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沧江流域的河流命名文化与水生态文明观探析

⊙袁晓仙

“地名是一种文化，地名的起源与人类的语言、生产、社会活动同步。”①韩茂莉：《中国地名文化》，《环球人文地理》2021 年第9 期。当前，研究者多从文化地理学视角探讨地名文化演变中的人地关系、文化扩散、空间认知、地方认同等问题，②参见纪小美、樊艳萍：《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内地名研究述评》，《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 年第2 期；
周尚意：《中国地名的文化地理特点》，《中国民政》2020 年第1 期；
黄嘉翎：《地名文化空间扩散模式挖掘方法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年。从地名角度探讨族群活动空间、文化变迁及其蕴含的区域自然地理特性。③参见李瑞：《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的语义类型分析》，《内江科技》2011 年第6 期；
牛汝辰：《黑龙江流域满语地名文化特征》，《中国地名》2019 年第1 期；
李巍、杨斌：《藏族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生成机制与保护策略——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为例》，《地理研究》2019 年第4 期；
牛汝辰：《百越语地名文化研究》，《中国地名》2020 年第4 期；
周宏伟：《百越族群与湖南区域地名的汉化进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 年第3 辑；
王倩倩：《西双版纳勐龙镇傣族聚居地的龙文化现象》，《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 年第5 期；
陈庆江：《文化视野下的云南历史地名》，《中国地名》2015 年第12 期；
陈庆江：《〈徐霞客游记〉的人文地理学和地名学内容》，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江阴市人民政府编：《徐霞客研究》第21 辑，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 年，第8—17 页；
陈庆江：《试论古代云南政区地名的第一次大变迁》，《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5 期；
高丽瑛、贾文毓：《中国山水类乡镇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商洛学院学报》2019 年第4 期；
涂风帆：《从地名解读重庆水文化历史渊源》，《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9 年第6 期；
钟佩、段文军、贾芙豪：《桂林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19 年第4 期。现有研究表明，地名文化与区域环境及特定群体的环境认知和实践密切相关，但还需进一步探讨以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特征标识区域差异的地名与人类环境认知和实践的关系。澜沧江流域水文水系类地名居多，这类地名揭示了水域环境差异及各民族用水实践和水文化的差异。①参见石奕洁：《孟连县地名文化研究》，《中国民族博览》2020 年第1 期；
戴亮红：《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
段雨辰：《泰国北部地名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基于此，本文以澜沧江流域河流名称为例，试图从环境史视角揭示河流命名文化所反映的人类认识、适应不同的河流环境并开发利用各类河流资源的过程，以及水生态文明观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水患灾害防御中发挥的作用。

（一）传统说

中国境内的澜沧江流域作为国际河流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上游河段，发源于今青海省杂多县，流经青海、西藏、云南三省，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关累镇出境。历史时期狭义的“澜沧江”一般是指流经云南境内塔城关（今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至车里（今西双版纳）的一段干流的名称，其支流则各有名称。《卫藏通志》载：“澜沧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噶尔机杂噶尔山，名杂楮河，一源于喀木之济鲁肯他拉，名敖木楮河。二水会于察木多庙之南，名拉克楮河。流入云南境，为澜沧江。南流至车里宣抚司为九龙江，流入缅国。”②和琳、松筠、和宁：《卫藏通志》卷三《山川》，邹宝山整理，《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西部卷一》，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 年，第536—537 页。杂楮河即今杂曲，敖木河即今鄂穆曲，察木多即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市。又：“澜沧江（注：番名杂楮必拉）……至云南塔城关西，入丽江府，曰澜沧江。”③和琳、松筠、和宁：《卫藏通志》卷三《山川》，邹宝山整理，《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西部卷一》，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 年，第545 页。根据上述材料，上游西藏境内二源于今昌都市合流之后至云南塔城关干流一段的名称为拉克楮河，中游云南境内纵贯横断山脉至哀牢-无量山脉一段的干流为澜沧江，而下游纵贯西双版纳九龙（隆）山一段则称九龙江。可见，同一干流在不同流段有不同的名称，“澜沧江”由一段干流之名成为全干流和全流域的通称，是特殊性代表流域整体性的衍生意义。

澜沧江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先秦时期，《禹贡》和《山海经》分别记载澜沧江为“黑水”④《禹贡》载：“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此处的黑水，有西南黑水说和西北黑水说，其中西南黑水说包括金沙江黑水论、澜沧江黑水论、怒江黑水论，而说者多以澜沧江为黑水。参见胡渭：《禹贡锥指》卷十二，邹逸麟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97—408 页。和“洛水”⑤《山海经》记载的洛水、洵水、罢谷水、洋水等皆为澜沧江流域水系，洛水为澜沧江干流之名。参见周明初校注：《山海经》，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年，第25—27 页；
吴任臣：《山海经广注》，王兴芬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 年，第15—16、42—53 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澜沧江称“劳水”，又名“兰沧（仓）水”。《华阳国志·南中志》行者歌：“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⑥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四，任乃强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285 页。黄懋材的《澜沧江源流考》认为“澜沧之名始于此”。⑦黄懋材：《西徼水道》，《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西部卷一》，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 年，第658—659 页。又《水经注》：“按：永昌郡有兰仓水，出西南博南县。”⑧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六，陈桥驿注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551 页。兰沧（仓）水即澜沧江中游干流流经博南山一段的名称。方国瑜先生考证汉朝时期流经益州郡、牂牁郡、交趾郡而入南海的劳水为澜沧江。⑨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176—185 页。唐朝时期，发源于昆仑山脉之诸水，山北者一般称河，山南者一般称江，兰沧水源于昆仑以南，故被称作“兰沧江”。明朝时期，李元阳称：“澜沧江，俗名浪沧，源出金齿，流经府西南二百余里，南至车里。”①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357 页。胡蔚按：“兰沧江，即黑水也，源出吐番鹿石山，本名鹿沧，流入滇境，首过丽江府，今废兰州，故名兰沧，后讹名澜沧，今又讹为浪沧。”②倪辂辑：《南诏野史会证》，王崧校理，胡蔚增订，木芹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386 页。这里以山名水和以城镇名水，均为古人地名命名的惯常方式。

由上可知，“兰沧江”“澜沧江”“浪沧江”属于同音异写的河流名称。该名称源于汉代，关于其由来，一说澜沧、浪沧一名因澜沧江下游一段的金齿而得，二说鹿沧江一名因上游河源吐蕃鹿石山而得。显然，同一河流不同流段的名称与特定流域内常住居民的命名方式有关。今人则认为，“澜沧江在汉代称为兰苍水，其字义是青水或绿水，而现在藏语称为杂曲，汉义是清水”。③李文实：《〈尚书·禹贡〉雍州地理今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 年第3 期。可见，“澜沧江”一名的由来与其河源相关，与水文特征相关，与流域内不同民族的河流命名方式相关，还与不同时代人的认识和传承方式相关。至明朝时期，“澜沧江”一名成为澜沧江流域的通称，具有标识河流自身及其影响力的内涵。

由于澜沧江流域上中下游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不同河段的土著居民对澜沧江有不同的称呼。上游的藏族牧民称之为“拉楚”，拉楚河、拉克楚河意为“獐子河”。澜沧江河源区河谷的森林、灌木丛中多獐子，是牧民们捕猎的对象；
中下游山居彝族称之为“拉策”，意为“老虎跌入的江”，而连老虎行走于澜沧江岸边都可能不慎跌入江流坠亡，足见其两岸形势之险峻；
下游的傣族则称之为“南洭罕”，意为“金江水”，强调其对稻作民族生产生活的重要性。④参见词典网“澜沧江”词条，2021 年11 月5 日，https://www.cidianwang.com/lishi/diming/9/78309zd.htm，2022 年8 月5 日。又说，傣语“澜沧”意为百万大象，⑤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名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4 页。澜沧江下游是象群栖居之地。可见，澜沧江上中下游的名称均明显带有流域内各民族独特的河流命名文化特征，揭示了同一流域不同流段的民族地理观、水文化观及水文情势的差异，这在上中下游支流水系的命名文化中尤为显著。

（二）衍生说

澜沧江流域内众多民族对河流环境认知和河流资源利用实践的多元化，使得“澜沧江”一词具有更多的衍生意义。明朝时期，与澜沧江同时出现还有澜沧山、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澜沧驿，这些地名实际上是澜沧江作为人类政治和军事活动的产物。明洪武“二十九年，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以州隶之”。⑥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393 页。而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所处的蒗蕖州“唐时，地名罗共赕，们啰们啰、麽鈭岁三种蛮世居之”。⑦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394 页。事实上，蒗蕖州并不位于澜沧江流域的核心区域，而是在挨近金沙江更北的地区。这是出于边疆界限和军事防御的需要，而且“澜沧山，卫、驿皆以此得名”，⑧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七十四·志四十九·地理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2335 页。即澜沧卫、澜沧驿都是以澜沧山来命名的。明王朝认识并利用澜沧江主要干支流的险峻形势，将之作为军事布防重点和区分民族统治政策的界限，“江内”“江外”之分，“因人而治”“因俗而治”的土司政策便是这样的产物。

澜沧江干支流险峻的环境形势有二：其一，山高谷深，水势汹涌，难以渡济。澜沧江“自发源至此，历五千余里，两岸皆崇岗叠巘，无一隙之坦途，急溜奔泷如银河倒泻，舟楫罔通。下游经历南掌、暹罗又五千余里，亦复如是”。①黄懋材：《西徼水道》，《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西部卷一》，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 年，第659 页。澜沧江上中游如银河倒泻，舟楫罔通，可见其水势落差之大，流速之快，水体环境之复杂。澜沧江上的霁虹桥畔，“洪武间，镇抚华岳铸二铁柱于两岸以维舟，然岸陡水悍，时遭覆溺”。②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228 页。即便在可通舟架桥的流段，其水势亦猛悍至极，维系在铁柱上的船只也难免覆溺的厄运。其二，河谷地带，毒瘴丛生，涉水易丧命。澜沧江河谷地带在20 世纪60 年代以前一直都是重瘴区域。澜沧江干流山高水深、水势迅疾、水瘴恶毒，是阻断交通、军事防御、阻隔文化扩散的安全屏障。这是“澜沧江”一词被赋予的文化或军事意义，是地名文化空间扩散的结果。

“澜沧江”流域内以江河之名命名的城镇，皆可反映人类择水而居的聚落分布规律。如：1915 年镇边县更名为澜沧县，因东濒澜沧江而得名；
③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名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64 页。临沧县名、专区名取濒临澜沧江之意；
④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名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8 页。双江县因澜沧江、小黑江两江纵贯一县而得名；
⑤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名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1 页。沧源县1934 年由澜沧县析置，取来源于澜沧之意。⑥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名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1 页。这些以濒临澜沧江而得名的城镇，反映了澜沧江在政治区划和区域行政差异方面的意义，代表着一种确认其统治范围的寓意。

澜沧江流域每一条河流的名称都浓缩着人类与河流互动的密切联系，是对河流水文环境状况和自然地理特征的记录，更是人类认识、适应河流环境，并利用河流资源的直接体现。

（一）河流命名体现民族文化和河流环境差异性

澜沧江流域众多支流的名称差异，源于不同流段的河流水文环境、自然地理条件及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具体来说，澜沧江上游的河流名称带有以藏族为主的氐羌族系文化特征，下游的河流名称带有以傣族为主的濮越族系文化特征，而中游的河流名称有显著的融合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的“混合多元”特征。

1.上游以藏族为主的氐羌族系河流命名方式

澜沧江流域青海、西藏境内昌都以北至河源的范围属于上游区域，澜沧江上游的河流、山川之名多取自当地番名，几乎都带曲、楚（又写作楮、褚）、云、水等地名通名，根据藏语命名规律和释义，“番名山曰拉，水曰曲（一作楚），滩曰通（一作塘），沟中有滩曰云，无曰囊或曰隆曰科，两水之交曰松多，峡曰朶，湖泊曰错，今概循用蕃称，以符名从主人之义”。⑦周希武：《玉树调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年，“例言”，第11 页。再者，曲意为河；
贡或岗、冈即山梁；
“咱”意为“急”，指流水急响声大，反映了河流流速产生的视听效果；
岗久即雪山尖，⑧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名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8—219 页。反映了雪山的形态和河流水源于雪山融水的事实。例如，杂曲的藏语意为“从山岩中流出的河”，⑨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省志（七）·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志》，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0 年，第363 页。说明河源区水源主要是积雪融水，因积雪融水量有限，往往无法形成明流，大多伏流于山岩砾石之中，形成湿地、河滩地或沼泽地。又，昌都的藏语意为“水汇合口处”，①《中国河湖大典》编纂委员会编著：《中国河湖大典·西南诸河卷》，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 年，第3 页。因地处三河一江交汇之处（昂曲、扎曲、色曲、澜沧江）而得名。以藏族为主的蕃民山川命名方式体现了其对河流水源、水系、水势等水文环境的认知和描述。

澜沧江上游河源区的河流名称明显异于中下游河流名称，前者的特点是带“曲、涌”等地名通名。从字义来看，“曲、涌”二字描述了河源区水源以雪山冰川融水或沼泽滩地涌水为主的状态，而细少的水量、弯曲的河道、平缓的水势不易造成水患，却是滋养草山、草原的重要水源。因此，每一条支流河谷、河湖周边及沼泽滩地皆为宜牧之地，均分布着随季迁徙的牧帐，是牧民最为集中的牧区。例如，“子曲，又名孜曲，均系藏语音译，意为‘百花草河’，因流经一条长满百花草的峡谷而得名”。该河“上游为夏季牧帐，牧民多在近水避风处扎帐；
中游以下渐为冬季牧场，牧帐增多，尤其在一些支流山谷中较为密集”。②《中国河湖大典》编纂委员会编著：《中国河湖大典·西南诸河卷》，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 年，第7 页。藏区“夏牧于高山，冬牧于河谷”的季节性放牧，既避免了夏季河谷水势泛涨可能造成的水患，也利用了冬季河谷温暖、湿润可供放牧、可避雪灾的优势。而牧民定居点和少量的农田几乎都分布在支流下游的河谷两岸。可见，上游牧民的河流命名既揭示了河源区河流以季节性雪融水为主，水势平缓、水量少等水文环境特点，也标识了牧民逐水草而居的季节性游牧空间。

2.中游融合了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的河流命名方式

澜沧江中游的洱海流域居住着白族、彝族、纳西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也是汉族集中聚居区，河流名称带有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例如，洱海、西洱河古称“昆明池”（昆渳池），不同民族对“昆明”一词的释义各自不同。彝语地名说认为昆明是彝语“呵密”“沽弥”“嘿米”的音译，意为海边或水边之地；
白语地名说认为古代的昆明族是白族先民，原居住于洱海一带，后向外迁徙。③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名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 页。此外，“洱、贰中古音俱作ni，与磨些文鱼字音同，则洱河者或是古代磨些族地名，意为多鱼之河耳”。④樊绰：《蛮书校注》，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39—40 页。磨些族即纳西族，多鱼之河表明洱海盛产鱼类的良好生态环境。而“大理府，三代时，国曰昆弥，以水名”。⑤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06 页。以水名国反映了历史时期洱海对当地社会群体生产生活的重要性。可见，白族、彝族、纳西族等对洱海的命名及释义反映了该流域适宜人居的水域环境特征，即水质清澈、水势缓和、河湾湖滨之地盛产鱼虾等，为当地居民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鱼虾等水生食物，而且水势和缓不致造成严重水患，民众皆沿水而居。

另外，澜沧江中游一些河流名称带有区域历史演变的痕迹。以“漾濞江”为例：据考证，唐朝时期六诏之一的蒙嶲诏又名“样备诏”，“疑样备即蒙嶲，因在漾濞江上得名，样备即漾濞音字也”。⑥倪辂辑：《南诏野史会证》，王崧校理，胡蔚增订，木芹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6 页。漾濞江因地势险峻为古代军防区域，因漾濞江而衍生出的名称有南诏时期的样备诏，以及明清时期沿江而设的样备巡检司、样备驿、样备堡，反映了漾濞江流域从独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管辖区域演变为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边疆区域。如今因漾濞江而得名的漾濞彝族自治县直接说明河流之名所指称的人群及其聚居空间。此外，澜沧江中游流域以水利事迹命名河流的方式较为突出，如“罗时江”是为纪念唐南诏时期当地居民罗时兄弟开凿河道排涝的事迹。这种以水利英雄之名作为河流名称的情况，在整个澜沧江的上、下流域都很少见，说明中游洱海流域是整个流域内古代水利工程事业最为兴盛的区域，这与其作为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直接相关。

同时，澜沧江中下游流域的傈僳族、怒族、布朗族、佤族等山居旱作民族为避免河谷瘴气、洪涝等灾害，多居于山腰、半山腰或山顶平缓坡，生活生产所需水源多依赖森林龙潭之水。例如，傈僳族认为龙居于水中，龙潭（傈僳语为lut ku，鲁枯）、洪水（傈僳语为mutmel lomel，姆梦捞梦）因神龙降暴雨所致，泥石流、滑坡（傈僳语皆为lut hoq，鲁胡）因龙滑动所致。①袁晓仙、独玛拉姆、和美堂：《鬼神观念与流动迁徙：傈僳族的灾害文化探析——基于兰坪县营盘镇的调研考察》，内部资料，2019 年5 月。该田野调研报告系201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中期阶段研究成果和云南省民委2019 年度民族文化“百项精品”工程项目“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研究成果。因此，水旱之际于龙潭祈福祷告，干旱则求龙神降雨，水涝则求龙神收雨。山居旱作民族关于龙潭及水患灾害的命名释义，体现了一种畏水、避水、敬水的水患灾害防御方式。

3.下游以傣族为主的濮越族系河流命名方式

澜沧江下游的河流之名均有傣族、佤族、布朗族等濮越民族的文化特征。例如，普洱“为哈尼语地名，意为水湾寨”。②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名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1 页。拉祜语的南戛意为小溪，南（na31）意为水。③张琪：《澜沧拉祜语村寨名研究》，云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11 页。壮族、泰族与傣族同为古老的百越稻作民族，他们聚居的村落、城镇等地名普遍使用板（版）、猛（勐）、孟、汪、那等地名专名。在傣语中，勐、孟、木、谋、猛、蒙意为地方、区域，曼、芒、忙、漫、蛮意为村寨，东、董、栋意为坝子，景、姐、井、遮意为城镇，南、琅意为水、江、河。④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名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6—197 页。勐戛河流经的勐戛坝、勐遮河流经的勐遮坝等多为傣族聚居之地，傣语“勐戛”意为盛产水稻的地方，“勐遮”意指被水浸泡过的平坝。⑤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名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7—118 页。这些河流名称揭示了澜沧江下游各民族村寨的分布状况，同时也记录了其依靠河流水源灌溉农田，以水田稻作为主的生产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澜沧江下游流域以“南”为江河通名的居多，这揭示了水傣喜水、傍水而居的分布特点。如南碧河，傣语“碧”意为错，即错谬的河；
南斑河，“南斑”意为凉快舒适的河；
南阿河，傣语意为臭水河；
南腊河，傣语“腊”为茶，意即茶水河等。⑥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名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2—133 页。这些河流名称揭示的河流水文情势，表明傍水而居的居民最了解哪些河流环境适宜居住，哪些河流环境险恶，不能轻易涉水。例如，“猛迺河，水极恶毒，夏秋山溪泛溢，瘴毒尤甚，即沿河居民无有敢涉，其水者盖恶溪也”。⑦郑绍谦：《普洱府志》卷六《山川 堤堰》，清道光二十年刻本，第16 页。猛撒渡、猛戛渡、蛮铁渡、蛮乐渡、蛮叠渡、猛班渡、蛮白渡，这七个渡口因水势险峻，“俱是紧要江口，每渡额设土练一百名，常川巡防，堵御江外猡黑”。⑧郑绍谦：《普洱府志》卷六《山川 津梁》，清道光二十年刻本，第33 页。可见，傣族关于河流的命名规律揭示了水文情势对人类活动空间的限制，即水质良好、水势缓和的河流成为居民生产生活的空间，而水质臭毒、水势险恶的河流不仅是居民日常活动的禁区，也是边地关隘布防的重镇，是居民防御外敌侵犯的屏障。

（二）河流命名体现水利工程的用水方式

澜沧江中下游流域以农业灌溉为主的传统水利工程多集中于箐谷溪流等支流水系，因而这些支流多以泉、池、堤、堰、坝、沟、渠、井、龙潭等命名。该地域水利工程利用溪流天然形势进行生活取水、农业灌溉和水患灾害防治，是历史时期人类适应和改造河流环境最显著的活动，体现了澜沧江流域人工水系的形成与范围，是流域内水利人文景观改变自然河流景观的重要部分。

当地的地下泉涌水往往以泉、池、龙潭等命名，是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明朝时期，大理地区“九龙泉，在佛光山下，泉有九孔，俱自石窍中涌出，灌溉赖之”。①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31 页。又有“星鲤泉，在邓川州东十里，自山麓石岩下涌出，注为池，……灌溉甚多”。②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33 页。该地区的农田主要依靠周边的龙潭、山泉水灌溉。除天然涌水的泉潭，也有人工凿筑的渠塘水池资以灌溉。“乌龙池，在州西南五十里，居民堰之以灌田。”③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33 页。“又有郑家塘、淑人塘、南庄塘、团山塘，远近不一，皆利灌溉。”④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288 页。景东地区“天泽塘，在乐平山椒，其麓有田亩，艰于灌溉，知府猛寅凿塘注水，自是农人不复熯旱之忧矣”。⑤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384 页。因此，山泉出水、凿塘蓄水、引水灌溉是该流域内的传统水利模式。

由人工引山涧溪流之水筑堤、开沟进行自流式灌溉的溪流往往带溪、涧、堤、渠、沟、陂等地名通名。例如，洱海流域“十八溪，源自点苍山椒，悬瀑注为十八溪……各夹于十九峰中，所经皆有灌溉之利……”⑥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31—132 页。十八溪各有名称，溪水穿城过村，除生活取水和农业灌溉之外，还可预防水旱、火灾。如“穿城三渠，南曰白塔江，中曰卫前江，北曰大马江。此三渠者，穿城而东出，一以备火灾，一以灌溉城东之田”；
“御患堤，在府城西，即城濠也，面阔丈五尺。暴流沙石，再岁不浚，则与堤平”。⑦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46 页。这些人工修建的堤渠沟坝需定期疏浚，若荒废不修则溢塞为患。类似的还有麻黄涧、甘陶水塘、横江堤、弥苴佉江堤、罗时江堤、上下登堤、大水长堤、溪登渠、三水陂、三江口渠等，⑧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47、149—151 页。这些谷箐渠水使“诸山田皆有灌溉，或自山脊分泉，或横山腰引水，其凹凸硗确之处，凿石为坝，不使断续，古渠痕迹仿佛俱存”。⑨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50—151 页。当地居民或分泉、分流引水，或于山腰筑坝蓄水，使山涧田地皆有水源灌溉。

可见，这些河流之名揭示了当地人民利用发源于箐谷溪流之水建设人工水系进行农业灌溉的过程，是澜沧江流域自然状态受人类活动影响最显著的区域。

（三）河流命名描述河流水文环境特征

“由于水源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区域水文特征很容易成为村落定位以及命名的重要条件。各类水体的名称、水质、颜色、流向、水势等因素都可以在地名中得到体现。”①李瑞：《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的语义类型分析》，《内江科技》2011 年第6 期。河流之名能够反映人类对河流水文环境的原始认知，即河流水文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利与弊。例如，“黑水，在湾甸州南，每岁至五六月，水自地出，人马近之则病，饮之则死。土人用毡浸水中，久之取出，毫可杀人”。②刘毓珂等：《永昌府志》，清光绪十一年刊本，第338 页。黑水、瘴母之类的名称直接说明澜沧江下游某些河谷瘴毒丛生的环境不宜人居。

澜沧江流域部分河湖直接以鱼类、水生植物等特色水生生物命名，揭示了这些河湖特殊的生态环境。例如，“上仓湖，……周回四十里，中产莲花菜”，当地人又称莲花池；
③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31 页。又“油鱼穴，在州南二十里。中秋则鱼长仅二三寸，十月望则绝”。④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33 页。类似的还有普河鱼池、星鲤泉等均以湖中鱼类之名命名。这类河流名称反映了某些水域良好的生态环境适宜多样性水生生物繁衍。例如，洱海流域的地方志物产类中记录的鱼类有鲤、鲫、鳊、鳅、鳝、金鱼、油鱼、白鱼、江鱼、湖荡鱼、玳瑁鱼、细鳞鱼、竹钉鱼、抖叶鱼、石蟹、虾、螺等；
水禽类有水鵽、旱鵽、白鹭、鸳鸯、鹡鸰、青鹧、老鹳、鹧鸪、紫背鸬鹚、长尾鹌鹑、水葫芦等；
蓏属有菱、藕、荸荠、茨菰、甘蔗、茅芭蕉等，这些水生生物成为当地居民的食物来源，验证了洱海为多鱼之水的特点。明清时期洱海流域有专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在剑湖、洱海地区还设置了河泊所征收鱼课，足以说明当地渔业经济的重要性。

此外，许多泉流溪水直接以河流的水质、流势、形态等水文特征命名，是其水文景观的直接体现。例如，“瀑布泉，在点苍山应乐峰之南涧，曰梅溪。夏秋瀑布下有盆涡，盆中有一激石，其大如马，水激石跳，铿輷如雷”；
⑤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32 页。“剑川，在州南十五里，即湖尾。水曲流为三折，形如川字，州以此得名”。⑥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300 页。类似的还有香泉井、绿玉池、春水、鹦哥水、白石潭、清溪渠、珍珠泉等地名直观呈现水质状况。以河岸风景命名的河流也很多，如溪沟又名万花溪，因“夹溪十里，花卉繁茂……邑人四时游焉”。⑦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32 页。而水源于山林，山河同名现象在河流命名中最为突出，如普洱地区九龙山有九龙江、南京（景）山有南京（景）河等。这些河名对应的河流景观是当地居民的山水文化，也是文人笔下山水风光的原型。

（四）河流命名体现宗教、传说色彩

“自然地名是一个地区自然状况及其特征的反映，也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组成情况的反映。”⑧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地名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2 页。澜沧江流域以宗教信仰、传说等命名的河流名称体现了流域内居民水文化信仰、禁忌和自然崇拜，反映了人类对于未知或者不可控制的河流环境可能造成灾害的畏惧心理。

澜沧江在傣语中意为“百万大象”，西双版纳就有一句谚语：“傣族依靠大象，大象依赖傣族。”①于坚：《众神之河：从澜沧江到湄公河》，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195 页。将大象与河流联系起来，以象群作为澜沧江这一河流的重要标识，既反映了澜湄流域作为亚洲象栖居地的事实，也折射出一种对河流、对森林、对百万象群蕴含的伟大力量的崇拜和信仰。在澜湄流域，亚洲象被人们视为热带雨林的百兽之王，白象被视为佛祖的化身。大象作为一种野生动物成为澜湄流域各民族自然神灵谱系中重要的崇拜对象。

澜沧江流域以宗教或传说命名的河流、泉潭等，往往是人们祈福禳灾、敬畏崇拜的对象。人们将龙潭中的鱼类视为“龙”而不敢捕食，或将龙潭视为龙居之地而不能随意出入。例如，“南诏潭，在邓川州西二十里，潭阔十余亩，其潭心深莫测，三山环峙，万木阴森，一面为石墙。世传昔人避兵处，今遇岁旱则祈祷焉”。②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31 页。龙潭则因环境僻静、池渊深幽及形势险峻，被视为神龙居所，人们不敢轻易靠近。例如，“普河鱼池，在赵州东北五里，池中多鱼，人不敢捕，云龙王兵也”。③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32 页。云南很多龙潭都是祈风祷雨之地，禁食龙潭之鱼、于龙潭避祸求雨等体现了古人对神龙、龙王、水神的崇拜和敬畏心理，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以宗教、传说命名的河流不仅表明宗教传播过程，同时也是为了纪念那些利用泉井、河湖之水解决水旱灾害、祛除疾病的英雄人物。例如，“卓锡泉，在城北三十五里喜州大慈寺前，昔有神僧卓锡得泉”。④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35 页。类似的还有观音井、观音河、龙湫、象脚井、诸葛寨泉等，如顺宁州的“观音井……水泉甚艰，行者多苦于渴。有夷人忽见一老以杖触地，心甚异之，及往视，则老人不见，而泉水涌出，至今行者利之。说者以老人为观音大士也”。⑤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381 页。

园路及风景园林内土建部分施工完成后要进行养护，养护的主要方式是适当洒水并覆膜保护，防止水分蒸发过快，导致开裂现象发生；
另外在景观小品养护上，要定期巡视，做到每天对指示牌、亭台、楼阁等进行卫生清理，休闲台及板凳等做到清洁卫生；
发现垃圾桶损坏或生锈应及时刷油漆。

温泉水质含有天然硫磺等矿物质，对风湿、皮肤病、腹疾等均有明显疗效。对温泉的命名显著地表现了温泉作为特殊水域环境具有医疗愈疾、养生健体的作用。例如，“救疫井，在点苍山下，相传有疫疠者饮之即愈”；
⑥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132 页。“春水……至春益盛，有硫磺气，郡人于二三月间和盐梅、椒末饮之，谓能去疾”。⑦邹应龙、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上册，刘景毛、江燕、胡华生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年，第301 页。《浪穹县志略》载：“天生磺，出治所九气台。……专补命门真火，并且治脾胃虚寒、胸腹胀满、久患寒泻、阴痿精乏、腰膝冷痹、中风喘嗽以及妇人子宫虚冷、绝孕十年无子等症。……可证者，九气台居民，向无不产之妇。”⑧周沆：《浪穹县志略》卷二《地理志·物产》，清光绪二十九年抄本。苦泉、灵泉、救疫泉、春水等温泉名称既反映了其可祛疾健体的水质状况，也折射了医疗水平有限的古人对利用温泉愈疾健体的感恩、崇敬之情。因此，流域内各民族因水质的疗愈价值产生了崇水、敬水文化。

澜沧江流域内河流、湖泊、龙潭、池塘、渠堰等不同水域形态的命名，不仅描述河流的形态、水文及周边自然地理等环境状况，还标识水域周边的人居行迹，既表达人类对河流资源的认知和需求，也说明河流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的资源性和限制性影响。由此而诞生的河流名称折射了人们关于河流、湖泊等水域环境的水生态文化认知与实践。

（一）河流命名中“人水行迹”标识的生态空间

澜沧江流域以水速、水势、水温、水量、水域形态等命名的河流名称，揭示了古人关于河流生态系统及其干支流作为流域整体的认知过程。这种认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以河、江、水、溪等命名的干支流水系之间汇合或分流的状况，揭示了干流与支流之间小水如何汇聚成大水，大水又如何补充小水的关系。二是关于以潭、塘、井、池等命名的地下泉涌水，结合分水岭和水源山川的位置，揭示了流域内地上水系和地下水系之间的关系。所谓“江泉”“江眼”等潭池之水与江水同清浊或同涨落的情况便是地下泉涌水与江水相连的明证，这也是本文将高山之上看似与河谷溪流无汇流关系的龙潭、泉水等纳入流域范围的原因。三是关于以渠、堰、堤、坝等命名的水域明显揭示了人类利用和改造河流的方式。这是基于对自然水系状况的认知而形成的人工水利图景，反映了人类生产生活对流域造成的局部影响。以上三种地名描述了自然水系和人工水系如何构成河流和流域的过程，即河流的自然空间和人为空间如何形成的过程。

此外，澜沧江流域河流命名方式还揭示了河流作为自然系统的空间组合之一，与山脉、森林、土地等其他空间共同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的形成、构造和功能与其周围的地势、山脉、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例如，河流的形态、河道走向、河水来源等与不同流域的自然地理状况紧密相关。以河水之源为例，河流上游的高山雪融水、季节性降水直接受气候因素和地势的影响，高山森林之中的泉水、潭水直接与森林、土壤涵养水源的能力相关。澜沧江流域内不同民族均有关于保护水源地、水源林、神山、圣水、龙潭的生态实践，以及竜林、山神、树神、水神、龙神等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禁忌信仰。事实上，这些观念和行为体现了流域内各民族最朴素的类似“山水林田湖草”一体的生态整体观。

再者，澜沧江流域的河流之名体现了不同形态的水域或河流系统的空间功能差异。澜沧江流域重要干支流的河源山、河源水大多位于高山深谷，河流处于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或森林秘境。对于流域内少数民族而言，那是不可侵犯，不可冒进的栖神之地。险山恶水的干支流水系成为防御屏障，历史时期人类利用它的不可探索性和神秘性保持了其自然性、原始性和整体多样性，是人类基于保障自身安全所进行的一种行为规范。同时，适宜人居的河流环境主要集中在以箐谷溪流为主的支流水系，以其河源山、河源水或流经的村寨、寺庙、水利堤坝或桥梁命名的河流则是人类频繁活动的生活生产空间，处于人类利用、开发、改造的范围内，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显著的人工河流系统。随着人类水利开发技术的进步，这样的人工水利系统作为河流或流域系统的一部分，开始逐渐改变河流的自然面貌，形成新的河流人文景观。

历史时期澜沧江流域内的两种河流空间：一是人类甚少踏足的河流空间，一是被频繁改造的河流空间，二者都是人类基于河流环境状况而进行的空间安排。这两种由规范人类活动行为的差异而形成的河流空间，使得流域内居民形成的认识水、利用水和管理水的水生态文化与其所处的河流生态系统之间始终保持着相对安全的延续性互动关系。这其中蕴含的人与河流的关系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文化生态共同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

（二）河流命名中的水文化心理

澜沧江流域河流命名体现的识水、临水、避水、用水和管水的实践，揭示了人类崇水、敬水而又畏水的水文化心理。这种人与水之间辩证的互动关系是人类活动与流域生态系统共同演化，构造适宜生命存在的栖息地的过程。

历史时期澜沧江流域的河流之名体现了水之于人类的资源价值和破坏性，而且更多体现在人对水的依赖性方面。以河流行迹、水量多寡、水温冷暖、水质清浊、水势峻缓等水文状况命名的水域之名，是人类对河流环境和河流资源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反映在实践层面是水域资源利用过程中的禁忌、规范。例如，敬水、崇水、祈雨的水神、龙神祭祀，护林保土保水的竜林崇拜，泼水节、沐浴节等节庆仪式，体现了澜沧江流域部分民族在利用水资源方面的禁忌规范。尤其是多神主义信仰，即水神、龙神、山神、圣境、秘境等无不与水相关，实质上反映的是流域内各民族因水利技术有限及可资利用的水资源有限而形成的心理防御机制，是一种典型的多神主义的农民宗教心理。这种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诞生的心理防御机制和多神宗教心理，通过集体的仪式和活动获取维持区域社会秩序稳定和群体生存安全感的可持续资源。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和宗教心理在引导个人思维方式和规范个体行为方式中发挥了极大的规范和制约作用，从而进行集体的水利公共事务管理、维护集体秩序，这对于维系群体意识，凝聚群体力量，形成集体性的保护水资源、防范水患意识和自卫意识十分重要。

因此，在澜沧江流域各民族之间广泛存在的神山、竜林保护，以及干旱求雨、久涝求神的信仰和禁忌，都是久经时间和实践考验传承下来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一种主导性、自发性的民族智慧，也是本土文化的精华。这种通过保护森林涵养水源的信仰和实践，时至今日依然有效地保护着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水资源、土壤资源和森林资源，保障了流域内各民族的农牧业生产生活。澜沧江流域各民族的水生态文化体现了西南高原大型高山峡谷型流域内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诞生的乡土意识蕴藏的群众性、实践性、普遍性和适应性等特征，也体现了流域内可资利用的水资源极其有限的整体相似性特征。这是澜沧江流域居民的水文化对流域水环境的适应模式。这种水生态文明观是澜沧江流域各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水域环境下，最小程度地开发及最大程度地保护水资源的历史和事实的反映。

历史时期澜沧江流域的河流之名，既标识了澜沧江水系这一客观地理实体，也标识了其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澜沧江”之名的由来和演变，尤其是从干流之名到流域之名的演变，既揭示了从河流到流域的整体关系，也突出了河流作为人类活动场所被赋予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意义。同时，上、中、下游众多支流的河流名称差异，不仅反映了河流地理形势和水文环境差异，还揭示了流域内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特点。此外，澜沧江流域河流之名还揭示了河流的空间价值，即：以江、河等命名的干流及重要支流因形势险峻具有区域分界和军事防御价值；
以井、渠、塘、池、堰、堤、坝等命名的水系因水势平缓具有农业水利灌溉、航运等经济价值；
灵泉、瀑布、温泉等独特的水文景观则具有人文价值。

澜沧江流域河流命名文化是流域居民基于河流环境而形成的实践经验的产物。河流名称作为一种空间范围的界定，反映了人类对河流资源的占有、利用及其对河流景观的改造，标识了人类将澜沧江流域的自然水系变成人工水系的范围。流域内各民族水源林、水神、竜林、龙神等自然崇拜中的崇水、敬水、畏水、避水等水文化心理，体现了朴素的“山水林田湖草”一体的生态观。流域内不同民族水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有助于保护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元性，促进流域居民保护自然资源和防治水患灾害的生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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