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士人“温卷”活动与杂说笔记之创作

宋世瑞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旧题春秋子思所撰《孔丛子》之卷二云:“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1]《孔丛子》虽托诸子思之语，然对于杂说语源而言，实未为确据。“杂说”一词，大概始见于汉代。《史记》中云:“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2]《春秋》杂说，即诸家解说《春秋》之言者，“杂”有“集合”义。杂说笔记是一种用笔记形式创作的、内容庞杂的学术性著作，即郑宪春先生称宋代笔记中一类“形式与内容都是不拘一格”、兼备众体的文献为“杂著笔记”[3]，是笔记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作为一种文献类型，它长期游走于书目中的经部儒家、子部杂家与小说家、集部诗文评之间，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才在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中有了一个明确的位置。

清代康熙年间的毛奇龄在其《天禄识余序》中云:

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一则集事以类用，一则考议以资辨……刘宗正父子领校天禄，当时有《说苑》杂记诸书散行于世，而后之为杂说者宗之，如班令史之侍读禁中而作《白虎通》，蔡邕之校汉典而作《独断》是也。嗣此则唐宋诸家，短裁促笔各自为书，不必尽出秘府，致长安举人净坊佛厂争相写记，为销夏之举，谓之夏课。元明以来，山人园客，又往往作稗官野乘以夸诩闻见，故说者谓谈论之盛，至唐后始备，而不知《汉书·艺文》已早有杂说千家见于书目，特其文不传耳……杂说有二:一则骋闻见以讨遗帙，即《说苑》杂记所自昉也，若此者虑其诞妄；
一则夸记忆以肆驳辨，即《论衡》《独断》所由著也，若此者又虑其寡陋。[4]

此处毛奇龄将杂说笔记溯源到刘向的《说苑》，是近于历史事实的。与毛西河(注:毛奇龄的郡望)同时的计东、乾隆年间的汪师韩与潘荣陛、道光年间的王玉树也有相同的观点。如潘荣陛承袭毛奇龄的说法，在《帝京岁时纪胜序》中云:“昔刘宗正校书天禄，有《说苑》杂记诸书行于世，而后之为杂说者宗之。如班令史之侍读禁中而作《白虎通》，蔡邕之校汉典而作《独断》是也。嗣此则唐宋诸家，短裁促笔，各自为书，不必尽出秘府。致长安举人，净房佛殿，争相写记，为销夏之举，谓之夏课。元明以来，山人园客作稗官野乘，以夸讽闻见。故说者谓谈议之盛，至唐后始备，而不知《汉书艺文》，已早有杂说千家，见于书目。”[5]两段记述大体相近，不过，毛奇龄所云后世杂说笔记乃至笔记文献的创作是缘于科举生态下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夏课与温卷，恐怕有些不妥。案诸文献，毛奇龄的“笔记源于夏课”说源自晚明的陈继儒。其《梅花草堂笔谈序》中云:“六经之支流余裔散而为九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盖其说靡所不载也。小说独盛于唐，唐科额岁一举行，才子下第，白首滞长安不得归，则与四方同侣架空成文，以此磨耗壮心而荡涤旅况，故其文恍忽吊诡多不经。而宋之士大夫则不然，家居退闲，往往能称说朝家故实及交游名贤之言行而籍记之，有国史漏而野史独详者。王荆公云‘不读小说不知天下大体’，非虚语也。”[6]可见明清时期关于笔记文献的创作与士子科举活动密切相关，几成为一种共识。

关于唐代诗文、传奇体小说与士人“行卷”的关系问题，程千帆先生在长文《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已考索之，但作为笔记文献之一的杂说笔记是否如陈继儒、毛奇龄所云，真的与士子科举中的“夏课”“过夏”“温卷”乃至“行卷”等科举活动有密切关系呢?

据严耕望先生的考证，唐代中叶以后士子习业山林寺院有记载的有200 余人[7]。关于唐代士子在净坊佛寺销夏读书写作的状况，除诗文记载外，笔记体小说中也有较为详尽的描写。《卢氏杂说》“宋济”条云:

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时宋济在僧院过夏。上忽入济院，方在窗下犊鼻葛巾抄书。上曰:“措大，茶请一碗。”济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请自泼之。”上又问曰:“作何事业?”兼问姓行。济云:“姓宋第五，应进士举。”又曰:“所业何?”曰:“作诗。”又曰:“闻今上好作诗，何如?”宋济云:“圣意不测。”语未竟，忽从辇递到，曰:“官家，官家。”济惶遽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后礼部放榜，上命内臣看有济名否。使回奏无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8]

中国古代笔记的写作过程中，笔记常有抄撮成书之法，然宋济所抄之书是否为杂说笔记，则难以窥知。又宋仁宗天圣五年上官融《友会谈丛序》云:

余读古今小说洎志怪之书多矣，常有跂纂述之意。自幼随侍南北，及长，旅进科场，每接缙绅先生首闱名辈，剧谈正论之暇，开樽抵掌之余，或引所闻，辄形纪录，并谐辞俚语，非由臆说，亦综缉之，颇盈编简。今年春策不中，掩袂东归，用舍行藏，下学上达，赖庭闱之荫，无菽水之劳。顾驽骀之已然，诅规磨之可益? 身闲昼永，何以自娱? 因发箧所记之言百余纸。始则勤于探缀，终则涉乎繁芜，于是乎笔削芟夷，得在人耳目者六十事，不拘诠次，但厘为三卷，目之曰《友会谈丛》。[9]

据序文可知笔记体小说《友会谈丛》(性质为志怪)创作于下第(“旅进科场”“春策不中”)之后，与科举“夏课”或有部分关系。然考诸陶敏先生主编之《全唐五代笔记》(142 种)，朱易安、傅璇琮先生主编之《全宋笔记》(10 编477 种)①《全唐五代笔记》《全宋笔记》在收录作品上是笔记与笔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日记并存的，文体不纯，类似于民国年间《笔记小说大观》的“笔记小说”。自南宋史绳祖在《学斋佔毕》一书中“笔记小说”与“笔记”两词同义并称以来，后世于两者的使用多相混淆。本文笔记与笔记体小说并非同一意义。前者为一种文献类型，后者为“小说四体”(笔记、传奇、话本、章回)之一。，并未见到士子为应举而撰写杂说笔记进而行卷、温卷的确切记载，惟唐代李绰《尚书故实》一书纂于佛寺、与人闲谈最为近似，然李绰何时成进士的事迹又不明。观前两部丛书所列的杂说笔记之文本序跋可知，唐宋时代的士人笔记多写于入幕、仕宦、致仕期间，如李涪《刊误》、韩偓《金銮密记》、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刘斧《青琐高议》、庞元英《文昌杂录》、程俱《麟台故事》、赵彦卫《云麓漫钞》、王灼《碧鸡漫志》、叶梦得《避暑录》、陆游《老学庵笔记》、倪思《经锄堂杂志》、张端义《贵耳集》等。两宋之际的叶梦得在《避暑录话序》中叙述其创作缘起云:

绍兴五年五月，梅雨始过，暑气顿盛，父老言数十年所无有。余居既远城市，岩居又在山半，异时盖未尝病暑，今亦不能安其室。每旦起，从一仆夫负榻，择泉石深旷、竹松幽茂处，偃仰终日。宾客无与往来，惟栋、模二子、门生徐惇立挟书相从，间质疑请益。时为酬酢，亦或泛话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道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皆后生所未知。三子云:“幸有闻，不敢不识，以备遗忘。”屡请不已。乃使栋执笔，取所欲记则书之，名曰《避暑录话》云。[10]

叶梦得为宋哲宗时期的进士，“时为酬酢，亦或泛话古今杂事”已是南渡之后，“偃仰终日”，可见杂说笔记的创作需要比较悠闲的生活环境以及比较广博的学识，与“得在人耳目者”的笔记体小说的写作是不同的。又据严耕望先生的考察，唐人在寺院里的读书生活较为艰苦且寺庙非藏书之所，所以对于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杂说笔记写作而言，条件并不为佳。笔者也没有发现士子行卷活动中以杂说笔记为贽见的记载，杂说笔记作品作于消闲时的较为常见。如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自序》中云:“余闲居无营，日与客清谈鹤林之下。或欣然会心，或慨然兴怀，辄令童子笔之。久而成编，因曰《鹤林玉露》。”[11]又如刘昌诗《芦浦笔记序》中云:“予服役海陬，自买盐外无他职事。兀坐篝灯，惟翻书以自娱，凡先儒之训传，历代之故实，文字之讹舛，地理之迁变，皆得逆其源而循其流。久惧遗忘，因并取畴昔所闻见者而笔之册，凡百余事，萃为十卷。”[12]沈括《梦溪笔谈自序》亦云:“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13]考诸《四库总目》杂家类杂说之属，唐代杂说笔记3 种，宋代则有65 种(“文渊阁著录”48 种，“存目”17 种)，兼之上述唐代杂说笔记的作者封演、李绰，皆中晚唐时人，可知杂说笔记写作的创作与士人科举形态下的“温卷”“行卷”活动，关系并不紧密。杂说笔记并非落第士子销夏状态中“温卷”的产物。

笔记作品集中以“杂说”名者，最早见诸书目的有梁沈约《杂说》二卷(《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著录，已亡佚)，之后有唐卢言《卢氏杂说》，宋代有《景文杂说》《李后主杂说》《涪翁杂说》《准斋杂说》《艾子杂说》《孔氏杂说》《摭青杂说》等，元代有《东莱先生杂说》《紫薇杂说》，明代《上池杂说》《祐山杂说》《梦航杂说》等，清代《艮斋杂说》《簪云楼杂说》《日录杂说》《苋园杂说》《复堂杂说》等。此类作品虽以“杂说”名，其内容并不一致，或为小说，或为杂史，或为笔记。而作为一种“叙事兼议论”的著述性质的杂说笔记，其兴盛在时间上是比较晚的。其产生的因素也较为复杂。杂说笔记这一类文献类型产生于“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的杂家著述衰落之后，代表一种新的著述形式，它的创作与叙述方式、天才作家及知识积累、学术转向、文官政治、印刷技术的关系，远较所谓“夏课”“行卷”密切。

就叙述方式四种(叙事、议论、考证、载记)来讲，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考证”方式是在唐以后才成熟起来的(这也是最晚成熟的一种叙述方式)。杂说笔记包罗此四种方式，所以考察杂说笔记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成熟，是由“考证”这一因素决定的。刘咸炘《文式附说·考证》在考察“考证”方式发展史时，结合《四库总目》之杂考类相关论述，论列《白虎通义》、许氏《五经异义》、郑氏《六艺论》《郑志》、崔豹《古今注》、应氏《风俗通义》在考证方面的幼稚形态后，以为:“自唐而后，作者始多。”[14]上所举数种唐代杂说笔记作品，也是因其内容中有比较突出的考证文而厕身此笔记类别当中的。二是就“叙事”而言，鲁迅云“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传奇文写作流行，也带动了笔记的创作。故朱光潜在《日记——小品文略谈》一文中注意到了“叙事”对笔记创作的影响:“唐人说部盛行起来以后，笔记更日渐发达。”[15]其他两种叙述方式(议论、载记)在唐前也已经成熟，故基于叙述方式四种的完备程度而言，杂说笔记的成熟是从唐代开始的。

又如《中国藏书通史》中所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促使典籍价格的降低与数量的增多、知识传播的加快、图书典籍获得的便捷化及传阅效率的提高，士大夫藏书也逐渐普及。就唐宋两时期而言，宋人的阅读量、藏书量要远多于唐人。唐李沁“插架三万轴”(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就不如南宋陈振孙私家藏书51 180卷(《直斋书录解题》)，如“隋唐三百余年……万卷藏书家总数二十九人”[16]227“(宋代)明确记载其藏书在万卷与万卷以上的有三百多人”[16]354，略可见唐、宋两代士人读书之别。不过印刷技术的成熟与杂说笔记的写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叶梦得曾藏书三万余卷，其《避暑录话》卷上云:

余家旧藏书三万余卷，丧乱以来，所亡几半。山居狭隘，余地置书囊无几，雨漏鼠啮，日复蠹败。今岁出曝之，阅两旬才毕，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览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观者数十卷，命门生等从旁读之，不觉至日昃。[17]

叶梦得序中云其藏书多“自抄”之本即写本，也印证了印刷术似乎与杂说笔记的写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笔者以为，杂说笔记的创作较多与宋代的文官政治关系密切。隋唐以后，科举考试制度的建立、文官考试制度运作的成熟，为庶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宋代文官的生存状态较利于杂说笔记的发展。这是杂说笔记创作的制度因素。如乾隆十八年黄晟《重刊太平广记序》中云:“宋小说多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谈，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可补正史之亡，稗掌故之阙。虽奇丽不足，而朴雅有余。”[18]此处“小说”亦包括杂说笔记。就唐五代两宋时期笔记作品的创作情况来看，《全唐五代笔记》因所收辑本以笔记体小说居多，作者事迹也多不详，故不具有统计学样本的意义。《全宋笔记》10 编477 种中有312 种的作者有仕宦经历(《全宋笔记》涉及的其他165 种的作者或仕履不详，或作者失考，或为僧人、隐士之类)，如欧阳修、苏轼、陈师道、沈括、洪迈、王应麟等，官僚学者型的作者占比65.4%，其中没有女性作家出现，武官也极为少见。又《四库全书总目》杂家类杂学、杂考、杂说、杂品之属“文渊阁著录”的宋代笔记82 种，其中作者有仕宦经历的达69 种，占比约85%(考虑到《四库全书总目》杂家类杂纂、杂编并非著作且“四库存目”33种宋代笔记中多伪书，故以“文渊阁著录”为样本进行统计。又《全宋笔记》所收过于庞杂，“笔记”是一种文献类型观念，而《四库全书总目》杂家类如除去杂纂、杂编之类，则较合乎笔记的文类观念了)。可见杂说笔记作为知识性极为集中的一种文献类型，与文官政治、士大夫业余生活相关度较大，不是女性作家恰当表现自我的一种文类，知名士大夫如杨亿、宋祁、欧阳修、苏轼等人的积极参与也促成了此一文献类型的兴盛。

除制度、天才等上述因素外，当时杂说笔记写作的兴盛或许也与宋代文人好名(如钱穆先生所称的“发表欲”)的心理动机有关。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宋人好名誉”条云:“历朝以来《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杂说层见迭出。盖其时士大夫多尚名誉，每一巨公，其子弟及门下士必记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遗事》、丁晋公《谈录》，《杨文公谈录》，《韩忠献遗事》及《君臣相遇传》，《钱氏私志》，李忠定《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时政记》之类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录》之类扬光助澜。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迹传世者甚多，亦一朝风尚使然者也。”[19]赵氏此处所云“一朝风尚使然”下的宋代笔记多为历史琐闻类作品，其实“好名”也可以放到杂说笔记的写作动机中去。

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士大夫文学，笔记体小说、诗文多出自士绅之手，那么笔记亦概莫能外。然而杂说笔记的创作除了新技术的出现、文官政治及士林风尚，更重要的一点是学术内部的转向与著述形式的变化。从学术史的分野来看，学术内部的转向，并非指学术流派的演化，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之类，主要是指著述方式的变化，即由专门之学向涉猎之学转变。清代章学诚在《与林秀才》(案《与林秀才》是章学诚借林秀才的笔记作品《三余笔录》而专门谈笔记文类的一篇信札。此六卷笔记已亡佚)一文中云:

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之处，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古人以学著于书，后人即书以为学，于是专门经史子术之外，能文之士则有文集，涉猎之家则有说部，性理诸子乃有语录。斯三家者，异于专门经史子术，可以惟意所欲，好名之士莫不争趋，故间尝有美玉焉而不胜其碔砆之多以杂也，有夜光焉而不胜鱼目之汩以扰也。故为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20]610

章氏对专门名家之学的衰落是感到遗憾的，但是对于涉猎之学下的笔记著述，还是给予了肯定，并云“天下学业，后人或多不及前人，惟说部之书，后人实胜于古，正以专门著述不如古人，说部书无定体，人可为，而精华所萃，转为前人所不及也”[20]609，并举南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王应麟《玉海》及清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潜邱札记》为例说明此类作品也可以称之为“著述”，即具有学术史的意义。关于笔记的源头，章氏以为其源于子学，并从论说文的角度谈道:“诸子一变而为文集之论议，再变而为说部之札记。”[20]840可见作为一种新的著述形式，唐宋笔记创作于诸子学(特别是杂家之学)衰落之后，故在晚清有“自稗官之职废，而说部始兴，唐宋以来，美不胜收”[21]之说，主要是源自章氏的论断。

从中国笔记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笔记类型从唐宋时期的“以叙事为宗”到清代的“以考证为宗”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如陶敏主编之《全唐五代笔记》收录的作品有杂史、笔记体小说、地理杂记、杂说杂考之书，其中杂史、小说为主体，杂说类笔记不过三四部而已。今日《全宋笔记》所收录的笔记，数量上也是以笔记体小说与杂史为主，杂说笔记之书占比也较小(477:65)①《全宋笔记》收录作品477 部，《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杂考杂说作品100 部(包括数种存疑作品)。。这一情况到了清代方得以改观(2 500:600)②笔者据《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的小说家类、杂家类统计，清代笔记总数有2471 部，考虑到文献未必搜罗全备，故清代笔记(小说家、杂家类收录)有2 500 部左右。其中杂说类笔记有578 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杂家类未分种属，故没有统计)，总数当在600 部左右。杂史、地理及诗文评类笔记尚未统计，故此数字仅具有参考意义。，杂说笔记的写作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高峰。总而言之，杂说笔记作为一种学术性质的著述，是中国古代笔记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其内容包罗万象(叙事兼议论、考证与载记)，是反映每一时期学术思潮的一面镜子。而此类笔记的兴起，与文官政治、印刷技术、创作心理、学术风气等因素密切相关，并非如清人毛奇龄所云笔记源于夏课。

猜你喜欢 笔记小说 那些小说教我的事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自然笔记童话世界(2018年23期)2018-08-23江上日暮笔记天津诗人(2017年2期)2017-11-29学写阅读笔记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7年2期)2017-02-16学写阅读笔记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7年2期)2017-02-16我的自然笔记（一）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6年7期)2016-05-14明代围棋与小说西南学林(2014年0期)2014-11-12我是怎样开始写小说的百花洲(2014年4期)2014-04-16爱的笔记海外英语(2006年6期)2006-07-19

推荐访问:杂说 士人 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