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的困境与出路

杨 宁 段小曼

(1.湖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2.湖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民族地区通常也是我国相对贫困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性、累积性、深层次问题的重要举措。生态振兴作为乡村“五个振兴”之一，是解决生态脆弱、区域贫困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新时代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绿色崛起的必然要求。

学术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关于“乡村生态振兴”的相关研究不多，主要包括生态振兴的目标设定、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等。如有学者从制度、产业和理念层面，提出实现乡村生态振兴要制定和完善乡村生态振兴制度体系，倡导农村生产生活消费绿色化发展，培育并做大做强农村生态产业，建设和美化乡村生态宜居环境[1]。也有学者立足某地区，通过不同地区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践，提出要健全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多主体合作的法律规范，落实规范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多主体权责义务配置，积极建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多主体的联动协商机制，强化激励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督检查和奖惩机制等[2]。鉴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亟需立足民族地区的生态空间及文化场域，系统梳理民族地区生态振兴的价值意蕴与困境，并提出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路径。

(一)生态振兴是践行“生命共同体”理论的具体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实际，借鉴吸收以往生态思想的成果，表征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关系。“生命共同体”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沙”自然生命共同体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两个维度。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关键[3]。

自然生命共同体是民族地区民众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说明自然生态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生命整体。中国古代就开始用“天地”表示农业活动所依赖的外部环境的重要性，提出“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4]。“山水林田湖草沙”是孕育民众生命的家园。“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5]。“山水林田湖草沙”为民众提供了广阔的实体空间，塑造了生命的基本形态。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则强调的是民众与自然环境的鱼水关系。其一，自然界是民众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一方面给人们提供生活资料，使人们能够通过大自然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源与养分；
另一方面也给人们提供生产资料，为人们扩大生产提供有力支撑。其二，民众通过合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能够促进自然界本身价值的实现。“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5]在环境伦理学中，自然是自主的、主体性的存在，是值得被尊重与呵护的对象。自然界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民众对其价值的正确认识与合理利用。其三，当民众对于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超过一定限度，自然界将反作用于人类，并产生消极后果。恩格斯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6]所以，必须改变民众与自然间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建立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生命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7]。

(二)生态振兴的不竭动力来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0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关系[8]。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人们往往片面谋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忽视环境，“断子孙路”而不自知；
第二阶段，由于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环保的重要性，但追求“利益最大化”，个人行为滞后于认识；
第三阶段，人们普遍认识到地球是人类的共有家园，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认识上升为自觉行动，实现认知与行为的统一。200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指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优势，也就实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二者是辩证统一的[8]。2015年3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成为国家意志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要求，“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提高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能力”。“两山”理论的提出，为重新认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遵循[9]。

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水草丰美，物产富足。在自然经济时代，基本呈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对自然界的利用有限，生态环境破坏较少，维持着相对稳定的自然状态。随着工业文明的渗透与发展，地缘整体性逐渐溃散，取而代之的是土地资源被占用或掠夺，人与自然走向对立[10]。民族地区粗放式的发展，造成了局部地区的资源枯竭与环境破坏，人与自然矛盾凸显。以武陵山区为例，20世纪末，该地区由于片面追求发展，忽视了自然资源保护，导致大面积树木砍伐、山地损毁，由此出现了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涝灾害等，带来严重损失，“绿水青山”变成了“穷山恶水”，百姓苦不堪言。对此，有人认为“发展要宁慢勿快”；
也有人提出，“为摆脱贫困必须加快发展，付出生态环境的代价也是值得的”，等等。以上认识都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忽视了二者的统一性，具有片面性。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警示我们，仅靠低水平开发，甚至掠夺资源，是难以为继的。随着民众生活质量逐步改善，在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民族地区民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与日俱增。对此，人们开始反思“唯GDP论”的危害，并立足本地区实际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等，重新认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

(三)生态振兴是实现“生态宜居”的根本途径

民族地区生态振兴的目的之一是实现生态宜居。生态宜居不仅表现为外在环境的干净、整洁，而且体现为人的深层次体验过程中的舒适与愉悦，这必然包含着清洁的空气、优良的水质、安稳的生活工作环境以及美好的发展前景等。生态宜居的重心在“宜”。这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具体体现。生态宜居是以“生态”作为基础，内在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

生态宜居包括一系列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学者探讨了“宜居生态城市”的相关指标体系，从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和生态可持续三个方面设计了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11]。对于民族地区而言，要实现生态宜居，也需要一定的目标体系作为支撑。具体而言，需要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保障、资源利用情况、环境保护情况、民众生活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价。在指标设置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把握科学性、整体性、系统性因素，突出民族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社会经济发展特点以及民众现实需求等要素。当前，民族地区底子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实现生态宜居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有学者总结出生态宜居乡村的不同建设模式，如“非农产业带动型”“农产品加工业带动型”“农业旅游业融合带动型”“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型”“种植结构优化带动型”等[12]。这些模式对于民族地区探索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具有借鉴意义。民族地区可以通过挖掘特色产业，重构地域文化，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有机融合来实现生态振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鉴于相对贫困的状况，为了发展经济，加剧了对大自然的索取，这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直至发现河里的鱼莫名死亡，蔚蓝的天空雾气沉沉，一些物种匿迹……大自然开始报复人类，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在激励机制相对缺乏、民众尚未觉醒的状况下，生态友好行为在实践过程中屡屡受挫。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地区必须既要摆脱贫困，又要避免落入工业文明发展陷阱。

(一)经济贫困与生态脆弱的恶性循环

民族地区在地理类型、人口规模结构、生产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特殊性。其一，民族地区多处于山区、丘陵地带，地块较分散，交通不便，生产力发展受限。同时，生态环境较脆弱，水土易流失、地质灾害易发。其二，民族地区人口规模虽较小，但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对于资源环境的认识不足。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承载压力逐渐加大，滥垦行为时有发生，这会造成水土流失，生产环境恶化，食物供应不足，进而加剧贫困。近年来，大量的青壮年离家外出务工，部分地区出现“空壳村”现象。其三，民族地区产业主要是农业、手工业等传统产业，机器大工业刚刚起步；
传统耕种模式带来的秸秆焚烧、污水排放、垃圾堆积等问题严重；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又反过来损害了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

以武陵山区某州为例，该地处于武陵山腹地，国土构成“八山半水分半田”，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受山地地形和喀斯特地貌影响，水土流失面积近六千平方公里，治理任务艰巨。因该地区山高坡陡，雨量充沛，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塌陷等次生灾害，是地质灾害多发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目前，武陵山区部分森林生态系统开始向着“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灌木林→稠密的灌木草地→灌木→荒山荒坡”轨迹逆向演替[13]。同时，该地区农作物种植面积较大，焚烧秸秆、农村养殖场畜禽粪污入河现象普遍。与众多云贵高原山区地带相类似，该地区因矿山开采而导致的水土流失较严重。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管网老化、雨污合流等问题突出。加之该地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交通不便，政策、资金、技术、人才保障不到位，使得其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较落后，生态产业发展难度大，清洁生产和环保水平不高。近年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贯彻落实，该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整体有一定的改善，但由农业生产带来的生态破坏仍然存在。而且在城市化进程中，新增的燃煤、扬尘、汽车尾气等问题日益凸显。受冬春输入性雾霾、沙尘暴和静稳(等)天气影响，生态质量短期内难以大幅度提升，治理难度较大。

(二)政策难题与利益博弈

国家政策对规范涉事主体行为有着十分重要作用。国家政策的制定应建立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同时需兼顾企业利益[14]。然而，这只是理想化状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环境污染具有负的外部性，政府需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及排污企业的污染控制和治理策略入手，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环境政策往往会触及相关利益集团或个人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的考虑，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会面临两难抉择；
相关企业负责人也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游说”，从而给权力寻租提供空间。如此种种，生态治理实践将受到诸多外部因素与条件的掣肘。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是硬道理。对于政府而言，经济发展指标往往是具体的、量化的存在，至于怎么发展，用什么方式发展，并不太被关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较高，周期较长；
而提供公共服务等民生工程相对更加立竿见影。因此，执行者往往出于政绩的考虑，出现“重经济、轻生态”的状况。在资金保障方面，由于地方财政较为困难，虽有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但具体到工程项目建设，仍然存在较大缺口，生态基础设施不足，存在较多欠账，而践行“绿色”则会触动既得利益者，阻力较大[15]。对于企业而言，大多生产规模有限，科技含量不高，多为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低循环行业，企业排污严重。在相应处罚措施滞后甚至缺位的情况下，环境污染成为必然。对于民众而言，生态常常被视为公益事业，似乎人人有责，而实际却人人“无责”。民众对于生态环境的认知有限，参与生态环保的热情不高。部分民众只看到自身利益，缺乏整体意识和大局意识，在生态环保上高度依赖政府。只要不触犯个体利益，民众对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表现较为麻木、甚至冷漠。

(三)生态产品生产与价值实现的双重困境

生态产品是指在绿色环境下，通过生态工艺生产出来的无生态滞竭的安全可靠无公害的产品。在2010年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生态产品被界定为同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一样，与人类息息相关，包括“清新空气、清洁能源、宜人气候”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态产品的认知日趋提高，除了将清新空气等自然要素归入生态产品外，将基于“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理念下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均归于生态产品的范畴[16]。生态产品价值包括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的经济价值，维持人类生存所需的环境价值以及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社会价值等[17]。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指在生态产品供给过程中，通过政府或者市场手段对供需者进行的利益分配[18]。

生态产品虽为人们所必需，但部分生态产品由于生产者难以占有或控制，导致其因成本(价值)补偿和价值增值难以实现而不愿提供，消费者也因可“搭便车”而不愿购买、有偿使用；
这样一来，它只能作为公共产品或福利，由政府购买或提供。可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难题，政府购买、补偿是解决生态效益外部性问题的根本途径[19]。

民族地区生态产品生产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着双重困境。其一，生态产品具有天然性、有限性、时效性等特征，绿色食品如蔬菜、水果等农产品是天然的绿色产品。但由于大多处于产品价值链的底端，价格低廉；
在技术、设备、资金受限的情况下，二次加工困难，生态产品增值难以实现。其二，生态产品价值底数不清，除生态农产品外，其他层面的生态产品挖掘力度、规模、程度等均不够。当前，在国家大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将生态产品优势纳入市场机制，实现价值最大化，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其三，生态产品的品牌建设、配套设施建设、产业链建设等不完善，附加值急需提升。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体制机制尚不健全，通道不畅通，使得通过政府生态补偿、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生态产品抵押贷款等方式实现生态价值变现的程度较低。

要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需要有明确的思路、方向和具体路径。总体来说，除了针对外部性、建立补偿机制外，还要大念“山水经”，将经济林、生态旅游及生态特色农业和林副业作为发展重点，把小土豆、小木耳、小黄花等做成大产业。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良好生态环境以及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要求民族地区打好“组合拳”：主体层面，纠正民众认识偏差，强化思想教育与文化建设，培育“社会主义生态公民”；
产业层面，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禀赋优势，促进增长动力转换，实现“产业与生态融合”；
社会治理层面，构建“生态+”多元一体治理模式，推进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现代化。

(一)主体重塑：培育社会主义生态公民

公民强调个人对于共同体的责任与义务。社会主义生态公民是对“经济人”假设的跃迁，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的，依法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享有生态环境权利。具体而言，生态公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具有生态权利意识，强调生活在一定空间内的公民享有保持生态环境良好，使之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
二是具有良好品德与责任意识，强调公民对于环境应担负的绿色责任；
三是具有全球意识，认识到人类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守护地球美好家园[20]。

生态公民作为自由而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性，是思想与行为的综合体，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其一，民众是自然的一部分。民众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依托于丰富的自然资源，由此也奠定了实施生态振兴的前提条件。其二，民众是实践的存在。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在实践中自觉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这是实施生态振兴的关键。其三，民众是精神文化的存在。民众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会经历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由此提供了民族地区实施生态振兴的文化内涵。其四，民众是社会的存在。民众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保护自然环境不能仅靠个人的力量，而需要整个地区民众的共同努力，这是实施生态振兴的落脚点。

开展生态公民培育就是要培育公民具有绿色责任理念、绿色责任情感、绿色生活习惯以及绿色生产方式。具体而言，一是要从家庭教育入手，营造健康、节约、绿色的家庭氛围，通过“沉浸式+体验式+贯穿式”的情感教育与体验，促进民众形成正确的环保观念；
二是要以阶段性的学校教育作为重点，在学校开展生态文明知识宣讲与各种实践活动，深化学生对于自然环境、生态保护的认识，从而建立起“山水林田湖草沙”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感性认知与理性判断；
三是要以村组、社区等社会组织教育作为抓手，持续性地开展生态环保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普及，采用广播、宣传橱窗、工作会议等方式强化民众对于生态常识、生态伦理、生态经济、生态法治等内容的了解与学习，引导民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的关系，树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思想；
四是要以国家法律法规教育、政策宣讲等作为补充，通过国家强制措施予以保障，守好底线，铸牢生态文明观。

(二)产业转型升级：做好“产业-生态融合”

绿水青山不仅能够给人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给人提供必备的生产、生活产品。中国提出“生态优先”，并非“只要生态，不要经济”，而是强调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使绿水青山发挥出生态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成。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又通过自身循环，维持着各自的动态平衡[21]。要实现系统循环的稳定运行，就必须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即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具体而言，包括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生态财富向经济财富的转化。民族地区要依托和发挥资源优势，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盘活利用闲置的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做好“产业与生态融合”。

“产业-生态融合”是新时代立足新发展理念的创新之举，旨在通过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打造适合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首先，要对生态资源进行普查摸底，为“绿水青山”定价。要对生态资源以及各产业情况进行全方位摸底，深挖生态资源潜力，推动民族文化与生态的深度融合，仔细核算各自然地理单元、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产品价值、服务价值等。科学评估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市场前景，实行生态生产总值(GEP)核算，推动GEP与GDP双增长，促进生态产品价值最大化。其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民族地区生态产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以及优秀科技人才，补齐短板，提升科技研发能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针对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如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旅游业等，优化顶层设计，实施功能改造，滚动开发绿色、低碳、循环项目，并对现有项目进行提档升级，强化内涵式发展。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中，民族地区农业(主要是林业)的碳汇功能强大，应利用这一优势，促进低碳农业发展。最后，要延长高质量产业链条。要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开发各类衍生产品，打好“民族文化牌”，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入生态产业链中，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围绕强链补链，培育龙头企业。坚持以项目化理念推动“颜值”变“价值”，依托良好的生态优势，做足“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文章。

(三)协同治理：构建“生态+”多元一体机制

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需要强化协同治理，构建“生态+”多元一体保障机制。要建立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协同机制，不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1.全社会齐抓共管。政府是推动实施生态振兴的主导力量。民族地区上下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担负起生态振兴的“第一责任”。一是生态资源价值要合理定位，做好生态规划，科学建构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二是发挥好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机制，根据国家“双碳”战略部署，促进绿色金融、碳排放权交易等新兴行业发展；
三是引导民众转变思想观念，践行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与生活方式；
四是加强资金、技术、人才保障，强化科技创新，建立环境人才资源库，加快构建“数字环保”体系。企业是环境保护的直接责任者，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避免“散乱污”行为，按照国家统一低碳排放标准进行经营，积极生产优质生态产品，发展生态产业，推动“两山”转化目标顺利实现。

民众作为生态振兴的主体力量，既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也是生态治理的原动力和受益者。要建立有效渠道与合理机制，吸引民众参与到生态振兴过程中来；
同时，保障公众对于生态环境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动各项环保措施落实落地。

2.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激励机制。生态补偿是一种具有经济激励作用的制度安排，能够确保生态效益及相关的经济效益在保护者与受益者之间得到公平分配。《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加快健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分类补偿与综合补偿统筹兼顾，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协调推进，强化激励与硬化约束协同发力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22]。完善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对于增加生态资源“存量”，偿还生态“欠债”，促进民族地区生态建设，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意义重大。民族地区生态补偿要因地制宜，在充分考量本地民众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突出重点、难点，开展实物补偿、资金补充等市场化、多元化补偿实践，逐步建立健全以生态环境要素为实施对象的分类补偿制度。同时，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补偿机制，实行跨区域联防联治。

3.健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机制。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关于生态振兴、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抓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包括地膜污染降解、化肥使用、秸秆综合利用等，推进生产绿色化，构建完善的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同时，探索建立针对公民个人、企业、家庭的碳普惠制度。碳普惠制是对现有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重要补充，其实施范围主要集中于民众的生活消费领域，目前已在部分城市实行。民族地区要积极融入到国家“双碳”战略布局中，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减碳措施，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变为“靠山养山、靠水养水”，打造生态宜居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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