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盘山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分析——以古浪县为例
时间：2023-05-28 15:20: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吕 琦，段小红
(1.甘肃农业大学 理学院，兰州 730070；
2.甘肃农业大学 财经学院，兰州 730070)
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国实施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区域性贫困问题。经过5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已全面完成，全国累计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安置住房2 666万多套，960多万贫困搬迁群众迁入新居[1]，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基本解决了“搬得出”问题后，如何实现搬迁群众稳定脱贫、后续发展已成为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首要工作。
有关易地扶贫搬迁可持续生计的研究，国外学者多认为，在面对搬迁造成的直接冲击后，若农户家庭自身未能做好充分的准备或政府未能提供很好的福利救助和政策补贴，那么农户将在搬迁后面临各种返贫风险[2]。Thomas Glauben通过对移民家庭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移民虽减少了贫困家庭的数量，但相对贫困程度的降低却并不明显，家庭年净增长收入不高[3]；
Bui T通过对越南水库地区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研究，发现搬迁后农户家庭的农业收入显著降低，加剧了移民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4]。国内学者多借助英国国际发展部署(DFID)建立的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SLA)，针对湖南地区[5]、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6]、贵州省贫困县[7]等地区移民农户生计问题进行探讨，利用logistic模型、因子主成分分析法、OLS模型等方法，分别从生计策略选择、生态补偿、生计资本量的评价等方面对搬迁农户的生计可持续途径进行分析。上述研究虽能直观展示移民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的直接影响因素，但每一种方法只能说明变量间的单一影响关系，难以准确表现生计资本对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路径与方式。而结构方程模型结合了回归分析、因子分析以及路径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具有拟合非标准模型的能力，包括灵活处理追踪数据、带自相关误差结构数据即时间序列分析，能更好的处理多重相互关系，此外，结构方程模型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测量误差，这为分析潜在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提供了可能[8]。目前较少应用于分析移民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对古浪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研究更是匮乏。
2.1 研究区域概述
古浪县是甘肃省的深度干旱贫困县之一，也是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作为六盘山区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为解决古浪县南部山区农户的脱贫问题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当地政府因地制宜，采取“下山入川”的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将原本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道路交通不便的高海拔山区贫困农户，迁移到道路交通便捷、自然环境相对较好的地方。古浪县自2011年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以来，先后累计搬迁了南部山区11个乡镇73个贫困村、6.24万贫困人口，建成了感恩新村、阳光新村、富民新村等12个移民新村和1个城镇化安置点绿洲小镇[9]。地理位置的改变使得农户所处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等发生了重大改变，各类变化对移民农户可持续生计产生着深刻影响。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生计资本指标，并引入可持续生计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使用路径分析量化分析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以探讨移民农户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
2.2 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真实有效具有代表性，调研小组于2019年6月至2021年4月先后三次在武威市黄花滩和绿洲小镇地区进行实地入户调研所得，其中，第一、二次在黄花滩发放问卷各80份，第三次在黄花滩和绿洲小镇发放问卷共162份。调研主要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法，辅以半结构访谈法，总共发放问卷322份，收集有效问卷310份。受访者男性居多，占总样本的65%；
农户年龄主要集中在31～60岁，占比64%；
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主要为初中文化水平，各占比48%；
家庭总人口中，3～5人的人口数占比最高，达到70%。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农户家庭的基本信息、生计资本状况和对目前生活状况的评价，度量方式采用李克特量表法[10]。
2.3 指标的选取
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本文将生计资本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个方面，并引入可持续生计指标，从农户生活水平、生活条件满意度和就业能力提升三个方面对其测度[11]。建立具体指标如下表所示；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12]确定评价指标权重，通过SPSS软件对5种生计资本和可持续生计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变量的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分别为81.3%、86.7%、82.3%、87.3%、85.6%、84.8%，具体细分指标权重见下表。
由表1可见，耕地类型是自然资本中最大的权重，达0.258，表明自然资本主要以耕地类型来反映；
移民基础住宅设施状况是物质资本中权重最高，达0.442，说明基础住宅设施状况对物质资本有重要作用。在实际调研中，可以看到，在孤寡老人较多的安置点，政府部门不仅提供配套式住宅，更是将家具、生活设备等生活用品等全部免费提供，提高了移民农户的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中，向亲朋好友借钱难易程度和向银行贷款难易程度的基础指标权重占比均较 高，分 别 达0.288和0.263，说明搬迁农户在遇到风险和困难时，会通过借钱和贷款渡过难关；
社会资本中，基层组织帮扶权重最高，达0.269；
人力资本中，参加技术培训次数权重最高，为0.270，说明增加对农户的技术培训有助于提高农户的生计技能，进而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在对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中，农户生活水平权重最高，为0.277。
表1 指标变量定义及权重
2.4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路径分析方法，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现有的可持续分析理论和外显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确定变量之间可能的影响效应。
在SEM中包括俩个子模型，其一为测量模型，用于确定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方程表示如下:
其中，X为外生变量；
Y为内生变量。ΛX和ΛY分别为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对应的因子载荷矩阵；
δ和ε为误差项。
其二为结构模型，它是表示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公式表达如下:
其中B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系数；
Γ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效应系数(即路径系数)；
ζ为η的残差。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构建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分析框架(图1)
图1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分析
3.1 变量的描述统计
根据表1所得指标权重求得生计资本和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数值，其结果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可以看出物质资本是当地农户最富裕的资本，均值为3.546，标准差为1.317。自然资本相较而言为最匮乏的资本，其均值为1.767，标准差为0.590。
表2 指标描述性统计
3.2 基于结构方程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提出的理论模型，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由此进行路径分析，采用Bagozzi和Yi[13]所提出的整体模型拟合优度评估方法确定拟合优度最高的模型。模型拟合度中CFI、TLI、GFI、AGFI越大说明模型拟合越好[14]。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0.05表示拟合效果好；
0.08～0.10表示拟合效果一般；
＞0.10表示拟合不好。表中CFI、TLI、GFI、AGFI均大于＞0.70，RMSEA小于0.05，最终模型的拟合较好。
对于本文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使用R软件进行分析。得出的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 模型整体拟合度评价指标
由表4结果可见:①自然资本对可持续生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008，这和部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中自然资本[11，15]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是本文中自然资本评价指标的制定不是依赖于耕地面积的单一角度，而是从耕地质量、耕地类型和土地离家距离多角度涵盖。通过实际调研发现，如果土地未有效流转或是流转价格较低，农户在搬迁后将失去土地，面临生活上的困难。尤其是年事已高的老人，由于之前一直从事农耕工作，失去土地后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具体来看，耕地质量对自然资本的影响最大，载荷系数为0.425。移民搬迁后的土地肥效较低，多为沙性土壤，且未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大大降低了农业收入。②物质资本对可持续生计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57，其中，住房结构对物质资本的影响最大，载荷系数达到0.344，其次是住宅设施状况，载荷系数为0.330。农户从落后山区搬迁到集中移民点，从以往的土木结构住房到现在砖混结构住房，从以前的烧柴、烧煤到现在的燃气电磁炉等生活方式的转变，极大提高了物质资本。此外，古浪县按政府主导、自主选择的原则，统一修建新房，同时农户也对新屋进行相应的装修，房屋质量和市场价值显著提高，移民区内配套建设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此提高农户的物质资本[16]；
③金融资本对可持续生计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187。其中，年人均收入对金融资本的影响最大，载荷系数为0.281、0.266、0.233和0.220。这与大部分易地扶贫搬迁金融资本[11，16，17]研究结果相同。本身拥有较高年均收入的农户家庭，会拥有较多的储蓄，且应对短期经济危机的能力更强，该类农户会更倾向于高投入、高收益的非农工作，如自主创业等。④社会资本对可持续生计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157。其中，政策落实状况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大，载荷系数为0.383，其次为社会风气，载荷系数为0.316。搬迁初期居民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前期需要依靠政策扶持使农户更好地进入新环境。此外，移民前的社会关系网可能会随着地理位置的变更而断裂，在移入新的居民区后，较好的社会风气能使居民更好地融入新环境，随着人口密集度和流动性的增大，农户能获取到更多信息，在就业方面的选择会更多，不再仅限于以往的种植养殖业，可以转而向创业、外出务工[18]等多方面发展，为后续更好的生计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⑤人力资本对可持续生计同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201。其中，技术培训次数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最大，载荷系数为0.339，其次为就业情况，载荷系数为0.342。为让移民农户在搬迁后留得住、能就业、有收入，政府在社区举办烹饪技术、美甲技术、电焊技术等各类培训班，按照“技能培训+劳务输出+公益服务”的模式，为农户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此外，城乡因地制宜，采取“一村一品、一村一业”、“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发展模式，培育新业态，不断提供新就业岗位；
⑥可持续生计的三个观测变量对可持续生计水平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农户生活水平的载荷系数最高，为0.372，其次为就业能力提升状况，载荷系数为0.350。以往农户住在山沟沟里，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传统农耕，生活条件艰苦，教育、医疗、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都不完善，搬迁后农户住崭新的房屋，依靠政策补贴，大多数农户家庭都购置了小轿车，相应的移民点配有学校、社区医院、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同时当地不断发展产业，扩大就业渠道，让农户就近就业，极大的提高了农户生活水平，提升了可持续发展水平。
表4 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的路径关系与载荷系数
结果显示，自然资本对可持续生计呈现显著负相关，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可持续生计呈现显著正相关，影响力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物质资本(0.257)＞人力资本(0.201)＞金融资本(0.187)＞社会资本(0.157)，该四个生计资本越强，农户进入新生活环境的可持续生计越有保障。可持续生计评价体系中，农户生活水平(0.372)＞就业能力提升(0.350)＞生活条件满意度(0.278)，该三个指标评价越高，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越高。
要实现移民可持续生计，达到扶贫搬迁脱贫目标，在搬迁后也要基于移民的生计资本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引导移民基于自身条件做出合理的选择，进而达到生计的可持续性。具体建议如下:
①自然资本方面，以提升农户自然资本为切入点，建设沿山沿川沿沙“三大特色产业带”，建立日光温室产业区和农牧业养殖区，通过新机制促进产业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以满足想要继续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户心愿；
完善农林水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科学合理计划用水总量，持续加大种植区调蓄水工作力度，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切实解决农作区灌用矛盾这一实际问题；
加大相关农业科技的投入，逐步配套滴灌设施，同时还要落实耕地改良措施，推进耕地土壤改良技术，合理安排农作物种植[19]。
②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多听取农户建议和心声，拓宽参与政策制定渠道，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政府在宣传和实施政策时也需提高政策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媒体、手机等渠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此外，还要加大政策普及效度，通过动员党员村干部，采取召开村民大会、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标语、个别讲解等形式，使农户深入了解相关政策，以消除农户对政策认知的偏差。
③扶贫要与扶志、扶智深度融合，必须从思想意识上摆脱贫困。以往农户都是“懒汉种地”，只把种子撒进地里，后期施肥浇水都不会，收成多少靠老天，这反映出来的不仅是农户对知识、技术的欠缺，更是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对此有关部门要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户加强相关技能培训，使其掌握更多实用技能，改变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匮乏的局面；
要加大教育资源投入，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是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传递之策；
要注重思想引导，提升思想意识，改变观念，树立自尊、自爱、自强精神，破除“等靠要”等不良思想，激发农户内在脱贫动力。
④加强社区治理建设，完善移民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建立组织领导机制，可由各社区票选出优秀社区领导人；
规范社区管理体系，避免矛盾冲突；
定期开展科普、娱乐、教育等活动，加强移民间交流互动，增强居民间信任关系，让移民们在安置区找到归属感，从精神层面提高对移民后生活的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