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少数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探究——以明清洮州地区为例

武 沐 赵 洁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使之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旨内涵和实践导向，[2]为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建设提供了政治方向和理论指导，[3]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功能目标、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4]成为凝聚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5]边疆地区稳定发展的深层精神支持。[6]

共同体是“在血缘关系或自然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有机体。

”[7]它不只是机械的人类组合，而是人类在交往中形成的彼此间的归属感和利益共同体，可以分为血缘、地缘、精神三个层面。

这三种共同体状态的发展是递进关系，其中“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是真正的人的最高形式的共同体。

”[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认同意识”，[9]包括地域认同、政权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等，是国家认同的情感升华，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而产生。

目前，学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讨论正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从历史文化[10]、政治制度[11]、社会意识[12]等多角度出发，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进行了讨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路径。

明代，洮州设卫，下辖于陕西都指挥使司。

清初，陕西分左、右布政司，以右布政司驻巩昌府（今甘肃陇西），后改为甘肃布政使司，移驻兰州。

康熙八年（1699 年），甘肃正式建省，洮州厅隶属于巩昌府。

今天，洮州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的古称，历史上的洮州包括今甘南州的临潭县、卓尼县、迭部县、碌曲县以及合作、夏合、玛曲、舟曲的部分地区。

其位于甘肃省西南隅，甘青川三省交汇带，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带，属于三大藏区中的安多“马区”，是我国内地与涉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碰撞的最前沿。

历史上这里先后居住过羌、氐、戎、吐谷浑、吐蕃、回回等古代少数民族，民族政权在这里频繁更迭，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极为复杂，民族、国家意识也不断交替交换，此消彼长。

直到明清时期，中央才在此地驻军屯垦，正式纳入统一的管理体制。

今天，洮州地区已发展成为以藏族为主体，汉、回等民族共同生活，具有共同的国家认同和历史记忆，利益互惠、信仰互尊、文化共享、命运共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是民族间的融洽相处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自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我国55 个少数民族由于所处地域、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的不同，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民族意识形成的路径也不尽相同。

对不同民族的地域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构建的路径进行历史考察，有助于缕清其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走向，为铸牢该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本土治理经验，拓展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的维度。

目前，学界对洮州地区的研究主要从移民、屯田、民间信仰和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13]本文拟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从地域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对该地区进行历史考察， 总结历史经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笔者不揣浅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不同民族共同生活场域的形成

明初，明廷在河湟岷洮地区设立了一条以西宁为起点，向南过河、岷、洮、宕、叠、松的“抚番御虏”防御线，洮州因“西控番夷，东蔽湟陇”的战略地位，成为这条防御线上重要据点。

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廷在洮州东笼山南建城（位于今临潭县新城镇新城村），设洮州卫，移河州左卫军士和陕西河南骑兵驻守， 同时留驻的还有西征而来的指挥金朝兴、敏大镛及部下。

作为边塞要卫，洮州卫初设时官军人数为满额，“官军原额马步五千六百二十二员，新旧召选舍人、土兵、民夫八百名。

除逃、故外，又分拔游兵官军五百二十三员名，见在本城守把关隘寨堡八百一十一员，留城以前五百八十七员名。

”[14]另外，每个正军户还佥解有1 至3 名余军，辅助正军日常生活，同时正军、军余也有家小。

据此计算，明初洮州卫的移民约有16800 人左右。

其中敏大镛及其部下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族，成为日后洮州回族的主要来源。

土著居民则“为洮州藩篱，环居三面”，根据居住地的远近和对明政权的认同程度，被分为“生番”和“熟番”。

据《边政考》载，至嘉靖年，洮州有“熟番”252 族，约20928 人。[15]洮州卫的设置从根本上改变了洮州地区的民族结构， 初步形成以汉、回为中心，藏族环居四周的民族居住格局，为日后洮州地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形成提供客观条件。

元末明初，萨迦派政教集团衰败，藏传佛教处于多元化发展趋势，洮州“西番”诸族处于不相统属的局面，部落间侵扰、吞并，部落内顷轧，民族凝聚力差，部落认同远大于民族认同。

西北防御体系的建立在洮州地区形成一个制衡部落间争斗的强大军事力量，为疲于战争的洮州“番族”部落提供了有力的军事保障和安全的生活空间，使洮州“番酋”对洮州卫产生依附感和认同感。

因此，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从卫所开始。[16]

洮州地区自古以粗放型游牧经济为主，少量谷地种以青稞作为补充。

明军进驻洮州后，以洮州城为中心，筑堡寨、屯旗，垦荒戍守。

洮河、大夏河上游谷底逐渐为农田占据，戍边军士带来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农业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产业，不断向周边适宜耕作的少数民族地区渗入。

至嘉靖年间，洮州卫屯田面积已达2235.28顷。[17]农业的大规模开发，打破了洮州原本单一的游牧经济，形成农牧相兼的经济模式。

在农业文化的影响下，部分藏族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从而改变了当地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制度。

如卓尼杨土司最早拥有的农田是明廷册封的“千户世袭田”，正是在此基础上杨土司家族实现了由部落酋长制转变为土司制的过程。[18]随着农田的不断开垦，至明中后期，军屯与土司田逐渐相接，形成交叉互嵌式的农业生产格局，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出现汉番杂居村的现象。

如卓尼杨土司辖区内的洮河两岸有许多兵马田是由外地汉人租种，这些汉人定居藏族村落而形成民族杂居村。[19]至明中期，军豪横征暴敛，军士“日不聊生、逃亡接踵”，军卫人数锐减。

嘉靖年间，军户实在人数仅有2224 户[20]，仅占规定人口的38%，部分屯军和屯田被卓尼杨土司、底古族昝土司及卓逊杨土司收为“兵马田”，[21]因变乱、饥荒、兵役等原因而逃至此地的汉人也被迫融入当地土著居民。

为了对归附的“番族”进行牵制，明廷在汉番间设关隘，派军把守或置屯戍守，以分离、限制其活动范围。

这一措施客观上形成了汉番交织生活的居住格局和达到长期维持和巩固“归属”的目的。

随着军屯、堡塞、关隘的不断延伸，洮州防御线如网状般散布在番族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状防御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附着力、渗透力和文化融合力，促使洮州番族从部落认同转向卫所认同，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形成共同的地域认同。

雍正八年（1730 年），清设洮州厅，归巩昌府，下设抚番同知。

洮州卫虽然仍旧保留，但戍边军士已经“民化”，地方“行政化”。乾隆十三年（1735 年），洮州裁卫。

清代留居洮州的汉人“大都皆都督佥事、指挥佥事，及千户、百户之后”[22]，主要居住在洮州城及周边。

回族则“洮州新旧两城、太平寨、千家寨、汪家嘴、喇嘛川皆为回居”[23]。

番族“环洮岷而居，生熟不下六七百族”[24]，仍是洮州地区的主要民族。

据光绪《洮州厅志》载，洮州有汉民3541 户，共20430 口；
回民1250 户，共10116 口；
藏民除土司、僧纲所辖的12327 户外，买吾八旗等8 个“番族”的640 户均由洮州厅直接管理，[25]洮州总共约有藏民近8 万人。经世代繁衍生息，此时的汉、回移民早已成为“本地人”，与藏族共同产生对洮州深厚的故乡情，共同的地域认同进一步升华。

“地域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 当我们讨论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的主题时，地域认同应该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过程”。[26]地域认同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洮州纳入国家统一的府县制后，地域认同自然上升为国家认同。

清代洮州的农业经济与明代相比有显著变化，原本依托于卫所的军屯，由点状分布发展为连片的农业种植区，原本农牧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变成了农耕为主的农业居住区。

史料中开始出现“番田”和所征“番粮”的记载，如“新归六哨虫库儿番民八十寨，耕种旱地七千九百六十八段”又“新归各寺院喇嘛耕种旱地一百四十八段……”[27]在农耕不断扩大的过程中，部分牧业民族在向农耕经济转化的过程中逐渐汉化，农耕经济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而且延续至今，成为当地主要经济类型之一。

洮州逐渐形成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互补互惠的社会经济模式，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模式间的相互了解与认同，奠定了各民族共同的心理文化基础。

（二）“土流参治”的管理体制促进了土司的国家认同

1.明代政治上的共同参与促进土司的国家认同

明对洮州地区的军政管理主要表现在以流官为主，以土官为辅的“土流参治”体制上。

明廷通过对归附番酋的册封，将其纳入土官机构，使其“封土司民”“保疆守土”“听明驱调”， 目的是广泛吸纳少数民族头领加入中央官僚体系，共同参与到洮州地区的守卫和建设中。

“土流参治”是一个庞大、多元、复杂的管理体系，包括以卫所建设、戍边屯田、流官制度、 茶马贸易为主的流官建设和以土官制度、僧官制度为主的土官建设。[28]在“土流参治”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土官可以通过保卫疆土、参加武举考试进入流官系统。

如洮州卫土官昝氏，明初因功受封，其后代因屡历战功，历任副千户、指挥佥事，“天顺年间，任本卫中左千户副千户……屡因军功，历升陕西都司都指挥佥事”[29]。

“土流参治”的管理体制将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与流官纳入到明王朝共同的政治屋顶之下，为其提供政治上的特权和发展的上升空间，进一步加深与强化当地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以及视自身为国家成员的自觉性，形成家国同构的国家意识和休戚与共的命运意识。

对于培育少数民族首领的主体意识以及增进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使命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明中后期，以卓尼杨土地司为代表的洮州土官为了防止蒙古土默特部的东进，联合远近土官、头人组成政治、经济、军事同盟共同抵御入侵。[30]说明这时的洮州土司已经将国家命运与自身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同仇敌忾的共同体意识。

但明代土司制度的存在导致地方基层社会的管理呈现“二元结构”，国家只能通过土司间接管理“土民”。

这种政治结构阻碍了当地少数民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当地土民通常只知土司不知国家， 更谈不上国家意识的产生，这种政治结构一直维系到清代才被打破。

2.清代政治一体化的推行促进国家意识向基层渗入

清初，为稳定局势，中央对西北地区完全纳入清王朝管理版图的“边内”。①涉藏地区主要以绥抚为主，实行“一切政治悉因其俗”，提倡“华夷一家”，以努力淡化汉番民族身份。

如对茶马司“准照旧贸易”[31]，“对河州厅、洮州卫、归德所，河西之西宁、凉州府属应徵番粮共一万二千有奇，俱加恩蠲免。

该督抚即督率所属有司敬谨奉行，俾番民均沾实惠”。[32]

罗卜藏丹津之乱以后，清廷顺势对甘青“番族”进行全面整顿。

洮州地区因地势险要，清军实力薄弱以及洮州土司在“三藩叛乱”、王辅臣之乱、噶尔丹之乱等战争中屡立战功，并没被“改土归流”。

清廷仅对部分有名无实或目无国法的土司进行了取缔，如雍正六年（1728 年），西固黄土司“父子济恶”，岷州土司赵廷贤朋比为奸，而被改土归流。[33]对实力雄厚、忠于朝廷的土司进行了封赏和肯定，如第九代卓尼土司杨朝梁，因听命于清廷调遣，南征北战，鞠躬尽瘁，得到康熙皇帝的充分信任和支持，被封为“参将佥事，及赐金印一颗”[34]。

这一系列举措，彰显了清中央政府的实力，进一步深化了洮州地区藏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和国家意识的深化。

随着清国力的日渐强盛，清廷对土司的管理也由宽松到严格，法律条文也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朝的不断修补而日臻完善，管理范围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教化”，其治理措施主要从“土流分治”、土司整顿、强化律例约束、严格控制土司武装，禁止私藏武器、清查田地赋税等几个方面进行，甚至对土司的管理能力也进行监督。[35]如乾隆九年 （1744 年）， 洮州土司杨汝松被子杨冲霄取代，理由是“杨汝松管理土务时，本不足以服番众，今杨冲霄业已承袭，应将杨汝松移驻岷州城内。

若三、四年后，果能安静悔过，应否准令回家，临时请旨”[36]。

在清政府严格的管控下，土司地区封闭的地方二元政治结构被打破，国家权力开始渗入土司辖区，破除了洮州土司对土民的超经济剥削和超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促进了土民与主流社会的交往，土民的政治认同逐渐由单一的部落认同发展为对部落和国家的双重认同。

随着历史的演进，土民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无论是从广度上， 还是从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对部落的政治认同，以至于地方志中屡屡出现有关土民不受土司、番寺约束的记载。

如雍乾交替之年（1734 年），卓尼杨土司辖区勺哇旗属民南拉秀带领部下，要求脱离杨土司管辖，投靠陕西府。

多纳赵土司“横行乡里，奴役属下土民为其修建署衙；
强使民间新婚之妇供其宣淫。

所属“番民”无法忍受，聚众前来控告，甚至有“番民”入京告状。

”[37]从侧面可以看出，土司统治的土民已经开始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归属感，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认同的表现形式[38]。

（一）共生互补的生计方式

1.明代，洮州与内地形成以“茶马贸易”“朝贡贸易”为主的区域经济链

茶马贸易是明廷为解决军队用马需要和牵制番民“归向之心”采取的以中原的茶叶换取番地马匹的贸易制度，主要以官营贸易为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明代，洮州牧场广阔，马产丰富，被称为“卫藏马区”， 是主要的产马区。

洪武十二年（1379年），洮州设茶马司，后相继并入河州茶马司和秦州茶马司，永乐九年（1411 年）复设。明廷先后通过“市马”“招番中马”“金牌信符”等制度，将茶马贸易从垄断性的官营贸易转变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民族赋税制度，将各“番族”纳马的态度作为评判对朝廷忠心的标准。

茶马贸易的开展使洮州地区与中原形成了一条商贸经济链，打通了洮州与外界的商贸往来，贸易产品除大宗茶易马外，盐、粮食、皮毛、草药、纸张、牲畜等也是贸易对象。

久而久之，当商品消费形成惯性，藏汉双方对茶马贸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无形中加深了汉藏民族间的依赖感，为日后洮州商贸中心的形成奠定基础。

但以政治为主导形成的商业经济链模式，交易结构单一，时间短暂，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民族商品交易市场和文化交流中心。

交易缺乏自由的市场调节机制，难以营造出民族间平等和公正的安全感。

从政治角度来看，茶马贸易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职能，明廷将那些已具有属民身份或希望成为属民的周边藏族，以“土赋”的形式加以确认，并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其纳税贡赋的身份，从而在政治、经济双重关系上赋予他们国家公民的地位，进一步深化了国家权威和番族头目的国家意识。

“朝贡贸易”本身是一种政治认同的表现形式。明代实行“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对凡来朝觐的归顺者，皆厚加赏赉，官秩册封，准其职位袭替，世领其分， 世守其土。

其中对藏区的赏赐尤为丰富，曰“各夷年例进贡，惟西番人数甚众，其赏赐甚厚”[39]。从洮州地区前往中央朝贡的主要有土官、部落头目和番僧，其队伍“大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亦许刚一奉贡，优以宴赉”。[40]洪永年间，洮州地区番族入贡的目的主要以承袭、授封为主。

至宣德、成化年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洮州朝觐数量猛增，据《明实录》统计，洮州土司、番僧朝贡次数达81 次，其中番僧入贡47 次。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朝贡贸易虽然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弊端，加重了明廷的经济负担，但同时也带动了洮州地区的地方经济，为稳定藏族社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朝贡贸易的实质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加强少数民族对明王朝的依赖和认同，在朝贡过程中番僧们开阔了视野，感受到了中原的幅员辽阔和经济繁盛之景，从而实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深化了涉藏地区民众对中原的向心力和对中央政权的归附感。

2.洮州地区形成生计互补、利益互惠的经济共同体

清代，洮州进入国家管理体制，打通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壁垒，为这一地区创造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经济上，清廷一摒明代“崇本抑末”的抑商思想，转向“通商裕国”的治国理念，制定了一系列利于番汉民族贸易发展的经济政策。

如对“番地” 运往境内的藏货实行免税政策：“盖藏番自运无论何地，往返物皆不征厘税。

故任行内地，漫无限制，紊商规而漏税，则莫此为甚。

”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优渥的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处于汉藏交界地带的河湟岷洮地区逐渐形成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多元、规范的区域经济圈， 洮州地区则因四通八达的陆路、水上交通和佛教寺院的影响力，形成了多个重要的中转枢纽站，承担着农牧商品集散和贸易的职能。

如拉卜楞寺、洮州旧城，成为汉藏农牧产品交易的主要集市，形成了洮州汉、藏、回民族间生计互补、利益互惠的区域经济圈，各民族在频繁的交流中满足了日常生活所需，形成对区域经济圈的依赖感和满足感。

汉、藏、回民族因受各自民族文化传统内隐性意识的驱动，表现在商业行动上的外显性行为截然不同，但呈现出恰到好处的互补状态。

尊崇儒家文化的汉人重农轻商，追求读书入仕；
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族则重来世，戒杀生；
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则善经善，推崇儒教“修齐冶平”的入世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回族承担起农牧文化间经济往来的中介角色，形成汉族专营农业、藏族专营牧业、回族经营商业的“互补互惠”的经济交往格局。

如清代洮州旧洮堡商业十分活跃，当地土著以回族居多，且“无人不商，亦无家不农”[41]。

拉卜楞寺周边是甘青涉藏地区毛皮收购的集散中心，而在收购的商人中“回商占十之八”[42]。

在这种民族文化的驱动下，洮州各民族形成了稳固的利益互惠共同体。

各民族在互通有无的经济生活中建立起相互信任、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约定俗成的市场规则体系，民族交易市场日渐繁荣。

如拉卜楞寺因其宗教影响力，每年法会都会吸引青海、西康、甘肃的广大藏族前来朝拜，并带来畜产品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农牧产品的中转和集散地。

涉藏地区销往中原的产品主要有牛、马等牲畜和皮毛、鹿茸、麝香等，由中原输入藏区的主要是粮食、茶叶、瓷器、布帛、酒等。

洮州旧城因明茶马司的设置，很快成为甘肃草地牧民与川陕通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民族贸易中心。[43]雍正十三年（1735 年），洮州城的民族贸易开始繁盛，“旧洮堡为洮州旧城，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农善贾，汉回杂处， 番夷往来， 五方人民贸易者， 络绎不绝，……”[44]这些中心城镇的存在与影响对于凝聚周边民族以及促进区域认同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洮州商业的日渐繁荣，洮州的食品和畜牧结构也发生了改变。

康熙年间，洮州卫所记载的农作物主要有大豆、小豆、青稞、麦、大燕麦、小燕麦。[45]至光绪年间，洮州厅所载谷物中又增加了“扁豆、胡麻、蔓菁、荞、麻子”[46]，可见谷物结构变得更加丰富，种类于中原开始趋同。

蔬菜种类也日趋丰富，由原来的“葱、韭、蒜、白菜、木耳、羊肚、蕨菜”[47]，发展为“黄牙菜、箭杆菜、包心菜、芹菜、芫荽、萝卜（红黄白三种）、圆根、茄连、韭、莴苣、菜瓜、刀豆、芋、苦豆、蘑菰、木耳、延寿果、菠菜、猪尾菜、柳花菜、乌龙头、狼肚。

”[48]马铃薯是万历年间由美洲传入中国的，因耐旱、喜低温、产量高的特性，迅速在我国西北地区推广开来。

至民国末年，马铃薯已发成为洮州第四大经济农作物。[49]藏区主要油料以动物脂肪为主，但在洮州农业区则开始以“胡麻、油芥、蔓菁”[50]菜籽油为主，仅光绪年间，洮州城就有压榨油籽的油房59座。

此外，洮州地区的畜牧结构也由原来的畜牧业为主，逐渐成为农业经济的补充，形成“农牧并重”的现象。

家庭养殖结构也趋向农业化， 更多元化，马、鸡、鸭、鹅、马、牛、羊、驴、骡已成为洮州地区较为普遍的家禽。[51]可以看出，清代洮州厅与内地间的经济往来已经非常密切，内地的饮食文化和农业社会的饮食习惯深刻地影响着甘南藏区的饮食结构，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

此外，洮州地区闻名遐迩的绒褐、洮砚也是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洮州特有物产结合产生的。

绒褐是明代移民将皖人的编织技术与当地羊毛相结合，纺织而成的地方特色服饰。

被誉为四大名砚之一的洮砚，其制作工艺最早是明初洮州屯军及其后裔研究发展而来的。

铸铁技术也是由汉人匠师传播至洮州而广泛传播的， 明初洮州寺庙所需的铁钟、铜钟、香炉以及大铁锅等，大多是从汉人铸铁匠处购置。

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保障，在社会中的影响远大于教化之学，历史上汉文化中的先进科技因子才是周边少数民族向心力的关键所在。

所以，洮州经济社会在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无一不受到先进汉文化的指导，当地少数民族在享受先进科技给生活带来便利的过程中，汉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已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同，国家认同由外在的军事、政治强制性变为内在的认同。

洮州地区中心城镇的形成是在各民族共同利益需求和经济互动中完成的。

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不仅满足了物质需求，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在密切交往中形成相互了解、相互依赖、互惠互赢的经济网络。

“在共同的利益追求下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从而形成彼此积极评价和无间信任的安全感与和谐关系”[52]，大大提高了区域经济圈内民族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全国性的商品经济网络日臻完善，洮州商品开始通过区域经济圈销往全国甚至海外，进入更大的国家经济圈。

如清末民初，临潭盛产的兰马鸡翎毛更是远销欧美、法国等地。

洮州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在共同的利益追求和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中得到巩固。

（一）官方神学体系的建立和民间信仰的发展

1.官方神学体系的建立

明建立之初，为统一民众意识，朱元璋在全国郡县“访求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53]，并“令天下府、州、县合祭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城隍、孔子及无祀鬼神等，有司务要每岁依期致祭”[54]，建立了起一套自上而下的官方神学体系。

洮州的官方神学体系在卫所官员的主持修缮下也日渐完善。康熙年间，洮州城的官方祭祠庙坛有“文庙、启圣祠、城隍庙、关王庙、马神庙、文昌庙、三官庙、玄武庙、龙王庙、旗纛庙、风云雷雨坛、厉坛”。[55]明末清初，兵燹不断，洮州卫的正祀庙宇大多废弃或损毁。清代，国家借助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将官方神学体系正规化和合法化，以达到宣扬国家正统思想，整合各民族百姓信仰的目的， 规定对凡载于祀典的神祇，“应合致祭神祇”“依时致祭”。

清在明祠庙的基础上对官方祠庙进行了修缮和补充。

如位于洮州旧城的城隍庙， 建于明天启丙寅年， 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得到重新修缮，每年洮州厅会定期在此举行隆重的国家官方祭祠仪式。

光绪《洮州厅志》卷六《秩祀·礼节》中详细记载了官方庙坛的祭祠时间和祭祀礼制，如“文庙每岁二、八月上丁日致祭，前期二日至牺牲所省牲”“崇圣祠每岁春秋仲月上丁日致祭”“文昌宫每岁春秋仲月诹吉致祭”“武庙每岁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并祭三代祠”“社稷坛每逢春秋仲月上戊致祭”“先农坛每岁仲春亥日致祭”“风云雷雨山川城隍每岁春秋仲月致祭”“城隍庙每岁清明节、七月望、十月朔致祭”等。

建立官方神学体系是历代王朝在精神空间领域加强边疆管控，整合边疆统治的重要举措。

官方神学信仰体系的建构是国家在洮州精神空间权力建构的主要内容，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方式和途径”[56]。洮州官方坛庙如精神空间层面的管理机构，中央通过对神祇的册封构建起国家与地方的隶属关系， 彰显了皇权在信仰空间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官方神学体系的强势嵌入为中原移民在“内陆边疆” 构建出一套属于中原文化的神学话语体系，不仅为汉人移民提供了信仰寄托和心理慰藉，而且以超越现实的存在弥补了国家机器力量之不及，汉文化神学元素得以在洮州发展变迁。

洮州地区宗教信仰、民间信仰繁杂、多元，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原生信仰，如穆斯林民族信仰的伊斯兰教和藏族信仰的藏传佛教。

文化核心的异质性形成文化的固定性，多种信仰体系和信仰类型的存在使洮州的信仰空间呈相互制衡的稳定状态，而代表国家的官方信仰体系和祭祠仪式是以社会主流意识的形式体现的，彰显了国家在该地区的权威性。

官方每年固定的祭祀仪式是对该地区各族民众国家意识的唤醒，促使了各族民众在文化心理层面对国家的深层次认同。

2.民间信仰体系的发展

民间信仰的本质是官方神学信仰、民族宗教、原始宗教在民间的延续和发展，是基层民众通过内心最真实的信仰感情而形成的神灵崇拜观念，生活经验、行为习惯和仪式制度。

与官方神学体系相比，民间信仰没有强制性，是民众在特殊节庆自发的祈愿和仪式。

如农田的播种收割，人生的婚丧嫁娶，节庆等关乎个人、家庭命运。

洮州民间信仰繁杂，原始苯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元素在信仰体系中均有迹可循。

洮州地区民众普遍崇尚巫觋，“琳宫梵宇香火兴盛”，其中“湫神”奉祠是明中期以来最为广泛的民间信仰，主要流行于洮河流域的岷州、洮州，奉祠者以汉民为主，也有藏族和土族。

洮州的“湫神”奉祠最早源于明代官方祭祠体系的功臣祭祠，所推崇的是“忠君报国”“勇武奉献”的爱国精神， 对戍守边疆的军士起到抚慰心理、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

明中期，国势衰败，国家在洮州的控制力减弱，军卫溃散，功臣祭祠体系的功能逐渐转化为与农耕生活息息相关的祈雨禳灾，风调雨顺。

这一神职功能的改变使得“湫神”奉祠的范围从军屯扩大到农业生产区， 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藏、回民族也开始信奉“湫神”，从而打破了民族间的信仰藩篱，形成地域信仰系统，增强了各民族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

湫神崇拜原有的“勇武卫国”精神内核虽然被军卫社会结构的变革所冲淡，但其所奉祠的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均是明朝开国功勋贵戚的事迹仍被各民族信众所传颂，“爱国忠君”的国家价值观同样被移植到地方价值体系中。

每年的祭祀仪式都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强化，普及了少数民族民众对中央王朝的认知以及国家管理的正当性，增进了藏、回民族对国家的崇拜之情，形成了共同的价值信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初的情感体现。

（二）儒家教化体制的建立

儒家思想是历代王朝安邦定边的指导思想，儒家文化认同则是少数民族对王朝国家认同的关键。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儒家教化体系始终是国家文化制度建设的关键。

明代，洮州土官及其子弟是最早接受儒学教化的少数民族群体。

弘治年间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领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57]，所学内容“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悌、礼义、忠信、廉耻为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各期以敦伦善行，敬业乐群，以修举古乐正、成均之师道”[58]。清代，清廷延续了明代的府州县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书院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洮州先后建有洮州厅学、莲峰书院、凤麓书院、洮滨书院。

此外还有启蒙学校性质的义学，有回民义学、东义学、端蒙义学和太平塞义学。[59]相较于明代，清代洮州的儒学教化更为开放和普及，除土司子弟外，普通百姓也开始进入学校学习。

明清敦促土官子弟学习儒家文化的目的在于，希望他们通过儒学教化“变土俗同于中国”，从而达成民族间文化认同的整合。

同样，土官阶层深谙汉人礼仪的重要性，为了在朝贡中博得皇帝赏识和依赖，加强与汉族达官贵戚的交流与联系，尽快融入地方主流社会，积极学习汉文成为其升迁的必经之路。

洮州的杨土司、临潭昝土司和小杨土司在其衙门内均设有儒学私塾， 几代土司均 “幼习汉书、汉文、汉语皆甚通畅”[60]。在汉儒文化的熏陶下，土司开始改从汉姓，形成撰修家谱的传统，推崇忠孝的价值观，而土司所辖土民们也纷纷效仿。

据《临潭县志》载，以前杨土司辖区内杨姓最多，而在昝土司所辖的新堡资堡村、新城等地，是昝姓的主要分布地。

文化心理认同是认同中的最高形式，是民族关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认同形式。

在接受儒家教化的过程中，儒家“大一统”政治思想和纲常伦理的封建礼教深植于洮州土司的价值体系，塑造了他们忠君爱国、礼仪廉耻和修齐治平的国家公民意识，形成以王朝国家为中心的大局意识。

土司阶层作为洮州涉藏地区的首领和精英群体，他们的“向化”直接影响到所辖民众对儒家文化的认知和向往，以及对国家正统性的理解，从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和普遍的社会价值体系。

明初，中原移民是中央政权得以在洮州稳固的载体，依靠驻军推进政治一体化是中央政权得以在边陲扎根发展的关键。

中央对洮州少数民族的管理主要是中央管土官， 土官管土民的 “二元政治”结构，是一种羁縻的土司制度。

“土流参治”的管理体制加强了土官的政权认同和家国同构的国家意识，使其最先产生对中央王朝的归属感。

汉、藏、回民族在共守疆域、共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的地域认同和历史记忆。

农业经济的进一步推广和中原先进技术的传入，有助于农业文化和信仰的进一步传播，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产生了对中原文化的向心力。

至明末清初，洮州地区民族格局已基本形成，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已由王朝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

随着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清政府通过对土司的严格管控，国家权力开始向基层渗入；
在民间自由贸易经济的促进下，汉藏区域经济圈逐渐形成，为洮州商贸进入国家经济圈提供了跳板；
共享的地域性亚文化圈的形成，打破了族际壁垒，形成民族间心理上的深层认同。

经明清两代，洮州地区少数民族形成了具有清晰的国家疆域认同、政权认同，各民族利益互惠的经济圈和共同的社会价值体系，为洮州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这一历史经验对在少数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发。

第一，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确保普通公民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生活。第二，发挥民族经济特色，加强民族区域品牌宣传，倡导互联网经济，将民族区域经济纳入全国经济圈。少数民族经济利益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繁荣社会经济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关键。

第三，注重共同历史文化的发掘，强化整合民族文化与国民文化，加强少数民族公民意识教育，推动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

注释：

①清初，鉴于清与蒙的军事联盟关系，清廷认可了和硕特蒙古对甘青藏区的“自治权”。

由此，清廷以河湟民族走廊为界，以西、南地区及甘南夏河、碌曲、玛曲为和硕特蒙古的“自治政权”，采取“以蒙治番”政策，承认和硕特蒙古对该地区“番族”的管辖权，其他地区为清廷和土司的实际管辖范围。

这条分界线以西被清王朝称为“边外”，分界线以东称为“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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