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奉天疫灾：现代化及内外开放下的环境变动与社会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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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浩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疫灾是由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导致的灾害，不仅摧残人类的身体健康，还可能危害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因而学界十分重视疫灾史的研究。尽管学界有关清末奉天鼠疫的研究较多[1-4]，但对晚清时期奉天疫灾的整体性考察尚付阙如。鉴于此，笔者从社会变迁入手，基于环境史的视角对晚清该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特点、疫灾频发原因及防治举措诸方面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奉天地区一般是指由奉天府扩大而形成的奉天省及相关地区，包括今辽宁省大部和吉林省部分地区。出于研究方便，笔者采用清末奉天地区8 府5 厅的行政区划[5]1925-1943，以府和年为单位统计出晚清奉天各地疫灾发生的年份和次数①晚清奉天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频繁，尤其是光宣时期的行政区划改革对府级行政单位影响很大，而且县级单位的调整也比较复杂，所以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采用动态跟踪的方法，根据区划变动情况随时调整研究范围。，见表1。
表1 晚清奉天地区各府（直隶厅）疫灾发生年份表①资料来源：《清史稿》《大清宣统政纪》等正史，《奉天通志》《盘山厅乡土志》等清代至当代的相关地方志，《申报》《益闻录》《大公报》《盛京时报》等近代报刊，《东三省疫事报告书》《鼠疫流行史》《辽阳战守日记》等相关资料。说明：无疫灾记录的府（直隶厅）不予统计；
如某府在某年内有多个县的疫灾记录，只记为1次。
由表1可以看出，除了长白府、姚南府、庄河直隶厅、辉南直隶厅，奉天各府（直隶厅）均有疫灾发生，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体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就时间而言，晚清奉天地区有疫灾记录的年份共34个，占总年份的47.2%，基本每两年就有一次疫灾发生，频率很高，其中尤以清末疫灾发生频率为最，几乎每年都有疫灾发生。就空间而言，奉天府是奉天地区疫灾发生最为频繁的地区，多达30次，发生疫灾次数较多的地区还有锦州府和凤凰直隶厅，二者皆是11次，其他地区则相对较少。以下从时间、空间两方面分别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一）时间分布
笔者按皇帝年号将晚清分为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五个时期，来分析奉天地区疫灾的时间分布状况。这里以表1 数据为基础，将晚清各时期奉天地区疫灾发生状况统计如下（表2）：
表2 晚清各时期奉天地区疫灾发生状况统计表②说明：同一年在不同府（直隶厅）发生的疫灾常常是由该年同一种传染病所引起，故统计时把一个年份里的多次疫灾记为1次，所以表中的“疫灾次数”实际上是这一时期疫灾发生的年数。
由表2可知，道光、咸丰、同治时期的疫灾发生几率较低，其中同治年间的疫灾记录仅有两次，即同治元年（1862 年）“夏，辽阳、开原、宁远大疫”[6]3296和同治十三年（1874年）牛庄“天花之症正在大行”[7]，而道光年间甚至没有疫灾发生。光宣时期的疫灾则发生率最高，仅光绪年间就有多达23 个年份的疫灾记载，且每个年份都有多条记录，宣统年间更是达到了连年疫灾的程度，以奉天府为例，宣统元年（1909年），“多人日前均患时疫”[8]；
宣统二年（1910 年），发现鼠疫[9]；
宣统三年（1911 年），“百斯笃疫蔓延”[10]，说明奉天地区疫灾的发生状况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道光、咸丰、同治时期，奉天地区政治相对稳定，民族矛盾尚且缓和，加之自然灾害较少，因而疫灾的发生频率较低。而至光宣时期，奉天地区主权沦丧，战乱频仍，民族矛盾尖锐，自然灾害多发，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奉天地区疫灾发生频率达到晚清时期的峰值。
（二）空间分布
据表1 可知，晚清奉天地区各地的疫灾发生次数差别很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一是地缘影响了疫灾的分布。晚清奉天地区疫灾频发的奉天、锦州等府，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地区。如“奉郡为全省中枢,当南满、京奉二线之交点。汽车未停以前,不及防御,大为病毒之所侵袭”[11]8266。又如锦州府，作为连接东北与华北两大区域的交通枢纽，人口流动频繁，极易传入疫症。据载：“锦州东界广宁，北界义州，为哈长入关之冲。疫线之来，不外此二路。初传人均为北来苦力,东线蔓延最广，北线次之。”[11]8296
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疫灾发生频率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疫灾发生频率也相对较高。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奉天府已拥有2 160家商店，年营业额多达百余万元。[12]25经济发达和商业繁荣必然会带来大量人口的集聚，为疫病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如“（奉天）省会人烟稠密，故疫势蔓衍尤易，患者数占全省四分之一而强”[11]8266。而经济发展滞后的府县则鲜有疫灾，如位于科尔沁草原的姚南府，工商业落后，人口稀少，故无疫灾发生。
三是政区的等级与设置影响了疫灾发生次数。奉天府作为“冲繁疲难”[5]1926，陪都所在，大量的行政机构和驻军都设置于此，不仅易发疫灾，而且往往受灾最重。如光绪九年（1883年），奉天府“有霍乱疫症，七月十七日曾见出材十三具，皆系疫病身死，据观东北一带死者最多”[13]。此外，政区的设置同样影响了疫灾记录。以长白府为例，其置府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设立时间较晚，加之其下辖的安图、抚松二县[5]1937-1938都是人烟稀少的地区，故无疫灾发生。
在世界现代化日益推进的浪潮下，东北的奉天地区作为重要的商埠开放地，自然首当其冲。从清中叶以来的东北开禁到商埠开放，奉天地区的现代化开始起步。而俄日在东北地区的扩张及其商品、资本的输入也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进程。在这一现代化及内外开放的背景下，奉天地区原本封闭稳定的自然、社会环境遭到了严重扰动，这种环境的变动也成了晚清奉天疫灾频发的驱动力量，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区域人口激增
从康熙七年（1668年）废除辽东招垦条例开始，清朝封禁东北的政策逐渐成为定制。但随着关内人口剧增，自然灾害频发，大量流民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东北，“盛京地方，与山东、直隶接壤，流民渐集，若一旦驱逐，必致各失生计，是以设立州县管理”[14]，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这些移民行为，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到咸丰元年（1851 年），奉天地区的人口密度由1.77 人/km2增长到20.65 人/km2。[15]272到同治年间，为开辟税源，加强流民管理，政府将盛京围场等禁地逐步放垦，直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而甲午战争的爆发更是加快了开禁的进程，奉天的盘蛇驿牧场、大凌河牧场、西流水围场、东流水围场等亦陆续放垦。至日俄战争后，东北全面开禁，移民实边成为国策，“闯关东”随之兴起。据统计，奉天作为吸收关内移民最多的地区，其人口数量从乾隆十八年（1753 年）的221 742 人[15]261激增到宣统末年的11 018 517 人[15]269。区域范围内人口数量的激增，人口密度的提高，为病原体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充足条件。同时，大规模的民众迁徙，人口的频繁流动，也十分有利于疫病的滋生和扩散。
（二）城镇商埠兴起
晚清以前，清政府出于战略考虑，仅在奉天地区设置了少量的中心城市和军事重镇。随着东北开禁，关内人口不断涌入，新兴城镇也随之崛起。据统计，1840年前，奉天地区仅有盛京、辽阳、开原、兴京、铁岭等17 个城镇，但到清末，仅人口破万的城镇就发展到了33 个之多。[16]实际上，20 世纪初奉天省会的人口数量就已接近20 万人[12]26，这样庞大的人口集聚十分有利于病原体的存活和传播。省城内“大西关工夫市关系贫民聚集之地，加以伙房小店鳞次栉比，传染时疫尤为容易”[17]。不仅如此，奉天的地方市镇也多人口密集，易发疫病。如辽阳“城西刘二堡为本邑巨镇，居民数千户，人烟稠密，现在时疫流行”[18]。同时，兴起的城镇每年都会吸引大量劳工前来。宣统二年（1910年），“哈长苦力已麇集省会（奉天），故发疫最先；
后来疫势之炽，亦为全省冠”[11]8263。此外，自《天津条约》签订，营口（牛庄）成为东北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商埠后，辽阳、铁岭、安东等地陆续自主开放，加上日俄控制的旅大港，奉天商埠之多，开放程度之高，居全国前列。商埠对外交流频繁，往往会滋生瘟疫。光绪三年（1877年），“入夏后，接展各埠来信，俱称近有时症，虽所患微分轻重，而要莫盛于闽之厦门、奉之牛庄，死者几枕藉”[19]。许多疫病同样会从商埠传入。例如营口，光绪十八年（1892年），“夏，南方霍乱大流行，逐渐蔓延至营口，死者达数千人”[20]；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肺鼠疫由香港传入，在居民区流行，共死亡1 610人[21]。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致使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日益突出，脏乱差的卫生状况为疫病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据司督阁记述，1905年前，奉天并没有建立卫生设施的意图，房屋脏乱、垃圾堆积、水源污染等状况随处可见。[22]
（三）铁路交通发展
出于资本输出、对外扩张的需要，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从哈尔滨到旅顺的东清铁路。《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日本将东清铁路长春以南路段改称南满铁路，并继续修建了安奉路段。这些铁路贯穿了整个奉天，与京奉铁路共同构成了一个密集的铁路网，极大改变了奉天地区的自然、社会环境。一方面，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沿线城镇及附属地的发展，据民国初年日本人的统计，南满铁路沿线城镇的总人口就达到了1 091 389人[23]，如此大的人口基数为疫病长期存在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铁路网的扩张，改变了传统时期环境的封闭性，将以往可能是地方性的疫情拓展到了整个区域。以清末奉天的鼠疫为例。宣统二年（1910年），“疫起俄境，沿东清铁路，逐处传染，未浃旬，蔓延奉、吉、黑三省”[5]12534。锡良在奏折中亦称：“此次疫症，因东清、南满火车往来，蔓延甚速，闻大连亦已传染。”[11]8186鼠疫正是沿着铁路线蔓延，引发了奉天多座城市的疫灾。不仅如此，日俄的军队也随着铁路的扩展而驻扎在奉天各地。大量军队的长期驻扎，加之水土不服，时常引发疫病。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驻扎辽阳俄军营内，现在盛行天然痘，该营内每日因此毙命者约百余名”[24]。
（四）战争动乱增多
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扩张。奉天地区因其工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自然也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早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就曾入侵奉天南部的大连湾，但因其战争规模较小，故对环境的扰动较弱。直到甲午战争爆发，频繁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巨大伤亡，进而引发疫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营(口)、海(城)、盖(州)三处，兵燹之余，时疫大作”[25]。而且，战后尸体堆积，环境恶劣，十分容易滋生疫病，“中日战后，疠气传播，夏七月（铁岭）境内发生阴霍乱，症吐洩抽搐，顷刻殒命”[26]152。激战过后往往又有大量伤兵溃退，体质下降的士兵一旦感染疾疫，甚至会给当地百姓带来瘟疫。如“中东战，清军败，吴军门溃兵由田庄台逃避义州，六、七月间大疫，城内棺椁几为之乏”[27]101。日俄战争期间，不仅有双方交战时期军事对峙所引发的士兵染疫，“旅顺目下有痢疾之症，即在该处驻扎之日军第十二旅团营中传染”[28]，还有来年兵乱过后奉天全境的瘟疫肆虐，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辽境被兵最久最惨，瘟疫遍地”[29]。长年频繁的战争动乱，既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身体素质下降，又严重恶化了自然、社会环境，为疫灾的暴发提供了充足条件。
（五）自然灾害频发
随着人口激增，城镇发展，奉天的资源需求量也日益增长，导致了大规模的山林滥垦。据记载，道光以前，“除凤岫等境外，其余东北边地尚未开辟，山深林密，土旷人稀”[6]2692，但到光绪年间则“招徕垦户，大启山林，辽东森林芟除殆半矣”[6]2692。雪上加霜的是，日本为掠夺东北的森林资源，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与清政府签订了采木公司合同，相继控制了奉天地区的所有森林地带，终日砍伐不断，致使林木大为削减。山林的滥垦与滥伐，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水旱等灾害频发。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人口伤亡和粮食危机，又为疫病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奉省“秋水为灾，漂没田庐，损伤人口，沿河一带，罹患尤重”[30]。水灾所引发的生产破坏和人口死亡导致了瘟疫的肆虐，如海城水灾过后“疫疠盛行，仿佛南中子午痧症候”[31]。旱灾的频发也会导致疫灾的滋生。光绪九年（1883年），营口“入夏以来，旱既太甚，居民患疫有朝病而夕死者”[32]。而旱灾往往与虫灾相伴而生，共同诱发疾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义州“五、六月大旱，有虫灾，六、七月大疫”[27]103。
晚清奉天地区的政局极其复杂。一方面，奉天地区改制较晚，部分地区管理薄弱甚至尚未设治，地方政府的力量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奉天主权名义上虽然属于清政府，但俄日在不同时期通过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实际控制了大片的铁路附属地，既驻扎了重兵，又设立了正式的管理机构。因此，奉天当局不仅要联合各级政府合作抗疫，还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民间力量与外国势力共同应对疫情。
（一）各级政府的防治举措
第一，中央政府的应对。作为陪都重地，奉天地缘政治复杂，且距京畿较近，故中央政府对奉天地区的疫情十分重视。尤其当清末奉天鼠疫暴发后，中央政府及时成立了“中央卫生会”和“京师防疫局”，颁布了《陆军部暂行防疫简明要则》和《东西各种防疫成法》[1]，并聘请各国名医为顾问，指导防疫工作。为了向国外学习先进的防控经验，中央政府还于宣统三年（1911年）主办了万国鼠疫研究会。据记载：“各国代表等二十余员，驻奉各国领事及外务部施右丞、清国医士伍君连德等均列席。”[33]而且，中央政府还主张“奖惩并举”，在命令锡良等地方官员拟定抚恤章程的同时，颁布了《京师防疫罚则九条》[34]等处罚条例，起到了警示和带头作用。此外，中央政府委任施肇基为外务大臣，斡旋处理东北地区日俄势力间的合作防疫事务，并争取到了日本对奉天防疫的支持，成立了“中日防疫会”，共同应对奉天疫情。
第二，当地政府的举措。光绪七年（1881年），知府徐本衡与总兵左宝贵“创设牛痘局施种牛痘”[6]3285，这是奉天地区最早的防疫机构。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政府在大北关创办了奉天第一所中国西医院，即奉天官立医院。同年，“省城改组巡警总局，兼管卫生事宜，局内设卫生科掌防疫、清道……稽核医院等事，同时各属巡警局设卫生一股，主管地方卫生”[6]3286。自此，奉天各地的卫生防疫事务陆续开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安东霍乱病蔓延多日，染病者每日必有数十人，幸防疫委员竭力阻止……自此日渐稀少”[35]。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政府“复设官立卫生医院，春秋两季施种牛痘”[6]3286，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天花流行。宣统二年（1910年），肺鼠疫传入奉天，奉省当局“亟设防疫机关，分立至五百五十余处”[6]3286。同时，成立奉天防疫总局、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和北部防疫分局，制定《奉天防疫事务处订定临时防疫规则》等一系列条规。为激励防疫，政府还为防疫区官“每月加给津帖（贴）银十两，以示奖励”[36]。嗣后，相关举措得到了具体落实，如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奉省瘟疫盛行，传染急速，因而防疫停止火车”，“山海关外又立隔离所，无论何等之人凡至该地者，一概隔离三礼拜”[37]。又如奉天西华门外住户染疫，“经防疫事务所查明，将病人带走，所有什物概行焚毁……将石灰炭酸认真消洒，各警兵出入均著带用呼吸囊以防传染至西华门，前因防疫暂令虚闭，严查出入”[38]。而且，因各区疫毙死尸甚多，奉天防疫事务所为避免埋葬队草率处理，“特派员分往城外各义地调查，如果有上项情弊，则须处以相当之罚，决不姑宽也”[39]。各地方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有效举措。如铁岭“西关三道街今正染疫死者数名，当将该房屋立即封禁”，“防疫所派队燃烧，将该房一律烧毁，以杜后患”[40]。万国鼠疫大会召开后，根据会议建议，政府还在牛庄、安东等多地设立检疫所，并于十一月“分设奉天省兵站医院及临时红十字救济会”[6]3287。
第三，外地政府的配合。以直隶省政府为例，直隶与奉天地缘相近，且商贸往来频繁，极易受到奉天疫情的波及，故而对其疫灾的防治往往抱着积极配合的态度。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直督袁宫保因牛庄染患时疫者多，曾派委医生一名、委员一名驻营口河北，如有病人逃匿河北者，则加意抚治”[41]。袁世凯为防止牛庄瘟疫扩散，主动派遣医疗人员入奉。营口、山海关、北塘一带鼠疫流行时，天津卫生局也“委派医官分往营口、田庄台、前所、山海关、汤河、大沽一带查防”[42]。虽然卫生局是出于防范鼠疫蔓延天津的意图，但在营口等地所采取的防疫手段，间接预防了奉天疫灾的扩大。此外，庚戌鼠疫期间，天津当局还采取物质激励政策，“派赴东省人员月薪皆三五百金不等”[43]。
（二）民间力量的应对
第一，绅商及慈善组织的应对。光绪八年（1882年），为应对荒疫，奉天绅商与政府合作相继创办了一批慈善机构，是为“奉天同善堂”之雏形。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奉天牛痘局并入同善堂，“常年引种牛痘约二千五百人”[6]3288。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同善堂又创设了奉天最早的中医医疗机构——施医院，救助患疫民众。此外，地方的绅商多积极配合防疫。如光绪二十五年（1889年），“（盖平）时疫盛行，死亡相继，协赈局诸善士于施药施医而外，另备舍棺三百具，以一百具发往盖州，二百具留存营口”[44]。盖平协赈局不仅医疗救助百姓，还捐赠棺椁帮助死者下葬，预防因尸体腐败而滋生疫病的情况。又如宣统三年（1911年），辽阳“自鼠疫发现以来，人民目睹其惨烈，故各村屯均能相率戒严，由村会首轮班，禁阻外界车马行人入村，藉以补助巡警之不逮”[45]。由乡绅组织百姓封路封村，配合政府防疫，弥补巡警不足。另外，上海绅商沈敦和成立的万国红十字会，也曾投身奉天疫灾的防治。光绪三十年（1904年），惨遭日俄兵燹的四万难民涌入奉天，引发全城瘟疫。红十字会不仅积极组织捐款，还立即派遣医疗队入奉，并训练了数百名救护人员。[46]302除绅商群体主动捐募并配合防疫外，政府官员往往也会与地方绅商合作筹办防疫事务。如宣统二年（1910年），铁岭“传染黑死病，官绅筹办防疫事务，隔绝交通，于城北山头堡设防疫所，龙首山设隔离所”[26]152。官绅的合作防疫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第二，中医医家的应对。当地民众在19 世纪后期西医进入奉天之前，主要是靠中医来防疫治疫。据记载，宣统年间仅奉天城内就有中医360余人[46]208，他们多以“岐黄家”为名，积极参与奉天的疫灾防治。如光绪十年（1884年），“牛庄一带，今年酷暑熏蒸，较往年尤甚，民间贪凉畏热，露宿星餐，以凉意中人多生疫疠，传染各处，死者已有一千余人。岐黄家应接匆忙，不遑暇食”[47]。当地医家还为疫病防治作出理论贡献，如道光年间，奉天名医王思泰“精研医理，别具会心，著有《伤寒试验经》，风行一世”[6]4633。中医医家的参与不仅有力支持了政府的疫灾防治，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医救治外感热病的不足，“补救西医偏重杀菌之弊端”[48]。
（三）外国势力的防治举措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势力进入奉天，并向各个领域渗透，随着瘟疫的肆虐，它们也投身到了奉天疫灾的防治中。如光绪九年（1883年），英籍医士司督阁创办了奉天最早的西医院——盛京施医院。此后，该院不断扩建，并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分设女施医院，救治了大量染疫民众。[46]199庚戌鼠疫暴发后，英籍的医生更是积极参与救治，甚至有尽力防疫而不幸身亡者，“英医嘉克森因尽力防疫染疫身故”[49]。法国公议局对居民实施的检疫举措也起到了一定的防疫作用，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营口近患恶疫，有逐日猖獗之势，间有患黑死病者，公议局派巡勇检查各户有无病者，又谕告各户捕获鼠族”[50]。
《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势力随着东清铁路进入奉天，并逐渐参与当地的疫灾防治。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奉省渐有瘟疫，俄兵按户饬净街道、洁院宇以避之”[51]。为了预防疫病滋生，俄兵会及时清洁街道，做好卫生管理。同时，俄方还会实行隔离政策，焚烧染疫者的衣物，“省城自有瘟疫，俄以为承德县监犯所致，令即刻迁犯人于西关，并焚其旧衣换以新衣”[52]。此外，奉天的俄属医院不仅救疗俄人，同时也收治了大量的中国染疫病患，如“近时瘟疾又起，每日舁送病人由阜有门过者……皆送于俄医院调治”[53]。
日俄战后，日本全盘继承了沙俄的在奉权益，并开始参与奉天的疫灾治理。日俄战争时，法库疫病流行，日军司令官乃木希典便与法库农、商、士、绅商定建立法库医院。[54]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在大连建立了满铁大连病院，收治染疫民众。其创立的大连民政署也积极参与防疫，“大连埠东老虎滩有染霍乱病者，民政署恐其蔓延，于大连埠极力预防”[55]。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日本又在省城成立了满铁奉天医院，加强医疗防疫力量。宣统三年（1911年），奉天出现鼠疫后，日本立即成立了防疫总部，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奉天、大连等处进行强制性检疫。后经中日两国交涉，于1月14日停驶南满铁路，防止了鼠疫的继续蔓延。当月，日本政府还通过了追加“满洲鼠疫防遏费一百万元”[56]的议案，大力援助奉天防疫。虽然日本的严格防疫有着“彼视之如其国境”的越轨之嫌，但其种种举措都在客观上支持了奉天疫情的防控。
实际上，在整个晚清奉天疫灾的防治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国家对社会力量的动员。各级政府以“信赏必罚”为原则，灵活运用政治、经济等手段动员民间力量与外国势力共同防治。从政府联动到官绅合作再到对外交涉，以及清末鼠疫期间的“奖惩并举”“地方捐募”和“防疫筹建”，都表明了紧急状态下提升社会动员效能的重要性。
在世界现代化推进和内外开放的双重背景下，奉天地区现代化发展迅猛，人口激增、铁路兴建、城镇崛起引发了剧烈的环境变动，直接导致当地疫灾的频发。这无疑在警示我们，关注社会嬗变，聚焦区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忽略发展本身给自然、社会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同时，环境应对不力所导致的疫情高发使得清政府日渐意识到防疫、治疫的重要性，而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发动社会民众合力抗疫，正是疫情防控所最需要的国家-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建立的契机。晚清奉天政府的卫生建设虽然迟滞，但其在疫灾状态下对民间力量和外国势力的紧急动员，极大地扭转了疫情局势，为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创设了条件。
需要提及的是，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大都发生在清末鼠疫暴发后不难发现，清政府本身并不具备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能力，故而无法对奉天地区因步入现代化而引发的环境变动作出积极回应；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面对1840年以来的“近代化”是被动且消极的，从各种防治举措中可以看出，民间和地方政府在面对这些变化时具有良好的应对能力，这表明中国在西方现代化冲击后，为了解决环境变动问题而主动作出内部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