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越窑青瓷三足樽小考
时间：2023-06-05 16:55: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吴 双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541001）
东汉中晚期，成熟青瓷在上虞地区成功烧制[1]，三国西晋时期，窑业生产迎来首个高峰期，所生产青瓷产品类型多样，文化因素丰富，并且逐渐发展形成自身独特的窑业风格，进入早期越窑 阶段。①从目前发现的墓葬和窑址发掘材料来看，早期越窑产品中有一类与汉代青铜酒樽形制相似的青瓷器物，报告中常使用“三足洗”“三足樽”“三足奁”等来形容此类器物。目前学界对于这类器物的定名、功能与演变源流尚未有明确的定论。选取考古发现材料作为分析对象，从流行时间、器型源流与使用情境角度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这类器物的生产与使用动机。
长江下游地区是早期越窑产品的核心产区与主要流布区域[2]。相对于碗、罐、壶等常见生活用器，已发表三足樽的出土材料并不十分丰富，目前发现的这类器物主要见于墓葬出土、窑址发掘出土与博物馆收藏。限于窑址材料未有报告发表，此处尽可能收集已有纪年墓葬出土材料进行梳理，发现这些青瓷三足樽的主要流布区域为江、浙地区，出土三足盆形樽数量相对更多；
流行时间集中在三国西晋时期，且东晋之后未见有典型三足筒形樽出土；
在器型与装饰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依据器身形状与装饰风格的不同，可将其简单分类。
依据器身形状的不同可分为两型。
A型 筒形三足，依据装饰风格差异可分两亚型。Aa型 圆直腹，平底，附三蹄足，配有器盖。标本：浙江嵊县大塘岭孙吴墓（263年）出土三足筒形樽[3]，器盖为圆弧形，饰有四道凹弦纹与三周纹饰（圆珠、斜方格以及半圆纹）。外壁上下印有斜方格纹，与足对应依次贴塑三处辅首衔环，辅首间隔另贴塑三处佛像。口径13.4cm、高11.1cm（图1-1）。
Ab型 直筒形，直口直肩，肩部装饰双系，无器盖，平底，附三兽足。标本：嵊州浦口镇棠头溪西晋太康十年墓（289年）[4]出土三足筒形樽，腹部饰有弦纹与网格纹，匀距贴塑四个辅首衔环。器高9.4cm，口径11.5cm，未见有佛像装饰（图1-3）。
B型 盆形三足，依据口部形状可分为两亚型。
Ba型 宽折沿 分两式
I式 宽折沿，圜底，圆鼓腹，腹下部承接三虎头足。标本①：尼姑婆山窑址[5]出土三足樽，三兽（虎）头足，足施满釉。腹部装饰有内凹弦纹，同时见有模贴辅首、佛像。器高17.2cm、口径39.2cm、底径19.6cm（图3）。标本②：宁波蜈蚣岭M16（291年）出土三足樽，宽沿外折、腹下垂，饼型底，附有三兽（虎）头足。腹部上下见有戳印圆圈纹，间饰炫纹，内饰帷幔纹与弦纹。器身见有三个辅首衔环，内外满釉，器底见有一周12个支钉痕迹。口径21.2cm、底径11.4cm、高7.9cm（图1-4）
图3 早期越窑三足樽所见佛像元素（图为尼姑婆山窑址出土青瓷三足樽）[23]
II式 宽折沿，曲腹，底部内凹，附有三蹄足，未见佛像与辅首贴塑。标本：绍兴碧波潭东晋墓（352年）[6]出土。唇面装饰刻划波浪纹，腹部见有两道凹弦纹，内底刻划不规律齿轮纹，搭配波浪纹，器高8.5cm、口径19.8cm底径10cm（图1-6）。
图1 墓葬发现早期越窑青瓷三足樽分类示意图
Bb型 直口，平底，上腹部竖直，下腹斜曲内收，腹底附有三兽（虎）头足。标本：诸暨牌头“永嘉三年（309年）”墓[7]出土。内外满釉，装饰有粗弦纹，连珠纹与网格纹，器高8.7cm，口径18.7cm(图1-5)。
从形制特征来看，早期越窑青瓷三足樽与汉代流行的盛酒器“樽”极为相似。
“樽”常用来指代战国时期出现与使用的日常实用酒器[9]。两汉时期，饮酒文化的盛行使得樽成为主要的盛酒用器具类型，从器型上看，常见三足筒形樽与三足盆形樽。三足筒形樽器身皆为圆筒形，腹部装饰有对称辅首衔环，常见器盖。典型器物见有甘肃武威雷台山汉墓[10]出土的鎏金错银漆质三足筒形樽、山西右玉县窖藏[11]发现的铜质兽足三足筒形樽（图2-2）、满城汉墓[12]出土的漆质熊足三足筒形樽（图2-1）、广州汉墓[13]出土铜质三足筒形樽（图2-7）与合浦地区汉墓出土铜质三足筒形樽[14][15]（图2-5，图2-6）等。汉代三足筒形樽的器型演变多出现在器盖（造型、装饰）方面，依据器盖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环钮樽、三立钮樽与博山炉式，由早及晚器盖呈现扁平向突起的变化[16]。三足盆形樽则多出土于北方地区，器身盆形，腹部装饰有对称辅首衔环。典型器物见有山东荣成梁南庄汉墓M1[17]出土的青铜人形三足盆形樽（图2-3）、甘肃武威雷台山汉墓[18]出土的带盖三足盆形铜樽（图2-8）与山西右玉县窖藏[19]发现的铜质兽足三足盆形樽（图2-4）等。两汉时期，这类青铜盆形三足樽的器型变化并不大，主要体现在三足的变化。从材质上看，汉代三足樽多以青铜、漆器为主，而少见陶、瓷材质同类器物[20-21]。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漆质与陶质酒樽中并未见有三足盆形樽的存在。
图2 汉代墓葬发现三足筒形樽与三足盆形樽分类示意图
从形制、装饰元素以及容量体积来看，早期越窑青瓷三足樽与两汉时期青铜三足樽之间可能存在某些文化关系。形制上，早期越窑青瓷三足筒形樽与三足盆形樽的器型均与汉代所见同类三足樽基本相同。其中，筒形樽亦见配有器盖的组合出现，而盆形樽在器身形态上几乎未见根本性变化。装饰元素上，无论器身为筒形还是盆形，青瓷三足樽都保留了汉代酒樽常见的辅首衔环装饰与特征明显的三（兽）足承托。虽未见有人形或熊形三足，但除素面三足外，所见青瓷三足盆形樽的兽足皆与右玉窖藏发现的铜质兽足三足樽相同（虎头足）。而所见三足筒形樽的三足虽为素面且相对较矮，但类型特征与右玉窖藏发现的铜质筒形三足樽以及满城汉墓三足筒形樽相似。容积上，筒形三足樽的口径明显较小。而盆形三足樽的口径可以分为两类，墓葬出土三足盆形樽口径差异不大，平均口径为21.9cm；
窑址出土2件三足樽口径相对较大，平均口径为35.2cm。对比资料发现，已出土汉代樽类器物之间本身的差异就比较大，如右玉县出土筒形三足樽的口径仅为23cm,而盆形三足樽的口径可达64.5cm。武威雷台出土的盆形三足樽口径则为23.8cm，筒形三足樽口径亦有24cm，两者几乎相同。由此可推知，樽的容积应当与不同器型、使用情境相关，而并非仅见一种规格。虎头三足是青瓷三足盆形樽最为突出的特征。虽然满城汉墓中见有熊足樽，但从出土实物看来，早期越窑青瓷三足樽更多的承袭了右玉出土酒樽的虎足，同时起到装饰与支撑的作用。山西右玉出土的两件三足樽都见有重量信息，从重量上看，三个兽足的应用起到了稳定支撑的作用。虽然难以就现有材料做历时性与空间性比对，但从青瓷三足樽的容量来看，这类器物应当是作为实用器物生产与使用的。
青瓷三足樽在形制模仿之外亦保留了汉代酒樽的装饰元素，如腹部贴塑的辅首衔环以及底部的兽足（三个）。在器物装饰方面，青铜、漆质酒樽的鎏金、浮雕等装饰类型并未发现，但兽首（衔环）作为辅首被保留了下来。从制作工艺上看，这类辅首皆以（模制）贴塑形式制成，无疑已经失去了其最初的实用功能而逐渐演化成为文化因素的表达形式。
有趣的是，直线性的传承通常不是物质文化发展进步的常态。在延续与简化汉代三足樽的形制与装饰元素的同时，三国西晋时期各类文化融合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亦对青瓷三足樽器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佛像贴塑的出现与应用是此期内最为明显的装饰元素的更新。浙江嵊县大塘岭墓出土的筒形青瓷三足樽以及上虞尼姑婆山窑址出土的盆形三足樽器身皆见有面目清晰，施釉良好的佛像贴塑。六朝时期，佛教在南方地区盛行，佛教元素的装饰也相应地出现在同时期的物质文化产品中[22]。而佛像贴塑的出现恰好说明早期越窑青瓷三足樽并非仅是单一仿古复古的仿青铜替代品，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变迁、发展、融合的物质文化表现。
对于樽的功能，我们可以借助文献记载与壁画资料进行考证：
3.1 文献记载
文献记载可以分为器物铭文与古籍记载两大类。
3.1.1 器物铭文
相对直观的证据来自出土器物本身的铭文记载。山西右玉县出土的河平三年胡傅铜温酒樽（三足筒形）就见有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二十四斤河平三年造二”[24]。此外，三足盆形铜酒樽亦见有铭文：“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右玉铭文樽的出土明确了两类青铜三足樽作为酒器使用的实用功能。但是，由于形制的不同，就两类器物的具体使用情境曾见有分歧，有学者依据山西右玉出土筒形樽的铭文，判定此类三足筒形樽应为“温酒器”；
从不同类酒樽材质（如漆制）的耐火性角度出发论证，孙机否定了这一说法，并提出筒形樽有可能是用于装盛“冷的醖酒”的见解[25]。可见，两类器型的三足樽在实际使用中的功能都应当是盛酒用器具。
3.1.2 古籍记载
《樽铭》中有见描述：樽设在堂,以俟俊乂。三山共承,雕琢错带。此处所描述的酒樽应当就是这类三足酒樽[26]。《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见有“瓦酒樽二，容五斗。”[27]的记载，这里的瓦酒樽应当指的就是陶瓷材质酒樽。而左思《蜀都赋》的描述“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则更对墓葬壁画（画像砖）中樽的使用情境作文字描述[28]。
3.2 壁画资料
墓葬壁画中所见此类器物对使用情境的描绘，几乎皆为宴饮图主题相关场景。典型的见有四川大邑县出土描绘宴饮场景的东汉画像砖[29]（图4-1），画中宾客两人或三人一组，面前放置桌几，近旁摆放附有勺的盆形酒樽。洛阳朱村东汉墓出土的夫妻宴饮图[30]（图4-2），描绘贵族阶级的二人对饮情景，男女主人面前的桌几上见有耳杯，近旁见有摆放在托盘上的三足筒形酒樽，亦见有勺的存在。又如嘉峪关东汉晚期砖室墓中出土的带有宴饮场面的画像砖中也见有三足筒形酒樽的器物形象[31]。壁画内容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直观生动的描述，各地宴饮图的发现表明，东汉时期两类不同器型的酒樽已经是饮酒活动中常用的盛酒器具。
图4 樽的使用情境示意图
从演变源流方向追溯，我们发现，壁画等情境描绘中的酒樽是缺乏材质信息的。换言之，在上述东汉时期的宴饮情境中，所用酒樽是青铜器抑或漆器无法确认，但显然东汉时期三足樽已经成为常用盛酒器具。又从器物材质来看，目前所见漆器三足樽器身皆为筒形，虽见有带盖与无盖两种，但未见有盆形三足漆樽的出土[32]。因此，可以认为，上述两类青瓷三足樽（盆形樽为主）的生产应当是对汉代青铜酒樽的模仿与替代。
通过梳理出土器物材料、文献记载与壁画资料，基本可以确定早期越窑产品中的这类青瓷三足樽是作为盛酒器生产与使用的。从类型分析可知，早期越窑青瓷三足樽的流行时间主要在三国西晋时期，东晋南朝时期这类三足樽产品风格开始简化甚至消失。这一方面与早期越窑窑业的发展轨迹息息相关。东汉中晚期上虞地区率先成功烧制成熟青瓷器物，三国西晋时期本地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窑业蓬勃发展，及至东晋南朝时期受战乱与自然灾害影响本地社会环境动荡，早期越窑生产基本停滞，产品类型骤减[33]。另一方面，与三国（孙吴）西晋时期饮酒文化继续盛行，宴饮情境及酒具使用方面俱与东汉时期类似有关。换言之，青瓷三足樽的出现与发展应当是汉代酒器樽的同类功能器物的延续，亦是旧有礼制文化与本地青瓷生产互动的直观体现。
4.1 礼制需求推动出现
浙江地区的铜矿资源并不丰富，借用陶瓷器替代青铜器物是本地制瓷产业的生产传统之一。早在商周时期绍兴富盛地区就见有生产日用品的原始瓷窑址[34]，德清亭子桥窑址的发掘中更见有种类丰富，组合齐全的原始瓷礼器与乐器[35]。目前，南方地区通过借用原始瓷产品模仿青铜器物的器型，甚至在使用中起到功能替代的说法已经得到了学界的验证与认可[36]。这也提示我们青瓷生产应当与上层阶级的使用需求关系密切。
《晋书》卷二十一，志十一有记：江左多虞，不复晨贺。夜漏未尽十刻，开宣阳门，至平旦始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贺。皇太子出会者，则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会，设白兽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兽，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37]从这一点来看，即使礼制有所简化，但“樽”被作为酒器使用的礼制习俗在六朝早期仍然存在。
物质文化的承袭与创新背后必然有文化因素的推动作用。孙吴政权的建立，是次等士族与当地豪强合作组织的军事胜利。从掌权者的阶级性来看，江东本地的强大宗族亦是政权的参与者。《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记载：先帝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38]可见，当时江东地区的社会文化中，推崇儒教的豪族依然是主要的社会阶级构成部分。也因此，虽然秦汉时期青铜礼器的使用情境与需求逐渐淡化，但孙吴当权者希望借助礼制文化的社会象征意义来巩固自身的统治权威的需求依然是存在的。《三国志》就见有描述说：在建业宫的修缮中，孙权强调使用武昌旧地宫室的木材，并以大禹作为表率[39]。可见在政治需求上，孙吴统治者从未完全放弃遵循旧俗，并强调自身统治身份“天授人权”的正统性。孙吴西晋上层阶级对于礼制的遵循与强调以及饮酒文化的盛行必然会推生出相应物质文化的出现。从这一点来看，这类仿青铜青瓷三足樽的出现应当是受到上层阶级宴饮需求推动的，特定时期手工业生产的物质文化衍生品。
4.2 实用需求带动流行
经济发展与酿酒技术的成熟直接推动了汉代饮酒文化的兴盛，酒器的制作与使用也因此迎来多样的发展时期[40]。东汉晚期起义频发，社会动荡不堪。孙吴政权的建立者在获取若干大宗（族）所控劳动力的基础上，通过军事胜利在长江以南地区建立国家政权[41]，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因此获得短暂的繁荣发展。因此，孙吴时期浙东地区的饮酒之风继续盛行，三国食货志就见有“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42]的描述，可见酒类品种的多样。同时，在社会阶级文化层面，孙吴统治者与魏、蜀不同，而与西晋豪族“广收田园水碓，走遍天下”[43]的奢侈之风近似，这显然也促进了饮酒文化的延续。文献中亦见有当权者崇尚饮酒的相关记载，如：
《三国志•吴志•张昭传》记载：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重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44]。
《三国志•吴志•王蕃传》提及：甘露二年，丁忠使晋还，皓大会重臣，蕃沈醉顿伏，貉疑而不悦，轝蕃出外。顷之请还，酒亦不解，蕃性有威严，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45]。从上述记载来看，孙吴时期当权者皆好饮酒。
4.3 本地制瓷技术支持生产
孙吴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结合外来文化、人口的刺激促使早期越窑青瓷生产迎来首个繁荣发展期，窑场数量的激增是早期越窑生产规模扩大的直观证据。从材质上看，相较于铜器原料的难以获得，漆器材料较差的可塑性，瓷土的易可塑性、低成本、成器耐用等性能优势，使得早期越窑在制釉技术成熟后，生产出的青瓷三足樽迅速发展成为青铜酒樽的替代品亦是完全有可能的。
通过梳理、整合、比对考古出土器物及相关文献记载，早期越窑产品中青瓷樽的生产与使用情况逐步清晰。首先，从现有材料来看，青瓷樽的主要流行时间应当在三国西晋时期。其次，在江浙地区短暂流行的这类器物是汉代青铜酒器“樽”的延续与替代物品之一。第三，在承袭早期青铜三足樽器型与装饰的基础上，青瓷三足樽实践了以（三）兽足、辅首衔环以及佛像贴塑应用为特征的新旧文化因素的承袭与融合过程。
注释
①越窑是我国古代生产青瓷的重要窑口，东汉六朝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今）浙江东北部地区。由于东汉六朝时期越窑在器物类型、装饰特征等方面与隋唐时期越窑风格迥异，学界将隋以前浙江东北部宁绍平原地区的制（青）瓷业称为“早期越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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