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国际合作抗疫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时间：2022-12-08 14:55: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邬玲 朱青
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肺炎疫情发展迅速，席卷全球，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危机面前，世界各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人类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疫情无国界，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守望相助、携手并肩，共克时艰，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作出贡献，展示了中国大国的责任担当，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国际联合抗疫期间，全球涌现了许多关涉官方、公共机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丰富多彩的抗疫故事，他们在大疫当前誓不言退、恪尽职守、默默奉献、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对这些可圈可点、形象生动的故事、卓有成效的经验办法、可歌可泣的凡人壮举的讲述，可以全景式地展示国际合作抗疫的众志成城、英勇奋战和团结共进，可以极大地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心聚力，形成叙事共同体，从而建构公共卫生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合作抗疫故事是为了捍卫人类公共价值，诸如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权的捍卫，对病人的全力救治等叙事目的。沃尔特·费希尔在传播学的“叙事范式”中提出“好理由的逻辑”（the logic of good reasons ），作为判断故事是否为真并值得接受的一系列价值观。只有向接受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价值，才能使之接受叙事内容。在叙事交流进程中，叙述者和接受者要达成合作，关键要共享社会价值和故事伦理，保有相同的社会道德秩序想象；
要拆解叙述交流的闭环，突破“同温层”的阻隔，建构具有“可述说性”（tell-able）与“可倾听性”（hear-able）的叙述文本。由此可见，讲好国际合作抗疫故事关键应从共同体和故事两者关系出发，构建新的叙事范式，即：“共同体叙事”，以及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叙事的亲和性和影响力，在公共卫生领域建构扣人心弦、对话交流的非对抗性叙事模式。共同体叙事作为抗疫期间一种新的叙事范式，可以凝聚人心，塑造叙事认同，以叙事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故事化沟通是传递信息最有力的形式，因为故事最适合人类心智，伟大的故事有力量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知，故事化的真理建立了数亿人追随的文明和信仰。在国际传播中，人们或许会排斥观点，但绝不会拒绝好的故事。国际合作抗疫故事主要有政府、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社群、个人等叙述主体，以合作抗疫、国家发展、人类命运等为主题，以非线性的二元叙事结构，开展宏大与微小、正面与负面等全面平衡视角的故事叙述。国际合作抗疫故事将国内外关注疫情、关注公共卫生、关注人类命运的主体联结起来，以叙事认同构建叙事共同体、公共卫生合作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归家团圆叙事建构情感共同体。疫情期间，因隔离、封城、驰援而出现诸多关于离家与归家的故事。医护人员离家驰援国内外是为了更多人能归家团圆。新闻媒体应该着力叙述此类故事，向国内外传递家庭价值观，以“归家团圆”凝聚人心建构情感共同体。
以积极开放叙事建构信息共同体。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封闭、封锁性的叙事，并不能解决问题，在互联网如此活跃的当今，应该转向更为开放、公开、透明的叙事模式。政府和媒体应积极主动参与叙事，向公众公开信息，更透明更开放地描述事件、表明态度，才能有效地应对危机、缓解大众情绪压力，引导舆论，传递正能量，构建共同价值理念。例如政府、公共卫生组织、媒体定时定期的新闻发布就是一种开放叙事的特定形式。积极开放叙事通过联合主体传播信息，以叙事认同建构大众的信息共同体。
以生死母题叙事建构价值共同体。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既包括生，又包括死；
死是生之死，生是死之生。孔子曾曰：“未知生，焉知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指出：“生就意味着死”，生存与死亡一直是故事讲述的母题。国际合作抗疫故事有两种生存叙事话语，一是集体生存困境的客观叙述，二是个人求生事迹的主观叙述。死亡作为生存的对立面，具有激励生存的作用，死亡能激励人们珍惜和享受生命的美好。死亡叙事不单单是为了讲述死亡的故事，而是为了反思死亡的价值。海德格尔说：“死亡在最广的意义上是一种生命现象”，“在他人死去之际可以体验到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现象”。在国际合作抗疫故事中死亡叙事有两种表现手法：一是死亡过程的事理尽致，二是死后余笔的言外之意，即从死亡转至死亡的意义。生死叙事增强了叙事的连贯完整性，刻画了更加立体的人物形象，营造出了深刻的悲剧美，即与社会对抗之悲、生死抉择下的崇高美。生死叙事启示人们反观生命的价值，能够深刻地启示人们透过生死重新检视和规划自己的人生。
以灾难救赎叙事建构精神共同体。灾难一般指由外在因素（地震、海啸、飓风、瘟疫等）造成的外源性事件，而克雷普斯（2001）却认为“灾难是在社会内或较大社会子系统内（比如地区或者社区）发生的非常态事件，这些事件来自于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受到损害和干扰的综合作用”。抛开追究新冠疫情到底是天灾（外源性事件）还是人祸（社会内部非常态事件），毋庸置疑，它是人类共同的灾难。国际合作抗疫故事中的灾难叙事分为原生灾难叙事、次生灾难叙事和衍生灾难叙事。原生灾难叙事主要指直接描述灾难的故事；
次生灾难叙事指因原生灾难诱导的次生灾难故事，如瘟疫引发的其他疾病或灾难故事；
衍生灾难叙事则指如由原生灾难引发的其他社会性灾难叙事，如因疫情绝望自杀、被迫颠沛流离、因疫情而失业穷困饥饿死亡、因疫情被歧视对待等创伤性的灾难故事。面对此次疫情灾难，中国展现出了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和组织管控能力，为国际抗疫赢得了时间，贡献了中国方案。此时中国的灾难叙事也逐渐从颂扬牺牲趋向理性应对，持续形塑和强化国家形象，成为国家叙事的重要一环。国家通过媒体报道以情感唤起和规训机制对灾难进行仪式化建构，人们已建构的仪式符号空间中，共同参与、共享符号，获得情感共鸣，催生集体意识，强化国家认同。灾难叙事以创伤救赎、进步发展的叙事模式，激励人类社会升华、进化，向前进步发展，形构命运共同体。
以辩证发展叙事建构价值共同体。辩证发展叙事将灾难视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曲折”，即灾难只是意外地阻碍了社会进步，启示人们辩证地反思发展模式是否需要修正，是否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制度的合理性。辩证发展叙事则可以更为理性客观地看待灾难及其价值。其作用是道德/情感升华、社会激励和集体认同。灾难救赎叙事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治愈了创伤，但从深层而言它只是将创伤悬置起来。避而不谈并不能忘却疼痛，可取的叙事模式是建构一种新的叙事形式，一种会从深层不断质询我们的社会结构、体制机制、公共事业、集体认同的合理性，一种可以尽量避免灾难不断发生、摆脱被支配或最大限度减少社会灾难创伤性的叙事形式。
叙事无处不在，人们每天接触的各种各样的故事都可能成为建构“共同体”的素材。建构“共同体”的初衷是消除对立，化解敌意，因而它可以容纳更广泛的群体：“我们需要一个普遍的（即：全球规模的和数字网络的）讲故事模式，但这个模式必须是非对抗的讲故事模式（换言之，不耽于为自我表达而制造敌人）”，由此可称其为共同体叙事。
讲故事是一种让人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会讲故事、讲好故事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责任。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不仅可以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可以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彰显新时代的中国力量和中国形象，还能生动践行习近平倡议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只有讲好国际合作抗疫故事，才能很好回应国际社会共同关切的问题，向世界说明中国方案的合理性，中国故事的普适性，才能团结世界、凝聚人心，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在世界各国间达成共识，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国际合作抗疫故事，对中国制度、中国治理、中国抗疫经验进行深入生动的解读，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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