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褚 晓 魏 伟 熊 灵

虽然中国近年来“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在投资结构、投资质量和投资效率①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效率，是指企业投资所取得的利润与所消耗的投资额之间的比率，本文研究的对外投资效率，是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量与对外直接投资量最优理论值之间的相对偏离程度。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表现为：（1）投资存量规模较小。根据UNCTAD的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GDP的比率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同GDP的比率在创纪录的2016年也仅为11.4%，与同期世界的34.6%、发达经济体的44.8%、发展中经济体的19.8%和转型经济体的22.6%均存在一定差距。（2）投资存量占全球比重较低。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较快，但起步较晚，截止到2021年12月，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比重一直在7%左右，未超过10%，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常年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50%以上，中国与其还有较大差距。（3）投资存在一定风险。在“走出去”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刺激下，部分中国企业出现盲目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回报效果差的同时还引起了一系列外交问题。（4）面临的外资审查日渐趋紧。欧美国家普遍提高外资门槛，收紧外资审查标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如何在稳定投资规模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投资效率，已经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投资效率的定义，从传统意义上而言是企业投资所取得的利润与所消耗的投资额之间的比率，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投资效率主要是指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会受到地理距离、制度文化差异和投资壁垒等约束，企业的实际投资支出会单边的偏离“前沿”水平（连玉君等，2009），从而使得宏观层面的对外投资向下偏离最优投资水平（胡浩等，2017），这种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量与对外直接投资量最优理论值之间的相对偏离程度即是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早期Aigner et al.（1977）提出技术效率是实际产值同随机前沿分析得出的理想值之间的比率，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借鉴该方法，对中国对外投资效率问题进行测度（乔晶和胡兵，2014；
崔娜等，2017；
严佳佳等，2019）。目前学术界对于对外投资效率的测度理论、测度方法基本上形成共识，所使用的分析范式也较为统一，即将随机前沿分析引入引力模型中，用以估计对外投资的效率。虽然不同文献对于分析对外投资效率的切入点有所差异，例如，张友棠和杨柳（2020）考虑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投资效率的关系，周经和黄凯（2020）聚焦于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对外投资效率问题，但大多是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只是所选择变量略有不同，而且从测度结果来看，对于中国对外投资效率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因素来看，Buckley（2007）利用随机前沿分析考察了政治风险、文化差异、外贸联系等因素对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指出中国的OFDI未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风险的规避，中国的OFDI更加偏向于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Kolstad & Wiig（2009）对2003-2006年影响中国OFDI的因素做出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越是恶劣，其自然资源对中国资本的吸引力也就越大，东道国的制度和自然资源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交互作用。东道国制度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考虑到投资主体所有制的差异，Ramasamy et al.（2017）针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中国企业，分析了它们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投资效率等方面的问题，也得到了与Buckley（2007）相同的观点。胡浩等（2017）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得出东道国自然资源、经济规模等对投资效率有促进作用，双边距离对投资效率影响有限。崔娜等（2017）通过研究东道国制度发现东道国产权保障有效、政治稳定以及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可以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水平，降低投资风险。考虑到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宋林等（2017）研究发现，东道国的投资自由度、劳工自由度不高是阻碍中国投资进入的主要原因，东道国内部冲突、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呈负相关。

本文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研究方面，国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分析多是针对部分区域，而从总体层面且在较长时间开展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对外投资效率的测度方法看，目前学者多是利用经典的随机前沿模型（SFA）进行测度，除了常见的距离、GDP等控制变量外，不同文章选取的控制变量也有所不同，而影响对外投资效率的因素很多，本文认为双边投资协定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该因素在现有研究中较少被考虑到。鉴于此，本文将随机前沿方法引入引力模型中，利用2006-2017年中国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效率进行全面的测度和分析，并将双边投资协定作为重要控制变量纳入其中，在效率测度基础上，还将对影响对外投资效率的因素进行探讨。

（一）方法介绍与模型构建

1.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测度方法介绍

随机前沿分析和引力模型的不断发展，为运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研究的基础，随机前沿分析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优于引力模型：一是随机前沿模型中得到的前沿值，是理想状态下的最高贸易水平，更符合“潜力”一词的要求。二是更加考虑人为的因素，在将传统引力模型中的ε进一步细分的同时，还引入了非效率项μ。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随机前沿方法引入引力模型中，用以估计对外投资的效率。本文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该模型的一般表达式如下：

公式中OFDIijt表示在t期i国对j国的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
xijt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
β是xijt的系数向量；
vijt表示随机误差项，且假设其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
μijt表示的是t期i国对j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非效率因素，并假设其服从正态截断分布，vijt、μijt两者相互独立，且独立于核心解释变量。

对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可以得到对外直接投资随机前沿模型的基本形式：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当μijt=0时，表示在确定的投资条件限制下，现有投入的所有资源达到了最大可能投资数额，即投资潜力是当投资非效率为0，不存在投资阻碍因素时所达到的理想值。基于上述分析，投资潜力可用公示表示如下：

基于投资潜力，引入投资效率（Investment Efficiency），其表达式如下：

TEijt为投资效率，通过公式转换可计算出所研究国家间的投资潜力，同时投资效率是投资非效率项的指数函数，则可知当μijt=0时，表示两国投资为最优状态，此时TEijt=1，实际投资额＝投资潜力；
当μijt＞0时，即投资非效率，两国间投资存在阻碍，实际投资额＜投资潜力。随机前沿模型根据投资非效率项是否随时间变化进一步分为时不变和时变两种。

2.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为基础，参考现有文献的研究，对相关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构建基础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OFDIjt表示我国对j国在t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并进行价格平减以剔除宏观价格波动的影响。DISjt是两国之间的“投资距离”，该数据是已考虑到城市规模和人口两因素的加权距离。WGDPjt表示t期j国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为基准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以衡量东道国经济总规模。POPjt表示t期j国人口总量，用以衡量j国劳动力的充裕程度。上述两个与经济规模有关的变量可以刻画“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的特征。CHNGDPjt表示t期中国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为基准的国内生产总值，TFjt表示j国在t期的贸易自由度指数，通常借助此变量判断出口管制和关税壁垒是否为我国投资j国的直接原因。其他因素包括我国与东道国是否接壤（CONTIGjt）、官方语言（LANGUAGEjt）是否相同、是否签有双边投资协定（BITjt）、东道国的技术水平（RDjt）、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NRjt）等。一般认为两国如果相邻或者有着相同的语言会促进两国双边投资活动的开展。BITjt为中国与j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变量，若已签署则值为1，未签署则值为0。一般来说j国自然资源丰富或拥有高技术水平会吸引我国进行直接投资，我们使用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j国的技术水平（RDjt），该变量可以反映出“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投资的特征。j国自然资源禀赋（NRjt）使用该国自然资源价值占GDP的比重加以刻画，从而反映出“资源寻求”型对外投资的特征。构造上述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法国智库国际研究中心的CEPII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Vjt表示t期影响我国对j国直接投资不可观测的随机误差项，符合白噪声过程。μjt是重点引入可调的技术无效率项，符合正态截断分布，代表所有不可观测的非效率影响因素，将对我国向j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产生最为直观的影响。

（二）投资效率的测度结果和总体特征分析

在测算和检验模型适用性和具体函数形式时，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LR统计量，如表1所示，原假设（1）的LR统计量为264.432，其结论表明技术无效率项是存在的，因而有必要将其加入模型之中。原假设（2）的LR统计量为178.425，其结论表明技术无效率项是随时间变化的，因此引入时变因素也是有必要的。

表1 模型适用性结果检验

下一步利用Stata15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减少极端值对评估结果造成的影响，剔除了包括开曼群岛、百慕大、摩纳哥、巴哈马、马绍尔群岛、卢森堡、中国香港等在内的十四个国家和地区，本部分采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选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对于各国家或地区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容易受到来自多方特殊因素的影响，缺失较多、波动较大，容易造成回归偏误（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
乔晶等，2014），同时考虑到对外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无论是其自身的外溢效应，还是所受到的影响因素，都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在现有文献中基本都是以对外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仅有少数文献以对外投资流量作为分析对象（张友棠等，2020），但也仅仅是将其作为一种稳健性分析，是对外投资存量分析的一种补充。

表2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估计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知，东道国实际GDP、东道国人口总量、两国是否接壤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语言是否相同（LANGUAGE）回归结果不显著，说明我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共同语言的影响较小。虽然该结论与发达国家的多数研究结果不一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较少的样本量可能是造成语言变量并不显著的主要原因。贸易自由度（TF）显著但是系数为负，一般而言企业会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绕开贸易壁垒，从而达到将产品销售到当地的目的，此处估计系数为负显著表明我国在进行对外投资时更倾向于对贸易自由度较低、政府对进出口干预程度较高国家进行投资。双边投资协定（BIT）回归结果不显著，系数大体上呈现正数，这说明双边投资协定未对企业投资规模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变量（lnRD）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我国偏好于向拥有高技术水平的国家进行投资，这也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符。

上述估计结果揭示了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同时也为估计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供了基础，考虑到第（5）列回归中存在较多变量缺失问题从而造成观测值个数显著减少，为了更全面的分析中国对外投资效率问题，尽可能囊括更多的国家样本，我们选择以第（4）列回归结果作为后续对外投资效率估计的基础。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总体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直观地反映实际投资和投资前沿面的偏离程度，投资效率越低说明偏离程度越大，表示投资潜力还未得到充分挖掘和释放。根据SFA计算的对外投资效率（TE）的取值范围为（0，1）之间，1表示对外投资效率达到100%，投资潜力得到充分挖掘，0则表示对外投资效率为0%，对外投资是完全无效率的，该效率值的数值越大代表对外投资的效率就越高，综合效益就越好。

图1所示为我国投资效率的频数分布，投资效率指数的均值为0.122。由图形可知，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集中在0-0.2附近，只有少数达到了0.5以上的水平，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整体水平并不高，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效率前沿面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同时也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潜力，还需进一步挖掘。

图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频数分布图

2.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效率的分析

图2所示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效率的频数分布，投资效率均值为0.093，与总体效率类似，都呈现出明显左偏的特征，说明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效率整体水平偏低，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效率均值低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均值0.122，这可能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多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制度建设存在较大缺陷，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我国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积极推进双边协定的签署，在为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提振了企业的信心，有效提升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所以近年来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效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文余源和杨钰倩，2021）。

图2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直接投资效率频数分布图

3.对OECD成员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分析

图3所示为我国对OECD成员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分布情况，投资效率指数的均值为0.071。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对OECD成员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分布极不均匀，在部分国家的对外投资效率达到0.7以上，大部分国家的投资效率均处在0-0.1区间，低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均值0.122，说明我国对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严重缺乏效率。OECD国家多为发达国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良好，经济环境具有极大的投资吸引力。我国对OECD国家投资效率低的原因可能是OECD国家国内外资趋于饱和，我国在对其进行投资时面临着较大的竞争压力，市场占有率较小，投资效率较低。

图3 我国对OECD国家直接投资效率频数分布图

4.对外投资效率随时间变动趋势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变动特点和发展趋势，本文绘制了我国对全部样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对OECD成员国进行对外投资效率的年度均值变化曲线，如图4所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在2006-2017年总体上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增长速度较缓慢。我国对OECD国家的投资效率呈现出波动增长趋势，且我国对于该组织国家的总体投资效率水平低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大部分都与我国接壤，相对于OECD国家来说距离成本较小，而且文化也更加相似，所以投资成本也就有所下降，相应的投资效率就会有所提升。

图4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变动趋势

将我国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值进行排序，分别针对全部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及OECD国家选出排名前20名的国家或地区，结果如表3所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分布并不均匀，前五位国家的效率值均超过了0.5，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效率差异明显，其中我国对毛里求斯的效率值高达0.834，与投资效率值位于第二十位的尼日尔相差达到了0.55。

表3 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结果

续表

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对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对外投资效率普遍高于其他几个大洲。对于亚洲地区的投资效率整体水平较高，我们认为这主要得益于相对较近的空间距离和相对接近的文化传统，同时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对外投资成本也相对较低，总体投资效率较为优异。对于很多非洲国家的投资效率也很高，对部分非洲国家的投资效率位列全部投资对象前列，分析其原因，从政府层面而言我国积极向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获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认可，从企业层面而言我国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与非洲国家开展经贸合作过程中也积累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尹德先，2012）。融洽的双边关系，进一步帮助我国企业对非洲国家开展投资合作。同时非洲各种资源丰富，我国企业尤其是“资源寻求型”企业也更倾向于在非洲投资（郑春霞，2010）。非洲对于外来投资也持欢迎态度，就国家规模而言，国家规模越小对外投资效率反而越高，这可能是因为东道国政府为了经济发展水平，在吸引外资方面秉持更为积极的态度。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靠前的国家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通过陆路由我国西部地区连接欧亚大陆，沿线国家具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而获取这些资源也恰是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重要的投资目的（陈程，2011）。我国对OECD国家对外投资效率靠前的国家为：澳大利亚、荷兰和加拿大等，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相对更高。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市场规模更大，是国际资本的主要流入地，我国企业如海尔等也通过购买本土品牌、合资等多种方式进入发达国家，稳步扩大对外投资。但由于发达国家投资门槛更高，审查标准更加严格，随着中国对外投资产业的升级，导致这些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更加敏感，中国对部分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欠佳，与投资潜力值仍有加大差距。近年来，欧美国家通过强化外资审查制度，不断加大对来自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势必会进一步影响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效率潜力的提升。

（一）基准模型构造

前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行了测算，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各种因素，采用构造的非效率模型研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各种因素，其表达式如下式：

其中，Zijt表示导致直接投资无效率的外生解释变量，是造成投资效率小于1的主要来源；
αj表示相应变量的待估参数向量，代表解释变量Zijt对总的技术无效率项μijt的解释能力；
εijt是随机扰动项。我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干扰，经济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东道国国内的营商环境、法律制度等，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东道国国内的政治稳定性（陈程，2011）。此外我国每年会通过各种方式对他国进行发展援助，《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中也提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崇高使命”，中国更加主动的履行相关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彰显大国担当，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秉持着互利共赢的宗旨。现阶段研究将重点放在对外援助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同受援国经贸往来之上，我们认为这种对外援助也有可能影响到我国对外投资的效率（郑若谷，2011）。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在当地投资的企业可以“抱团取暖”，既能获得产业集聚所带来的诸如劳动力共享、知识溢出等经济正外部性，也有助于这些企业抵抗海外投资中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因此我们预期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有助于提高中国对当地投资的投资效率。鉴于此，在分析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非效率因素时，本研究综合选取了5个营商环境指标、2个宏观政治环境指标以及中国对外援助和境外经贸合作区2个变量建立了技术无效率模型，如下式：

其中，ujt代表t期我国对j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值，α0是技术无效率因素的常数项，αi为相关解释变量的系数。营商环境指标源自Doing Business数据库，其较为全面的考虑了企业作为微观主体所面临的主要经营问题，是衡量企业对东道国进行投资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程序和制度的主要指标，得分越高，说明营商环境越便利，该经济体与世界先进水平就越接近。宏观政治环境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政府治理指数，对外援助相关数据来自于“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境外经贸合作区数据来源于商务部“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STABUSjt表示j国在t期开办企业的便利度，直观反映设立企业所消耗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ACCCREjt表示j国在t期获得信贷的难易程度，TAXSYSjt表示j国在t期的纳税制度便利性，评价j国的税率、缴税频率等因素，CROTRAjt表示j国在t期的跨境贸易的便利度，CONBANjt表示j国在t期办理破产的便利度，POLSTAjt表示j国在t期的政治稳定性，GOVEFFjt表示j国在t期的政府效率，lnAIDjt和PARKjt表示我国对j国的对外援助累积金额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数量。

（二）对外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前述公式，我们对影响中国对外投资效率的各种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本文除了对总体样本进行分析之外，还将对“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样本和OECD国家样本进行单独分析，以探讨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特征。

1.总体样本分析

考虑东道国营商环境、政治稳定性等因素和中国对外援助、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变量，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总体样本效率值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表4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开办企业便利度系数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开办企业越便利的国家，我国对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越高（郑春霞，2010）；
获得信贷难易程度为负，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获取信贷是否方便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并无明显影响，这可能与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大部分以大型企业或央企为主，在对外进行投资时基本以自有资金为主，对于投资目的国当地的金融体系依赖程度较低，很少需要从当地获得各种融资支持；
纳税制度系数为正，说明东道国税率越低、程序越简捷、税目种类越少，越有助于降低我国在当地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投资效率；
跨境贸易便利度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东道国的对外贸易程度越高，说明该国的开放程度越高，较高的开放度一般都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市场体系相伴相生，也对投资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
办理破产便利性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其作为营商环境组成部分，同样表现出对于投资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
政治稳定性系数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优先考虑政治相对稳定的国家，国家政局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将显著增加我国在其投资的风险，投资效率相应就会受到影响（胡浩等，2017）；
政府效率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对外援助系数为负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我国进行对外援助多是民生领域的项目，援助的生产经营性项目较少，同时也说明我国的对外援助效益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未来可以通过更有效发挥我国对外援助的示范效应、带动效应等，来促进我国对受援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和效益的提升；
境外经贸合作区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与当地政府合作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对当地投资的效率，这可以认为是我国“产业园区”模式在海外的成功实践。总体而言，我国更青睐于去营商环境更好、政治更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市场更具公平性，企业发展更加便利，对外投资效率也更好，企业的营收也更加可观。中国对外援助暂时还未能有效提升中国对外投资的效率，不过境外经贸合作园区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发展方向。

2.“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样本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是我国近年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本文对“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单独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效率值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续表

与总体样本回归得到的结果相比，“一带一路”国家样本内获得信贷便利度变量的系数变动较大，在（1）（3）（4）列中显著为正，在（2）（5）列中为正但并不显著，但总体而言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投资时更倾向于对信贷环境较好的国家进行投资，办理信贷越便利，越能吸引我国进行投资；
政府效率的系数由负变正，说明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会更多的考虑政府治理层面的因素，分析其原因为“一带一路”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投资效率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未来我国将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境外经贸合作区将在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推进作用，助力我国对外投资量质齐飞。

3.OECD国家样本分析

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通过向OECD国家进行投资，可以更为高效地获得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因此对于OECD国家的投资在我国对外投资中一直处于非常独特且重要的地位。选择以OECD国家为样本，考察影响我国对这些国家投资效率的因素，回归结果分析如表6所示。

表6 OECD成员国的效率值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续表

根据上表各列回归结果可知，开办企业便利度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该结论与全体样本和“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样本基本保持一致。获得信贷的难易程度和政府效率的系数为负且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与全体样本和“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样本中的结论并不相同，可能原因是在OECD国家本土企业可以从信贷便利度提升和政府效率提高中获得更多便利条件，从而比我国投资企业更具竞争优势。其它主要变量的系数如跨境贸易的便利度、破产的便利度等，与全体样本和“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样本的结果大多保持一致，体现出了相似的规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系数在OECD国家样本中变得不再显著，无论是园区数量还是园区规模，都与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海外经贸园区合作有着较大差异，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我国对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以购买技术和进入当地市场为主，对境外经贸合作区依赖性不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除了进入当地市场之外，还有转移过剩产能、获取东道国自然资源等目的，对境外经贸合作区依赖性较大。

本文利用时变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中国2006-201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对部分重点国家和地区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针对性的探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给出了未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升的一些政策建议。

（一）加强战略对接与宏观引导，营造对外投资良好环境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政治方面的因素在两国双边投资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起到了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目前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总体而言并没有明显的拉动作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所投资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提醒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不仅要考虑吸引外资的条款，更重要的是需要充分考虑该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条件，通过进一步细化双边投资协定内容，保障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法律地位，切实保护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利益，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要以合同形式明确园区建成后与东道国如何进行收益划分，借助法律武器保障园区的建设和发展。

（二）深化“一带一路”畅通合作，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空间距离以及其所带来的运输成本问题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要破除空间距离的制约，加强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的硬连接是破局之眼，以“五通”工程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恰恰是加速联通我国与东道国缩小空间距离的重要途径。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更好地帮助我国开展国内国际大循环，有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投资活动。通过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等，有效降低各类信息和货物传输成本，从而带动更多的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高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

（三）强化企业自身建设，培养国际化人才队伍

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也是东道国营商环境和政治环境等外部因素的直接体验者和对话者。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转型升级，紧随国际经济环境发展的步伐，学习国外先进企业的技术与管理模式，完善企业治理机制。明确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和国际化经营理念，提升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培育具有综合性知识的高素质人才，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在“走出去”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自主开发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企业应尊重东道国的文化习俗，尤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及运营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民风民俗，与当地民众和谐共处。

（四）加大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力度，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平台和依托，也是提高我国对外投资效率的有效抓手。我国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相关文件，为“走出去”提供更行之有效的支持手段。我国政府应从顶层设计、具体运营、政策扶持等多个方面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提供支持，并从宏观层面统筹境外经贸合作区布局，避免产业化分布不合理、区域恶性竞争的情况出现。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为境外经贸合作区前期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缓解园区在前期建设阶段的资金压力。

创新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海外竞争力。目前大部分是由国企和央企进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国内中小企业参与度比较低。中国出海的国企和央企涉及矿产、石油、化工等众多行业，国企和央企在东道国开辟发展道路之后，要进一步加大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宣传，吸引国内中小企业的投资，尤其应注重引进创新型中小企业，充分激发园区内的经济活力。呼吁民营企业学习海尔、海信等企业，形成“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发展模式。

（五）健全对外投资合作的服务功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风险防范

进一步加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保障，尤其是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健全法律政策和相关服务体系。进一步丰富完善“走出去”平台功能，及时为我国海外企业提供帮助。尤其是对于在欧美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由于发达国家大多采取措施保护本国敏感和高技术产业，随着我国对外投资产业从家电等传统制造业向ICT等高科技行业变迁，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时面临的制度性阻碍和不确定风险较大，不利于我国对外投资效率的提升。如今世界经济即将进入衰退阶段，发达国家在商业政策方面更趋保守，上述风险会更加突出，我国政府要不断提升对本国境外企业的服务水平，打造高效的服务平台，及时地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政策、金融、法律等方面的援助，帮助企业规避由于非商业因素带来的投资风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风险防范，监督本国企业妥善处理各类境外突发事件。建立健全境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加大与相关部门的联动，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为境外企业实时情况进行动态监测，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切实防范对外投资的风险。对于已经发生的政治类风险，可以通过驻外使领馆、海外商会等机构及时做到信息传递、企业人员资产保全等工作，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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