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复杂性的呈现——读陈福民《北纬四十度》
时间：2023-05-31 15:50: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徐兆正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文艺批评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0）
《北纬四十度》开篇，陈福民为之“破题”如下：“北纬 40 度这个地理概念成为问题，进而成为我关注和写作的对象，并非灵光一现……最早引起我兴趣的是中学时读司马迁描写的李牧……”[1]前言1《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李牧大破匈奴，此后十余年匈奴不敢近赵长城，但这个故事不仅没有结束，反倒是成了另一个更大的故事的开端。作者对此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阅读”[1]前言1，然而“北纬四十度”的故事更加漫长，它始于李牧背后的赵武灵王，时在公元前四世纪，并一路延展至乌兰布通之战的十七世纪。作为地理概念的北纬四十度与作为历史概念的北纬四十度其实不分轩轾。观之后者，无论赵武灵王，汉高祖刘邦，汉朝三将李广、卫青与霍去病，汉光文帝刘渊，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抑或匈奴、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他们都共同将共时性的北纬四十度导向了历时性的北纬四十度，并且填充了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如此，仿佛“共在”，有赖于可以被长城替换的前者。换言之，“故事发生的地点场域，从来没有改变过——基本都在长城所在之北纬40°线上。”[1]前言2在这条线的北面，是骏马驰骋的游牧民族；
在这条线的南面，是掘土开渠的定居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千百年来在此线的南北遥遥相望。
将共时性的地理概念与历时性的历史概念合而观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文化概念的北纬四十度。它同样始于作者在“漫长的历史阅读的过程”迭生的疑问。疑问之一：如果长城是中华文明的创举，何以在民间出现了“哭倒长城”的传说？“崇拜长城”与“哭倒长城”，哪一个才是真的？疑问之二：两千余载的时空下，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为何坚韧不拔地想要挺进这条纬线？疑问之三：当游牧民族横刀立马跨越这条纬线，以至他们终于“把自己变成对方”，变成长城以南的定居民族，为什么北纬四十度的“魔咒”重又降临于这些蒙古高原的来客，“轮到他们像此前的中原政权一样，为北纬40°操心和焦虑了”？[1]250作者的疑问和他的关切一样兴致盎然，而这些疑问又回指于作为文化概念的北纬四十度的核心，借用自序中他那略带抒情的说法，即“以长城为标志，北纬40度地理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最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区隔、竞争与融合。……围绕北纬40度，那些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加入着对方。……虽然不能完全变成对方，最终却也难舍彼此。”[1]前言2-3这条一以贯之的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的主线，锚定了北纬四十度这个漫长故事的走向。
全书共分十一个章节，陈福民先生以时为序铺陈开这条纬线贯穿的“千古江山图”。第一位出场人物是赵武灵王：他在公元前307年推行的“胡服骑射”首次显示了北方强邻对定居民族的影响——弃宽袍大袖、步兵作战，取短袍窄袖、倚马弯弓——这一点直接使得都城位于邯郸的赵国将长城一路向北修筑至高阙塞（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的达巴图音苏木），而赵长城的起点是今天的张家口蔚县、怀安一带。以此来看，长城就不仅不是闭关自守的象征，反倒是民族融合的结果。“胡服骑射”与修筑长城的举措，乃至赵武灵王在此确立的认识（“风俗习惯、礼仪制度因环境不同而各具其异，但文化与文明之间是可以通过交流对话而互取其‘宜’的。”[1]17），拉开了华夏文明形成的大幕。作者将赵武灵王这一章题为“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这一形象实际也涵盖了第七章（《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写到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赵武灵王选择“胡服骑射”，恰似拓跋宏将国都由大同南迁至洛阳；
前者是汉民族首次“师夷长技以制夷”，后者则是游牧民族的“自我革命”，所以两者尽管方向相反，在民族融合的意义上又是殊途同归。不过，较之“仅仅”移风易俗的赵武灵王，八百年后的拓跋宏有着更多“未能抵达”的悲情色彩。
从大鲜卑山嘎仙洞到大泽（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湖附近），再到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进而到平城（今山西大同），鲜卑民族的不断迁徙在孝文帝这里被进一步发扬光大。拓跋宏之所以借南伐的名义再次迁都，迁都本身不是目的，他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民族真正“赓续”洛阳所象征的文明正统，“并以此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然也正由于此，公元493年的迁都和北魏建国前与立国初的迁徙已不可同日而语。“胡化”的赵武灵王死于“沙丘之变”，其根底是触碰了“废长立幼”的禁忌，“汉化”的孝文帝则是被迁都后推行的改革（易服、变语、改姓）吞噬。印象中，民间关于拓跋宏的争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质疑他为何不将国都迁至北京，其二是论定迁都洛阳是北魏灭亡的根由。不得不说这两种看法都既不“知人”，也未“论世”。但《北纬四十度》显然做到了这两点，有赖于对拓跋宏幼年成长环境与彼时时代潮流的梳理，作者在惋惜这场“巨大的激进政治冒险”[1]258终竟失败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拓跋鲜卑人是“善于学习的有创造性的伟大民族”[1]255。诚如在论及赵武灵王时作者援引的梁任公文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此处的笔法同样其来有自，亦即除了历史最终的结果，我们也应看到历史动机中彰显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文明理解与高贵追求”[1]254-255。
陈福民先生在自序中坦言希望借此书的写作“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1]前言4，在笔者看来，这“尊重”泰半要归功作者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历史复杂性可以分两点来谈。首先，我们以往的历史通常是从结果写起，它所关注的是某段历史经由过程造成了何种结果（故可称为“结果的历史”），《北纬四十度》则是对可能性的历史与结果以外的历史动机的照亮。历史固然不容虚构，但通过史料的铺陈，写作者却得以设想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乃至检讨历史进程中人事动机的得失。其次，本书在历史复杂性一面的着墨还涉及对客观史实与主观动机的澄清。一言以蔽之，完整的历史当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动机的历史”，其二是“结果的历史”。前者或浅尝辄止于兑现之途，如赵武灵王止于胡服南下直捣秦国以前，北魏孝文帝止于统一中国的南伐前线，但它们也理应被看作是自足的，至少是不能被后者所掩盖的历史的一部分。反过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结果的历史”同样不能被“动机的历史”——无论是当事人的动机，还是著述者的动机——遮蔽。对第二重复杂性的体知，印证于此书第三章（《失败者之歌》）与第四章（《青春帝国少年行》）。
《北纬四十度》涉及汉朝的部分最广，包括《汉家皇帝的滑铁卢》《失败者之歌》《青春帝国少年行》《在战争的另一边》。这一部分始于“白登之围”（它开启了汉朝四百余年与匈奴断断续续的“和亲”），结束于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昭君出塞”。“胡服骑射”或修筑长城旨在征战，“和亲”是“征战而不得”的谈判，是“中国历史上中原定居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首次正面对话”[1]51。在“汉朝部分”的中间段落，即是作者基于“史实”而排斥“动机”，逆太史公之笔法对李广、卫青、霍去病三人作出的重估。他在书里特别提请我们注意以下两点：卫青与霍去病在《史记》中是合传（《卫将军骠骑列传》），战绩远在两人之下的李广则被单独列传（《李将军列传》）；
卫青与霍去病此后又被太史公“请入”《佞幸列传》，与邓通、赵同、李延年等人为伍。陈福民在此点明的，正是发端于《史记》的以个体道德水准图解历史的模式。
这便是《史记》的两种面向，一面秉笔直书，一面“太史公曰”。为抒愤懑，司马迁极尽渲染李广，而贬低卫、霍，这确有个人之原因，然则“我们今天所能了解的李广，完全有赖于司马迁‘不为尊者讳’的良史精神与如实记述”[1]91；
“对于卫、霍二人与汉武帝创造的帝国青春成就，司马迁（也）做了如实记述和呈现”[1]122。得益于此，作者除了指出李广或“全军无功”或“赎为庶人”或“军几没。广军功自如，无赏”，卫青或“得胡首虏七百人”或“斩首虏数千人”或“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以外，还别有新意地拆解了李广失败的原因，这里的结论一如周作人所言“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2]717如前所述，“结果的历史不应遮蔽动机的历史”——如此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才不至落入编年账簿的窠臼，但作者的重心可能更放在了“动机的历史更不应遮蔽结果的历史”一面。前者要求著史者不能对笔下人物毫无感情，后者勒令著史者不应对笔下人物感情过剩。两相比较，尽管“感情有理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理由”（毛姆语），通常情况下，感情过剩对著史的贻误更大。
胡适很喜欢吕坤《呻吟语》中的一句话：“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说来为历史辩冤亦有此功。陈福民为司马迁将卫、霍归入《佞幸列传》而叹息，指陈这败笔有损《史记》整体的伟大，但我以为作者更愤懑的是肇始于《史记》的那套以个体道德水准解释历史的模式。正是这套解释历史的图式此后流窜到历史小说或民间曲艺，并且被后者发扬光大。与《史记》不同的是，历史小说或民间曲艺中不再有“秉笔直书”，那里只是剩下了《杨家府演义》（“杨家将”）、《说呼全传》（“呼家将”）、《说唐演义后传》（“薛家将”）、《说岳全传》《狄青五虎将全传》等一蟹不如一蟹的“类太史公曰”。且看自序：“我们看到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很多公众读者的历史观并不是通过历史学习去获得，而是在文学虚构与民间故事当中完成的”[1]前言5。这里尚是隐而不发。随着“北纬四十度”故事的渐次展开，对民间曲艺、历史小说乃至更为根本的民间史观的抨击便不绝于缕：
“子不遇时”是历来文人评价李广时最爱引用的座右铭一般的金句。顺便，那些考试不及格的秀才和仕途不顺的官员，以及因为种种不靠谱而被人们拒绝的，异想天开不切实际撞了南墙的，乃至做生意赔了本儿的，跟人打架没打赢的，等等，纷纷从“子不遇时”这个表述中发现了自己的不幸是小人所致，并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心理安慰：怀才不遇，蹉跎终生，正义在我，错是对方。以动人的故事和华丽的修辞强化这一类思想方法，以浓烈的情感叙述扭曲事情的真实逻辑，是一部分中国文人经久不衰的传统。（《失败者之歌》）[1]67-68
“霸陵醉尉”因此发展成了一个接近成语的固定词组，专门用来形容那种跌下高位后被原来低于他的人看不起的负面情绪，包含着仇恨、愤怒、屈辱、酸溜溜。我很诧异，精妙的汉语在其被构造之时，居然也能参与那些杀人的阴谋，并且将其美化甚至圣化。与此相类，民间俗语还有“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等等说法，评书艺人们最喜欢这类陈词滥调，并将其称之为“快意恩仇”，一代又一代地，在民间社会鼓噪这类“奋发图强”、“自立于天地间”然后实施报复重新颐指气使的卑劣“情怀”。（《失败者之歌》）[1]70-71
像《杨家将》这类以辽宋历史为背景的民间故事，将“七郎八虎”“杨门女将”“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佘太君百岁挂帅”渲染得无往不胜家喻户晓。……我小时候看这些故事开始很疑惑，大宋这边忠臣良将铁血丹心武艺绝伦，按理说应该是必胜的一方，然而总打不过别人，看到故事结尾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有奸臣小人在作祟，于是发誓长大了要将那些奸臣小人斩尽杀绝。待到心智稍成熟些，乃知这并不是历史事实。尽管可以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良好的人民愿望加以谅解，但如果无视沉重、惨痛和复杂的历史事实，用一种主观化、游戏化与个人好恶的立场为尺度去书写，非但距真相越来越远，甚至还有自我麻醉之精神胜利法的嫌疑。（《燕台一去客心惊》）[1]325-326
“子不遇时”“霸陵醉尉”是成语，“七郎八虎”“杨门女将”等均是小说、评书与戏曲，它们共同构成并宰制了民间解释历史的话语，而这一点的后果就是“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通过文学故事去积累历史知识，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个个甄别推翻”[1]157。前者积累的历史知识发诸国民的“历史崇拜”，这“历史崇拜”又导向“英雄崇拜”，“英雄崇拜”的内在机制是所有历史人物均可在好坏、善恶、忠奸、正邪、黑白的对立中找到归宿。历史演进的动力系于两派人物的争执，而“历史真相就在对潘仁美、秦桧的痛骂与对杨老令公的赞美惋惜中溜走了”[1]325。以上议论不乏情绪，不过《北纬四十度》若有可能“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我以为这光荣也必定是作者对民间俗信和二元对立认知的拆解。只有这样，历史的复杂性才有望去蔽，作为读者与历史知识接受者的我们也才有可能一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文明理解与高贵追求”[1]254-255的真正含义。
在笔者看来，作者撰写此书时大抵面临着两重困难：首先即是轴心时代的通识性（广义的“文”指涉了所有用文字写成的著作，因此它可以同时身兼文学、哲学与史学三重含义）为后世历史书写打上的烙印，简单地说，便是史实与虚构的错位。其次，最近的一个世纪，随着现代学术的诞生，人们好像又走到“通识”的另一极端“专识”，即将文学与历史区分得过于清楚，不再是错位，而是壁垒。对读者来说，我们的历史阅读只剩下了两条路，要么是专业性极强的历史专著，要么是史实与虚构混淆的历史演义。正是针对这两重困难，《北纬四十度》展示了它自身的方法论：从文学的角度，弥补历史书写的缺陷（以“动机的历史”去补充“结果的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为文学的历史题材写作补上了实证主义这一课（以“结果的历史”去纠正“动机的历史”）。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历史，此刻终究还是“故纸堆的历史”，对此作者也十分清醒：“由于广泛涉及历史地理题材，这些基础性问题对于文学专业的人来说，仅仅依靠书本知识在很多时候是不够的，尤须谨防‘纸面地理学’的弊端”[1]前言6。此处的“纸面地理学”与作者在另一处一笔带过的“参与性”，暗示了《北纬四十度》的第三种方法论：行走。
让行走的意义落实在书写并将之作为一种写作的方法论，从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到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再到陈福民先生的这部《北纬四十度》，可谓是近年来历史书写的一条强劲线索。因此，《北纬四十度》以作者驾车奔驰在京藏高速开篇，想来并非偶然。这条如今被编号为“G6”的高速公路，它的北京至临河段与贯穿全书的纬线几乎重叠，诚如作者所言：“这些年来，我对 G6 非常着迷，从北京到临河的北纬 40°上的这条直线，我自驾走了很多次，这条直线上的很多城市——定居点，以及这条线段左右两侧不甚知名的旗镇，我都停留甚至居住过。经常是去了便流连忘返，回来不久又想再去。”[1]4换言之，举凡书中写到的地点，作者都身体力行地逐一走访、考察，他试图以行走复原史料的原初语境——既在情感的意义上，也在实证的意义上。情感的复原如作者在陈子昂写下《登幽州台歌》的地方，试图理解诗人何以用“怆然”入诗，而不取“慨然”“凄然”“凛然”。这是设身处地的体会——所谓“怆然”，“那是一种凋敝破败而无所依凭的苍凉，是满满感受充盈于胸臆却不能道出的虚无，是莫名的触动不知从何说起的放弃，那是一种真正的无人倾听的旷野呼告。”[1]328（《燕台一去客心惊》）实证意义的复原则可参看他对“土木”与怀来县方位的考辨（《“土木之变”及皇帝和他的王先生》）。
操持着这三种方法论，陈福民先生以对“右北平”的书写收束了这趟漫长旅行。全书落笔在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这场战争除了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爆发在北纬四十度上的冲突，毋宁也源自冲突所在地“右北平”还是与赵武灵王同时代的燕昭王的创举——后者将赵武灵王修筑的长城从北纬四十度向北推进至四十二度，首次在燕长城内外设置五郡，“右北平”即五郡之一。汉朝以降，“右北平”又被北平郡、幽州、热河等名号取代，直至上世纪50年代被河北、辽宁与内蒙古一举均分。此外，“右北平”涵盖的河北承德、内蒙古赤峰及辽宁朝阳三地同时也是作者及其父母的故乡，在这个意义上，“遥想右北平”未尝不是在遥想“故乡”，而燕昭王、秦开、李广、杨业、萧太后、韩德让、佟国纲大概都可算作作者的“乡亲”。“北纬四十度”的故事开始于这个“故乡”，也结束于这个“故乡”。
在这篇文章最后，不妨反顾一下自序里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陈福民先生认为“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
至于何为“正当”，他又自谦道此刻尚“无力给出结论”。这里暂不谈“文学观”的事情，联系此书绝大部分篇幅以及作者在书本内外的言说，“正当的历史观”大抵可归诸以下三点：
其一，“崇拜长城”与“哭倒长城”都是虚妄的，关键在于此刻的“历史”究竟为谁代言？作者确立的朴素基准可参看《渔阳鼙鼓何处来》；
其二，“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切近历史现场。倘若《渔阳鼙鼓何处来》透露的是切近时刻的历史伦理，那么当我们远离它的时候，以黑格尔的眼光俯瞰历史恐怕就是必要的，因为“文明本身具有一种将悲剧转为喜剧的能力”[1]48-49。从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定居民族两千余年的缠斗里注定诞生了无数悲歌，冲突的结果是融合，是汉族、匈奴、突厥、鲜卑、契丹、满蒙渐次褪去了过于耀眼的民族身份，它们让位于混合多元的文明体系里共持的那份认同。附提一句，“长城”也并非不同史观竞夺的能指。在《“土木之变”及皇帝和他的王先生》一章作者曾提到一个事实：自元朝建立以后，始于战国时期的长城修筑便终止了。其三，“结果的历史”与“动机的历史”都是第一性的，无论以前者遮蔽后者，还是以后者篡改前者，皆无助于我们认识历史自身的复杂。至于何为历史的复杂也许人言殊异，但开放、包容、远离意识形态束缚的心态的确是必要的——“北纬四十度”的故事彰显的也正是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