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贸易协定“区域化”趋势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矛盾
时间：2023-06-08 08:10: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黄涵雅 白树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北京 100105)
近年来，数字贸易改变了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构成，并对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重新定义，其本身货物与服务混同的性质，加之在中美欧基于政治博弈、产业传统产生分歧和传统贸易协定难以规制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此方面规则制定较为滞后。虽然WTO致力于围绕“ITA协议扩围”“TRIPS协议升级”“合理界定和解释GATS规则的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规制能力的提高，但是各国的异质性实践仍先于国际组织的规则治理，所以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是当下的一个挑战。
过去20年间，虽然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但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相对较小，仍然以美国为主导，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在“三足鼎立”的背景下，目前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析数字贸易区域协定能够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政策、经济上的利好。譬如：(1)坚持主权主义，限制可被纳入国际贸易协定之数据规制措施的范围，能够维护本国数据的规制自主权；
(2)通过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拓展自身诉求的影响范围；
(3)在多边谈判艰难的情况下，中国能通过积极参与由周边辐射全球的贸易体系，以应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博弈等。
同时，数字贸易离不开全球价值链(GVC)，它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基本规律的新体现，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利用全球价值链升级直接促进我国产业升级；
(2)利用全球价值链中频繁的国际中间品贸易、技术交流及国际直接投资有效促进产业创新；
(3)倒逼国内企业革新，促进我国参与新的国际分工和产业重构、培育新的比较优势，重塑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及通过数字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分工，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参与进来。
虽然数字贸易在自由市场上有诸多优势，但多极竞争格局下每一极都会产生技术竞赛形成数字技术壁垒，通过数字贸易的区域协定“抱团”进行技术垄断，即“区域内发展，区域外排他”，其产生的多极对抗格局对全球价值链有消极影响，此时就不能忽视数字贸易区域协定对全球价值链倡导的多边贸易的冲突。
综上，本文的主要贡献：一是填补在数字贸易领域还未将全球价值链构建与区域协定之间的矛盾结合分析的空缺。二是进一步提出从GVC和数字贸易视角探究我国在对区域协定路径选择上的建议。
当前，美欧日多举措并举提高数字贸易战略定位：(1)美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庞大的贸易体量成为数字贸易的领导国，体现在从多权威部门发布有关数字贸易报告、立法并完善数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及建立相关数字贸易机构三个层面提高战略定位；
(2)欧盟在数字贸易议题上形成相应的“欧式模板”，与美国的“美式模板”进行抗衡，意在推进数字跨境流动及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3)日本也是数字贸易强国，其参与的数字贸易协定并无明显的区域化倾向，但鉴于日本自身经济地位及与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仍需在与日本的数字贸易合作中引起重视。
为更好地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脉络及当前主要的数字贸易协定、区域化数字贸易协定，本文拟用表格形式做初步的汇总和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美日欧主要数字贸易协定
由表1可得，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逐步签署和实施，整体而言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主要力量，经贸格局总体加速重构。
结合上文战略定位和区域协定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部分区域数字贸易协定在内容上呈现排他性发展趋势，将从战略控制、优惠排他、规则溢出三个方面对全球价值链产生重大影响。价值链战略伙伴关系正在加速形成，或将进一步形成相对封闭、独立的区域集团化价值链体系。虽然美欧日有各自“圈内”的区域贸易协定，但是就目前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谈判结果来看，这三者也会构成共同的“数字贸易圈”，更可能排除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技术壁垒、继续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及垄断核心技术等方式扩大发展代沟，扩大南北差距。因而，中国在面对先行数字贸易竞争格局时，应采取“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1)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人才为依托，扩大自身实力；
(2)积极组织同周围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合作发力先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数字贸易权，以应对美欧日的压力；
(3)数字贸易规则基本成型后，积极推动以WTO为核心的多边数字贸易规则，使数字贸易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
数字贸易区域协定产生于世界“三足鼎立”的背景下，每一个区域协定都意味着一极内部的自身发展路径规划，即“区域内发展，区域外排他”，强排他性使各自在区域内施行贸易保护，与全球价值链共同开放共同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即数字贸易区域协定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与发展存在矛盾，具体可由跨国公司治理、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治理体系三条路径传导。
2.1 从跨国公司治理看矛盾
公司和企业是市场运作的主体，跨国公司的正常竞争是世界市场经济运作的重要条件，且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价值链具有基础性作用的一环，所属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协同发挥其母国比较优势和遵循法治框架，就能在多边贸易体制下优化全球价值链体系、创新驱动提高核心技术以及积极促进国际贸易多元化。但是由于大国“长臂管辖”遏制发展和技术壁垒原因使跨国公司在价值链的传导上遇到阻碍，进而体现区域数字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健康发展之间存在经济发展层面的矛盾。
2.1.1 大国“长臂管辖”遏制跨国公司发展
“长臂管辖”产生于“领先者困境”，即当前的技术领先者可能无法引领下一个技术时代，那么为了避免这一局面的产生，领先者会采取大量的“长臂管辖”措施遏制他国的技术发展。例如，从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立场上来看，由于5G作为核心通信网络技术在数据传输及区块链等与数字贸易有关的领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华为又作为5G技术全球领先的公司，中国是美国在此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为了保持其通信技术的垄断地位，采取相应措施如限制政府采购、全面禁售及司法程序等来“长臂管辖”华为公司。
鉴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其“圈外”的竞争对手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规制，那么在当下数字贸易重塑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区域数字贸易协定及其背后主要经济体(美欧日)会通过加大对我国有优势的跨国企业进行打压以获取自身的垄断利润。对于我国而言，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无法正常地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及其利益的传导，随之会对国内的产业升级和创新产生消极影响，同时限制国际合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2.1.2 区域数字贸易协定筑高技术信息壁垒，为跨国公司设障
区域数字贸易协定有其对区域内部信息和数据高度流通、技术交流密切及对外构建相应信息和技术壁垒的特征，我们称之为“技术性壁垒”。具体而言，此壁垒对我国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对涉及出口范围广、受损地区广、影响出口金额大等特征的出口贸易企业，导致其贸易成本增加、生产标准差距扩大，进一步引起贸易争端。
此外，基于区域化的贸易协定体现出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会破坏多边贸易体系，动摇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基础，并通过推高贸易成本来增加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改变。
2.2 从国际货币体系看矛盾
当下，美元在国际货币的储蓄、计价和交易中都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以美元为基础的数字贸易圈能相应借美元的优势地位获得数字贸易的控制权，进而美元的强势与数字技术的先进共同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奠定基础。
在区域数字贸易体系下，虽然美国和欧洲在一些议题上存在分歧，但仍有美日欧合作之态势，故即使牙买加体系促进了国际储备多元化，在美元主导的数字支付体系加之国际货币格局不稳定的背景下，我国想要在跨国数字贸易上提高人民币支付的地位难上加难。通过进一步分析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价值链发现，以美国为中心的利益圈通过美元提高其数字贸易主导地位，在“圈内”主要以美元进行交易更是提高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区域数字贸易协定也正是通过这一机制进一步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遏制“跨圈”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从而阻碍了正常的全球价值链重构。
2.3 从贸易治理体系看矛盾
当前，全球治理格局“区域化”的特征与全球价值链结构之间存在矛盾。与区域化相对的概念是多边化，“区域化”程度的加强会为多边制度的推进设障，但是全球价值链发展要求高质量的多边贸易体制，故矛盾就此而生。世界贸易组织(WTO)是维护全球贸易秩序的国际组织，是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象征，但WTO目前也在上诉机构、贸易谈判上遇到了困难：(1)上诉机构层面，2019年，掌握国际贸易争端终审判决权，被称为国际贸易“最高法院”的WTO上诉机构只剩一名在任法官，由于法官人数不足，上诉机构无法受理任何新案件，导致WTO上诉机构陷入“停摆”状态，这是WTO上诉机构和多边贸易治理体系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2)贸易谈判层面，2001年在多哈举行的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试图在八个领域 全面降低贸易壁垒，称为“多哈发展议程”，但是直到2005年底仍未达成协议，最终于2006年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的批准下中止，即“除去上诉机构停摆之外，贸易谈判也举步维艰”。
此外，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WTO四大原则在经历方方面面的冲击。譬如，在非歧视原则中，美国坚决要求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尤其是中国。同时，拜登政府上台后主张实现“脱钩论”，即试图将美国与除中国以外的美国盟国绑定，在世界经济贸易上孤立中国、剔除中国。所以，“区域化”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环境，损害了对全球价值链构建有利的多边贸易体制，尤其是在数字贸易地位逐步上升、数字技术逐步发展的背景下，区域数字贸易协定以形式上更隐蔽、效果上更广泛的方式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进而损害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上文主要从跨国公司、货币体系和贸易治理体系三个视角系统地阐述了区域数字贸易协定阻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路径，下文会为我国在数字贸易的战略选择和数字技术上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和挑战。
基于上文对区域数字贸易协定问题的分析及其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本文拟从以下三个层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3.1 应遵循数字贸易规则由区域到多边的发展路径
总体而言，路径选择是靠硬实力，因而在当下数字贸易规则治理仍不完善、仍有较大空缺的情况下，直接推动在数字贸易领域中的多边贸易体制并不可行，应先以区域协定入手，提高自身的话语权与实力，维护区域内的经济稳定发展，即通过“区域主义多边化”进程，自下而上地纳入一些深层次的措施，并通过区域谈判达成更广泛和持续的传播，进而在较为容易融合的部分(如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等)进行多边层面的趋同。在国内以一线城市或发展带为核心，推动数字贸易协同发展以增强硬实力，如京津冀依托较完善的产业和政策环境，充分利用以北京为核心，天津、河北双轮助推的协同发展格局带动数字技术发展，进而辐射全国以突破数字贸易、数字经济发展瓶颈。如此，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基本成型及数字贸易博弈格局基本稳定之后，我国再牵头和呼吁推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规则来维护全球价值链的健康发展会更具政策意义。
3.2 应重点加强对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鉴于落后的技术和生产率，很容易遭受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垄断技术带来的压力，我国应加大对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第一，需做到“规范化”，即在产品认证和国际标准上形成中国优势。当前，我国存在对产品没有统一的认证(美国有55种认证体系，日本有25种，欧盟内部有统一的认证体系，而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证体系，技术法规与标准制定和管理工作严重落后)、国内许多企业并未采用国际认证标准等问题，与国际规范形成差距带来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首先需要攻克的，只有与国际标准接轨并做好别国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才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数字贸易。第二，要加大对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做好知识产权保护，为科研工作者解决“后顾之忧”。当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存在着国内外差异、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人才缺位的问题，那么完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平衡国内外差异、多元化培养知识产权人才并提高其待遇显得尤为重要。
3.3 应健全数字贸易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在当下数字贸易法律法规尚未健全且法治环境极为重要的背景下，我国出台数字贸易的法律法规显得尤为迫切。首先，需要创制能够促进数字贸易良好发展的制度环境，具体从行政许可、商事登记制度和竞争法领域针对数字贸易自由发展的制度进行创新。其次，构建能与国际接轨的、能弥补国内外差距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率先构建跨境平台经济全口径统计、税收、贸易便利化及消费者保护等一系列制度，把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局部风险和整体风险统筹嵌入数字贸易治理中，逐步形成符合WTO有关原则的标准体系，抢占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的主动权，以应对美欧日“脱钩论”的相应歧视性措施。最后，继续提出中国主张，代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说话，为在后续世界经济回暖后推进多边主义提供前置制度基础，遵循法治精神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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