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民共和国“跃进”运动的历史考察(1958—1960)

白 林， 德力海

(1.内蒙古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2. 内蒙古师范大学 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20世纪40年代后期，特别是冷战爆发以后，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与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到20世纪50年代，为了达到和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部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尝试通过开展“跃进”运动来实现上述目标。1958年至1960年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蒙古国”)也开展了“跃进”运动。有关蒙古国“跃进”运动，学界梳理蒙古国经济发展过程时，作为历史背景有所涉及①。另有部分论著有笼统的概说②。至今为止，尚未有系统、深入地研究蒙古国“跃进”运动的学术论著。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等国档案③和公开出版的资料，对1958年至1960年蒙古国开展“跃进”运动的历史背景、经过、结果等进行阐述。

20世纪50年代末，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蒙古国掀起“跃进”运动，主要是由苏联领导人提出“赶超美国”的口号后，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迫切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心理，以及蒙古国完成“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成绩所致。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关于1956年至196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内容，并对共产主义建设的前景做出了规划。与此同时，在会议上还提出了“争取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即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667。1957年，在苏联共产党举办的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15年内苏联在各种重要产品和产量方面，可以赶上美国，而且还可以超过美国的重要产品总产量的目标[2]119。

赫鲁晓夫提出的“赶超美国”的口号，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中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有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也纷纷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目标，并迫切希望快速改变本国贫穷落后面貌，赶上并超过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就包括蒙古国。

蒙古国是内陆国家，也是典型的草原畜牧业国家。畜牧业是其国民经济的基础，畜产品也就成为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20世纪中叶，蒙古国经济发展速度很缓慢，整体国民经济水平很低下，处于贫穷落后的局面。蒙古国人口稀少，很多工厂缺乏劳动力，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极大地阻碍了蒙古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3]190-191。20世纪50年代，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成为其强烈的愿望。

1947年1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蒙古国发展国民经济及文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48—1952)，并把国民经济建设纳入计划轨道。经过几年的经济建设，到1952年底，蒙古国基本完成了“一五”计划的生产指标。与1947年相比，“一五”计划完成时，蒙古国国民经济领域有所扩展，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企业，机械化交通得到发展，提高了国家的生产力。牲畜总量增长了8.7%，其中，牧民家庭牲畜总量增加7.1%，国营农场牲畜增加112.5%[3]196。

随着“一五”计划生产任务的完成，从1953年3月开始，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着手拟定蒙古国发展国民经济及文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3—1957)。1954年11月18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乌兰巴托召开。会议上，蒙古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做了《关于蒙古国发展国民经济及文化的“二五”计划的报告》④。根据“二五”计划草案，泽登巴尔向苏联领导人提出2亿卢布经济援助的请求，并最终得到了1.8亿卢布的低息贷款⑤29。

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蒙古国于1957年提前超额完成了“二五”计划生产指标。在此基础上，蒙古国政府开始准备第三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蒙古国领导人试图打破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惯例，即力争在三年内完成五年建设计划指标。在拟定三年生产计划指标后，蒙古国领导人向苏联领导人征求了意见。

1957年5月10日，泽登巴尔向赫鲁晓夫介绍了蒙古国正在着手的“三年”计划草案(1958—1960)，并请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苏联领导人不仅赞同蒙古国拟定的“三年”计划草案，而且给予经济援助。苏蒙两国领导人于1957年5月15日在莫斯科签署了《苏蒙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为实现“三年”计划生产指标，苏联向蒙古国提供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和总价值3亿卢布的工业设施。另外，苏联还派遣工人和专家帮助蒙古国进行经济建设[4]。

1957年7月4日至6日，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蒙古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曾德做了《关于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该《草案》指出，发展农牧业是“三年”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到1960年为止，全国牲畜头数要比1957年增加5.6%，农业播种面积增加2.3倍，达到22.4万余公顷，3年内将利用苏联优良种畜培育300万只羊和7万头牛。同时，该《草案》规定要在3年内使全国50%的个体牧民加入生产合作社。“三年”计划的投资总额为7亿卢布，比“二五”计划的投资总额增加了19%[5]。1957年7月25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三年”计划草案⑥。随后，蒙古国公布了《关于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计划草案》的内容。

1958年3月17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乌兰巴托召开。会议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要听取和讨论泽登巴尔所做的《关于发展蒙古国国民经济和文化的“三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并通过了该报告的决议[6]。然而，蒙古国领导人面临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能顺利并超额完成“三年”计划指标的棘手问题。

此时，在苏联《真理报》上刊登了数篇有关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报道文章，并给予很高的评价[7]。蒙古国《真理报》《劳动报》等党政机关报刊上也转载和发表了有关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情况[8]。在了解中国的“跃进”运动情况后，蒙古国领导人公开表示“跃进”运动符合蒙古国发展经济需求，认为“跃进”运动具有世界意义，将会回答世界范围内谁战胜谁的问题，并对其给予高度评价。泽登巴尔说，这是马列主义的新创举，蒙古国应该学习并在实践中使用这些经验⑦。蒙古国领导人迫切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高国民经济及文化水平。

然而，1959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实施的经济模式，认为不太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阶段，还表示照此继续进行下去只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9]。7月28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赫鲁晓夫的上述讲话内容。赫鲁晓夫发表的讲话对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如越南、保加利亚、波兰等国家纷纷表示暂时不开展“跃进”运动和建立人民公社[10]。蒙古国领导人却未理会赫鲁晓夫的警示。他们相信通过开展“跃进”运动才能快速发展国民经济，达到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等的发展水平，早日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

即使苏联反对开展“跃进”运动，蒙古国领导人仍然决定开展蒙古国的“跃进”运动。

1958年下半年“跃进”运动开始时，蒙古国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而是在乌兰巴托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建筑业和农牧业中尝试“跃进”运动。

在农业方面，为了大力发展农业并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蒙古国全面建设水利灌溉基础设施，鼓励开辟高产试验田，为此专门划拨100公顷耕地及22万卢布的建设资金⑧。

为了牧业合作化运动的快速发展，尽早完成所有牧民加入合作社的目标，蒙古国地方行政部门开始精简机构，取消乡级行政机构，合并县和地方合作社，建立了县社统一的领导机构[11]。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年底，全国已有90%以上的牧民加入了牧业合作社，蒙古国南戈壁省和巴彦乌列盖省的牧民已全部加入合作社。牧业合作化得到了快速发展。蒙古国一些领导人表示，按照这一发展速度，蒙古国完全有条件于1959年实现所有牧民加入合作社[12]。泽登巴尔看到牧民加入合作社的情况后，兴致勃勃地说：“蒙古国在‘三年’计划期间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并从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完成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蒙古国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不那么远了。”⑨

另外，一些工厂也开展了“跃进”运动。在乌兰巴托市郊修建小高炉12座、小烘炉100余座。工人们利用废铁制作各种工具，如炉门、炉条、暖气包、钉子、铁锹、铁串子、锯、锤子、泥板和汽车用的各种工具。与1957年比，1958年平均每个工人完成的工作量增加了14%，共创造约1.5亿卢布的产值。1958年，开展“跃进”运动工厂的工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部分工厂开展“跃进”运动后，不仅工人超额完成自己所承担的生产建设任务，而且也使工厂提前超额完成任务。

此外，蒙古国工人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援助蒙古国的工人共同完成了1956年筹划建设的砖瓦厂、和平之桥、三条市郊公路、巴音朱尔桥、体育馆、运动场、蔬菜农场、专家招待所、苏赫巴特尔市热电站，以及俱乐部、工厂、学校和住宅楼等共计6万平方米的大型工程，并投入使用⑩65。

蒙古国领导人认为，开展“跃进”运动符合本国经济状况，在工业和农牧业等各领域全面开展“跃进”运动，就能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提前超额完成工业、牧业等方面的生产任务，以及很快能达到粮食自给自足的水平。

正因为如此，蒙古国领导人萌生了再加快发展国民经济，尽早实现“三年”计划生产指标的想法。甚至有些领导人认为，之前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三年”计划生产指标太低，并对此表示十分不满。如经济联络事务局负责人表示：到1960年，全国牧业合作化率达到50%的目标太低，压制了牧民群众的积极性；
在农业方面，粮食年产量指标过低，应尽快在国营农场建设高产试验田，计划粮食年产量达到1公顷为10吨小麦(往年的产量为1吨左右)的目标。蒙古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曾德也指出：不大力发展合作化，不注意发展农业，不帮助牧民从事定居，不积极繁殖优良畜种，牧业经济是不会稳定的。他认为在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其他兄弟国家有着丰富的经验，对蒙古国的经济建设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蒙古国领导人希望开展“跃进”运动，实现在“三年”计划期间快速发展农牧业和工业经济建设的目标。

1959年3月27日，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蒙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迅速提高国家生产力，使经济文化水平能够达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平均水平。目前，蒙古国基本完成了牧民加入农牧业合作社的目标。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蒙古国部长会议拟定了修改“三年”计划的方案。其中规定，新增加建设项目和扩大住宅楼项目，国家投资比原计划增加1.95亿卢布，达到8.95亿卢布。通过开垦荒地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到1960年为止，蒙古国的总播种面积增加为1959年的3.1倍，即达到25.72万公顷，并在几年之内完成粮食的自给自足。

单从投资金额看，修改后的“三年”计划投资额相当于“一五”计划基本建设投资的4.4倍，也比“二五”计划基本投资高49.5%。

泽登巴尔的报告遭到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政治局委员达木丁和苏伦扎布、中央书记沙木丹、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杜格尔扎布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泽登巴尔提出的“三年”计划修改草案过于脱离蒙古国的经济生产能力，不符合蒙古国实际情况，接下来的2年内根本无法完成生产目标。1959年3月30日，蒙古国大人民呼拉尔会议召开，会议上，泽登巴尔宣布撤销反对“三年”计划修改草案的党内领导人的职务。同一天，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三年”计划修改草案的决议。泽登巴尔等人通过政治斗争的形式把党内反对派撤职查办后，党内再无任何不同的声音，于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跃进”运动。

会议结束后，蒙古国政府动员派出2 000余名青年干部和一些省部级干部到农牧场合作社担任领导职务，组织和领导各地区、各领域的“跃进”运动。到1959年年底，在农牧业合作化方面，蒙古国共建设了426个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牧户占总数的97.9%。全国牲畜新增加了4.52万头(只)，总数达到2 390万头(只)。在农业方面，蒙古国耕地面积超额完成了“三年”计划的1.9%，达到16.38万公顷，比1958年增加了56.5%。粮食产量超额69%，总产量达到12.8万吨，比1958年增加了80.4%。在工业方面，1959年基础建设投资总额达到2.91亿卢布，与1958年相比，建筑面积增加了1倍。工业生产完成了“三年”计划的103.5%，与1958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加了20%[13]7-8。蒙古国领导人认为，“三年”计划超额完成后,蒙古国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1970年之后将进入共产主义建设阶段[14]。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进“跃进”运动，取得更多的成就，蒙古国党政机关报刊上大量刊登介绍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文章。如，蒙古国《真理报》发表题为《更大跃进的新的纲领》《中国人民是和平的可靠力量》的文章，以及在蒙古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创办的《经济问题》期刊上，发表了蒙古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拉格查撰写的《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经济经验中学习的东西非常之多》文章。在《跃进中的中国》专栏里刊登了题为《三件法宝所带来的好处》的文章，赞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所取得的成就。此外，乌兰巴托市几条大街上，悬挂着写有“向以‘大跃进’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的英雄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敬礼”的红色巨幅[15]。

1959年3月，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泽登巴尔作的报告也提出了制订1961年至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三五”计划的草案。泽登巴尔还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题为《满怀信心地向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文章，简单介绍了本国“三五”计划草案内容。蒙古国《真理报》于7月31日也转载了该文章[15]。由于苏联允诺的经济援助迟迟不到位，虽然蒙古国早已公布“三五”计划草案，但该计划投资预算却始终无法确定下来。

蒙古国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和“三年”计划时，主要是基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三五”计划(1961—1965)也不例外。早在1957年5月，泽登巴尔访问莫斯科期间，赫鲁晓夫同意在十年内向蒙古国援助9亿卢布的贷款，“三年”计划期间提供2亿卢布贷款，“三五”计划期间提供7亿卢布贷款。

蒙古国公布的“三五”计划草案是以“跃进”运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模板拟定的，苏联相当不满。因此,苏联并未痛快地提供允诺的经济援助的全部贷款，而是采取了“挤牙膏”式的策略。1959年1月和1960年2月，苏蒙双方代表签署《苏联给予蒙古国经济技术援助协定》《苏联给予蒙古国扩建工业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和《关于苏联给予蒙古国提供长期优惠贷款的协定》。这些协定规定，在“三五”计划期间，苏联向蒙古国提供1.3亿卢布和3亿卢布低息贷款。苏联向蒙古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总额只有4.3亿卢布，与1957年允诺提供的金额相比少2.7亿卢布。苏联援助的贷款与蒙古国预计投入“三五”计划的总投资相差过多，蒙古国不得不继续寻求苏联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

1960年5月17日，泽登巴尔与苏联驻蒙古国大使莫洛托夫举行会谈时表示，蒙古国将于6月初派遣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讨论制定“三五”计划草案，同时请求苏联能够再提供3亿卢布的经济援助。6月1日，莫洛托夫向泽登巴尔传达了苏联同意蒙古国派遣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讨发展国民经济“三五”计划草案等问题，但是否提供经济援助一概不提。换言之，苏联能否提供或提供多少经济援助，将对蒙古国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产生很大影响。

除此之外，蒙古国各省市、各领域过于追求速度，脱离了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在畜牧业和农业生产领域产生了较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内，蒙古国领导人过度重视开垦面积和种植面积，忽略了气候、土质、农作物种植周期等因素，加上旱灾和雪灾等自然灾害，导致很多地区种植的农作物未结穗，粮食收获欠佳。全国总耕地面积达到了历史新高，但粮食总产量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牧业方面，蒙古国开展“跃进”运动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五畜”头数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且牲畜损失比较严重，出现了牲畜空怀、流产、人工授精工作失误和幼畜死亡增多等现象。1960年牲畜比1959年减少了3.8%，即89.46万头。18个省中有15个省的牲畜减产，没有如期完成生产目标[17]。

由于苏联允诺的经济援助迟迟不到位，加上“跃进”运动中农牧业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从1960年6月开始，蒙古国党政领导人基本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跃进”运动方面的内容，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外交使节谈话中，有关“跃进”运动也开始避而不提。蒙古国党政机关报纸上刊载“跃进”运动的内容也急剧减少。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11月，蒙古国主要党政机关报纸刊登了50余篇文章；
但从1960年6月以后，蒙古国《真理报》仅仅刊载了1篇有关“跃进”运动的文章[18]。此外，在蒙古国党政机关报刊载宣传其他国家的文章时，相关部门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关于“跃进”运动的文字全部删减，才能够允许公开报道。甚至，蒙古国担心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提供的稿件会涉及“跃进”运动，要求他们提前提供讲话稿或拟在报刊上发表的稿件，予以审查。

上述现象表明，从1960年6月以后，蒙古国逐渐终止了“跃进”运动。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及文化的“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蒙古国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然而，蒙古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起来，仍显得很落后。为了尽快赶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水平，1958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全国范围内，在工业、农牧业等领域开展了“跃进”运动。“跃进”运动对蒙古国的经济和苏蒙两国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

首先，通过开展“跃进”运动，给蒙古国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加速推动了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在蒙古国北部、西北部和东部广阔的原野地区，通过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种子、实行轮作等方式，使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蒙古国从单纯畜牧业国家逐渐转型为牧业和农业兼营国家。与此同时，工业基础建设和工厂生产指标任务基本得以按时完成。由此可见，1958年下半年至1960年年间，蒙古国开展的“跃进”运动，对其国民经济发展及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至少在某些经济领域，蒙古国经济状况在短时期内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

其次，开展“跃进”运动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急于求成和冒进，在农牧业领域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有些牧民自留的牲畜过多，导致牧民忙于照顾自家的牲畜，而很少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如扎布汗省公有牲畜的幼畜成活率是90.5%，而牧民自留牲畜的幼畜成活率则达到了93%。因此，蒙古国合作社的生产建设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牲畜繁殖数量不断减少时，蒙古国向苏联出口牲畜副产品数量不断增加，导致蒙古国人民生活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畜牧业国家之一，蒙古国牧民难以吃到牛羊肉。甚至蒙古人民革命党还做出了禁止牧民宰杀牲畜食用的决定，以此来增加牲畜繁殖数量。在农业方面，只注重扩大耕地面积，没有注重自然规律，耕种在高寒地带的玉米大多数没有结穗，粮食总量也未达到预期目标，导致面粉厂无原料加工。

最后，苏联不支持蒙古国开展“跃进”运动，在旁敲侧击和劝阻无果后，苏联就采取了暂缓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的措施。在苏联提供的经济援助基础上，蒙古国顺利地进行和基本完成了“一五”计划、“二五”计划、“三年”计划生产任务。换言之，苏联如果不提供经济援助，蒙古国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几次建设计划目标的完成更无从谈起。苏联延缓提供经济援助，蒙古国“三五”计划生产指标的制定和继续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都受到了很大影响，甚至无法继续正常开展经济建设工作。

1960年下半年“跃进”运动终止后，苏联向蒙古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得以恢复。1960年9月9日，苏蒙两国经济代表团经过多次谈判后，双方签署了《苏联向蒙古国提供新的技术援助协定》，苏联不仅满足了蒙方提出的所有请求，而且额外又提供2.15亿卢布的援助贷款，总计为6.15亿卢布贷款。除此之外，1961年4月13日，苏蒙双方代表签署《苏联在经济方面进一步援助蒙古国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协定》，苏联再向蒙古国提供总额为5.42亿卢布的新贷款[19]74。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杜格尔苏伦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透露，苏联在蒙古国“三五”计划期间将提供15.87亿卢布长期贷款，还有其他无偿移交给蒙古国的一些工厂，总额达30亿卢布⑤39-40。在蒙古国发展国民经济总投资中，苏联提供的经济援助所占比例不断增加，“三年”计划占到23%，“三五”计划期间一跃增至66%。事实上，苏联向蒙古国提供的经济援助远超出了蒙古国“三五”计划总投资额的预算，蒙古国不得不重新调整“三五”计划的内容。

1961年5月，蒙古国政府公布了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三五”计划的具体任务和生产指标[20]。7月3日至7日，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蒙古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曾德做了《关于1961年至1965年蒙古国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三五”计划目标与原先拟定的草案比较而言，农业总产值增加80%，牲畜头数增加11%，工业总产值增长1.1倍，等等。为顺利实现此目标，蒙古国的总投资额达到42.6亿卢布[21]。蒙古国“三五”计划的总投资额与“三年”计划比较起来看，增加了近5倍。

注 释：

① 如Батсүх Д.,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гадаад худалдаа,эдийн засгийн хамтын ажиллагааны түүх, УБ,2003；
Болдбаатар Ж.,Батбаяр Ц., Монгол-хятадын харилцааны түүхийн зарим асуудал, УБ,2011；
Монгол улс шинжилэх ухааны академи олон улс судлалын хүрээлэн, Монголын улс түрийн гадаад харилцааны түүх(1911—1999), УБ,2012；
Бэгзжав Л., Монгол-хятадын харилцаа,1949—1999, УБ,1999；
[蒙]那仁吉日嘎拉《中国工人援蒙建设研究(1949—1964)》，内蒙古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
[蒙]敖坦《中蒙经济关系与苏联影响(1949—1964)》，吉林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
[蒙]扎雅《蒙中友好关系述论(1949-1966)》，吉林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海涛《冷战时期蒙古国外交策略研究(1945-1965)》，内蒙古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伊·亚·兹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陈大维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蒙古人民共和国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
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台北：兰溪出版社，1983年；
А.Ариунболд, Атрын анхдугаар аян1959-1961он, УБ,2013.

③ 文中所用外文档案的馆藏档案馆全称、缩写名称和译称如下：蒙文全称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Гадаад Харилцааны Төв Архив，缩写名称МУГХТА，蒙古国外交部中央档案馆；
蒙文全称Монгол Ардын Хувьсгалт Намын Төв Архив，缩写名称МАХНТА，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
俄文全称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缩写名称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本文一律使用档案馆译文全称。

④ 《中央派乌兰夫副总理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12次代表大会的指示电》，1954年11月5日-11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2-00002-01(1)。

⑤ 内蒙古大学蒙古研究所《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21-1980)》，内部资料，1981年编印。

⑥ 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六中全会讨论和公布三年计划草案的时间，学术论文中有不同的记载。如谷继坤在《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55页)发表的《中国工人“赴蒙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1949—1973)》一文中，记录为1957年8月。该文作者直接将1957年8月17日《内部参考》刊登蒙古国三年计划的时间视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六中全会讨论和公布三年计划草案的时间。这显然是错误的。笔者对此事进行考察以后发现，是7月4日至6日召开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和7月25日公布三年计划草案(请参见：《蒙古人民革命党六中全会决议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监督》,登载于《人民日报》，1957-07-09(07)；
《蒙古发表三年建设计划草案三年内将使全国半数牧民加入合作社》，登载于《人民日报》，1957-07-28(05))。

⑦ 《泽登巴尔感谢中国对蒙的援助》，登载于《各国共产党简况》，1958-09-01。

⑧ 《蒙古重视我国援蒙工人的农业生产试验》，1960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6-00258-07(1)。

⑨ 《蒙古党二中全会后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登载于《各国共产党简况》，1959-03-25。

⑩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致蒙古外交部的照会》，1958年11月1日，蒙古国外交部中央档案馆，5-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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