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的四重逻辑：经济人类学视角的探讨

林敏霞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有其重要意义。从现实层面来讲，乡村不仅能继续担当应对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风险的后盾，也是实现生态化发展战略的根基所在，更是当前我国应对国际挑战、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内生性基础(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2022年2月22日，https://politics.gmw.cn/2022-02/22/content_35536825.htm，2021年7月23日。，“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2)温铁军：《激活沉淀资产 以乡村振兴助力国内大循环》，《中国农村金融》2021年第1期，第12-13页。。从逻辑层面而言，21世纪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其社会生态的、政治经济的、历史文化的、制度的多重逻辑必然性。不同学科对于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逻辑都有一定的阐述，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对乡村振兴逻辑进行分析和阐述，能对乡村振兴第二阶段的目标任务，即“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的达成提供更多探讨与分析，为未来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经济人类学也经历了自我批判和发展。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通过对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库拉”交易研究，向世界提出了三个经济人类学的基本课题，即“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是否可适用于了解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经济必须由非经济的社会文化脉络来了解”“注重被研究者的观点”，此后经济人类学历经了从“形式论与实质论的争辩、礼物经济、现代化理论、乡民经济、结构马克思理论，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最主要的成就是突显了如何由社会文化的脉络来了解经济”(3)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8页。。在这些理论讨论中，经济人类学一直试图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学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力图探寻“资本主义经济以外的另一种可能的努力”(4)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8页。。

上述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探索过程，历时性地对前人的观点和理论进行了挑战和超越，都内涵了历史合理性，时至今日依然具有批判性对话现实问题的价值和意义。运用经济人类学相关理论对话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其多重逻辑性。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作为中国经验，也为经济人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未竟之处提供现实经验，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以外何以可能”的经济人类学之问提供了可能的答案。

本文以经济人类学发展的时间脉络为主，运用其中的“乡民经济”“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分析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形成的社会生态逻辑、政治经济学逻辑和历史文化逻辑，最后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总体回应“资本主义经济之外何以可能”的经济人类学之问，同时亦明确我国的以人民为主体、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乡村振兴战略之制度逻辑的必然性。

20世纪60年代，经济人类学在寻找“资本主义经济之外何以可能”过程中的答案之一是“乡民社会”和“乡民经济”。美国的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乡民社会”(5)Robert Redfield，The Little Community an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p.23-39.的概念，指出了居住在农村并以农业生产维持生计的经济形态是当前世界人口比例最高的经济形态，广泛存在于中国、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苏联等地区，是帝国或者城市等“大社会”的组成部分。恰亚诺夫(А.Чаянов)的农民经济研究，不仅指出了农民家庭经济广泛存在于世界，还论证了“农民家庭经济自有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逻辑的论点”(6)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3页。。在恰亚诺夫看来，农民家庭经济建立在自然的亲属基础之上，是一种自我雇佣经济，它为了满足家的成员之基本生活需要而开展经济活动，具有普遍性、弹性、生命力、稳定性等特征，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雇佣劳动经济。农民家庭既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又可以纳入其他经济体系中，因而可以不必依附于资本主义而独立存在。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国家工业化模式自身的弊端后，恰亚农夫为主的民粹派企图寻找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之外的道路，其积极能动的意义是显著的，也就是用小农经济回答了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一种可能。

中国地处的“三级台阶五大气候带”，是一种多山少田、浅表资源多样性的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促使中国形成了水利灌溉型农业形态，并形成以村社合作方式为组织基础的小农经济模式。水利灌溉型为主导的农业形态孕育了中国的农耕文化，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不仅已有经济人类学“乡民社会”或者“乡民经济”的经典研究为中国在自身历史社会条件下开展“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前提和依据，中国的社会历史经验和当下的乡村振兴也为“乡民社会”和“乡民经济”的理论提供现实经验材料。

对于乡土中国而言，农业是一种生活方式，农业劳作的目的在于为农民自己提供生活所需的使用价值，而非为市场提供交换价值。中国小农经济的精耕细作，用相对较少的土地“供养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7)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从而使中国发展出维系农业生产方式的技术、制度、伦理、心态和观念：拥有完善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生产技术；
为促进农业生产而形成发达的水利工程，进而演化为以水利治国、立国的“水利政治”(8)王维屏：《中国政治地理》，上海：大中国图书局，1947年，第63-65页。；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贱商抑商的法规法令；
“力田为生之本也”(9)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第118页。的思想认知；
以与农业相关的历史神话人物作为敬仰的先祖，包括治水的女娲和大禹、制耒耜教民农作并和药济人的神农、构木为巢的有巢氏、播百谷的后稷、始作牛耕的叔均、养蚕抽丝的嫘祖、创制牛车的王亥等。《白虎通》曾设王者为何有“社稷”之问，答曰：“为天下求福报功。以‘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一一祭之也，故封土立‘社’，‘社’为‘土神’；
谷物众多，不可遍及祀，故封谷立‘稷’，‘稷’为‘谷神’之长。”(10)胡戟：《中华文化通志·礼仪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这就是说，当时的统治者重视土地和粮食，认为“神”可以引出万物，祭“神”可以保障五谷丰登。祭祀“土神”“谷神”的地方叫作“社稷”，又用“社稷”指代国家，即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稷国家”。由此可见，历史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有着几千年连续的、完善的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家。在这个有着漫长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家中，人们依水依土而居形成小农村社，安土重迁，农业是一种和人们生产生活相关的生存方式，是中华民族长期绵延的一种生活形态。

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业从一种生活方式变成国民经济中的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的城市工业生产提供交换价值，并用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对农业进行剥夺，从而使农村相对贫困，并呈现边缘化、衰竭化和空心化的趋势。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危机也都通过向农村转移的方式而得到弱化或安全渡过。(11)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6页。换而言之，乡民社会不仅历史性的、广泛性地存在，它在承担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资源和环境的代价的同时，还有效地弥补了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弊端。

正是认识到历史以来我们就是一个“农本社稷”，认识到近现代以来农业农村农民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做贡献及所承担的牺牲和代价，同时也认识到乡村是应对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风险的后盾，所以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一直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经历了“1978—1984年以调整农业经营机制为核心，1985—2005年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路径，2006—2012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2)谢涛：《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逻辑、现实观照及时代意蕴——以中央一号文件为中心的考察》，《邓小平研究》2018年第6期，第97-100页。，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在新时代推进“三农”问题解决的延续，意味着政府将进一步介入甚至全程干预，以实现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反哺，维持“三农”的相对稳定和现代发展。这种农业的现代化模式也可以概括为“东亚模式”，即“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全程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相对稳定”(13)温铁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听讲》2021年第2期，第23-26页。。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农业文明机制，以及由政府主导推行的“东亚模式”的农业现代化形式的“乡村振兴”，不仅是对“乡民社会”和“乡民经济”的积极肯定，也挑战了西方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盎格鲁—美利坚模式”大农场农业模式或者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中小农场农业模式的农业现代化。

中国传统的“乡民社会”和“乡民经济”天然地与生态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生态化的体系，是亲生态自然，亲人类自身，而不是亲资本的。强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形成自然界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有机结合。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本身也是多样化的、兼业性质的。譬如，巴蜀梯田是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湖塘之地的桑基鱼塘形成以“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桑”的生态循环模式，等。每个地方都根据自身自然条件，发展出适合自身生态循环模式的农业形式。“力田”之余，都兼有木匠、泥工，乃至形成费孝通先生所指出“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的乡村初级工业形式。(14)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区别于西方农场式的、把农业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的一种农业模式，包括中国在内的“乡民社会”或“乡民经济”，农业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是多元生态种植，农民是兼业的，农村是百业俱全的。

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了“生态宜居”的战略目标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战略内容，它与中国生态化发展战略是紧密结合的。乡村拥有广袤的、多样的自然生态资源。生态资源是一种在地化的资源，并具有“公共性的”“非标性特征”(15)杨帅、罗士轩、温铁军：《空间资源再定价与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110-116页。。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6)《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民日报》 2020年8月13日，第5版。。相比而言，工业化则是把原本是一体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资源剥离析出为符合工业化制式要求的生产资料，从而破坏了生态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空间正义”(17)江小莉、温铁军、施俊林：《“两山”理念的三阶段发展内涵和实践路径研究》，《农村经济》2021年第4期，第1-8页。或者说“生态正义”。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对工业化制式化生产的批判和改进，是推进生态资源空间正义的基础。只有走生态化发展的乡村振兴战略，才能推进‘三变’改革，把“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18)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

进一步而言，由于生态资源是空间属性的，因此与之相联系的乡村振兴的发展是谋求在地化发展的，是导向在地性各个产业的全面兴旺，因而要求把资本注入实体产业中。这也挑战了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资本的“去在地化”(19)即，在金融资本阶段社会发展通常遵循资本独大逻辑。在此逻辑下，“城市的市场资本积累将乡村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组织到城市，而且资本逻辑下乡支配乡村发展致使乡村产生外部依赖性，无法带动乡村振兴”。参见赵丽娜，马涛：《乡村振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基于资本逻辑反思和美好生活创造的思考》，《求是学刊》2018年第4期，第1-9页。趋势，是避免由此带来的国家内部危机以及全球危机的一种最基础、最托底的方法。生态环境是在地性的，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又必然需要依托乡村。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振兴必然要强调在地化发展，强调实体经济，避免泡沫化。在地化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也是实现国内大循环微观层面的基础。因此，中国当前乡村振兴之实践也为经济人类学“乡民社会”和“乡民经济”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范围和解释空间。

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带来的不平等和不发展，经济人类学家在汲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分析和批判。弗兰克(Andre G.Frank)以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伤害的拉丁美洲为研究基础发展出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20)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查尔斯·K.威尔伯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高铦、徐壮飞、涂光楠、黄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63-167页。，指出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依附，造成了欠发达地区的持续贫困和不发展。此种依附是一种“大都会—卫星城”式的不平等结构性关系，使得后者承受着前者的双重剥削，而无法获得持续的发展。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突破弗兰克的“大都会—卫星城”依附理论的构架，提出了“核心—半边缘—边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2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在他看来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其半边陲国家和地带实现对其他边陲国家和地带的剥削，并且伴随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不断把世界不同地方包裹入体系中。沃尔夫(Eric R.wolf)《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被誉为是“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22)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21-222页。，正如政治经济学自身总是趋向于承认资本主义的力量一样，这本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也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市场交易机制，把非资本主义社会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并且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不仅支配了经济，也支配了社会与文化，社会不再是具有边界而相对静态的冷社会，文化也不再是本质而呈现持续的流动性和重构性。(23)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炳祥、刘传珠、杨静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25、451-453页。

因此，东半球和南半球许多国家当前所面临的诸多严重困境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是在西方—东方、北方—南方的世界性体系中的结构性困境，是全球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制度性的结果。“无视这些困境的制度性根源与后果，最多只是隔靴播痒；
不然的话，便是危险和误导。”(24)阿里基：《全球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许宝强、汪辉：《发展的幻想》，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4页。阿里基曾指出，工业化不等于发展，工业化只是追求财富的手段。“工业化是否意味着‘发展’，全在于它能够作为追求财富的有效手段。”(25)阿里基：《全球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许宝强、汪辉：《发展的幻想》，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4页。二战以后的西方富裕国家是通过把产业转移到亚非拉等非西方社会来实现自己的富裕的，也就是通过“去工业化”来实现自己的富裕。而那些接受西方工业转移进行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则在付出无数人文和生态代价的条件下，依然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的财富标准。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困境。

政治经济学的“依附论”和“中心—半边陲—边陲”世界体系虽然强烈地批判由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而造成自身的贫困和被剥夺，甚至沃勒斯坦还论证资本主义体系由于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陷入混乱并告终(2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30页。，但是该理论无力在南美洲的现实层面给出摆脱和逃离这种结构的道路和方向。对于沃尔夫而言，《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在试图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又似乎陷入另外一种中心主义的论调中，即所有的地方和文化都将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似乎宣告除了资本主义之外，便没有其他的历史道路。换而言之，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造成的全球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它们并没有提供现实真实案例作为“谈判筹码”与之对抗。

反观中国，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封锁，我们被动地经历过“去依附”的历史，并且这一去依附历史的成功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拥有广大的农业和农村。(27)董筱丹、温铁军：《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实验》，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12页。中国提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从自己农村农业生产提取剩余来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和发展，从而在“去依附”的背景下实现了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发展。相较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进程，中国既没有通过对外掠夺和奴隶贸易的手段来实现资本积累，也没有通过资本和产业输出形成“依附”格局来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持续剥削。著名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对亚非拉等外围国家提出了“脱钩”战略，认为脱钩不是闭关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一种战略，“它旨在使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关系服从于内部发展的逻辑和要求”，它与“建设一个民族的、现代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的计划”(28)马马杜·阿尔法·巴里等：《萨米尔·阿明谈全球化与“脱钩”》，《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第70-71页。相关联。同时，萨米尔·阿明指出，“脱钩”取决于外围国家的条件和地区化。包括:“外围国家的谈判能力、讨价还价的能力，所拥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优势,以及外围国家的软弱性或坚强程度。”(29)马马杜·阿尔法·巴里等：《萨米尔·阿明谈全球化与“脱钩”》，《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第70-71页。他肯定了中国的经验，认为中国做到了。

应该说，中国这段历史经验对于经济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份重要的补充。今天，当资本主义全球化挑战进一步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启冷战思维，对中国进行制裁和封锁的时候，乡村振兴战略可以说是一种萨米尔·阿明意义上强调国家独立自主的一种战略，帮助中国实现“内循环”，夯实国家经济基础和国家根本，从而提高对外谈判能力，实现“去依附”的社会发展。

中国可能的历史、文化、制度、地理等综合因素，赋予能够以举国体制来应对西方发动的金融资本战争。乡村振兴战略，在现实层面给出了“去依附”的现实条件，从而突破了政治经济学派虽提出了不平等是因为结构性依附却对此无能为力的困境，也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绝对支配力量给予了质疑。因此，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深刻内涵和意义，也赋予经济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新启示和可能的新领域。

针对政治经济学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宰性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人类学出现了一种强调地方文化力量的观点与之对话。经济人类学对于文化象征意义的弘扬，发轫于莫斯的社会象征理论，他在《礼物》一书中开篇便传达了观念和事实的关系(30)马塞尔·莫斯：《礼物》，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页。，并通过对礼物的系统研究，表明观念才是现象的本体，才是理解真实的基础这一核心观点。具体到经济领域，就是必须通过对“当地人‘文化’的理解，才能了解‘经济’在当地人心中所代表的意义；
如同生产的物品，必须通过文化的象征化过程，才成为有价值的物一样”(31)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27-228页。。萨林斯则更明确地提出了资本主义是通过地方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才进入地方的。(32)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3-365页。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研究了美洲哥伦比亚考卡(Cauca)的农民对待大农场劳动所获得之钱的态度以及玻利维亚锡矿矿工在资本主义进入后对矿神Tio由善神到恶神观念转变。(33)Michael Taussig，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0,pp.229-232.这一研究也充分说明资本主义是通过当地社会的文化信仰得到解释和理解的。更甚者，古德曼(Stephen Gudeman)(34)Stephen Gudeman，Economics as Culure: Models and Metaphors of Livelihood，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6,pp.88-134.直接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是西方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并指出每个文化都构建了其自身的生活模式，每个生活模式都有其关键性象征或“聚焦性隐喻”(focal metaphor)，只有从每个文化的关键性象征和聚焦性隐喻入手，才能理解经济的意义。上述这些视角被归纳为“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y)的视角，即从文化角度来探讨经济现象。通过这种文化视角，至少为资本主义扩张中所形成的不同资本主义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是“乡风文明”，与之相应的战略内容至少包括“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和“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乡村振兴”要实现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要重新审视农耕和乡土作为一种生活形态的价值和意义。(35)胡琳遥、林敏霞：《非遗作为乡村振兴下的乡土文化实践》，陈华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十四辑，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22-241页。从经济人类学之“文化经济学”视角的观点来看，此种战略目标和内容的提出，包含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被破坏和牺牲的“本土文化”意义的重新肯定，从而促使人们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乡村文化是如何构建起自身的生活模式，把经济活动纳入文化象征和隐喻中来重新认知，进而反思曾经倡导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工具论的经济学思维模式。

在被动卷入城乡二元对立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或者进入城市的农民都被动地从经济、心理和文化上接受现代化实践。曾经为千千万万的农民和农村提供价值依凭和心理归属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经济浪潮、消费主义大潮之下被冲得七零八落。除了农村人口城市化流动带来的乡村人口减少，拜金、赌博、涉黄乃至吸毒等糟粕也在农村滋生，浊污、蚕食着乡村社会。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学者、新乡贤乃至村民自己都认识到，真正的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经济或物质层面的，而是在精神上重新恢复或构建乡土文化认同，重建曾经是个体生命价值依托的、是乡村社会魂魄的、也是经济活动得以有意义的本土文化。

中国传统的经济是“经世致用”的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是不一致的。知识分子兼新乡贤们，以“孝亲为根，生态为本，合作为章，文化为魂”的方式，让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回归”，在乡建的过程中，认识到没有文化的地方没有可持续性。现在所谓的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手段，真正经济是经世济用的经济，是一种让人引以为傲的，能够把文明生活繁殖下去的一种生活样式。换而言之，文化是经济的目标，文化是经济的根本。文化烂掉，经济迟早也出问题。(36)笔者据何慧丽在2020国仁乡建线上论坛所做题为“知识分子的毫毛应该插在社会发展的有机粪堆上”的发言概括整理。可参见何慧丽、刘坤、许珍珍：《弘农试验：以乡土文化复育推动乡村振兴》，《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6期，第110-124页。

中国乡村传统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以亲情血缘为基础的伦理型文化，因此，农业是小农村社生活方式而不是产业，是为家族、社区生活和生存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乃至制度。建立宗祠以延续宗族文化，建立族田、学田以确保家族的公共开支，包括祭司、族学等，形成“耕读传家”的传统维系敦伦尽分和家族繁衍昌盛。它表现为被人类学家称为亲族连带的“重孝、亲人、贵民、崇德”(37)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7页。，强调宗族成员的亲和和依赖，也强调对家族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因此，经济活动是为了达成家庭和睦、子孙后代的健康繁衍和快乐成长，于是乎要“节用”，要和自然生态形成友好的关系，实现人生的意义和圆满。

伴随国家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推进，村民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性开始苏醒，积极恢复自己的地方传统文化，并在其中找到了之前属于“村社”的精神能量。譬如，通过非遗实践，恢复传统的舞狮舞龙、腰鼓队、炼火等活动，恢复了村社的组织活动和生活，集体活动增多、村社归属感也增强、村民互助精神有所提升。(38)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年，第339-341页。许多返乡创业青年“在传统‘家庭伦理’作用下的一种‘过日子’的选择,追求家庭和睦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他们共有的回流目标。以创业的形式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是青年回流乡村的表征目的,其真实的意义在于,通过以创业获取货币最大化的策略,进而实现以‘家庭本位’为中心的‘过好日子’”(39)林龙飞：《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内隐逻辑——基于个人意义构建视角的多案例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0期，第62-68页。。

因此，“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实则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思维方式，将一切变成可以交易和买卖，以此获得利益。但是文化经济学的研究，最终把这种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概念和理论视为“地方性知识”，而非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圭臬。由此可以看到，在中国新农村建设中，一些乡贤通过在地方社会重新实践乡土文化，自觉地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市场经济知识观点进行批判，并重拾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即“经世致用”人的经济。文化让人思考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根本和目的，经济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伴生性手段。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性的学问。从这个层面上而言，“没有经济学，只有隐喻”(40)Stephen Gudeman，Economics as Culure: Models and Metaphors of Livelihood，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6，p.154.这一貌似极端的说法，有着其积极的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和反思力量。

经济人类学一直从非西方世界存在的各种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来挑战和解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和话语体系，探寻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之外何以可能。另一方面，站在历史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在其全球化扩张中，也陷入了其自身内在矛盾和历史悖论中，从而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发展转型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方面是应对以西方为主的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另一方面也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转型的制度性逻辑探索，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之外何以可能”的经济人类学之问的深层回答。

15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便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关于它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一般来说，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几个特征包括：经济上表现为财产私有，自由市场，资本以获取剩余价值、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标；
政治上则表现为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英国的杰弗里·霍奇森还论证了国家与法律作为资本主义重要乃至核心基础的观点。(41)杰弗里·霍奇森：《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张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毋庸置疑，资本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以资本的积累和获取方式来看，整个资本主义经历商业资本主义(海外贸易掠夺)、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其中第二阶段的工业化使得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和历史时代。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逐渐通过工业产业转移和美元货币结算，使得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资本主义这三个发展阶段也对应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三个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时期、产业资本竞争时期，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产业外移而自身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形成的金融资本扩张时期”(42)温铁军、张俊娜：《疫情下的全球化危机及中国应对》，《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4期，第86-99页。。

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其追求资本增值的手段以及产生的矛盾也有不同的表现。海外殖民阶段以赤裸裸的财富掠夺和奴隶贸易为主要手段，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殖民者与原住民被殖民者之间的对抗和矛盾。在产业资本阶段，资本主义通过在地性的工业化生产剥削劳动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累积和垄断，同时也爆发产业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即生产过剩，并进而引发两次世界大战。在产业资本阶段，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剥削形态表现为以非西方社会为原材料市场和商品市场，进行双重剥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金融资本阶段，则是利用美元作为全球金融结算货币对全球进行剥削。

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经济的全球化推进貌似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但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西方资本主义自身陷入更为全面和系统的困境中：货币增发带来的通胀，资本更加倾向于虚拟领域，导致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实体经济日趋萎缩，进而波及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贫富分化加重，阶级对立锐化、族群分裂增剧，社会产生撕裂，文化冲突也更为严重，全球生态问题更加突出等。甚至于处于西方金融资本外围的广大亚非拉世界，不仅没有实现持续的进步和发展，还陷入不断的贫穷和混乱。正如西德尼·维伯所言，资本主义有显明的“四害”，即穷人的贫困、收入的不平等、个人自由的悬殊以及在追求国家财富方面最终的失败。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经“完全倚仗着占有者个人金钱掠取的动机，变成了国民道德和国际和平的敌人，并且事实上也成了文明本身的敌人”(43)锡德尼·维伯、比阿特里斯·维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秋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页。。

无论是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角度，还是从自由市场交换角度，资本主义都有着其内在无法解决的矛盾。2020年爆发并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使得上述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卡尔·波兰尼曾指出，正是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市场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经济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乃至崩溃，并进一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自由市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是其所称的人类历史的两次“大转型”(44)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今天，整个人类社会再一次面临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资本主义的衰败及其社会形态的转型。此种变局是以美元金融体系作为支撑所推动的全球化的衰弱为外在表现形式，它或者是人类历史的再次“大转型”。同样，这次的大转型，究其内在深层原因，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对以金融作为手段追求资本获利方式自身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发展自此已经倒逼自身寻求“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可能性，否则可能无以为继。

相较而言，西方经济人类学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开始寻找这个答案，然而一方面已有的研究并没有完全追赶上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深刻危机及其倒逼的“大转型”，另一方面受制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对于中国的经验研究还是比较缺失的。在中国，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从早年《江村经济》开始，实际上已经致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寻找上述这个经济人类学之问的答案。但由于当时国家最主要的现实和任务是如何通过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来带动国家的发展，尽管老一代的人类学家认识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村社会的剥夺，他们的研究在长时间段依然以积极追求中国村落城镇化、现代化发展作为目标，尚未深入论述生态化转型问题。

因此，重新从经济人类学“资本主义经济之外何以可能”之问切入资本主义上述全球化进程及其带来的各类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实质上触及的是对资本主义未来发展方向和制度转型的探讨。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目标和理念上，一直努力在这个全球的资本主义进程中，寻找一种更为公平、公正的未来发展之路，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之外的一种可能。以乡村振兴为基础的生态化发展战略正是应对现代工业化发展和金融资本主义进程带来问题的一种方式，与之配合的制度体系即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它是今天中国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逻辑。

通常谈论社会主义(socialism)会追溯到16世纪初英国人莫尔《乌托邦》中的空想社会主义。到了18世纪，经由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达到了顶峰，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其核心内涵在于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共和、共有、共治和共享的社会。这种理想也可以从中国的传统社会的《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理想”(45)“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吕友仁、吕咏梅译注：《礼记全译 孝经全译》上下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0页。以及孟子的“民本”思想(46)孟子：《孟子·尽心下》，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4页。中得到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邓小平同志更是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概括包括了方法、路径和目标。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使得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无法避免市场经济自身带有的客观规律：结构性或周期性生产过剩、资本趋向金融和投机寻求快速回报，以及与此相关的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制度本身，能够对上述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进行调整和规范：包括以国家(国企)为主进行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自上而下党员带头开展扶贫工程并取得瞩目成效；
对于金融过度扩张采取监督和管控；
实施财税改革；
持续推进“三农”工作；
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和行动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应有之义：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通过合法的劳动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正如有学者概括“实现共享发展、实践共享正义、实行共享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愿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47)王木森、唐鸣：《马克思主义共享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逻辑与进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19-129页。。

历史证明“吃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并非不要市场、不要资本、不肯定个体劳动的合法收入，恰恰相反，市场、资本、对个体劳动收入的肯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4页。换而言之，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的，因此，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不可取，商业本身也不是不可取，不可取的是借助市场和商业形成垄断和剥削，使得社会失去公正和公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反对的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市场、财富的少数人垄断，以及社会公正和权利被资本践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外的一种可能性。而乡村振兴战略是这个可能性探索和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对农民和农村的“反哺”，意味着对这个社会占据主体人数的群众和人民的利益、权利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的必然要求。

经济人类学一直从非西方世界存在的各种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来挑战和解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发展逻辑和话语体系，探寻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之外何以可能，并给出各种可能的答案和解释。然而，这些答案和解释比较缺少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与自己传统和历史的断裂以及各种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困境，又在21世纪面临市场经济内生性矛盾和外在压力的双重困境。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是应对中国现代化双重困境的国家战略，也是以中国之历史、文化、制度挑战和解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和话语的重要力量。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践，具有社会生态、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制度的逻辑必然性与合理性。运用经济人类学的乡民经济、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的理论对上述逻辑进行分析和阐述，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践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对话和逻辑论证。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亦可以回应和挑战原有经济人类学在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等方面研究的局限性，并为“资本主义经济之外何以可能”的经济人类学之问提供了中国经验和表达，拓展和丰富了经济人类学本身的理论向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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