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理论视阈下英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的个案叙事研究

何 中

(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计算机与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应用的普及深刻影响着教育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1]。1993年9月，美国政府提出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其核心是将IT在教育中的应用作为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2]，教育信息化的概念应运而生。2012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指出，“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以信息化引领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创新，加强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3]”。2018年4月，教育部颁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指明，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显著特征，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是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4]。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师的信息素养将影响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教育现代化进程。综上，研究以教师信息素养提升为主题，以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厘清英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情况，为教师发展研究提供启示。

为解决“思维和事物”二元论的发展困境，前苏联心理语言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借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尤其是辩证法的启示，提出文化历史理论(cultural-historical theory)。1985年，沃斯(Wertsch)教授提出用SCT(Sociocultural Theory，社会文化理论)来代替原来的术语，表示人类的思维功能是通过参与和借用(appropriation)融入社会活动中的某种文化调节形式(forms of cultural mediation)而得到发展的观点[5]。根据维果斯基的思想，兰多夫(Lantolf)教授认为维果茨基的核心理念是调节理论(mediation，或称中介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和内化理论(internalization)[6]。另外，尽管学者们常常把ZPD理论与支架理论(Scaffolding)相关联，实际上支架理论是由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提出，鉴于它与ZPD相似，故研究把支架理论纳入社会文化理论范畴讨论。社会文化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对其在语言教学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运用开展了广泛研究。高艳指出“社会文化理论对语言教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从社会互动理论的角度强调语言发展在个体间的社会互动中产生,认为语言习得只有在学习者和对话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才可以获得[7]”。秦丽莉(2015)研究指出，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8]，认为调节理论、内化理论、ZPD理论和支架理论可以运用于教师发展研究[9]。

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最早见于美国信息产业学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在1974年发表的《信息服务环境：关系与优势》报告，他认为信息素养是“通过训练，掌握信息工具，获取相关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0]”。钟志贤指出，信息素养是一个综合概念，是利用信息工具来获取、判断、分析、传递、创造以及使用信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11]。吴砥等学者对比分析了国内外15个典型的信息素养评价标准与模型所包含的测评指标，提炼出17个核心指标[12]。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信息素养的内涵也不断演进，其评价指标也不断丰富，已从低阶的理解认知向高阶的交互创新发展。基于信息素养的定义内涵和核心指标的研究结论，信息素养可以归纳总结为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与信息伦理[13]。劳埃德(Lloyd)，萨沃莱宁(Savolainen)，松丁(Sundin)等学者受社会建构主义启发，从信息实践的角度对信息素养的内涵进行了探索，对信息素养和信息行为的融合进行了研究。劳埃德(2007)认为，信息素养的形成是通过人与人、物品、文本、身体经验之间全方位信息体验而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实践[14]；
劳埃德(2010)以现场本体论(site ontology)和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为基础，提出信息素养是信息实践的观点[15]。

信息素养的实践论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实践活动，而社会文化理论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16]。从理论内涵上看，信息素养与社会文化理论高度相关，奠定了社会文化理论运用于信息素养提升研究的基础。

综上，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社会文化理论进行了理论内涵和学科属性研究，运用社会文化理论及其分支理论开展了二语习得和教学实践研究，对信息素养的内涵、发展演变、测评指标等也进行探究，但鲜有学者把社会文化理论和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相结合，从语言心理学角度探索语言教师的发展路径。研究秉持教育生态观的理念，从教师本体(emic)出发，以信息素养客体(etic)为探索对象，运用社会文化理论，采取个案叙事研究方法，呈现教师在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伦理四个维度的历时发展情况，探索教师终身学习路径，为英语教师发展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选择需遵循典型性原则[17]，同时兼顾学术伦理。研究对象系西部某高校的男性中青年英语教师Bob(化名)，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具有12年教龄，获得外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隶属于数字原住民。数字原住民是指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他们在互联网、电脑和电子游戏的环境中长大，电子产品已完全融入他们的生活环境[18]。一方面，Bob任教的学校共43名英语教师，平均教龄约10年，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29名(占比67.44%)；
另一方面，通过电话确认，Bob愿意为研究提供包括教学反思和文献阅读笔记等详实的资料，并接受研究准备的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故而，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也符合学术伦理要求。

2.2 研究意义

为探究Bob的信息素养变化，掌握研究意义，研究运用先质化探究后量化分析的方法，对Bob开展了历时一年三个月的跟踪研究，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质化研究：2020年年底，笔者对Bob进行第一次访谈，总结到以下关键事件：第一，Bob对教育部颁发的关于信息化教学的文件有一定的了解；
第二，Bob开始学习SPSS和Nvivo等科研软件，辅助科学研究；
第三，Bob积极参与同事主持的关于混合式教改课题研究，并尝试撰写相关学术论文。2022年年初，笔者对Bob开展深度访谈，访谈发现：第一，Bob已开展信息素养评价方面的研究，主动学习“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Citizens(公民数字能力框架)”和富媒体(Rich Media)等新知识。第二，经大量文献阅读和不懈学习，Bob已发表运用Citespace和SPSS科研软件撰写的学术论文，对量化研究有一定的了解。第三，经专家指点及同行交流，Bob已把信息化教学和云教研作为近期研究方向，旨在为教师发展作出一定的探究。第四，Bob对教学反思关注度较高，对文献阅读的述评撰写极为重视，为信息素养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量化分析：为量化Bob信息素养，研究以吴砥等学者提炼的17项信息素养核心指标为基础，设计李克特五分量表试题17道(α系数>0.8，信度较高)，分别在2020年12月和2022年1月对Bob的信息素养进行了前测和后测，问卷采用微信问卷星开展。研究依据信息素养四个维度的加权平均分，绘制前测和后测对比折线图，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结果证实，Bob在一年左右的学习中，整体信息素养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中信息知识和信息意识提高幅度较大，信息伦理和信息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证实了研究的必要性和实际意义。

2.3 研究概况

克兰蒂宁(Clandinin)和康纳利(Connelly)指出，教师学习是教师个体已有知识背景、现实体验及未来发展愿景交织而成的统一体，其复杂性和叙事特质决定了其难以用非叙事形式表达[19]。个案能够更好地反映实践的过程以及阶段变化，从而能够深化理论解释，加强理论建构[20]。综上，研究采取个案叙事研究方法，深描(thick description)某位高校英语教师信息素养变化历程，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数据和提取核心式编码，从社会文化理论视阈阐述信息素养提升过程，最后构建英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模型图。

2.4 研究问题

结合预期研究目标，研究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英语教师通过哪些中介促进信息素养的发展？

(2)英语教师如何搭建多元支架提升信息素养？

(3)英语教师如何内化信息素养实现持续发展？

2.5 研究资料

研究资料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网络志和调查问卷方式收集，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2.6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依据不断比较法进行[21]，以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为指导，对收集的数据进行逐级编码，再结合社会文化理论相关研究，“形成一个与研究对象本身相关、可以解释其行为模式的理论模型[22]”。扎根理论是质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建构方法，主要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直接从原始资料归纳出核心概念[23]。经分析整理和归纳，获得一级编码2个(信息素养框架；
社会文化理论范畴)；
二级编码7个(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伦理；
多元调节、多种支架、内化过程)；
三级编码35个(信息意识类4个、信息知识类3个、信息能力类5个、信息伦理类2个；
语言中介类2个、活动中介类2个、社会关系中介类3个、文献支架类2个、专家支架类1个、同侪支架类2个、学生支架类1个、环境支架类2个、内化过程类6个)。为清晰展示叙事脉络，勾勒英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历程，研究构建了叙事框架图(图2)。同时，为实现三角验证(Triangulation)，提高研究信度和效度，研究邀请了一位工科背景的副教授协助完成编码，对编码不一致的地方进行协商斟酌，最后让Bob对编码进行核对和确认。

图2 英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叙事框架图

整理归纳发现，Bob搭建多元支架，借助语言、活动和社会关系中介，不断提高信息素养，经内化对信息素养进行再加工、再创造和再输出，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达到终身学习的目的。下文将从社会文化理论范畴的三个核心分支理论对Bob的信息素养提升情况进行讨论和详细分析。

3.1 巧用多方中介，奠定信息素养提升基础

Bob的信息素养肇始于本科学习阶段，萌芽于大量文化制品的阅读、各种教学研讨会、学术会议、教学能力比赛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建立于与专家、同行和学生的交流互动。

“大三的时候，商务英语教师提到了一个“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术语，引发了我对信息的关注。”(第二次访谈)

本科阶段的学习让Bob有了一定的信息意识，涉猎了少量的信息知识。毕业后，Bob从事英语教学工作，接触的文化产品、参加的各项活动和认识的业内专家日渐增多。维果茨基等研究表明，有效学习建立在学习者自身经历和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强调与他人交流合作以及与环境互动[24]。

“在南方任教的几年，我一直担任学校英语俱乐部的指导老师，经常与学生互动，指导学生制作PPT、电子邀请函、剪辑音像作品等。在几年时间里，我边教边学，积累了大量的信息知识。”(第二次访谈)

“这次行动导向教学法培训让我大开眼界，看到优秀教师们恰当创设教学情景、熟练使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和灵活运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反思日志)

“参加信息化教学能力比赛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差距，认识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同行朋友。偶尔跟他们交流互动，看看他们推送在朋友圈的文章等，我自己感觉受益匪浅。”(第二次访谈)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类活动是由个体行为、个体认知以及其所处的环境三种要素交互作用决定的[25]。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心智发展源于受工具调节的社会文化活动，社会活动是主体学习和发展的最重要形式[26]。Bob运用信息社会的各种文化制品中介，运用教师身份参加的各类研讨会、培训会和教学比赛活动中介，运用语言的交际功能建立的社会关系中介，解决学习中的各类矛盾，奠定了信息素养提升的基础。

3.2 搭建多元支架，实现信息素养提升目标

Bob信息素养提升之路充满荆棘。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建构主义学习观影响，Bob遵循“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的原则，认识到学习就是学习者发挥能动性主动建构的过程，寻找和搭建多元支架，帮助到达信息素养的最近发展区，实现信息素养的提升。

“三年前，我看到《外语电化教学》中有一篇基于Citespace聚类知识图谱分析的文章，当时不知所云，也不知道何为Java程序环境。后面，我购买了陈超美博士编写的《CiteSpace：科技文化挖掘及可视化》一书，并查询科学网关于可视化分析的博文。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与实践，自己也可以用该软件进行文献分析。随后，我又开始接触SPSS、Nvivo和X-mind等科研软件。”(第二次访谈)

“多年的期刊阅读确实让我掌握了许多关于信息化教学的理论，如科勒(Koehler)等提出的“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27]，也慢慢从根源上理解了何克抗构建的学习空间多形态融合模型图[28]。”(第三次访谈)

Susan 曾在探讨法律词典中术语翻译不对等现象时提出,将概念分析法与比较法相结合可帮助译者正确理解法律术语的含义[20]。概念分析法指研究内涵及外延含义以确定术语所表示概念的研究方法。概念的内涵一般理解为概念特征的总体,因此法律术语的内涵应指法律功能(即该术语在某一个或多个法系中可实现的任务);概念的外延一般理解为处于同一个层级的下位概念的总体,法律术语的外延含义即指适用范围、所处的部门法、法律效力等。比较法则是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律秩序的比较研究,它通过叙述的、评价的及沿革的比较得出法律之间的异同点。

上述叙事证明，Bob通过文献学习充实了理论基础，掌握了信息化教学理论的嬗变，积累了信息知识，提高了信息能力。

“X教授，您好。……您的这篇文章对规范学术期刊的相关性研究大有裨益。但是看到您提到的效应量问题，以及其中的R数据包，不是很深刻……一位青椒教师的学术请教。”(Bob与X教授的电子邮件)

“其实，我们可以从哲学根源探索理论，透彻认识理论，再整合吸收理论，然后输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我正在写一篇译介方面的论文，先从哲学根源进行了探讨，再从跨文化比较角度展开写作。”(Bob与成都某高教教师的微信交流)

“我是一名大学数学老师，认识Bob已经五年了。多年以前，他问了一个数学建模和Amos关系的问题，我猜测他在学习结构方程模型。后来，我们添加了微信，交流也日渐增多。三个月前，他问了一个矩阵分析的问题，我简单地说了一下，然后分享了由张贤达主编的《矩阵分析与应用》电子书。”(与Bob的同事的访谈)

自乔伊斯(Joyce)等提出了同侪互助(peer instruction)以来[29]，国内外学者对同侪互动的种类和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探索，证实了同侪互助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形式[30]。Bob的同事和同行，通过同步或者异步方式，给予了学术和社会关系上的帮助。

“Bob信息意识特别强，善于把各种现代技术融入教学，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学生1的问卷)“因为我们对网络诈骗认识不高，他便查找相关资料，让我们用英语编排电信诈骗的对话。通过参与教学任务，我们对信息安全有了深刻的认识。”(学生2的问卷)“Bob是我的大学英语老师，我比较喜欢玩幕布APP。课间休息时，看到我在玩幕布，他立马下载，用于制作思维导图(Mind Map)”。(学生3的问卷)王俊菊等认为，师生关系情境下的教师学习活动大致包括为学生而学、因学生而学、向学生学习三种类型[31]。Bob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也进一步证实该观点。

“随着泛在学习、无缝学习和智慧学习时代的到来，我们要学的知识太多，面临种种压力。另外，学校每年都举办信息化教学比赛、精品在线课程评选、课堂革命案例评比等活动，这些都逼着自己不得不学习。”(第三次访谈)多元论哲学观认为，个体与环境密不可分，环境可以为个体学习提供有效给养。Bob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环境为Bob的专业学习提供了大量的给养，促进了Bob信息素养的提高。阿罗宁(Aronin)和辛格尔顿(Singleton)认为，环境中的给养能够帮助学习者积极塑造能动性，学习环境的优化也有利于个体学习行为的改善[32]。

3.3 开展内化吸收，促进信息素养螺旋上升

维果茨基指出，人类的一切高级心理机能起初通过外在形式表现，而后由于内化，进而转化为个体心理机能[34]。建构主义强调，知识学习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中，并来源于不同的社会活动[35]。兰多夫和斯罗纳(Throner)研究认为，内化机制是通过模仿来实现的[36]。在大量阅读文化制品的基础上，Bob坚持社会文化观，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运用语言符号和多样社会关系实现信息素养提升。此外，Bob通过撰写阅读笔记、教学反思日志、科研论文、教学改革案例等材料对所学知识进行重新理解认知、整合创新和评价输出。

“我的硕导曾说过，每天撰写300字左右的学术日志，对自己所阅读的专著、论文和作品进行再次加工，开展一定的述评。”(第三次访谈)

“后期，我将充分发挥混合式教学的优势，把隐性的思政教育巧妙融入英语教学，让学生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开展中西文化对比，做中华优秀文化的宣传大使。”(2019年教学反思日志)

“本论文对规范学术期刊中的相关性研究大有裨益。我自己量化分析文章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基本统计量的报告不完整；
第二，忽略统计假设验证导致统计结论效度不高。”(文献阅读笔记)

“Bob说他每周都会践行反思，对自己的教科研情况进行总结，这一点对我的启示非常大，我也开展了学习反思。”(学生4的问卷)

“本案例借助慕课平台、网络多媒体平台、超星智慧教学平台、手机APP软件(如乐词、英语流利说、英语趣配音等)、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化资源和技术手段给予学生全新的学习体验，深度融合信息化教学技术，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学习内驱力……”(教学案例原文)

Bob作为内化主体，充分发挥能动性，选择适合的信息素养材料，借助语言、活动和社会关系等中介工具，搭建多元支架，充分运用有效给养，从简单模仿学习开始，对材料进行加工整合，最后输出新认识的材料。为清晰展示Bob的信息素养提升过程，结合研究发现和讨论，笔者构建了英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模型图，详见图3。

图3 英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模型图

研究以社会文化理论为视角，采用个案叙事研究的方法，探究英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情况。研究发现：英语教师通过巧用多方中介，奠定信息素养提升基础；
通过搭建多元支架，实现信息素养提升目标；
通过开展内化吸收，促进信息素养持续发展。研究以多元论哲学观为指导，借用二语习得理论，厘清英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情况，构建了英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模型图，丰富了教师发展的实证研究，对教师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尽管研究收集了多方质化资料，从多个角度对叙事主体进行了分析，囿于叙事主体印象整饰的可能性和研究个案典型性不够强，研究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期，笔者将开展多案例历时跟踪观察，采用混合式研究设计，对影响英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的因素开展因子分析和相关性研究，进一步完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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