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省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协调关系及其空间相关性
时间：2023-05-28 16:55: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杨承玥 郑伯铭 明庆忠 刘安乐,2
（1 六盘水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贵州六盘水 553004；
2 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云南昆明 650221；
3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建福州 350315）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组建文化和旅游部；
2019 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文化和旅游规划管理办法》，这些都标志着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在国家层面上得到了明确和重视，文旅融合热潮开始在国内兴起。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是旅游者追求高内涵、深层次、优质量旅游体验的现实需求，更是政府优化文化（旅游）产业结构、拓展产业空间、提高产业质量的重要战略决策，因此，开展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有其价值性与必要性。
国外针对产业融合的研究在19 世纪70 年代就有涉及［1］，文旅产业融合研究是产业融合研究体系中的一部分，国外学者对其研究不多，主要偏向于理论研究，如旅游与文化的保护［2］、旅游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3-4］等方面。20 世纪80 年代陆立德等学者明确提出社会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在之后的研究历程中，学者们开始剖析文化和旅游之间的内在联系，如霍艳莲、但红燕、张海燕、周春波等学者分别深入探究二者融合的机理、效应、路径、模式与动力等［5-9］，这些多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亦有，相关定量研究采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和模型如新增长理论、灰色系统理论、投入产出法以及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NN）等［10-12］。还有基于省、市、区域或民族地区等不同空间尺度开展的大量定量实证研究［13-20］。总体来看，国内外针对文旅产业融合的研究较为丰富，相关研究为本文探究“一带一路”案例探究提供较为坚实的基础。因此，文章在“一带一路”战略以及文旅融合背景的基础上，首先选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作为研究区域，构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指标体系，然后运用熵值赋权法为各项指标赋权，再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度2013 年、2016年、2019 年三个研究时间节点中“一带一路”沿线各省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最后运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法（ESDA）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与空间相关性，以期能为“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有所助益，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一）研究区域选择
“一带一路”将民心相通作为重点推进的“五通”之一，其中文化和旅游交互融合正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和手段。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包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重庆、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为研究区域，“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的重大倡议。该倡议的目标不仅是实现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丝绸之路”这条自古以来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重要通道的作用，实现经济文化交流。因此，研究“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指标体系构建
近年来，国内有关文旅产业融合的定量研究成果较多，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各有特点。结合已有研究成果的指标体系构建经验［16-17］［19-20］，以问题为出发点，以实现文旅产业市场、企业、机构、产品、资源的有机融合为导向，并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可得性、科学性，构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指标体系。因此，在指标的选取上首先考虑文（旅）产业整体实力的评价指标，从整体上对文（旅）产业进行初步考虑；
随后再将范围缩小到文（旅）产业的主要机构数量，这些机构是文（旅）产业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整个文（旅）产业创造经济价值与效益的核心，从主要机构的数量上能够反映出一部分产业发展基础；
考虑到单从数量上衡量会忽视市场对产业生产效益的推拉影响，还应当构建生产要素经营状况的指标体系，从而能进一步准确地评价产业的发展状况，尽可能满足整体性、全面性与合理性原则。综上所述，将指标体系划分为文化（旅游）产业综合实力、文化（旅游）产业主要机构、文化（旅游）产业经营状况6 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并应用熵值赋权法为各个指标赋予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与权重
（一）数据来源
文章以“一带一路”倡议首次提出的2013 年为研究时间起点，以每3年为一个时间节点，择取2013 年、2016 年、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关发展指标数据（由于2020年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故最新年份定为2019 年）。所有数据均有官方统计资料，包括《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省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二）研究方法
1.熵值赋权法
熵值赋权法是通过各个指标的实际数据得出最优权重，反映了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相比于层次分析法等赋权法来说避免了人的主观影响所带来的误差，从而更具有客观性、再现性和可信 度，具体步骤如下：
由于各项指标计量单位不同，因此要运用公式（1）（2）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数值越高越数据，xij为原始数据，i 表示省份，j 表示指标；
公式（3）计算第 j 项指标下i 省份占该项指标的比重，pij表示xij指标的比重；
公式（4）计算熵值，式中k=1/ln（n）＞0，满足 ej≧0；
公式（5）计算信息熵冗余度，dj表示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信息熵冗余度越高，评价影响越大，熵值越小；
公式（6）确定熵权。
2.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度是被用来评价产业之间彼此相互影响的程度，协调度则是用来评价产业之间彼此协调配合的优劣程度。具体模型如下［21］：
式中，C、D 分别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
U1、U2分别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得分；
T 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协调指数；
α、β分别是针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待定权重（其中D=1 时，表明两者发展趋向协调，如果D=0，则表明发展趋向无序状态；
此外，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是将两产业视为同一等级产业，并无高低隶属之分，故α、β都取0.5）。
3.全局空间自相关法
全局自相关描述的是研究空间范围内所有空间单元之间的平均关联程度及其显著性，强调的是整体空间关系。具体公式如下：
4.局部空间自相关法
由于空间自相关水平往往会存在空间差异，全域空间自相关不能描述其空间变异状况，因此为了更好地刻画空间关系的变化与分布，则需用到局部空间自相关法来进行探测，从而得到以空间单元为中心的空间自相关值。具体公式如下：
我竟然学会了自己做东西吃，锅里放上米和黄豆煮上，就着也能吃。再后来，我破天荒学会了煎豆腐，迷黄的豆腐在热油下面滋滋颤动着，香味馋得我口水都来了。
式中，Wij表示空间权重，Zi、Zj分别为 i、j 观测空间单元的标准化值。
（一）耦合协调分析
根据表1指标权重，计算出2013年、2016年、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如表2所示。
表2 2013年、2016年、2019年“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根据表2的结果，2013年、2016年、2019年“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平均值分别为0.346、0.340、0.336，整体耦合协调度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高。广东的耦合协调度一直居于榜首，3 年的值分别为 0.673、0.662 和0.659，是平均值的两倍左右，并且只有广东省连续3 年处于初级协调等级，其余省份中只有浙江于2016年达到过初级协调，但2019年又回落至勉强协调等级。耦合协调度最低的是宁夏，连续三年位于榜末，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109、0.109、0.121，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属于严重失调等级；
3年中一直处于榜首的广东与榜末的宁夏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比值分别为6.174、6.073、5.446，比值虽然逐年递减但仍然不小，说明两者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整体来看，3年中耦合协调度始终超过平均值的省份有9个，占所有省份的50%，分别是辽宁、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重庆、云南和陕西；
始终处于濒临失调及以上协调等级的省份有6个，分别为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和陕西，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省2013 年处于濒临失调等级，但2016年和2019年却跌至轻度失调等级；
由此可见，至少有11 个省份一直处于失调状态，其中西藏、青海、宁夏失调最为明显，达到了严重失调等级，说明“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处于不均衡状态。
（二）空间相关性分析
从上述分析来看，“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其空间相关性，文章对其进行空间探索性分析（ESDA）［22-23］，应用空间统计分析软件（Open GEODA）与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软件，以2013年、2016年、2019年“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为基础数据，开展全局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1.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全局莫兰（Moran）I 指数的取值范围在［-1,1］之间，如果其值为0，表示在空间上并不相关，如果其值为正（负）的话，则表示在空间上存在正（负）相关的关系，并且全局Moran I指数的取值大小与整体差异性之间为负相关关系。2013 年、2016年、2019年全局Moran I指数如表3所示。
表3 2013年、2016年、2019年全局Moran I指数
从表 3 结果来看，2013 年、2016 年、2019 年的Moran I指数分别为0.308 0、0.272 4、0.263 1，所有研究年份的Moran I 指数均大于0，但呈逐年下降趋势，表明“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差距不大的区域，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马太效应和集聚效应，总体上表现为空间正相关关系，耦合协调度强与耦合协调度弱的区域在空间上分别趋向于形成“强—强”“弱—弱”相邻的态势，相邻的区域之间彼此影响、彼此辐射，这进一步表明“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很大原因在于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多为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是经济较为发达、交通更为便利的省份，而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则多集聚于西北高原省份，这些区域虽然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但由于整体经济水平与交通发展的便利性而制约了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很显然，“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一个区域所有毗邻区域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会对该区域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产生较强推拉影响。
2.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图1 2013、2016、2019年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Moran散点
从图1可见，共有四个象限，分别为HH区（扩散效应区：自身发展水平高，周边区域发展水平也高）、LH区（过渡区：自身发展水平低，周边区域发展水平高）、LL区（低速增长区：自身发展水平低，周边区域发展水平也低）、HL 区（极化效应区：自身发展水平高，周边区域发展水平低）。从各个区域在四个象限的分布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的地理空间分布差异，HH区（扩散效应区）和LL区（低速增长区）中分布的省份有15 个之多，约占总数的83.3%，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空间上存在较强均质性与局部自相关性。并且，2013年、2016年、2019年三个时间节点中未有区域在四个象限中出现跃迁现象，因此可以推断当前“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所形成的空间分布格局相对平稳，集聚特征和空间自相关性较为稳定。
HH区（扩散效应区）共有8个省份，分别为广西、重庆、云南、福建、辽宁、上海、浙江和广东，这8个省份基本上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与西南边疆地区。福建、上海、浙江、辽宁和广东这5 个东部沿海省份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交通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人才储备丰富、政策支持力度较大；
而广西、重庆以及云南的优势则体现在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与文化资源；
两大区域都拥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因此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相对其他省份来说更高。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和黑龙江7 个省份处在LL 区（低速增长区），可以明显看出这些省份大部分处于西北地区，并且绝大部分都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省份虽然与广西、重庆、云南一样拥有着较为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储备，但相较来说经济发展状况、交通与基础设施配备情况却较为落后，环境与气候条件也较为恶劣，从而导致其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较为滞后。吉林与海南自身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较低，但与吉林相邻的辽宁以及与海南相邻的广西、广东等省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较高，因此吉林与海南处于LH 区（过渡区）。陕西是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最早走向世界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革命圣地，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而且其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也是位列前茅，依托坚实的基础与丰厚的底蕴，陕西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自然较高，但奈何周边的甘肃、宁夏、内蒙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使其位于HL（极化效应区）。
由于Moran 散点图不能判断各个区域的局部相关类型与其聚集区在统计学上是否显著，故而本文通过Open GEODA 软件中的空间（Space）＞单变量局部莫兰（Univariate Local Moran’）I 功能，得到“一带一路”2013 年、2016 年、2019 年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联系的局部指标（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association,LISA）集聚情况，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2013年、2016年、2019年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LISA集聚
整体来说，2013 年、2016 年两个时间节点都只有8 个省份通过LISA 显著性检验，占约总数的44.4%，2019 年较前两个时间节点更少，只有7 个省份通过LISA显著性检验，约占总数38.9%，研究的三个时间节点中通过LISA 显著性检验的省份所占比例较小。4 个象限中的区域并未出现大幅度跃迁现象，仅仅存在个别省份的进退，再次证明“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较为稳定，各个省份如要离开原先的集聚是有较大难度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效应存在路径依赖性。
具体到研究时间节点，2013年通过LISA显著性检验的省份只有西藏、青海、广东、吉林、内蒙古、浙江、新疆、上海；
2016年总体数量并未发生改变，仅仅辽宁代替青海成为通过显著性检验区域的一员；
但2019 年辽宁又撤出该队列，只剩下西藏、青海、广东、吉林、内蒙古、浙江、新疆和上海7个省份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整个时间序列演化过程中并未出现太大变化，西藏、青海、广东、吉林、内蒙古、浙江、新疆和上海七个省份始终处于通过显著性检验的队列当中。
根据表4的LISA集聚情况，2013年HH区（扩散效应区）中广东、浙江和上海通过显著性检验，2016 年新增了辽宁，但又于2019 年撤出该区域，虽有波动但总体相对稳定；
2019 年广东的显著性水平为0.05、上海的显著性水平为0.01、浙江的显著性水平为0.001，按理说这三个省份是“一带一路”东部沿海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会带动周边区域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对周边区域的正向辐射影响力较弱，增长极作用不明显，未能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LH 区（过渡区）中吉林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5，吉林有望向HH区（扩散效应区）演进，因为其拥有冰雪、林海、湿地、民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森林公园等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以及与俄罗斯、朝鲜两国接壤，与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相接的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之所以目前仍然处于HH区，是由于其周边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对它的带动作用不明显，使其发展水平提升幅度不大，与周边区域相比仍然处于低水平地区。同处于LH 区（过渡区）的海南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虽然海南的旅游业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但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却无法跟上步伐，致使其融合发展水平严重失调，除此之外，海南与内陆隔海相望，与内陆区域形成紧密关联互动的难度较大。LL区（低速增长区）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由2013 年的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4 个省份缩减至2019 年的西藏、新疆和内蒙古3 地，2019 年西藏、内蒙古的显著性水平为0.05，新疆的显著性水平为0.001，这些地区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不高，且显著被周围融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围绕，成为低融合区域的集聚中心，亟待突破包围，实现跨区域合作。处于HL 区（极化效应区）的陕西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周围区域的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尽管自身发展水平较高，但无法与周围区域形成协同联动体系，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一）主要结论
首先，通过对 2013 年、2016 年、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的测算发现，广东的耦合协调度连续三年一直居于榜首，宁夏则连续三年位于榜末，除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和陕西连续三年始终处于濒临失调及以上的协调等级，其他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失调状态；
从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文旅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平均值分别为0.346（2013 年）、0.356（2016年）、0.348（2019 年），整体耦合协调度呈下降趋势，处于不均衡发展状态。第二，2013 年、2016年、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全局Moran I 指数分别为0.308 0、0.272 4、0.263 1，均为正值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马太效应和集聚效应，趋向于形成“强—强”“弱—弱”相邻的态势，但从全局Moran I 指数的大小来看，全局自相关性是呈逐年减弱的迹象。第三，根据Moran散点图来看，位于HH区（扩散效应区）和LL区（低速增长区）的省份占了绝大部分，说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空间上存在较强均质性与局部自相关性；
并且，四个象限中没有出现跃迁现象，说明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集聚特征和空间格局，即“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最后，根据LISA集聚情况可以看出，三个时间节点中通过LISA显著性检验的省份所占比例较小，说明各省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彼此相互影响、相互辐射的能力还需要继续增强。
（二）发展建议
1.完善设施配套供给，夯实自身发展基础
根据“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测量结果发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西北地区）在时空的演化过程中并未得到较大的提升，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自身的发展基础的限制。因此，要对基础的软硬件设施实现全方面提升，为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首先，要加强基础配套设施供给以及生态环境建设，完善供水、供电、环卫、医疗等配套设施的供给，提升接待能力与服务水平；
加大城乡环境整治力度，加强管理者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开展绿色环保活动，对生态脆弱的重要文化旅游景区景点实行游客容量控制和环境监测制度等，避免建设性的生态破坏；
此外，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离不开互联网的应用，应当大力发展智慧文旅，通过文旅产业的信息化建设来提升文旅产业的工作和服务效率，打造“文旅+互联网”模式，利用当下互联网和大数据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为消费者、投资商等提供更加个性化和贴心的服务，加强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管理效率。
2.支持西部文旅建设，缩短东西发展差距
Moran 散点图显示“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长期维持着“东强西弱”的状况，因此，要支持西部区域文旅产业建设，缩短东西部文旅产业的发展差距。第一，要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国家层面要给予西部地区文旅产业更大的政策支持与保障，将推进西部文旅产业发展和缩短东西部文旅产业发展差距列为全国文旅产业发展战略布局中要实现的重大目标和主要任务；
当地政府也要重视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除了政策上的保障外，还要给予资金上的扶持，应当增加对文旅产业的资金投入，设立文旅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文旅产品开发、项目建设、品牌塑造、市场营销等方面，还可以通过“以奖代补”“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鼓励和激发当地居民发展文旅产业的热情。第二，由于文旅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像诸如博物馆、文旅景区、工艺品制造等文旅产业中重要的要素都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
文旅产业还是一个知识密集型产业，像文旅景区的规划、文旅产品的设计、文旅项目的开发、品牌形象的建设等都需要知识、创意、科学技术等要素的投入，这就需要大量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
因此，西部地区要重视建立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产学研人才培养机制等大力培养满足文旅产业需求、跟得上时代步伐、适应市场变化的复合型人才，健全文化旅游人才激励机制，设立人才创新创业基金，留住本地人才，吸引外来人才。
3.强化核心带动作用，推进区域联动发展
从全局空间分析的结果来看，“一带一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全局自相关性逐年减弱，LISA显著性图和LISA 集聚图也显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局部自相关系数较少，提示我们要强化区域之间的带动作用和溢出效应，要充分发挥广东、浙江、上海等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区域的核心带动作用，构建区域联动体系，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打造省域之间的交通联系网络，良好的交通环境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要重视省域之间与省域内交通的可达性、便利性与互联性，加强高速公路、铁路、水路、航路等多形式交通运输渠道的建设，打通省内外各区域之间的联系通道，形成立体的交通网络；
二是推进多区域、跨区域文旅产业合作，各区域之间文旅产业的发展水平不同，文旅资源的丰裕度、类型等也不尽相同，要充分发掘各区域的资源特色，制定文旅产业区域合作发展规划，合力开发文旅资源，如：结合滇—川—藏3个区域的文旅资源特色，开发“自驾观光”等精品文化旅游线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向西部输送游客，从而实现跨区域合作，达到强化核心带动作用的目的；
三是实行整体营销战略，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网络营销手段成为主流，充分利用互联网传播速度的瞬时性和影响范围的广泛性，构建跨区域、跨平台、跨网络、跨终端的宣传营销体系，开展全媒体、广渠道、集中性、针对性、持续性、系统性的宣传营销格局，实现区域间一体化营销，塑造区域合作品牌，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与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