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的视角

曾鑫峰，黄海燕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活力强、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吸纳外来人口众多的区域之一，在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目前，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动能已进入转型期，亟须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档升级。体育产业作为国家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已经越来越融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长三角地区拥有丰富的体育产业要素资源，包括国际头部赛事、体育装备制造、体育休闲生态等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长三角地区越来越多的城市选择通过产业集聚的方式归集、重组体育资源，以提高资源利用与配置效率，放大体育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乘数效应。截至2021年10月，长三角地区已累积入选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23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36个和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34个，约占全国的1/3（国家体育总局，2021）。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跨区域体育资源共享、信息互通、项目合作等一系列区域协作举措被纳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经济区域一体化势必会加速体育产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塑和演变，助推体育产业集聚化发展。

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
二是既定要素投入下的产出增进，即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提升。有研究表明，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获得的增长并不能持久，更持久、更高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进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刘修岩，2009）。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体育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发展方向（廉涛等，2020）。产业集聚作为重要的空间组织形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赵祥，2012）。产业集聚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拥挤效应，产业经济增长放缓，它在不同属性的行业、同一行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也有所差异（沈能等，2014）。体育产业横跨二、三产业，体育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那么，产业集聚对两类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产业经济增长是否依旧处于要素投入型的增长阶段？考虑到体育产业的关联性、产业集聚的外部性以及长三角城市间密切的合作关系与地理位置，体育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集聚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对邻近地区体育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深入探讨上述问题，对于厘清体育产业集聚作用于产业增长的具体路径，合理规划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集聚区建设，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1 产业集聚、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增长

产业集聚作为典型的空间组织形式，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推动产业规模增长的重要方式之一。已有研究着重探讨了产业集聚与产业经济增长的关系。Porter（2000）指出，产业集聚可以通过提高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形成利于新企业诞生的环境3个方面对产业增长产生影响。吴三忙等（2011）利用我国1999—2009年省际制造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集聚类型对于制造业增长的影响，发现专业化集聚对于制造业增长的影响为负，多样化和竞争性集聚有利于制造业的产出增长。刘佳等（2013）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发现旅游业集聚对于旅游经济的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发展，学界不再局限于研究产业集聚与产业增长二者间的关系，因为仅研究产业产出或产值增长会掩盖其内在的机制特征。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指标，其对产业增长的贡献度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因此，学界研究转向实证探究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关系，首先聚焦在制造业领域。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制造业产业集聚不仅会带来集聚效应，还存在拥挤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相反影响。一方面，产业集聚通过规模经济、技术外溢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集聚会吸引该产业上下游相关产业在地理上趋于集中，使得中间投入品运输和单价成本降低，同时同质企业集聚后能共享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从而整体上降低生产成本，形成规模经济（刘修岩，2009）。王丽丽（2012）、王惠等（2016）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发现，产业集聚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间知识、技术的交流与学习，形成知识溢出，从而促进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提高，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的不断集聚，同样会引致企业间过度竞争、环境污染、创新动力下降等问题，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即拥挤效应。Brakman等（1996）提出产业集聚存在拥挤效应，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探究了产业集聚与产业增长之间的周期性演变，指出在产业发展初期，向心力起到主要作用，会促进企业的空间集聚，但当集聚达到一定水平时，拥挤效应开始显现，最终达到集聚和扩散的动态平衡。闫逢柱等（2010）根据我国两位数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发现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过度集聚会引发企业间价格的恶性竞争和公共设施要素的稀缺，导致出现劳动拥挤效应。Sedgley等（2001）指出，制造企业间的集聚使企业间的信息资源得到充分共享的同时，也降低了技术传播、复制的壁垒。另外，垄断企业会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兼并部分小型企业，使得行业整体的创新动力下降。

随着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近年对于服务业集聚的效应研究备受关注。服务业的本身属性决定了其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是无法分割的，对本地市场的依赖性更强，显示出更强的集聚效应（王晶晶等，2014）。服务业融合度高、关联性强的特征，使得服务业集聚产生更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马国强（2019）以我国2001—2016年旅游产业省际数据为样本，研究得出旅游产业集聚可显著促进地区的人力资本要素积累，进而促进本地区旅游产业的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韩峰等（2020）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显著提升了本地区中高端技术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周边地区也具有显著的溢出作用。

1.2 体育产业领域相关问题研究

目前，鲜见体育产业领域关于产业集聚、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制造业领域。宋昱（2011）指出，体育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依靠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其集聚可以实现大量企业的区位集中，加之成本递减规律影响，极易形成一个相对成本的优势区域。董进等（2016）认为，集群发展是体育制造业的主导模式，体育制造企业地理上的邻近会为其减少大量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并通过共享劳动力市场、中间品互补和知识溢出等方式摆脱对要素和投资的依赖，让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的增长动力。定量研究方面，一是计算体育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陈颇（2014）运用 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出 2003—2010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1.1%，其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李书娟（2017）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出湖北省2012—2013年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12.1%。二是进行两两之间的关系探究。唐鹏等（2016）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得出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空间集聚能够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汪艳等（2016）研究了2003—2014年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样本数据，发现体育制造业专业化集聚与产业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对于邻近省份体育制造业的产业增长有负向传导作用。

关于体育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理论经验总结上。李国岳（2006）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体育服务业都市集聚的现象，认为体育服务业与制造业不同，都市集聚是未来体育服务业的发展趋势。都市具有人力资源的蓄水池效应，可实现体育服务生产和传送成本最小化，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有助于体育服务业的产业增长。宋昱（2011）指出，体育服务业集聚的重要动力在于市场容量的支撑，消费者的健身和娱乐需求是体育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因此体育服务业必然在体育消费力量集中、市场规模更大的地区和城市集聚，其形成的马太效应又会使得具有优势区域的体育服务企业进一步发展，产生循环累积效应，促进产业效率提升。沈伟斌等（2016）认为，体育服务业作为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起初发展就具有规模效应。集聚区内的企业通过产业链的调节作用来降低生产成本，知识溢出作用又使得企业间形成非正式的知识交换场所，同时对周边地区具有更强的辐射效应。

基于上述，本研究发现：1）目前有关体育产业集聚、产业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制造业，体育服务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经验层面，鲜见数据的支撑研究。2）多数研究是对产业集聚与产业增长间关系进行分析，但无论是集聚效应还是拥挤效应占据主导，体育产业的增长趋势相对一致，从而忽视体育产业集聚对于产业增长具体作用路径的研究。3）目前研究主要是省域层面的研究，而各省域之间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历史政策等因素相差较大，易遗漏重要变量。同时，大型区域的集聚态势容易被其中不同集聚状态的城市作用所抵消。相较而言，城市或者城市群等中观层面的维度，其要素禀赋接近，可对比性、可参考性更强。结合上述3方面，本研究选取2014—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共41个城市的相关数据构成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体育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的集聚特征及其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体育产业集聚作用于产业增长的影响机制与动力，为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议。

2.1 体育产业集聚测度与空间特征

目前，有关测算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较为丰富，包括区位熵（location quotient，LQ）、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等，其中，区位熵能够更好地反映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情况，同时能够避免城市间的规模差异造成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参照焦长庚等（2018）、李海杰等（2019）的做法，选取区位熵作为衡量产业集聚度的指标：

其中，Lij/Li表明i城市j产业增加值占该城市总增加值的比重；
Lkj/Lk表明长三角地区j产业在长三角地区总增加值中的比重。各城市体育产业的相关数据来自《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发展报告》、各省市统计局和体育局网站、相关体育产业信息网站以及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的专项调查等。

为了进一步探究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集聚的空间特征，本研究运用探索性空间相关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的方法，利用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对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集聚的空间特征进行研究。全局莫兰指数如下：

该指数为正，表明地区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反之则为空间负相关。

表1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集聚度的莫兰指数检验Table 1 Moran Index Test of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Sports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全局莫兰指数只能反映整体层面的集聚情况。若要考察产业空间分布，需要通过局部莫兰指数予以分析。本研究基于邻接矩阵以2017年为例对体育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进行局部莫兰指数检验，并绘制了LISA集聚图（图1）。

图1 2017年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LISA集聚图Figure 1. LISA Agglomer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17

可以看出：1）长三角地区体育制造业“高-高”集聚区主要在浙江东部沿岸城市，以宁波为代表的制造业强市集聚了大批制造业企业。从整体上看，长三角地区体育制造业的空间分布相对均衡，“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城市均相对较少，尤其是同为体育制造业强省的江苏并未体现出很强的空间相关性，也从侧面反映出长三角地区体育制造业在功能划分和分工协作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2）长三角地区体育服务业的“高-高”集聚区主要在以上海为中心的相关邻近地区，“低-低”集聚主要覆盖安徽省大部分城市，体现出非常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也显示出体育服务业集聚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容量的重要依赖。目前，长三角地区体育服务业仍是以上海为集聚中心的“单极”空间分布格局。南京、杭州、合肥虽然城市自身体育产业规模较大，体育企业众多，但是作为省会对于邻近区域的功能辐射并不突出，体育服务业集聚的外部效益有待进一步挖掘，空间更为协调、发展更为均衡的多核心和网络状的长三角地区体育服务业空间结构尚未形成。

如在强化学生关于侧面描写和正面描写两种写作技巧时，笔者选取了《口技》一文作为讲解范例，笔者让学生在已经理解文意的基础上再次阅读，并根据“梦中惊醒”“渐入梦乡”和“火起群乱”三方面梳理文章的写作顺序，剖析该文章描写技巧的使用，而在学生对侧面描写与正面描写有所认知后，笔者又布置了与之相关的“音乐”描写，并让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采用侧面描写与正面描写两种写作技巧，使得学生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能够快速有效地与实践经验结合，真正提升其写作水平。

2.2 全要素生产率测度

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较为丰富，包括索洛剩余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DEA-Malmquist指数法等。比较每个方法的适用性和优势后，学界普遍认为DEAMalmquist指数法作为一种非参数方法，不受具体函数的限制，能较好地体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因此本研究也采用该方法进行计算。体育产业相关数据来源同上述，其他数据来源于各城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值以插值法进行补充。具体的指标选择和数据处理如下。

1）产出指标。该变量以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体育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增加值衡量。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2014年为基期，体育制造业增加值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PPI）进行平减，体育服务业增加值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进行平减。

2）资本投入。该变量用体育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衡量，但在各城市统计年鉴中并未单独对体育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测算，而是与其他行业进行合并，如将体育制造业并入“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体育服务业并入“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本研究参考李海杰等（2019）的做法，分别用体育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所属合并行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近似剥离出体育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样以2014年为基期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平减。此做法必然存在误差，但由于体育产业与所合并的产业如文化、娱乐等融合度较高（姚松柏等，2017），相互交叉的情况较为普遍，且所有数据均在统一路径下测算得出，其能够反映整体变化趋势。

3）劳动力投入。参考李海杰等（2019）的做法，采用增加值所占比重对“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从业人员”进行剥离，近似计算出体育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的劳动力投入（表2）。

表2 2014—2017年各城市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集聚度Table 2 Averag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and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Each City from 2014 to 2017

3.1 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的空间相关性检验，体育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此时若忽略空间相关性，很可能导致标准的估计方法失效。近年，空间计量学的不断完善为学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检验工具，其通过嵌入空间权重矩阵的方式捕捉变量间的空间依赖与溢出。目前，主流的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3种，分别为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bin Model，SDM），具体使用哪种模型还需经过一系列检验。本研究基于SLM模型构建了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模型：

其中，i、t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w为空间权重矩阵，LQit为核心解释变量，Xit为控制变量。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研究选取2014—2017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共41个城市的数据构成面板数据，其中涉及城市宏观经济的数据指标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研究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具体指标解释如下。

1）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体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由于DEA-Malmquist指数法计算出的每一年全要素生产率是相对于前一年的变化率，因此本研究参照高帆（2015）的做法，将得到的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转换为以2014年为基期的累计增长率。

2）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体育产业集聚度，即体育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集聚度的计算结果。

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3.3.1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Elhorst（2014）判别方法，还应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一系列检验，以最终明确采取何种模型最优。首先，依据Hausman检验结果（统计量为97.920 4，P＜0.01），得出固定效应更优。其次，两种被解释变量模型的LM lag、R-LM lag检验均被显著拒绝（表3），表明空间滞后项包含不可忽视的空间相关性，但是LM error、R-LM error检验未通过，因此SLM模型要优于SEM模型。最后，两种被解释变量SLM模型的Wald和LR检验均未被显著拒绝（表4），表明SDM模型需简化为SLM模型，因此，固定效应下的SLM模型为本研究的最优拟合模型。

表3 空间变量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结果Table 3 Results of Lagrange Multiplier Test for Spatial Variables

表4 体育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Table 4 Impact of Sports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1）体育制造业集聚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长三角地区体育制造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挤效应。体育制造业集聚降低了其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对体育制造业增长产生负向影响。

结合表2的数据不难发现，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体育制造业的优势区域，“起步早、规模大、基础厚”是长三角地区体育制造业的显著特征，但是其发展方式已经对体育制造业产生负向影响。以宁波、南通、扬州、台州、温州为代表的城市，早期通过“干中学”的方式集聚了一批外向型企业，用廉价的生产要素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以获取外企订单，进而吸引外商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形成规模经济，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获取可观的利润。但是这类传统原始委托生产（original entrusted manufacture，OEM）和家庭作坊的方式也带来诸多弊端。数据显示，宁波、南通、扬州、台州、温州等城市体育制造业的区位熵均大于1（表2），具有较高的集聚度，但在2014—2017年其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下降4.2%、5.4%、0.7%、5.5%、9.3%，呈现出与集聚程度倒挂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同质企业集聚引致的过度竞争。从价格方面看，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在南通调研时发现，随着新加入企业的不断增加，给行业内的制造成本和销售价格均带来负面冲击，由于缺乏自主品牌优势和技术创新壁垒，企业间必须通过价格竞争来获取订单（丰佳佳，2019）。从成本方面看，一部分来源于长三角地区整体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另一部分是制造体育用品涉及橡胶和化纤等材料的焊接、打磨、印染等程序，体育制造企业集聚给减排防污带来较大压力（董进等，2016）。在环境规制的背景下，企业的治污成本随之上升，整体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另一方面，来源于产业集聚带来的创新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生产技术的复制成本较低。宁波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关于社会资本进入宁波体育产业的问题和对策报告指出，由于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产权保护的缺失，体育制造业集聚加速企业间知识技术交流的同时，也加快了产品技术的仿制速度，使得企业的创新动力受挫，技术势差进一步减小（宁波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2019）。二是企业创新风险高、难度大。这在一些存在垄断性质企业的城市中显得较为突出。

目前，长三角地区体育制造业集聚整体上尚未形成分工协作明确、集体创新突出、拥有中介服务支撑的完整有序和互助互惠的生产体系，需要转向更高形态的集群化发展（邵桂华，2014）。长三角地区部分城市提供了先进经验，如苏州、无锡、常州、金华等城市体育制造业集聚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大于1。又如，以苏南（县域）、武进、张家港为代表的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根据自身城市禀赋集聚多种业态融合发展，不断鼓励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整合了一批以现代物流、信息服务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体育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再如，金华市体育制造创新环境氛围浓厚，并且聚焦垂直细分领域，诸如支架泳池等户外产品需要四五年的技术积累才能组织生产（李俏红，2019），这种技术门槛使得新入行的企业在区位选择和产品选择上更加谨慎，从而优化体育制造企业在空间上的分布。

2）体育服务业集聚系数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表明长三角地区体育服务业集聚并未提升体育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这说明长三角地区体育服务业集聚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依靠体育服务企业的空间集聚和体育服务业态的叠加实现产业增长，其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投入型增长而非效率型增长。

2014—2017年长三角地区体育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仅平均增长1.2%（表2）。主要原因：1）长三角地区体育服务业集聚的阶段性限制。长三角地区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位于前列，但整体上依然处于培育阶段，需要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规模投入完善体育服务业发展的生存要素。2）部分地区体育服务业业态集聚的要素根植性较差。目前，体育服务业的一些集聚形态，包括产业园区、运动休闲小镇、体育产业基地等，主要依托政府规划与决策，吸引社会资本大量涌入。但不应忽视地区自身条件与要素禀赋、当地消费习惯与消费能力，以及核心运动项目、体育院校、体育人才等产业优质要素，避免资金沉淀和资源错配（车雯等，2020），产业集聚的资源配置效应无法释放。3）体育服务企业集聚内部生产协作的产业链条尚未形成。这使得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服务业无形性和可测度性弱的特征，要求企业间必须签订详尽合同来防止道德风险和被套牢，是一种典型的合同密集型行业（Markusen，2005）。因此，与体育制造业通过规模生产降低成本不同，体育服务业集聚的显著优势在于降低企业搜寻信息资源的时间和精力，依托集聚区内体育服务企业的专业分工和合作机制，打通体育服务业的产业链条，快速形成集聚区的品牌优势，有效减少交易成本。但是目前体育服务企业间的业务分工不明晰，配套产业不完善，使得体育服务企业仅表现为空间集聚，并未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产业协作与关联效应受到抑制。4）体育服务业资源交易机制尚未盘活。产业集聚使得在该区域的企业竞争压力加大，效益低、技术弱的企业被逐渐淘汰，产生竞争效应，进而不断提高区域的生产效率。但由于体育产权交易平台的有待完善，依然有大批诸如赛事承办权、冠名权、转播权等涉及体育服务企业核心业务的体育资源采用传统的一对一产权交易方式，使得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依然偏高。

3.3.2 空间效应分解

Lesage等（2008）指出，由于SLM模型加入了空间滞后项，传统面板模型点估计的方法无法准确反映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了克服这种偏误，使用偏导数将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表5）。直接效应反映的是该地区自变量对该地区因变量的影响，间接效应反映的是邻近地区自变量对该地区因变量的影响。

表5 SLM模型空间效应分解Table 5 SLM Model Spatial Effect Decomposition

本研究发现，相较于体育制造业，体育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性更强。间接效应中，体育服务业集聚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长三角地区体育服务业集聚有利于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可能是由于：1）体育服务业核心城市与邻近城市存在较大的发展势差。体育服务业发展与城市的经济水平、市场容量、消费水平息息相关。大城市往往凭借其城市承载力和城市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优质和头部体育资源的引进，产业发展相较于周边城市拥有较大的优势。因此，虽然城市体育服务业的集聚并未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影响，但是相对于临近城市具有明显的传导空间。2）知识溢出与示范效应。一方面，服务业集聚的主要溢出通道是其知识溢出（王晶晶等，2014）。体育服务集聚程度高的地区往往具有更高水平的管理和运营经验。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推进，这种区域间尤其是邻近地区的人力资本共享将会愈发便利，有利于空间的正向溢出。如嘉兴市主动与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阿里体育（上海）有限公司等开展合作，借鉴和汲取其先进的园区管理经验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指导嘉兴市体育场馆和休闲健身项目发展，促进了该市体育服务业的增长（杨茜，2017）。另一方面，比较优势的演化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城市基础较为同质的区域，新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通过示范效应作用于邻近地区的产业演化，进而形成产业比较优势趋同的空间关联（毛琦梁等，2018）。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体育服务业的产业基础、发展规模、空间集聚差异明显，但是绝大多数城市在社会环境、文化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强的同质性。这种区位信号会使该地区更加积极地学习和模仿具有产业比较优势的邻近地区的发展经验、管理水平和知识技术。3）产业关联与共享客源市场。体育服务业本身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和外部性，尤其是竞赛表演、体育旅游等业态，能够拉动城市及周边地区交通、餐饮、住宿、娱乐等相关产业发展（黄海燕，2015）。同时，地理相近的区域更易达成体育服务项目的合作共识，为城市圈内包括体育赛事、体育旅游、运动休闲等产业的协作发展提供政策和制度支持。体育服务业集聚度较高的城市往往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人们的消费能力和健康意识较高，易形成客源市场的共享溢出。

4.1 结论

1）长三角地区体育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其体育服务业集聚态势更加突出；
长三角地区体育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浙江东部沿岸城市，体育服务业仍是以上海为集聚中心的“单极”空间分布格局，多核心、网络状的长三角地区体育服务业空间结构尚未形成。2）长三角地区体育制造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挤效应，其集聚降低了体育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对体育制造业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体育服务业集聚并未提升城市体育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其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型增长而非效率型增长。3）长三角地区体育制造业集聚并未体现出明显的空间外溢性，而体育服务业集聚对邻近城市的体育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体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4.2 对策建议

1）加快长三角地区体育制造业转型升级，避免拥挤效应。为发挥体育制造业集聚的正效应且避免负效应，应根据自身产业发展和当地资源配置情况，既做“减法”又做“加法”。一方面，宁波、南通等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对于新企业的建设和引入应更加审慎，减少低门槛、同质性强、低附加值的体育制造企业过度集聚，有效减少扎堆式、低层次集聚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同时，对于集聚区内部分效益低、技术落后的旧企业，可选择企业兼并和产业转移的方式，减少低效资源的配置。通过合理的兼并收购，可加快资源配置重组和产品结构优化，加速整合一批具有较强议价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多元化经营企业。另外，也可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将部分依靠低水平代加工的企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集聚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重新发挥其规模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适当引入如产品研发、品牌设计、基础物流、战略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介入体育制造业产业链条中的研发、营销、设计等上游环节，通过增加知识、技术等高端要素助力体育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努力培养一批具有自主品牌的创新型企业。对于扬州、泰州、南通等研发实力不强和人才吸引力较弱的城市，可积极与邻近知识技术产业密集的城市如南京、上海等开展跨区域合作，形成“飞地”经济，促进区域内技术效率的提升。

2）释放体育服务业集聚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短期的粗放型增长不是体育服务业发展的持续动力，过早的资本深化并不利于长三角地区体育服务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应不断推进体育服务业的增长模式由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转向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对于如体育赛事公司、体育经纪公司等中小企业的集聚，一是应积极引入包括金融、咨询、科技等相关配套产业，不断完善和发展对于体育服务企业中间服务的支持，形成当地产业的多样化集聚，提高体育服务中各环节的运营效率。二是充分发挥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的作用，真正让赛事承办权、转播权等核心体育资源实现市场化运转，不断提升中小企业的市场氛围和环境，让企业集聚的竞争机制和交易机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如运动休闲小镇、体育特色小镇、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等多业态集聚，应根据当地产业发展情况、资源禀赋和消费习惯与水平审慎选择与引入相关业态，厘清产业发展逻辑和盈利模式，避免出现地产化现象，将资源配置交由市场，发挥集聚效应。

3）优化长三角地区体育服务业协调发展机制，放大溢出效应。一是从制度设计方面，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完善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创新合作机制，促进城市间体育旅游资源、赛事合作资源、技术管理经验等的共建共享和互相协作。二是围绕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打造体育服务集聚圈。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共享市场效应，融入长三角都市圈同城化建设，有效利用和开发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优越的自然资源，就体育赛事、体育旅游等项目开展深度合作，与邻近中心城市的体育服务业形成良性互动，围绕目标消费群体打造体育服务都市圈，将目前“单极”的体育服务业空间格局向多核心、点状式的空间分布转化，进一步放大体育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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