在不同价值趋向的取舍之中，如何落实文化保护共同体的建设。①参见“人类学与民族学之夏”微信公众号李松的“共生、共享：文化保护社会参与的基础”演讲。循着这一思路，中国和东盟各国多民族共生和活态传承的稻作神话与信仰仪式，使人们不仅可以通过稻作文化这一中国—东盟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开展农耕技术、礼仪习俗、节日庆典等方面交流互动，领悟其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生态智慧，通过粮食安全、生态保护、水土保持等方面推进中国—东盟的区域合作，还可以打造有机生态食品及绿色健康的饮食消费理念，为全球社会的人类生命健康和生态文明做出有益贡献。

当前，区域食物供给与世界安全可谓息息相关，环境合作对于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配合东盟共同体的构建工作，各成员国之间加强了环境合作，如东盟早期制定的文件《东盟宣言》《东盟2020愿景》与《东盟第二协议宣言》中均涉及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内容。其中，《东盟宣言》强调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是连接各成员国的纽带，为成员国之间开展更多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提升信任度与区域凝聚力。[17]83可以说，以稻谷为核心的神话叙事及其信仰仪式、生产技艺和节庆习俗等文化实践成为中国—东盟各国人民增进认同、加强联合的文化纽带，对稻作神话所蕴含的生态智慧进行地方知识的阐释与文化遗产的共享，能够增进中国—东盟国家民族的文化亲近感和文化认同感，推进民心相通和命运共通，共同秉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经验借鉴与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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