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金融演化路径述论

刘兴华 张欣娅

在百年光辉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阔步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百年建基立业，传世不朽功勋。本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窗口，追寻红色金融历史印迹，分析红色金融发展脉络，探讨对当今金融改革的时代价值。

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近代中国历经磨难，饱受屈辱，也凝聚着不屈抗争。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专制帝制，但旧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没有改变，官僚买办资本压迫工农阶层，破坏社会稳定，极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金融体系服务政治资本，货币市场混乱，工农群众饱经买办资本、封建土地所有制剥削，不得不承受高利贷资本盘剥带来的疾苦。(1)杨其广：《党的光辉照进“金融史话”——重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中国金融家》2021年第3期。在黑暗中前行的中国，需要成立代表工农利益的金融机构。

(一)红色金融的兴起

红色金融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休戚相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阐明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创办金融机构，探索金融兴业，成为工农革命的重要工作。1922年7月，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创立的金融机构，也是红色金融实践的初步尝试。消费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有：银票兑换服务，将矿票按1:1比价兑换银元；
低价销售生活用品，维护工友切身利益；
发放木质购物证，打击不法商人恶意套购。随着规模的扩大，消费合作社扩充资本金，发行股票来筹措资金。消费合作社前后开办三年，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工人运动前行之路，为红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开展金融实践，也十分重视创设农民协会的金融机构。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中国共产党对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提出组建农民借贷机关，实行低息借贷，为农民协会金融发展制定指导性行动纲领，由此播撒红色金融的革命火种。1923年，在广东成立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县总农会，提出开办便利金融，运用金融机构以利农民，抵制高利贷和高利押压榨。1926年12月，针对币值混乱与农民受害情况，毛泽东在《金融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禁止城乡商店或个人发行市票”“取消元丝银”“铜圆成色须确定不变，制造数量须适合社会需要”“禁止轻质的广东毫子及四川轻质铜圆入境”(3)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此议案对农民运动活跃地区货币成色、发行和准入做了规定，是对赤色区域货币流通问题最早的探索。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农民协会金融机构，如湖南柴山州特别区第一、第二农民银行，浏阳县浏东平民银行，醴陵工农银行，浏南文市生产合作社，湖北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浙江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等。1927年3月，邓演达、毛泽东等发表《对农民宣言》，强调把农民银行问题列为专条，“努力设立农民银行等条件极低之贷款机构，以解决农民资本缺乏问题”(4)邓演达等：《对农民宣言》，《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刊》1927年3月16日。。高度关注农村金融问题，提出创建农民银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红色金融的远见卓识。

(二)“工”字银元的发行

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后，红色金融遭遇重大挫折，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会师井冈山，在茅坪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国民党对根据地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新兴红色政权面临被摧残和被扼杀的险境。

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和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28年5月成立井冈山造币厂，通过铸造根据地自己的货币解决红军军需给养。在何长工、余贲民的带领下，造币厂利用简陋铸币设备和银元模具，铸造“工”字银元，“工”字蕴指“工农兵政府”之意。井冈山“工”字银元外观未并精美，使用范围相当有限，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大无畏革命精神，运用货币作为对敌斗争的强大武器。

此后，井冈山造币厂几经搬迁，先由上井转到小井，后又移至下井。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军向赣南闽西挺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军撤离后，井冈山造币厂遭国民党军队焚毁，“工”字银元也停止生产。(5)石磊、王丽英：《中国红色金融简史》，中国旅游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井冈山造币厂为巩固根据地政权、发展根据地经济、鼓舞根据地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井冈山转移后，工农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攻克雩都、兴国、博生三县，成立兴国革命委员会，在雩都、博生建立革命政权和赤卫队，赣南苏区初步形成；
夺取龙岩、永定两县，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红色金融集聚赣南、闽西和粤北，延至闽浙赣、湘鄂赣、湘赣等地，围绕根据地建设开展工作。

(一)东固平民银行的创办

东固平民银行创办于1928年10月，前身为东固平民消费合作社，经营布匹、油盐、食糖、火柴等杂货，印发用于找零的铜圆票。1929年2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与红二团、红四团会师东固。巩固工农革命政权，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是对敌斗争的第一要务。1930年2月，“二七会议”确定扩大苏维埃区域、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的任务。中共东固区委和东固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在东固平民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东固平民银行，筹措资金7000银元。

东固平民银行印制工农政权纸币，淘汰地方劣钞杂币，提升铜圆票信用。银行印发了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壹佰枚四种券别，并盖“平民银行之章”，由于备有资本金，又确保足量兑付，铜圆票深受群众和商贩信赖，很快流通到兴国、永丰、泰和及吉安等地。创办之初，条件非常艰苦，印制设备粗糙，油印技术欠佳，凭藉良好信誉使铜圆票在苏区流转，成为普遍接受认可的通货，点燃红色金融星星之火，闪现出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努力奋斗的革命精神。

(二)江西工农银行的组建

土地革命的深入推动了赣南苏区不断扩大，赣西南特委指出：“开办银行在现在是迫切需要，使贫苦工农得有低利的经济活动，不至于使金融窘迫”(6)赣西南特委：《赣西南特委的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8日。，提出苏区红色金融工作设想。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城，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1月，蒋介石集结大军对工农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11月2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秘字第四号通令，要求立即筹建江西工农银行，发行“在赤区一律通用”的钞票，在东固平民银行基础上建立江西工农银行。

江西工农银行将筹集军费、支援战争作为其履责使命。为了补充战时给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商会辅币上加盖“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印章，由于信誉良好，“暂借发行券”得到广泛认可，为筹集军用物资提供了便利。此后，江西工农银行几经迁移，先后建址永丰、兴国、万安，最后落户瑞金，辗转途中坚持营业。1931年，江西工农银行发行伍佰文、壹千文券别铜圆票，回收“暂借发行券”和东固平民银行铜圆票，实现赣西南苏区货币统一，支援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三)蛟洋农民银行的兴设

大革命时期，闽西有较好的农民运动基础。1927年10月，傅柏翠在上杭蛟洋乡成立中共蛟洋支部，带领农民展开斗争，夺取乡村基层政权。在对敌斗争中，傅柏翠意识到，要发展农村经济，解放生产力，唯有打破封建统治，建立自己的体制。蛟洋党支部发动群众砍伐杉木，运往广东海陆丰销售，从售款中抽取二千元，成立蛟洋农民银行。从成立过程看，蛟洋党支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唤起农民由自发到自觉，带领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蛟洋农民银行时时为农民着想，处处为农民分忧，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蛟洋农民银行共发行4000元流通券，有一元、一角两种券别，流通券可随时兑换光洋、铜板，又能购买生活用品，有着极高的信誉。(7)黄宁：《福建省最早的红色金融机构—蛟洋农民银行》，《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3期。蛟洋农民银行还为生活困难群众提供5元以下借贷，不收取利息。蛟洋地区革命势力壮大，令反动军阀郭凤明感到不安。1928年6月，郭凤明对蛟洋地区发起进攻，农民自卫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蛟洋农民银行对瓦解旧金融体制、建立新金融体制提供了范例。

(四)闽西工农银行的成立

闽西工农银行成立于1930年11月，是革命根据地开办时间较长的银行。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建立之初，金融市场极为混乱，既有国民政府纸币，又有军阀资本家的各类土杂钞，根据地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30年9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闽西工农银行，11月，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下井巷成立，开办资本为20万元，分20万股，股金以大洋为单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兴办的第一家股份制银行。

闽西工农银行提出调整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发行壹元银元券和壹角、贰角银元辅币券，通令取缔非法流通劣币，银元可按一定比例兑成银元券；
土豪罚没收入与城市商人捐款均入财政库，为入不敷出之财政提供货币支持；
对粮食调剂提供低利贷款，对生产合作社进行投资。(8)陈锋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流金岁月》，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7页。闽西工农银行发行货币，代理财政，发放借贷，促进贸易，增强军事力量，保障农民收入，支持苏区经济，为红色金融发展做了先期准备。红色金融星星之火已熊熊点燃，在革命根据地呈燎原之势。

在党的领导下，工农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巩固红色政权，发展苏区生产，决定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简称国家银行)，由财政委员会委员毛泽民负责筹建。

(一)国家银行的成立

国家银行创建之初，资源条件匮乏，又无经验借鉴，筹办难度非常大。毛泽民依托中央苏区土壤，完成筹建准备工作。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叶坪成立，毛泽民任行长，初设行长、会计、记账、出纳、兑换兼杂物各1人。1932年8月，中央政府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对组织架构和机构设置作了详细规划，在博生县、长汀县设立江西分行、福建分行；
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分设湘赣省分行、湘鄂赣省分行，两者均独立营业，自主发行货币。在支行层级，设立与中央苏区有业务往来的支行，1933至1934年，先后设兴国支行、石城支行、雩都支行、胜利支行和瑞金直属支行，国家银行从机构层面建立起完整的金融体系。

(二)苏币的发行

苏币是对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和铸币的统称。苏币发行前，多种货币并行流通，商品交换缺乏统一尺度。1932年7月，中央政府发布训令：“为使苏区境内金融流通，便于商业汇兑与国家税收，特于本月起发行相当数量而有充分基金的国家货币。”(9)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5页。国家银行印制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五种券别纸币，发行一分、五分铜币和贰角银币。纸币印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农民”“增加工农生产，发展社会经济”等文字。苏币印制略显粗糙，但设计简约明了，宣传标语将土地革命思想传播，成为鼓舞斗志的大众传媒工具。

1934年12月，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三号布告明令：“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票、银角铜圆等国币在苏区境内，应一律照常通用。”(10)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页。此告确立了苏币合法货币地位，号令军民必须使用纸票国毫，拒用者以破坏国币信用属反革命进行查处。正面引导与反面查惩相结合，迅速提升苏币信用；
折价收兑国民党区域银行货币，私人钱庄、商铺土杂钞一律取缔；
江西工农银行铜圆票兑成苏币；
闽西工农银行银元券，允许流通一段时间后再收回。(11)陈锋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流金岁月》，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中央苏区扭转了货币混杂局面，实现苏币统一流通。

(三)信贷的投放

信贷投放旨在支持财政，筹集军费，发展经济。革命战争取胜须有充足保障，军费则是重要支出，财政存款不足需国家银行提供透支贷款。1932年，国家银行当年往来透支累计217万元，当年收回160万元，余额571万元，占全部贷款的78.67%。其中，财政部向国家银行透支就达56万元，反映了贷款支持财政的战时金融特征。(12)陈锋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流金岁月》，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页。苏区经济薄弱，资金来源有限，国家银行仍向农户提供购置农具资金，支持粮食购销，保护农民利益。此外，提供低息贷款，扶植手工业生产，如纸业、刨烟、农具、石灰、药材等，给手工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农业、手工业的兴盛带动商业贸易，国家银行发放贷款鼓励出口，支持从白区购进苏区所需物资。合作社是重要生产组织，苏区曾建有油盐合作社、布匹合作社、石灰合作社等，除流动性贷款外，国家银行还以投资形式予以支持，致使苏区手工业、商业合作社得到较快发展。例如，兴国县到1933年8月建立133个消费合作社、83个粮食合作社，博生县有26个消费合作社，56个粮食合作社。(13)王信、王晓春：《江西红色金融记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

(四)公债的发行和兑付

中央苏区地域扩张、事业昌隆增添各类用费，经济封锁又阻断经费来源，1932年7月，国家银行发行“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第一期公债分伍角、壹圆、伍圆三种券别，年息一分，期限为六个月。由于宣传到位、动员有力，且准许买卖、抵押及完纳租税，公债发行顺利并很快将资金募集到位。

为了充裕红军用费，反击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国家银行于1932年11月再次发行革命战争公债。第二期公债计划筹集资金120万元，有伍角、壹圆、伍圆三种券别，年息一分，期限为六个月。根据地群众积极响应，踊跃认购，第二期公债发行超额完成任务，共募集资金128万元。上述两期公债分别从1933年1月、6月起开始付息，本息全部按期完成兑付。

1933年7月，国家银行发行“经济建设公债”，计划募集资金300万元，有伍角、壹圆、贰圆、叁圆、伍圆五种券别，年息五厘，最终发行额超过300万元，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在很短期限内完成公债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从1934年10月起分7年付息，从1936年10月起分5年还本，后因红军主力撤离而中断，未偿清部分延至1954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代为偿付。

(五)长征途中的业务开展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退出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启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国家银行毛泽民、钱希钧、曹菊如等14人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这支红色金融队伍将生死置之度外，用扁担把黄金、银洋、铜元、苏币和印制设备挑上征途。即便行途极其艰苦，“扁担银行”仍供应货币、筹粮筹款，保障生活用品和军队补给。到达陕北时，国家银行仅剩8位人员，有6人为红色金融事业牺牲在长征路上。

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发行过四次苏币，尤以遵义发行最具代表性。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进行长征以来的首次休整。由于军阀、奸商恶意勾结，致使食盐价格奇高，百姓因缺盐而罹患疾病。国家银行将没收食盐廉价售给当地百姓，并准以苏币购买。为便于兑换，在遵义商业中心设6处兑换点，在桐梓、绥阳、鸭溪等地设19处兑换点。离开遵义前，国家银行通宵达旦地为群众兑回苏币，群众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高信誉苏币活跃了当地经济，留下“二次兑换”美谈，折射出红色金融高信用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初心。

到达陕北后，国家银行更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简称西北分行)。12月，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西北分行改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

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生死存亡关头，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号召全民族共同抵抗日寇侵略。1937年9月，国共两党宣布停止内战，共同抵御外敌，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顺应这一形势，西北分行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简称边区银行)，曹菊如任行长。边区银行是抗战时期金融战线组织者，其金融使命随形势发展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一)光华券的发行

边区银行是第一家抗日根据地银行，总部设在延安，下设定边分行、绥德分行、陇东分行、关中分行，在西安、重庆设立办事处，担负调剂财政、发展生产、支援抗战职责。边区银行先后成立光华商店、货币兑换所和光华印刷厂，光华商店负责采购边区军民生活必需品，出口土特产，稳定边区物价。货币兑换所履职边区货币与其他货币的汇兑，光华印刷厂则负责边区货币的印制任务。

抗战初期，边区银行开展存贷和汇兑业务，调拨八路军军饷，经营光华商店。出于国共合作考虑，边区银行停发自己的货币，市面流通国民政府的法币，法币依靠军饷发放方式流入。由于法币面额较大，辅币投放不足，给边区商品交易带来不便。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边区银行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简称光华券)，1938年6月，发行有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五种券别，1941年增发柒角伍分券别。光华券可以兑换法币，又可购买商品，赢得较高信誉，流通范围逐渐扩大，为发展边区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边币的发行

边币是对边区银行发行货币的简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进行疯狂“扫荡”，陕甘宁边区财政困难，粮饷吃紧，号召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边区银行的任务为发行货币，调剂金融，支持财政，投资生产，扶助贸易，稳定物价，代理金库，经理公债，支援战争。(14)郭炎兴：《可歌可泣的根据地银行》，《中国金融家》2015年第8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经济封锁，停发八路军军饷，严重影响商品流通，敌后抗战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

打破经济封锁，实现独立自主，必须发行自己的货币。1941年1月，边区政府发令禁止法币流通；
2月，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规定：“政府为巩固边区金融，便利资金流通，保障法币不外流资敌，兹决定发行边区银行一元、五元、十元钞票三种，自本布告之日起流通行使，仰军民人等一体知照。”(15)陕西省档案馆等：《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版，第133页。边币发行以盐税、货物税为保证，法币不可在边区使用，同时收兑法币和光华券，为便于边币与各类通货兑换，设立10余处货币交换所。

边区银行发行有壹角、贰角、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贰佰元、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十种券别。发行初期，按1∶1比价与法币兑换，由于认识不足，边币发行过快，与法币比价呈贬值趋势，三边、绥德、陇东、关中出现拒收边币，延安又现法币流通现象。1942年，边区银行整顿货币，边币与法币比价稳定于2.1∶1，但好景不长，边币又陷超发境地，到1943年12月，边币进一步贬值，延安黑市价格为9∶1，庆阳则高达18∶1，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1944年5月，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决定，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简称流通券)，代替边币流通于市。流通券与边币比价定为1∶20，待时机成熟发行新币收回流通券。流通券的推出维护了边区政府信用，对红色金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边区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加强财政建设，推动经济发展，为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货币斗争

抗战时期，根据地银行对法币、日伪钞及劣钞杂币开展货币斗争。陕甘宁边区颁发相关法令，规定边币为唯一合法通货，所有交易计价、支付、结算均以边币为单位(16)雷和平：《对陕甘宁边区银行历史贡献的几点认识》，《金融时报》2015年9月28日。，禁止边币以外的通货流于市面，否则予以惩戒。通过排他性约束，确立边币流通的合法性。严格法币管理，经历了从保护到禁用、再到挤走的过程，实行出境准许证和兑换证明书制度。1941年7月，晋冀鲁豫根据地规定冀南钞为本位币，要求携带法币10元以上的出境者，根据法币数量多少，到指定机关办理有关证明。(17)张燚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国共货币斗争》，《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2期。打击肃清伪券杂钞，日伪政府伪券和各地土杂钞，边区政府将伪券杂钞定为非法货币，采取强制手段，公告禁用，如有违反，以破坏金融罪论处，科以徒刑甚至枪毙。

(四)信贷的多元化

边币替代法币后，根据地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投身抗战，边区银行积极开展信贷，带动生产和贸易，加大投放力度，优化投放结构，拓宽放款范围，丰富贷款类型。

一是财政借款。边区银行为边区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表现为透支、借款等。国民党中断军饷提供，边区财政陷于困境，边区银行发挥银行信贷功能，1941年6月，边区政府向银行借款823万元，到12月达1243万元，1942年财政借款有增无减，到年底总计达4280万元。(18)党政军：《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银行》，《陕西档案》2014年第4期。二是农业贷款。边区银行在各县设立农贷办事处，提供各种低利贷款，为农业提供资金支持，改善边区农民生活，加快边币流通于市。三是工商贷款。边区银行向工商企业投放贷款，扶持公营的难民纺织厂、振华造纸厂等，兼顾少量私营工业和手工业。工商贷款促进了对外贸易，保障了物资供给，有利于物价稳定。四是机关借款。机关借款是保障性借款，边区银行向机关、部队、学校提供资金，开展自给自足运动，维持相关机构的正常运行。

边区银行向农工商业发放信贷，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伴随农工商业的兴盛，陕甘宁边区由进口导向转为出口导向，对边币稳定起了积极作用。

(五)信用社的组建

边区银行将信用社组建作为红色金融的重要补充。毛泽东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19)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早期工农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合作社的重要性，积累了丰富经验，抗日根据地延续并创新运用这一金融生态。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建立延安南区信用社，在边区银行指导下经营存贷款业务，为财政提供临时性周转和垫付。这一模式很快推广到边区各县，1944年9月，延属分区召开联席会时，信用社共有23处，存款12031万元，股金4416万元，放款18235万元。(20)党政军：《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银行》，《陕西档案》2014年第4期。信用社犹如金融蓄水池，调剂边区资金余缺；
当吸纳资金充裕时，可充盈至边区银行；
当使用资金不足时，边区银行为其提供贷款。信用社布点宽泛，吸纳资金，发放贷款，活跃金融，对经济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经过不懈奋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军事上的胜利促使解放区不断调整变化，形成陕甘宁、东北、华北、华东、中原等规模较大的解放区。这一时期，红色金融主要围绕货币统一来展开，为新中国货币制度的构建立下卓著功勋。

(一)货币的区域性统一

金融市场整顿之前，解放区的通货芜杂，不同货币比价起伏甚大，抑制了解放区商品交易，也影响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给野战军的机动作战带来不便。建立统一经济制度，制定适宜货币政策，对于支援战略决战很有必要。根据地银行确立“货币先行”工作思路，统一解放区货币，清除各类杂乱通货，既保障军需，促进生产，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红色金融变革发挥引擎作用，为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创造了有利金融条件保障。

货币统一始于解放区通货的区域性统一。1947年1月，山东解放区和华中解放区联合建立华东解放区，1948年11月，开始停用原华中解放区“华中币”，统一流通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北海币”。1948年1月，晋绥边区与陕甘宁边区共同成立西北解放区，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仍用“西北农民银行”一称，以其印发“西北币”作为区域通货，陕甘宁边区银行宣告结束。1948年4月，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统一为华北解放区，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组建华北银行，“冀南钞”成为区域指定货币。(21)王同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建设》，《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3期。伴随战争形势发展，夺取全国胜利在即，华东、西北和华北三区协定，北海币、西北币与冀南钞之间按固定比价并行流通。

1948年6月，中原解放区集聚成片后，建立中州农民银行，将“中州币”作为流通货币。同期，内蒙古解放区将内蒙古银行更名为内蒙古人民银行，发行新“内蒙币”，兑回市面旧币。东北解放区先把区域银行整合为东北银行内属机构，再收兑各银行入市流通券，并发行“东北币”取而代之。华南解放区于1949年7月成立南方人民银行，将裕民银行、新陆银行入列分行，“南方币”作为区域统一货币。至此，各解放区货币区域性统一基本完成，为全国性货币统一做好了前期准备。

(二)人民币的统一发行

辽沈、淮海战役胜利后，解放战争形势进一步明朗，1948年12月，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伟大号召。全国即将迎来解放，统一全国货币，构建金融体系，是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货币发行的统一机构。早在1947年12月，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酝酿组建全国性中央银行。1948年12月，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任总经理，总行设在原华北银行，其他解放区银行列为支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意味着有了司职货币发行流通的机构，有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机构，标志着红色金融从此迈向规范管理的新阶段。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当日，即发行了第一套货币——人民币，最初发行有拾元、贰拾元、伍拾元三种券别，作为华北、西北、华东三区的通货，后又增发壹元、伍元和壹佰元等券别，人民币逐步推广到全国流通使用。第一套人民币发行表明人民币成为法偿货币，货币主权统一于中国人民银行。从演进步骤看，人民币统一经历了区域性、整体统一的分步进行、联动完成的过程。

人民币统一发行后，各解放区区域货币不再增发，已进入流通的需要收兑。为了平稳金融市场，维护流通秩序，人民币与解放区旧币按固定比价收兑，冀南钞、北海币按1∶100、西北币按1∶2000、中州币按1∶3的比价收兑，广东省迎来解放后，又完成对南方币的收兑。旧币收回之前仍可流通，不得拒收。虑及东北地区对全国解放和经济重建作用，中央决定推迟对东北币的收兑，这一工作延至1951年才宣告完成。人民币发行对于推进解放战争、加快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旧中国分散混乱经济制度结束，新中国统一完善经济制度就此开启。

(三)经济政策的推行

解放战争时期，法币滥发导致恶性通胀，为了消除通胀危害，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体系，中共中央决定对土地、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实行相应的经济政策。

为了满足农民土地需求，团结群众支持革命战争，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对解放区进行土地制度改革。1947年9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地主土地所有权，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这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减租减税政策向清算减租的转变，标志着在土地问题上由削弱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关系的过渡。(22)李文忠：《论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面胜利》，《世纪桥》2008年第12期。

取缔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接管依托政治特权发展的企业，打破官僚资本在农工商、金融领域的垄断。接管国民党政府“四行二局一库”(23)“四行二局一库”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中央合作金库。，将其改组成公私合营银行。对旧式钱庄金融机构整顿改造，将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金融体系。对于外商银行，取消其在华一切特权，并禁止外币在中国市场流通。没收官僚资本，接管旧式金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工作，为向红色金融体系过渡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历严酷战争，面临百废待兴，需要允许、保留甚至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民族工商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要警惕它的不良影响，条件成熟时将其转为国家经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解放区出台相关措施，支持本区工商业发展；
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局面的形成，也能提升经济活力，强力支援革命战争。时至今日，非公有制经济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2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党建》2021年第7期。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书写了一段筚路蓝缕的峥嵘岁月，镌刻了一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回顾新民主主义时期红色金融史，把握中国共产党在红色金融中的领导作用，总结红色金融在不同阶段成功经验，提炼红色金融发展时代价值，指引红色金融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红色金融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红”字凸显中国金融特征，红色金融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才有了坚强领导核心，中国金融才走上正确发展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到结束货币混沌，实现金融稳定，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殊勋。新中国成立后，红色金融不断改革进取，坚持创新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坚持党的领导，已内化为中国金融的红色基因，它将引领红色金融守正创新，推动红色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经济腾飞创造新的奇迹。

红色金融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从事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红色金融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全部工作的初心和使命，红色金融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不论遇到艰难险阻，还是面临生死考验，红色金融始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建立服务于党、服务于人民的金融体系。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创办农协金融机构、实现苏币“二次兑换”，胸中装着百姓，心里想着人民，这是何等崇高的思想境界！在和平年代，红色金融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

红色金融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革命战争年代，红色金融提供财政用费和战争给养，将货币开展为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纸币上的宣传画、宣传口号将民权主义、全民族抗日思想传播至人民群众，为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奠定经济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金融有其独特运行规律，回顾红色金融史，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挖掘时代价值。在新时代金融工作中，要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永葆清廉金融本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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