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女子出俗为尼与北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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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云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1)
近年来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对北魏比丘尼及女性崇佛者的研究愈来愈多，其中也涉及北魏贵族女子出家问题，主要研究其出家前的家庭背景，出家原因，出家后的社会影响。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学术史回顾。
(一)关于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研究
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介绍了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及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情况，特别强调外来佛教与中国本土儒道文化从互斥到渗透、融合的这一思想演变过程；
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通过对这一时期著名佛教人物释道安、释慧远、竺道生、僧肇、菩提达摩等人的研究，展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盛况；
尚永琪《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吉林大学，2006年)主要是对在佛教传播大背景影响下的“士农工商”阶层及北方的胡人、妇女等特殊群体进行研究，另外僧官制度与由参与的社会人群所组成的社会组织也是其研究的重点；
许岩《魏晋南北朝僧人的社会交往研究》(郑州大学，2016年)一文通过对僧人与道士、地方官员士绅的交往以及僧人参与的特殊的交往活动——葬仪的研究，说明这种社交活动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途径，正是这种世俗化的交往模式使社会各阶层都有成为佛教徒的可能性。
(二)关于中国早期比丘尼或女性崇佛者的研究
白文固、赵春娥的《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从制度角度研究遁入寺庙的僧尼人口的口籍管理，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僧尼公贯、公度、卖度、身份证件管理、寺院管理制度、赋役等问题；
夏毅辉《北朝皇后与佛教》(《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探讨了北朝皇后与佛教的关系，特别指出冯太后、灵太后与佛教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政治的影响；
李传军《从比丘尼律看两晋南北朝时期比丘尼的信仰与生活——以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为中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通过对《比丘尼律》的分析，阐述其对比丘尼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且指出这种影响并不深刻，比丘尼仍然徘徊于宗教与世俗两个世界之间；
石少欣的《六朝时期比丘尼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利用史书材料、碑刻资料以及佛教经典，还原六朝时期比丘尼的真正生活状况，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不同方面对比丘尼进行考察，进而反映出中国佛教自身的特性；
王亚楠的《北朝墓志与女性的佛教信仰》(郑州大学，2019年)通过对大量出土墓志铭的研究，分析了北朝崇佛女性的身份，崇佛的原因以及她们的思想感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北朝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当时佛教的兴盛程度；
张乐的《两晋南北朝比丘尼皈依心理》(西北大学，2013年)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探讨比丘尼皈依原因和皈依心理等问题。
(三)关于北魏比丘尼的研究
周玉茹《北魏比丘尼统慈庆墓志考释》(《北方文物》，2016年第2期)通过个案分析，对比丘尼统慈庆的家世背景、出家原因、出家后的活动以及其与北魏皇室的密切关系等进行分析，突出其显著的社会地位；
许智银《论北魏女性出家为尼现象》(《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6期)分析了女性出家的政治、宗教信仰、家庭状况等原因，阐述了女性出家后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的阻碍作用；
石少欣、陈洪《北魏世宗高皇后出俗为尼考——兼谈北朝后妃出家与宫廷政争》(《文学与文化》，2012年第2期)以北魏世宗皇帝的高皇后为例，剖析后妃出家与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
苗霖霖《北魏后妃出家现象初探》(《古代文明》，2011年第1期)对北魏后妃出家的现象、原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认为后妃出家是宫人出家、寺庙奢侈腐化的重要原因；
陈晨《北魏比丘尼研究》(吉林大学，2016年)分析了北魏比丘尼的出家原因、身份问题、修行场所及出家后的生活境遇，说明出家对于女性的现实意义，既为其提供了栖身之所，也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
综上，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前人对魏晋南北朝比丘尼或女性崇佛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不但为本文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本文的构思提供了可参考的材料支持。本文将鉴于前人研究成果，借助已有的原始材料、碑刻记载等，剖析北魏贵族女子出俗为尼与北魏政治、政权之间的紧密联系。从政治角度探析北魏女子出家原因、出家后的政治活动以及其对北魏王朝政局的影响。其中尤其涉及到北魏的一项特殊的政治制度——子贵母死制度。
北魏王朝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这样一个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终结了西晋以后北方长期的割据状态，重新统一了黄河流域，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其政权的稳固和汉化程度的加深，北方迎来了又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而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予了佛教传入并在这一时期得到广泛传播的契机，除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以外，北魏其他皇帝对佛教的信仰可以说是达到佞佛的程度。据《魏书》记载“自正光至此，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2]P3039。由于百姓对现实的不满、向往来世的精神追求，统治者的提倡以及佛教徒自身对原有理论的不断创新，使佛教一跃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信仰。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在男性中传播，《比丘尼传校注》前言中写道：“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思想首先在男性当中传播开来，第一位皈依佛门的中国人就是男性。但是思想的传播不会为性别所限制，一些有文化的女性也逐渐接触并接受了佛教思想，进而出现了皈依佛门的中国女性。”[3]P13因而出现大量的女性出家者，她们被称为比丘尼。而北魏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显著，后妃、世家大族女子以及一些平民女子出家的现象屡屡可见，其出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
中国历史上的女性向来都被视为弱势群体，而在北魏这个特殊的少数民族王朝，女子的地位却比以往甚至后来诸多中原王朝女子的地位尊贵得多。后宫干政、女子参军、承担教育子女的工作等现象数不胜数。如孝文帝时垂帘听政的文明太后，先后颁布多项改革措施，甚至在其去世后仍留有巨大影响，对孝文帝的震慑作用仍然存在。《魏书·李孝伯传》中广平百姓为李波小妹语：“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2]P1176-1177《魏书·高崇传》记载：“谦之妻中山张氏，明识妇人也，教劝诸子，从师受业，常诫之曰：‘自我为汝家妇，未见汝父一日不读书。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业。’”[2]P1712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当时女子较少受到外界束缚，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她们在北魏政权中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这些贵族女性中的一部分在转变成了比丘尼这一特殊团体后，仍然在北魏政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真正让这些生活优越的贵族女子选择出家的原因也是令人唏嘘不已的。这里主要讨论这些原因中与政治相关的那部分。
(一)政治迫害
外戚、后宫干政一直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一大弊病，然而这并不是中原王朝所独有的，作为异族王朝建立的北魏政权，这种形势更加严峻。由此道武帝拓跋珪实行了一项残忍的政治制度——子贵母死制度。《魏书·太宗纪》：“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太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2]P49其中道武帝实行这项措施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他早年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道武帝幼年长期处于他母亲母家贺兰氏的掌控之中，因此产生了对后宫外戚干政的忌惮，正是因为早期的亲身经历导致后来性格、心理的扭曲，最终他选择效仿汉武帝立昭帝而杀其母钩弋夫人，防止后宫外戚联合干政的措施，即子贵母死制度。正是由于此项措施，所以北魏之后即位的皇帝大多不是皇太后的亲生子，嫡母与养子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矛盾，后妃或沦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魏书·皇后列传》：“未几疾病，文明太后乃遣还家为尼。高祖犹留念焉。岁余而太后崩。高祖服终，颇存访之。又闻后素疹痊除，遣阉官双三念玺书劳问，遂迎赴洛阳。”[2]P333孝文帝的幽皇后因病被文明太后遣还家为尼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荒诞，笔者以为这里就涉及文明太后与孝文帝的权力之争。孝文帝年幼即位，文明太后垂帘听政，随着皇帝年龄的增长，太后需要还政于他，而太后却将自己凌驾于皇权之上，不愿还政，这也引发了孝文帝与文明太后之间的矛盾。只因“后有姿媚，偏见爱幸”[2]P333，幽皇后得到孝文帝的宠爱，尽管皇后是冯熙之女、太后之侄女，但在权力面前，仍成为皇权与后权斗争的政治牺牲品。《魏书·皇后列传》载：“及肃宗即位，上尊号曰皇太后。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2]P336此处的皇太后即为宣武皇后高氏，肃宗即帝位后尊为皇太后，但其并非肃宗的生母，而宣武皇帝感念胡氏冒着生命危险为他生下继承人，毅然废除了子贵母死制度，肃宗的母亲胡氏成为子贵母死制度下唯一的幸存者。《魏书·肃宗纪》：“己亥，尊胡充华为皇太妃。”[2]P221后又尊为皇太后，后宫两位皇太后势必引发矛盾，而胡氏作为肃宗生母，妄图与身为嫡母的高太后争夺后宫权力，由此必然对高后恨之入骨。《魏书·天象志》记载：“明年上崩，后废为尼，降瑶光寺，寻为胡氏所害，以厌天变也。”[2]P2435高氏作为斗争的失败者只得出家为尼。这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女子沦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例子。
(二)朝廷战争
北魏时期处于南北分裂的大背景下，南北两方不断的战争以及周边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产生了许多政治难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贵族。这时一部分作为贵族附庸的姬妾成为他们的累赘。如《魏书·房法寿传》：“伯玉在南之日，放妾杨氏为尼。入国，遂令还俗，复爱幸焉。为有司所奏，高祖听之。”[2]P974孝文帝时，伯玉为南齐萧鸾南阳太守，高祖南伐，攻克了宛外城，伯玉面缚而降，为了自保，使姬妾不成为自己的拖累，让杨氏出家为尼，归顺后又令她还俗。这是由于作为婢妾依靠的贵族男性的失意或意外的战争变故出现而促使她们不得不出俗为尼。另外还有一些女子因战争死去丈夫，从南朝逃亡北魏，无依无靠，为了不被时人所嫌弃，皈依佛门以求自保。《魏书·刘休宾传》：“东阳平，许氏携二子入国，孤贫不自立，并疏薄不伦，为时人所弃。母子皆出家为尼，既而反俗。”[2]P969许氏因失去了过去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得已携子出家。另外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是极其残酷的，北魏力量相比南朝而言较为强大，且统治者大多比较贤明，南朝皇帝多奢靡腐败，军事力量薄弱，内部权力斗争导致政权不稳定，因此在南北战争中南方政权常处于下风，这导致大部分贵族或百姓沦为战俘。“《魏故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铭》：尼俗姓王氏，字钟儿，太原祁人，宕渠太守更象之女也。禀气淑真，资神休烈，理怀贞粹，志识宽远。故温敏之度，发自龆华;而柔顺之规，迈于成德矣。年廿有四，适故豫州主簿行南顿太守恒农杨兴宗。谐襟外族，执礼中馈，女功之事既缉，妇则之仪惟允。于时宗父坦之出宰长社，率家从职，爰寓豫州。值玄瓠镇将汝南人常珍奇据城反叛，以应外寇。王师致讨，掠没奚官，遂为恭宗景穆皇帝昭仪斛律氏躬所养恤，共文昭皇太后有若同生。太和中，固求出家，即居紫禁。”[4]P146王钟儿本是南顿太守杨兴宗的妻子，因玄瓠镇将常珍奇反叛被平而没入奚官，但因其身份只是一个战俘，为了避免政治侵害，只得委身寺庙。
(三)宫廷内斗
北魏是由鲜卑人建立的政权，由于生活环境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相比中原女性的含蓄保守，北魏宫廷中的女子更加强悍豪放，料想在中原皇宫中尚且存在着尔虞我诈，相较于中原王朝的宫廷斗争，这些强悍豪放的鲜卑贵族女子在宫廷斗争的形式和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魏书·皇后列传》：“后贞谨有德操,遂为练行尼。后终于瑶光佛寺。”[2]P332废皇后冯氏因率领六宫迁往洛阳，迎合了孝文帝为融入中原民族而迁都洛阳的意旨，受到孝文帝的恩宠，但是不久，“高祖后重引后姊昭仪至洛，稍有宠，后礼爱渐衰。昭仪自以年长，且前入宫掖，素见待念，轻后而不率妾礼。”[2]P332冯昭仪认为自己是姐姐，并且先入宫，不把皇后放在眼里，皇后虽生性不妒忌，但是仍有愧恨之心，后来冯昭仪掌管内廷，暗中百般构陷皇后，皇后终被废为庶人，接着入瑶光佛寺。为了争宠，姐姐不惜陷害妹妹，姐妹情谊尚且比不过后宫权力，亲情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北史》卷十九《孝文六王·京兆王愉传》载：“顺皇后召李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5]P715京兆王元愉娶宣武帝顺皇后于氏之妹为王妃，但却更加宠爱妾室李氏，顺皇后为了巩固妹妹王妃之位，强行将李氏所生之子抱给其妹抚养，并强令李氏出家，不得已之下，李氏只得出家为尼。顺皇后此举不仅仅为巩固其妹的地位，更是为整个于氏外戚家族政治地位的上升拔除后患，宫廷内斗更多的也是为朝堂上的政争保驾护航。
(四)当权提倡
北魏诸帝除“三武一宗”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提倡灭佛外，其余皇帝大多信奉佛教，有的甚至到了佞佛的程度。《魏书·释老志》记载：“承明元年八月，高祖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2]P3039高祖孝文皇帝在永宁寺亲自替男女僧尼剃度。《魏书·皇后列传》写道：“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亲揽万机，手笔断决”[2]P338灵太后受其姑影响，晓得佛教大义，掌握大权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倡佛教，提倡力度之强为历朝少有。《资治通鉴》卷一〇四九《梁纪五》云：“太后好佛，营建诸寺，无复穷已，令诸州各建五级浮图，民力疲敝。诸王、贵人宦官、羽林各建寺于洛阳，相高以壮丽。太后数设斋会，施僧物动以万计，赏赐左右无节，所费不赀，而未尝施惠及民。”[6]P4646-4647灵太后作为北魏贵族女性的代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对统治者的盲目崇拜，广大百姓纷纷出俗。最高统治者的崇佛、佞佛导致社会各个阶层相继以佛教为最高信仰，再加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争不断、社会混乱的时代，佛教成为人们寄托幻想的净土，加上佛教自身的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因此，贵族女子在种种缘故之下毅然选择以身侍佛，常伴青灯古佛。
这些出身于贵族世家的女子出家后往往仍与本家族存在一定联系，而不是彻底与尘世断绝往来，她们中更多仍在为北魏政治、宫廷服务，与北魏朝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连接其家族与朝廷之间的桥梁。
(一)设置专门机构
北魏朝廷为更好地管理佛教事务，设立专门的僧官制度。《魏书·释老志》：“初，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戒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2]P3030法果即为第一任的沙门统。而对于女性出家者，朝廷也采取相应措施，如世宗宣武皇帝在洛阳修建尼寺——瑶光寺，作为后宫嫔妃及贵族女子出家之所。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仪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归诚一乘。”[7]P46-47另外，还如设立沙门统一般设比丘尼统作为管理全国比丘尼的最高僧官，但据史料碑刻记载北魏被册封为比丘尼统的只有两位名尼，一位是前文提到的慈庆尼，死后被追赠为比丘尼统。“正光五年尼之春秋八十有六，四月三日忽遘时疹，出居外寺。其月廿七日，车驾躬临省视，自旦达暮，亲监药剂。逮于大渐，余气将绝，犹献遗言，以赞政道。五月庚戍朔七日丙辰迁神于昭仪寺。皇上伤悼，乃垂手诏曰:尼历奉五朝，崇重三帝，英名耆老，法门宿齿。并复东华兆建之日，朕躬诞育之初，每被恩敕，委付侍守。昨以晡时忽致殒逝，朕躬悲悼，用惕于怀。可给葬具，一依别敕。中给事中王绍鉴督丧事，赠物一千五百段。又追赠比丘尼统。”[4]P146而另一位是灵太后的从姑僧芝尼，这位僧芝尼经常出入内宫为皇帝和后妃讲道，深受皇族宠信。
(二)出入后宫讲学
比丘尼团体作为出家人也要如僧人一般四处讲学，传播宣扬佛教理论，而她们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讲学场所即为后宫，后宫是皇帝的内眷即嫔妃与太后等的居所，僧人作为男性出入内闱多有不便，而同为女子的比丘尼就成为进入内宫传道的主要人选。《魏书·李彪传》：“及彪亡后，婕妤果入掖庭，后宫咸师宗之。世宗崩，为比丘尼，通习经义，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志所在著绩。”[2]P1399而上文中提到的僧芝尼也经常出入内宫，《魏书·皇后列传》：“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2]P338不仅如此，她更是受到皇帝和后宫嫔妃太后的尊重。《魏故比丘尼统法师僧芝墓志铭》记载：“及至京都，敬以殊礼。高祖孝文皇帝道隆天地，明踰日月，倾诚待遇，事绝常伦。世宗宣武皇帝信心三宝，弥加弥宠，引内闱掖，训导六宫。”[8]P20由这篇墓志铭可见僧芝法师地位之尊崇，不仅为文明太后、灵太后胡氏讲道，更为高祖孝文皇帝、世宗宣武皇帝所器重，尤其是世宗更是让其训导六宫，很难说她的侄女胡氏能够成为皇后没有她的一份功劳。后宫讲学也可视为一种政治活动，最终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三)为贵族造像祈福
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佛事活动日益开展，据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九“北朝造像诸碑总论”记载：“按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夜。大抵所造者，释迦、弥陀、弥勒及观音、势至为多。”[9]可知造像立碑自北魏起便成为佛教僧侣的重要工作之一，而比丘尼作为受具足戒的女性僧侣，造像自然也成为她们的本职工作。她们造像祈愿自身与家人、师僧身体康健、无疾无病，祈愿超脱轮回、立地成佛等，而贵族女子作为北魏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出家后进行的造像活动，更多的内容是祈愿“国祚永隆”“国祚遐延”“家族繁盛”。邵正坤在《北朝比丘尼造像记试探》中提到“事实上，北朝的佛教与政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统治者的支持与翼护，佛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迅猛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因此‘为国兴福’便成为僧尼事佛时一个不容推卸的责任”[10]P19。如比丘尼法兴于永平四年为皇家师僧父母造像，希望皇祚永隆。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军人时刻面临着生死之危，已出家的比丘尼不忍看到亲人受苦，为其造像，祈愿其平安凯旋，“比丘尼法光为弟刘桃扶北征，愿平安还”。
贵族女子出家现象层出不穷，首先加强了北魏朝廷与官宦世家的联系，世家大族通过这些比丘尼与内宫嫔妃以及皇帝的交流沟通，增强自身的影响力，甚至对朝廷政争产生极大的作用，再加上北魏女子特殊的社会地位，其时刻周旋于世家与宫廷之中，对北魏政权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其次贵族女子频繁出家使当时社会上一大批女子纷纷效仿，逐渐影响了整个社会。随着出家人数的增加，出生人口逐渐减少，社会生产力下降，经济得不到发展，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甚至需要统治者颁布诏令进行调整。另外北魏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人口减少终致军队战斗力下降，由此朝廷颁布诏令，令大量出家僧尼还俗归家。《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和)十年冬，有司又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其有道行精勤者，听仍在道；
为行凡粗者，有籍无籍，悉罢归齐民。今依旨简遣，其诸州还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2]P3039由此可以看出北魏社会已经存在佞佛的现象，甚至威胁到了统治，而贵族女子出家对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北魏作为南北朝时期最早建立起来的北方政权，是个混乱而又开放的王朝。上层统治者仍保留着许多游牧民族的特性，最明显的就是其上层贵族女子受到的束缚远小于之前甚至之后几千年的中原王朝的贵族女子，正是由于这不一般的社会大环境，使得其中一部分人，不论是出家前还是出家后，都能对北魏政权产生影响。她们出家的政治原因莫过于统治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特殊的制度要求，不得不令其宠妃出家避难；
后宫妃嫔之间相互内斗，作为宫斗失败者的一方为保全性命无奈出俗；
或因出身为敌对朝廷命官的家属为避屈辱而以身侍佛。这些贵族女子在出俗后仍与俗世密不可分，与朝廷联系密切，北魏皇帝不仅为她们兴建佛寺，设置专门机构管理日常事务，甚至允许她们入宫为内宫后妃讲道，有的甚至可以左右皇帝的后宫事务的决策。无论从其出家的政治动机，还是其出家后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活动，都可以看出她们与北魏朝政的密切联系。她们带起来的这一股出俗为尼的风潮甚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决策的执行、军队力量的削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