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测度、分解及驱动机制

陈胜利，王东

（西安财经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城市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资源等要素在全球和区域城市网络中的流动作用加强，孤立点状城市逐步向相互紧密联系的面状城市群演变，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成为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并开始主导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环境变得严峻、复杂。一方面，国内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另一方面，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进而引致城市群经济波动。城市群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产业链分工协作密切，尤其是在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后，外部冲击容易在城市群内部产生连锁效应与放大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是个大国，韧性强，潜力大，回旋余地大。”“强大的韧性是中国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在内部新旧动能转换和外部冲击加剧背景下，探究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的差异和驱动因素，有助于为提高城市群外部冲击应对能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参考。

“韧性”（Resilience）一词来源于工程力学，是指物质承受压力改变形态后恢复为初始状态的特性。1973年，生态学家Holling（1973）首次将韧性概念应用于生态学领域［1］，后来韧性概念逐渐扩展到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城乡规划和环境科学等学科。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10年）属于概念形成阶段，相关研究试图将有关概念嫁接到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的理论之中。Reggiani等（2002）较早地在空间经济学的背景下探讨了区域经济韧性［2］。第二阶段（2010年至今）属于概念成熟阶段。Davies（2011）总结了区域经济韧性的三个维度，分别为区域经济承受外部压力的能力、对外部变化作出积极反应的能力以及长期的适应能力或学习能力［3］。Martin和Sunley（2015）认为区域经济韧性是一种适应性的经济动态调整能力，包括脆弱性、抵抗力、重定向力和恢复力这四个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维度或阶段［4］。Boschma（2014）提出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将经济韧性概念化为区域抵御外部冲击和发展新增长路径的长期能力［5］。

区域经济韧性的测度和评价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从研究对象来看，涵盖国际、国家、地区、省份、城市层面。Sensier等（2016）运用GDP和就业数据，对欧洲31个国家的经济韧性进行全面评价［6］。王琛和郭一琼（2018）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对中国地方产业的经济韧性进行测度［7］。Tan等（2017）利用就业数据，对中国东北地区1995—2014年的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与评价［8］。Li等（2019）利用核心变量法，对辽宁省1990—2015年的经济韧性进行刻画［9］。关皓明等（2021）从经济增量、产业增量、企业存活率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沈阳市的经济韧性［10］。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包含以下四种：一是描述性案例研究，主要使用简单的描述性数据比较城市间的经济韧性差异。Evans和Karecha（2014）运用历史经济数据和实地调查方法，探讨德国城市慕尼黑的经济韧性［11］。Hu和Hassink（2017）利用政府和企业的调查数据、统计年鉴、政府工作报告、报纸等资料，对中国枣庄和阜新进行案例研究，以解释城市间经济韧性出现差异的根源［12］。二是核心变量法，采用GDP、就业率和贸易量等核心变量衡量经济韧性。Faggian等（2018）利用失业人口数量的变化率，对意大利地区经济韧性进行测度［13］。Bergeijk等（2017）采用贸易量敏感指数，衡量世界主要国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经济韧性［14］。三是综合指数法，采用综合加权评分法来测算经济韧性。Briguglio等（2009）从宏观经济稳定、微观市场效率、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四个方面构建经济韧性综合评价体系，并以新加坡为例展开实证研究［15］。刘晓星等（2021）从物价体系、消费体系、进出口体系等10个方面，选取151个宏观经济指标构建中国宏观经济韧性综合评价体系，测度了中国宏观经济韧性［16］。四是因果模型，利用计量模型来测算经济韧性。Doran和Fingleton（2017）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利用经济产出获得对就业水平的反事实预测，根据真实就业条件与反事实的无外部冲击之间的就业条件差异，衡量美国大都市区经济韧性［17］。徐圆和张林玲（2019）利用GMM-SLSAR-RE估计方法，测度了中国城市经济韧性［18］。

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韧性能力由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决定。Zaman和Vasile（2014）认为，收入差距、经济多样化、财政收入和商业环境四个方面条件更优的地区拥有更强的经济韧性［19］。Eraydin（2016）认为，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在经济危机爆发初期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但从长期视角来看，对外开放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源、技术和企业，并可以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从而提高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20］。Brown和Greenbaum（2017）研究发现，产业多样化的区域经济韧性较高，而产业专业化的区域经济韧性较差［21］。Martin和Sunley（2015）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第一类为产业和商业，包括产业多样化或专业化、市场导向、公司规模、创业、创新等；
第二类为劳动力，包括劳动力技能、替代工作机会、流动性等；
第三类为金融，包括国家金融环境、贷款条件、股权市场条件等；
第四类为治理，包括政府经济政策、商业和劳动力政策、国际监管政策及态度等［22］。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探索无疑为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但仍存在可拓展之处。一是区域经济韧性的测度研究，在研究对象上鲜有针对城市群的研究，城市群经济韧性评价强调同类型城市或距离相近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在联系与变化规律，与单个城市经济韧性评价有一定差异。并且，针对中国经济韧性的研究主要采用综合指数法和因果模型两种方法，前者目前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权重的计算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同文献所得的结论不尽相同甚至相反；
后者采用计量模型难以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会造成模型参数估计不满足一致性的后果，测度结果容易出现偏差和不一致。二是区域经济韧性的驱动机制研究，一方面，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研究仍然较少；
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缺乏较为全面地对经济韧性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区别已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之处在于：第一，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心变量方法测度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并采用Shift—Share方法将城市经济韧性进一步分解为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明晰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的差异和内在机制；
第二，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究城市群经济韧性的驱动因素，为提升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提供实践参考。

（一）研究对象

为保证城市群范围界定的权威性，以全面测度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确定的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别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关中、长江中游、哈长、中原、山东半岛、北部湾、辽中南、粤闽浙沿海、山西中部、黔中、呼包鄂榆、兰西、宁夏沿黄、天山北坡、滇中城市群。上述城市群涵盖了中国21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具体所辖范围见表1所列。

表1 城市群名称及涵盖范围

（二）经济周期划分

依据核心变量法的思路，在测度城市群经济韧性之前，需要将经济危机的阶段划分为冲击抵御期和调整恢复期。2008年，美国华尔街的大批信用违约让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也对中国出口和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从GDP增速来看，2009年中国经济开始回暖，但这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国政府实行了包括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措施，这种刺激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经济复苏。此外，由于2009年全球经济尚未出现实质性改善，经济危机仍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仍然是较为消极的。因此，如果同时考虑内部经济刺激和外部环境恶化等因素，自2011年开始才是中国经济正式进入实质性复苏阶段。在充分考虑现实因素及借鉴相关文献［18］的基础上，本文将2008—2010年界定为冲击抵御期，将2011—2019年界定为调整恢复期，如图1所示。

图1 冲击抵御期和调整恢复期的划分

（三）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测度方法

为了科学、准确地量化区域经济韧性，Martin（2012）提出一种核心变量法，利用GDP、就业率、贸易量等宏观经济关键指标来衡量区域经济韧性［23］。其核心思路是将区域遭受冲击后的经济产出变化量与“预期状态”或“反事实”进行比较，通常采用全国整体经济产出变化量作为“预期状态”，本质是以全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参照对象，分析在同一外部冲击下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性。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Resisr为第r个城市的抵抗力；
()为冲击抵御期第r个城市的实际经济产出变化量；
()expected为冲击抵御期第r个城市的预期经济产出变化量；
Recovr为第r个城市的恢复力；
()为调整恢复期第r个城市的实际经济产出变化量；
()expected为调整恢复期第r个城市的预期经济产出变化量；
Et N+k为全国在第t+k年的经济产出；
Et N为全国在第t年的经济产出；
Etr为第r个城市在第t年的实际经济产出。在计算过程中，以上一年为基期。将城市群内部所有城市经济韧性的平均值，视作城市群的经济韧性。根据定义，由公式（1）（2）计算得出的经济韧性均以0为度量标准。若Resisr＞0，表明城市群与全国整体水平相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小，具有较高的抵抗力；
反之，则为抵抗力与全国整体水平持平或较弱。若Recovr＞0的城市群与全国整体水平相比经济恢复更快，具有更高的恢复力；
反之，则恢复力与全国整体水平持平或较弱。

（四）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测度结果与分析

为揭示样本期内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依据公式（1）（2）分别计算中国城市群2008—2010年的抵抗力和2011—2019年的恢复力，结果见表2所列。

表2 2008—2019年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

续表2

在研究时段内，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不存在一致的变化趋势，而是呈现差异性、非均衡性和动态性特征。首先，城市群之间的经济韧性存在较大差异性。例如，2008年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韧性达到0.78，而同期滇中城市群的经济韧性仅为-0.10，城市群之间的经济韧性展现了巨大差距，缩小城市群经济韧性差距成为提升中国整体城市群经济韧性的重中之重。其次，城市群经济韧性还呈现空间非均衡性。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城市群具有较强的经济韧性，中部、西北、东北地区的城市群经济韧性相对较低，经济韧性的空间非均衡现象十分突出（1）。最后，城市群经济韧性还呈现动态性特征，同一城市群在不同时期的经济韧性会呈现不同的特征。最为明显的是呼包鄂榆城市群，其在经济危机爆发的初期抵抗力较高，但随着经济危机的逐渐消解，经济复苏乏力。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不同时期城市群对生产要素的依赖不同，随着城市群外部环境和自身特征的改变，城市群经济韧性也会随之变化。

从经济韧性小于零的年份次数来看，可以大致将中国城市群划分为3个梯队。第1梯队：长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北部湾、粤闽浙沿海、黔中、兰西城市群，经济韧性大于0的年份均在7～9次之间。第2梯队：珠三角、关中、哈长、中原、辽中南、山西中部、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天山北坡、滇中城市群，经济韧性大于0的年份均在4～6次之间。第3梯队：京津冀、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韧性大于0的年份均在1～3次之间。第1梯队的城市群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具有较强的经济韧性和发展潜力。例如，长三角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城镇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化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丰富，这些优良条件为城市群应对外部冲击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条件，抵抗外部冲击和调整恢复的能力较强。第2梯队的城市群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短板，经济韧性属于中等水平。例如，珠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但经济危机对珠三角的外向型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企业破产倒闭、农民工外流等，造成部分城镇出现城市收缩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
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占整体产业比重过大，缺乏核心竞争力。这使得其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在受到冲击后也难以进行产业结构转型与创新驱动，应对经济危机的调整恢复能力不强。第3梯队的城市群经济发展存在“先天缺陷”，经济韧性较差。例如，京津冀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群之一，但其发展依然存在下列问题：一是虽然城市群虽已具雏形，但是整体实力不足，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城市群相差甚远；
二是城市群内部发展极不协调，存在断层现象，除北京、天津外的其余城市经济发展并不乐观，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悬殊；
三是虽然京津冀城市群在地理上已经形成一个城镇密集区，但尚未形成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综合来看，在发展过程中，经济韧性较弱的城市群应该借鉴经济韧性较强的城市群在危机应对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提高城市群经济韧性。

此外，本文绘制了19个城市群的抵抗力和恢复力均值的演变趋势，如图2所示。

图2 城市群抵抗力和恢复力均值

2008—2010年的冲击抵御期，19个城市群217个城市经济韧性均值为0.19，而在2011—2019年的调整恢复期，经济韧性均值仅为-0.12。由此可见，相较于冲击抵御期，调整恢复期内的城市群经济韧性呈现下降趋势。近10年来，在国家区域政策的引导下，投资重点开始由沿海转向中西部内陆，由大城市转向小城市，欠发达城市通过突出特色领域、培育和发展重点优势产业，呈现与核心城市群实现人口和产业“共赢发展”，甚至GDP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

在抵抗力方面，城市群经济抵抗力均值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呼包鄂榆、宁夏沿黄、长江中游、关中、哈长、兰西、成渝、黔中、长三角、北部湾、辽中南、粤闽浙沿海、山西中部、滇中、京津冀、中原、天山北坡、珠三角、山东半岛。整体来看，除天山北坡、珠三角、山东半岛外，其余16个城市群经济韧性均大于0。这一证据表明，中国城市群面对经济危机的经济韧性超过了全国整体水平，展现了较高的抵抗力。其中，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韧性高达0.84，是城市群中抵抗力唯一超过0.5的城市群，宁夏沿黄、长江中游、关中城市群抵抗力介于0.3～0.5之间，其他城市群均低于0.3。天山北坡、山东半岛、珠三角城市群抵抗力低于0，这三个城市群经济发展趋势劣于全国整体水平，在经济危机中表现的抵抗力相对较弱。

在恢复力方面，城市群经济恢复力均值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黔中、滇中、粤闽浙沿海、长江中游、成渝、兰西、长三角、北部湾、中原、珠三角、宁夏沿黄、关中、天山北坡、山西中部、京津冀、呼包鄂榆、山东半岛、哈长、辽中南。除黔中、滇中、粤闽浙沿海、长江中游、成渝、兰西城市群外，其余13个城市群经济韧性均小于0，这与冲击抵御期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形成巨大的反差。这说明在调整恢复期，中国城市群经济发展增速落后于全国整体水平，恢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中，黔中城市群经济韧性达到0.57，排名第一。滇中、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恢复力均值分别为0.16和0.11，其余城市群均小于0.10。在这些城市群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哈长和辽中南城市群，在遭受经济危机后恢复力极低，分别为-0.94和-0.98，远低于其他城市群。其根本原因是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化，过度依赖资源和传统重工业，在面临外部经济危机冲击、内部去产能压力的双重背景下，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难以进行产业调整，不仅没有抓住新兴产业的机遇，而且难以再发挥传统产业的优势。

以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均值为界，本文绘制各城市群经济韧性抵抗力和恢复力均值的矩阵分布图，如图3所示。第一象限，属于“高—高”类型，这类城市群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和恢复力，有成渝、长江中游、粤闽浙沿海、黔中、兰西、滇中6个城市群；
第三象限，属于“低—低”类型，这类城市群抵抗力和恢复力都较弱，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有珠三角、山东半岛、天山北坡3个城市群；
第四象限，属于“高—低”类型，这类城市群具有较强的抵抗力，但是恢复力较弱，有京津冀、长三角、关中、哈长、中原、北部湾、辽中南、山西中部、呼包鄂榆、宁夏沿黄10个城市群。整体来看，落入第四象限的城市群最多，因此，中国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提升恢复力，推动抵抗力和恢复力协同发展，以提升中国城市群整体经济韧性。

图3 中国城市群抵抗力和恢复力均值的矩阵分布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差异，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性，Shift—Share方法为解释不同区域抵御风险冲击及经济复苏的能力异质性提供了产业视角，接下来，本文利用该方法对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进行进一步的分解。

（一）经济韧性的Shift—Share分解方法

Shift—Share方法也被称为偏离份额法，常被用于分析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势。在解释城市群经济韧性时可以借助Shift—Share方法，将城市群经济的变化分解为产业结构分量和产业竞争力分量，从而分析城市群经济韧性的内部机制。核心思想是将城市的经济变化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城市所在的国家作为参照标准，将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国家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可以将城市的经济产出变化量分解为三部分，分别为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分量和产业竞争力分量。然后将城市群各城市分解结果的均值作为整个城市群的分解结果，以此来解释城市群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24-25]。标准的偏离份额模型如公式（4）所示：

其中：Gr代表第r个城市在[t,t+k]时段的经济产出变化量；
Et+kr代表第r个城市在第t+k年的经济产出；
Etr代表第r个城市在第t年的经济产出；
Eir代表以全国第i个产业的经济产出为基数进行标准化后的第r个城市第i个产业的经济产出，即

将式（4）右边第一项∑iEirgtiN+k进行进一步变换：

其中，gt+kN代表全国在[t,t+k]时段的经济产出变化率，于是，式（5）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式（8）左边对应经济韧性表达式（1）和式（2），右边两部分分别对应偏离份额分析中的产业结构分量和产业竞争力分量除以份额分量的绝对值。因此，城市经济韧性被分解为产业结构分量和产业竞争力分量

进一步地，第r个城市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分量和产业竞争力分量分别为：

第r个城市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分量和产业竞争力分量分别为：

第r个城市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分量和产业竞争力分量分别为：

其中：产业结构分量表示在[t,t+k]时段内，第r个城市产业结构与全国产业结构差异引起的偏离，考察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产业结构分量越高，城市的产业结构素质越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
产业竞争力分量表示在[t,t+k]时段内，第r个城市产业产出变化量和全国相同产业产出变化量之间的差距，反映了产业在全国范围的相对竞争力，竞争力分量越大，产业竞争力对经济增长贡献越大。产业竞争力分量包含除产业结构外的因素，主要包含生产率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规模等。

（二）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的分解结果与分析

将中国城市群的抵抗力和恢复力分解为产业结构分量和产业竞争力分量，结果分别如图4、图5所示。结果显示，2008—2010年冲击抵御期，中国城市群产业结构分量和产业竞争力分量的均值分别为0.22和0.76，而在2011—2019年的调整恢复期，两个分量的均值分别为0.18和-0.29。由此可见，在冲击抵御期，城市群产业结构素质和产业竞争力均要优于全国整体水平，并且产业竞争力对经济韧性的作用要强于产业结构。在此时段，中国城市群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对市场变化敏感性较高，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相一致，较为齐全的产业体系使城市群经济有了更大的调整空间；
城市群产业竞争力较强，增长较快的产业部门较多，在全国层面处于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在调整恢复期，城市群产业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素质均有所下降，尤其是产业竞争力分量，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在此时段，城市群产业部门仍具有较好的产业结构基础，产业结构对制造业增长的贡献依然较大，城市群产业结构不必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但是城市群产业竞争力优势不再明显，相较于全国其他城市，经济增长率逐渐放缓，丧失了优势地位。此外，这也说明中国城市群恢复力较低的原因是产业竞争力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需要提升产业竞争力以推动城市群经济复苏。

图4 2008—2010年中国城市群产业竞争力分量和结构分量

图5 2011—2019年中国城市群产业竞争力分量和结构分量

在冲击抵御期，区域竞争力分量的绝对值要显著大于产业结构分量。这说明在冲击抵御期，区域经济韧性主要由产业竞争力决定。从产业结构分量来看，京津冀、成渝、关中、长江中游、哈长、中原、北部湾、粤闽浙沿海、黔中、兰西、宁夏沿黄、天山北坡、滇中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分量大于0，这些城市群在冲击抵御期产业结构素质比较好。从产业竞争力分量来看，京津冀、长三角、关中、长江中游、哈长、中原、北部湾、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呼包鄂榆、兰西、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的产业竞争力分量大于0，这些城市群在冲击抵御期的产业竞争力较强，其中黔中和滇中城市群处于领先水平。在调整恢复期，区域竞争力分量的绝对值同样大于产业结构分量，区域经济韧性仍主要受竞争力决定。从产业结构分量来看，京津冀、成渝、关中、长江中游、哈长、中原、北部湾、粤闽浙沿海、黔中、兰西、宁夏沿黄、天山北坡、滇中城市群大于0，这些城市群在调整恢复期产业结构优势较大。从竞争力分量来看，长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北部湾、粤闽浙沿海、黔中、兰西、滇中城市群均大于0，这些城市在调整恢复期产业竞争力具有显著优势。

进一步地，将城市群经济韧性按照三次产业分解为产业结构分量和产业竞争力分量，结果见表3所列。由上文可知，产业竞争力分量是区域经济韧性的决定性力量，进而通过比较三次产业的竞争力分量，以此判断三次产业对经济韧性的作用方向与大小。在冲击抵御期，一、二、三产业的产业竞争力分量均值分别为0.31、0.34、0.11，三次产业的竞争力分量均为正，且第二产业的竞争力分量最大；
在调整恢复期，三次产业竞争力分量均值分别为0.10、-0.40、0.02，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竞争力分量均为正，第二产业竞争力分量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冲击抵御期，三次产业竞争力均较强并为中国城市群经济提供了较大的腾挪空间，尤其是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为区域抵御外部冲击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城市群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十足；
在调整恢复期，随着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的加快以及服务业全面快速发展，第一、第三产业为经济复苏不断增添动力，成为引领经济复苏的中坚力量，这与周侃等（2019）［26］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表3 2008—2019年中国城市群三次产业的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

上文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存在鲜明的空间非均衡性，部分城市群的经济韧性较低，那么有哪些途径可以提升经济韧性呢？接下来，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对此进行探讨。

（一）模型设定

经济韧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现有文献多从产业结构、社会资本、文化因素、政策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对经济韧性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且多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经济韧性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与梳理，结合城市层面可获得的数据，选取产业多样化、创新能力、创业活力、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对外开放、金融水平、人力资本、市场化进程共9个方面的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的驱动因素。

其中：RESI表示城市经济韧性；
DIV表示产业多样化；
INV表示创新能力；
ENT表示创业活力；
INFRA表示基础设施；
OPEN表示对外开放；
FINDEV表示金融水平；
HUM表示人力资本；
MARKET表示市场化进程；
μi表示第i个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
δt表示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

因变量为经济韧性，自变量包括产业多样化、创新能力、创业活力、基础设施、对外开放、金融水平、人力资本和市场化进程。

1.产业多样化

多样化的产业结构有利于降低经济系统脆弱性，分散外部冲击不利影响，可以防止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的“锁定”状态，能够更快地做出适应性调整。相反，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或供应链本地化和区域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受到外部冲击后经济增长呈现“断崖式”下跌，短期内难以寻找到新的替代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步履维艰，经济复苏乏力［27］。对于这一变量，采用熵测度法进行计算，具体公式为：

其中：DIV为熵指数，代表产业多样化水平，取值范围在［0，1］之间，取值越大，多样化程度越高；
n为城市产业的数量；
Pi为产业i的从业人员比重。

2.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较高的经济体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不仅具有较强的抵抗力，还能在受到冲击后快速做出适应性调整，推动区域走上新的经济增长路径。创新能力用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中的城市创新指数来衡量。该报告涵盖了2001—2016年中国城市的创新能力指数，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本文运用该指数的年平均增长率来预测2017—2019年的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指数。

3.创业活力

就业是经济的“晴雨表”，创业活力越强，社会成员就业也就越灵活，抵御风险能力越强。并且，创业活动能够促进新的、更有效率的经济发展，这些新经济具备较强的创新性和技术水平，往往能在区域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受到外部冲击后也往往能够快速配置资源从而维持竞争优势。该变量用新注册企业数量与18～60岁人群数量之比来衡量。

4.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维持正常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服务系统，现代化的交通网络连接所建立的多中心、产业互补、相互支撑的网络空间结构，使城市群构成一个完整体系，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冲击。此外，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有力保障应急物资物流需求，是国家和社会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重要物质支撑。该变量用公路密度来表示。

5.对外开放

现有文献中，对外开放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国际市场经济波动越容易传导至国内，受到外部冲击影响的概率也就越大［28］；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获得全球配置资源、全球一体化的成本优势，从而提升区域竞争力［29］。该变量用实际使用外资与GDP之比衡量。

6.金融水平

区域受到冲击后，强大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支持是区域经济复苏的强有力支撑，能够帮助受到冲击的经济体有序地调整自身经济活动，同时也能够在全新的局限条件下调整自身经济运行模式，实现更为良性的增长。该变量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GDP之比来表示。

7.人力资本

丰裕的人力资本不仅能够为城市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提供智力支持，还有助于城市群开展新的生产活动和创新活动，并且还是推动城市群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原动力。该变量用每千人大学生数量的对数衡量。

8.市场化进程

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加深和提高，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和市场扭曲，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活力，增强中国市场在全球的吸引力，这是中国经济韧性强劲的重要来源。该变量用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市场化指数衡量。

上述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缺失值采用插补法进行填补。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4所列。

表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回归分析

为了深入探讨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的驱动因素，本文利用Stata软件进行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回归样本数据涵盖了中国19个城市群217个城市，时间跨度为2008—2019年。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不仅汇报了冲击抵御期和调整恢复期的估计结果，还汇报了全样本期的估计结果，具体见表5所列。

表5 经济韧性的驱动因素回归结果

在模型（1）（2）（3）中，自变量方差膨胀系数的均值（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检验结果均小于5，表明各模型均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的显著性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了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为了减少遗漏变量所带来的问题，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最终的回归模型。在模型（1）（2）中，产业多样化（DIV）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拥有多样化产业结构的城市表现了更强的韧性。不同的产业部门存在不同的需求弹性、出口取向、劳动力和资本需求，这使城市群面临外部冲击时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在冲击抵御期，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能够分散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调整恢复期，产业多样化有利于促进城市群新的竞争优势形成。创新能力（INV）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创新能力对城市群经济韧性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在受到外部冲击后，创新有助于城市群工业和技术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顺应经济格局的变化。创业活力（ENT）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创业活力越高的地区经济韧性越强。创业活动能够从拓宽就业渠道、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新经济的发展三个方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从而提高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基础设施（INFRA）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基础设施能够显著强化经济韧性。基础设施越发达的城市群，交通运输联系越紧密，这有助于建立行之有效的协同网络，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与信息流可以比较高效地流通，进而增强了城市群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对外开放（OPEN）的估计系数在模型（1）中不显著，在模型（2）中显著为负，这说明对外开放无法增强经济韧性。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城市群越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之在此时期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极大制约了外向型城市群的经济复苏；
另一方面，在此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尚在进行中，进入矛盾凸显期、风险期，这使得外部冲击对经济影响的波动更为显著，所以对外开放无法起到提升经济韧性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对外开放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随着经济危机的影响消散，全球各经济体开始全面复苏，对外开放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无疑有利于城市群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并且，经济危机仅仅是外部冲击的一种形式，在冲击的其他形式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中，对外开放发挥的作用效果可能会不同。因此，仍需坚持推进中国迈向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以提升中国经济的长期韧性。金融水平（FINDEV）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水平越高的城市群，经济韧性越强。在受到冲击后，需要耗费大量经济资源来重启和刺激经济，金融水平较高的城市群能够提供更专一化、更匹配、更快捷的金融服务，支撑经济率先复苏。人力资本（HUM）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人力资本对城市群韧性存在正向促进效应。丰裕的人力资本不仅利于城市开展创新活动和发展新产业，且利于稳住市场消费内需以起到减震器作用，从而提升城市群经济韧性。市场化进程（MARKET）在模型（1）（3）中显著，而在模型（2）中不显著，这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虽然无法增强城市群的抵抗力，但可以提高城市群的恢复力，从而有效增强城市群经济韧性。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提高城市群经济韧性不仅有助于更好地防范和应对外部风险，也能够提供较大的腾挪空间来实现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本文以2008年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事件，将2008—2010年和2011—2019年分别划分为冲击抵御期和调整恢复期，并界定两个时段的经济韧性分别为抵抗力和恢复力，采用核心变量法测度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运用Shift—Share方法将城市群经济韧性分解为产业结构分量和产业竞争力分量，构建计量模型考察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的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存在较大差异性，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特征，同一城市群在不同时期经济韧性会有很大的变化；
第二，中国城市群应对经济危机的抵抗力较强，但恢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三，在冲击抵御期，第二产业对区域抵御外部冲击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调整恢复期，第一、第三产业对推动区域经济复苏作出了较大贡献；
第四，产业多样化、创新能力、创业活力、基础设施、金融水平是增强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①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差异性较大，其根源在于城市群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一方面，要健全城市群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城市群合作互助、城市群利益补偿等机制，促进发达城市群和欠发达城市群共同发展，构建城市群协调发展新格局；
另一方面，构筑城市群内各地方政府共同参与、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区域协调和监督机制，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避免同质化竞争、资源错配等现象，最大限度地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②城市群经济韧性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过程，要准确把握时代潮流和发展大势，顺应外部变化及时作出适应性调整，做到准确识别、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积极促变，不断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提升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的能力，从而有效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③产业竞争力是影响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包含生产效率、经营管理水平等，要不断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逐步提升产业地位，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推动产业政策体系转型和再造，改进政府R&D投入规模和机制，充分释放产业竞争力对经济韧性的强化作用。④三次产业的发展对于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均至关重要，皆不可偏废。应破除区域发展惯性和资源环境约束，要做优做强第一产业，做强做实第二产业，做精做活第三产业，还要着力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尤其是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⑤从长远看，要推动城市群经济韧性，需发展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创业动力和活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金融业发展水平，加快提升人力资本，不断推进市场化进程，构建具有高度韧性的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将中国主要的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弱化了研究样本城市群的特殊性以及不同城市群经济韧性的差异性；
另一方面，使用传统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的驱动机制，有可能会忽视城市群客观存在的经济韧性溢出效应。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考察特定类型城市群如呼包鄂榆（能源、煤化工基地）、辽中南（老工业基地）、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等城市群的经济韧性，从而制定更具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城市群经济韧性提升战略。同时，可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索中国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提升路径，避免忽视空间效应而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

注 释：

（1）国家统计局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四大经济区，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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