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苜蓿发展初探
时间：2022-12-03 18:2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英冉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 071002)
苜蓿是苜蓿属植物的通称，俗称金菜花，是一种多年生的开花植物，一般用作牧草。苜蓿的种类有很多，大多是野生的草本植物,在我国已发现的有8种，其中栽培较多的是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即南苜蓿)。紫花苜蓿主要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各地栽培，淮河流域也有零星栽培，是我国主要的多年生豆科牧草；
黄花苜蓿主要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栽培，以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栽培较多，是南方的主要冬绿肥之一[1]1。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种植苜蓿的传统，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
国内对于苜蓿的研究已取得丰厚的成果，其中以孙启忠、柳茜为代表的学者，他们系统研究过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明清及民国苜蓿的物种、栽培与利用，尤其关注苜蓿在汉代的引入过程①。郭建新等学者在梳理我国苜蓿的传播历程后指出，苜蓿在我国不断发展，除了其自身特征与食用价值外，也与政府支持等社会因素有关[2]。既有研究关注了苜蓿传入中国后的大多数时期，但对元代苜蓿种植和发展的探讨相对较少，因而对这一时期的相关问题认识不足。究其原因，元代立国时间不长，有关苜蓿的文献记载不多，制约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通过梳理元代苜蓿的种类、分布范围、用途及种植管理，结合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可以对探讨苜蓿在元代社会中的历史形象起到积极作用，弥补元代苜蓿相关的研究缺失，深化我们对苜蓿发展及元代社会的认知。
目前，人们普遍承认的苜蓿起源的地理中心是伊朗，但由于在亚欧大陆很多地方以至北非地区均有野生苜蓿种群分布，因此对于具体的起源中心的论定比较困难[3]。有学者认为苜蓿有两个不同的起源中心，一个是外高加索山区，一个是中亚细亚[4]1-34。前者是现代欧洲苜蓿的起源地，这个地区的苜蓿比较抗寒，可以很好地适应欧洲寒冷的天气；
后者抗寒性不强，但在灌溉区，抗虫病很强。这两种苜蓿各自的特性不同，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会根据当地气候的特征，选择合适的苜蓿进行种植。
目前学界对我国苜蓿的引入过程仍然存在分歧。关于引入者，《史记》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聚，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5]3173-3174这是最早记录苜蓿传入我国的史料，司马迁虽然指出是“汉使”将苜蓿引进，但却并未具体说明汉使是谁，因此学界对苜蓿的引入者就形成了多种观点。石声汉先生曾指出应为张骞[6]16-33，这一观点确有一定文献支持，如《齐民要术》引东汉王逸记载：“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7]233这是最早记录张骞将苜蓿传入中原的史料，后来学者亦有支持此观点者[8]。也有学者认为是贰师将军李广利[9]。另有部分学者则认为苜蓿的引入者难以确定[10]。孙启忠等学者综合既有研究与史料，提出“苜蓿是由出使西域的汉使带回来的”，这一观点最为真实，且易为众人接受，而苜蓿引入者具体是谁，尚需进一步考证研究[11]。
苜蓿在汉武帝时期引入我国，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学界关于苜蓿引入的具体时间，同样未形成共识。目前对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围绕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确定的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
二是汗血宝马引入我国的时间；
三是张骞死后或其他时间；
四是引入时间不确定。孙启忠等学者考证指出，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的观点明显不妥；
公元前126年带回苜蓿的观点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苜蓿与汗血宝马同时传入我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张骞死后或其他时间、苜蓿引入时间不确定，这两种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12]。
古人对于苜蓿的分类，除了基于其生长特性外，花色也是其中重要一环。古代对苜蓿花色的记述存在差异，既有记载开紫花的，也有记载开黄花的[13]。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中指出中国古代苜蓿的种类分别为紫花苜蓿、黄花苜蓿和南苜蓿三种，其中黄花苜蓿和南苜蓿属于野苜蓿[14]85-87。最早记载苜蓿花色的文献，应是唐末五代韩鄂的《四时纂要》：“凡苜蓿，春食，作干菜，至益人。紫花时，大益马。”[15]261其明确指出苜蓿开紫花。另外，宋代诗人梅尧臣在《咏苜蓿》中写道：“苜蓿来西域，莆萄亦既随，胡人初未惜，汉使始能持。宛马当求日，离宫旧种时。黄花今自发，撩乱牧牛陂。”[16]120梅尧臣此时看到的苜蓿开黄花。
元代关于苜蓿种类的记载较少，而元诗中虽然多处提到苜蓿，但其中只有少部分关于花色的信息，因此所能利用的材料较少。如“天山水深寒入骨，苜蓿经霜吐花紫”[17]414和“蒹葭黄叶暮，苜蓿紫云深”[17]36，这两句诗中提到的苜蓿花色为紫色。王沂在《宜春行赠别吴子茂镇抚》中提到“沙场马肥苜蓿黄，大夫秉节亲戎行，征车战舰遥相望”[17]174，此处的“苜蓿黄”应是黄花苜蓿。元诗中还有一处谈到“苜蓿花白春云铺，气全或比新生驹”[17]188，这里的“苜蓿花白”应是初春苜蓿的生长期，并非成熟期，因而苜蓿花色并不明显。
苜蓿自汉代引入中原以来，至元代已近千年的时间，民众对其特性与用途已有充分认识，故而苜蓿在疆域辽阔的元朝境内分布尤为广泛。王恽《玉堂嘉话》中记载：“二十六日过玛勒城，又过诺尔桑城，草皆苜蓿，藩篱以栢。”[18]59玛勒城和诺尔桑城大致是在现在新疆西部及阿富汗地区，上文已经指出，苜蓿原产西域，新疆地区应当比中原拥有更悠久的苜蓿生长与栽种历史。《元史》提及“都城种苜蓿地，分给居民，权势因取为己有”[19]4053，都城即今北京，这记录了元代北方地区苜蓿的种植。元诗中也有很多关于苜蓿分布的内容，如“苜蓿春原塞马肥，庆原三月柳依依”[17]363，庆原属甘肃省辖地，这也是西北地区的苜蓿分布情况。“故人旧别向西川，移谪淮山苜蓿田”[17]477中的淮山大致在现在安徽省的北部，说明元代在淮河流域也有苜蓿种植。上引“沙场马肥苜蓿黄，大夫秉节亲戎行，征车战舰遥相望”，该诗写于宜春(今江西宜春)。可见元代时苜蓿在我国境内有着广泛的分布，是十分常见且人们非常熟悉的植物。
上文谈到广泛分布的苜蓿，这其中既有野生的也有种植的，如新疆、甘肃、宜春三例当为野生苜蓿，安徽一例中“苜蓿田”表明其应为人工种植的，都城中的“种苜蓿地”也显然是种植。《农桑辑要》中指出：“此物长生，种者一劳永逸；
都邑负郭，所宜种之。”[20]245苜蓿对于环境的要求并不严苛，种植起来比较容易，因而苜蓿的种植非常广泛。种植如此简单，且“此物长生”，野生苜蓿显然同样容易生长。此外，这条材料揭示出时人认为苜蓿生长“一劳永逸”，这种社会认知再加之下文将要谈到的苜蓿与牧马的关系，是社会因素对苜蓿种植的影响。故而在苜蓿的自身特性与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工种植苜蓿在元代广泛分布。
关于苜蓿的种植方法，元代文献有明确说明，《元典章》中记载：“布种苜蓿，初年不须割刈，次年收到种子转，转分散务要广种。”[21]466这是关于苜蓿种植的明确规定，介绍非常详细，在种植苜蓿的第一年里，不强制收割，可以等到第二年，同时还指出要注意储存苜蓿的种子，扩大种植范围。这种详细的苜蓿种植规定，表明当时的苜蓿种植已有一定的规模。《农桑辑要》系统地总结了《齐民要术》和《四时类要》种植苜蓿的时间和经验：“地宜良熟；
七月种之。畦种水浇，一如韭法”，“一年三刈；
留子者，一刈则止”[20]245。提出种植苜蓿需要肥沃的土地，七月份种植，在低洼处种植并浇水，和种植韭菜的方法相似，且苜蓿一年收割三次，如果要留种子，一年收割一次就可以。该书中也反复提到种植时间：“七月、八月，可种苜蓿”，并指出“苜蓿，若不作畦种，即和麦种之不妨”。除了介绍苜蓿种植的时间和方法外，《农桑辑要》还记载了“烧苜蓿之地”，即“十二月烧之讫。二年一度耕垅外根，即不衰”[20]245-246。十二月份将地里的苜蓿烧完作肥料，第二年在烧完苜蓿的土地上继续种植，还能生长。
此外，在养马需求的推动下，元代还出现了主管苜蓿种植的专职官员。《元史》卷90中记载：“署令、署丞各一员，直长一员。掌宫苑栽植花卉，供进蔬果，种苜蓿以饲驼马，供煤炭以给营缮……苜蓿园，提领三员。掌种苜蓿，以饲马驼膳羊。”[22]2282这种专门用苜蓿饲养马、骆驼和羊的官职，说明苜蓿作为牧草，用来饲养家畜在这一时期非常常见。同时宫廷中设有苜蓿园，交由专人管理，署令、署丞、直长这三类官员是掌管宫廷苜蓿园，专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苜蓿在元代的应用较广，其价值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
由此可见，元代苜蓿的种植和管理有着明确且详细的记载，元代政府还专门设立了管理苜蓿种植等相关事务的机构和任命了官员，这说明了政府对苜蓿种植的重视，同时也体现了元代苜蓿种植的系统化。
苜蓿在元代最主要的用途，应当是作为牧草饲养马匹。《农桑辑要》记载苜蓿“长宜饲马，马尤嗜之”[20]245，由此可见元代苜蓿作为饲料用时，主要用于饲马。除此之外，元代的诗词、散曲中也有很多关于马食苜蓿的记载，如“呼鹰腰箭纵围猎，苜蓿秋深马正肥”[23]1217，“苜蓿能肥马，蒲萄解醉人”[24]1410。这些都表明苜蓿在元代被广泛用于饲养牲畜，尤其是喂养马匹。
众所周知，马除了供人们骑乘、狩猎、游牧、迁徙以及行军打仗外，还是生产生活、交通运输和战争的重要工具。同时蒙古人还使用马匹及其畜产品交易各种生产和生活必须品[25]。多桑在《多桑蒙古史》中记载“畜牧马群为鞑靼种族经济之要源”[26]34，可见马匹对蒙古族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使得蒙古人尤其重视牧马。元朝建立后，马匹的使用更加广泛，也愈发受到重视。如《元典章》中曾记载四川地区“三十家应当铺马一匹，每匹不下中统钞十一余定，又况山路崎崄，每站相去百有余里，其马驰骤，易于困乏死损。提调官司不曾立法，恣任站官弄权，将富势之家马匹作弊歇闲，其贫弱者连日差遣以致死损马匹，消乏站户近因成都蜀川驿站马例损数多，虑有此弊”[21]630。这条史料谈及马匹折损对驿站影响颇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因为疆域辽阔，元朝对驿站建设与维护的重视。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军事、交通等许多地方都需要马，因而马料必须得到保证。
因此，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其发达的畜牧业推动了牧草种植业的发展，而苜蓿作为“牧草之王”在当时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方面，官方种植苜蓿的用途一般是为了养马，上文谈到的宫廷中的“苜蓿园”与主管苜蓿种植的专职官员，即是元朝政府重视苜蓿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牧草种植业的发展也在不断促进畜牧业规模的扩大，马的饲养作为畜牧业的重要一环，其水准也在不断提升，进而又间接促进了元代驿站、交通运输业等与马息息相关产业的发展。
苜蓿除了用作饲料外，还可食用。元代关于苜蓿可食用的史料非常多，如《文献通考》将苜蓿列为“荐新物”，并指出“凡荐新，皆所司白时新堪供进者，先送太常，令尚食相与简择，仍以滋味与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荐，皆如上仪”[27]2988，将这些“荐新物”交由专人进行择选，选出与新物相适宜的进行搭配，这说明苜蓿已经作为一种菜肴在宫廷中得到应用。除了作为宫廷菜肴，马端临还将苜蓿列为谷物杂子之一，他认为“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稷，六曰菽，七曰杂子……杂子之品九：曰脂麻穈子、稗子、黄麻子、苏子、苜蓿子、莱子、荏子、草子”[28]96。《农桑辑要》还介绍了苜蓿作为食物的不同吃法，“春初既中生啖，为羹甚香”[20]245，“凡苜蓿，春食作干菜，至益人”[20]246。苜蓿可以生吃，可以做羹，还可以做成干菜，可见元代苜蓿的食用方式是比较多样的。元诗和元曲中也记载了很多百姓食用苜蓿的情景，如：“食余苜蓿承朝日，坐候棠梨过夕晖”[29]872，“蒲萄苜蓿味虽美，异方土俗殊乡里”[17]157。另外，《元典章》中曾记载：“非止喂养头足，亦可接济饥年。”[21]466苜蓿不仅可以喂养牲畜，还可以救荒，在荒年粮食颗粒无收时拿来食用。《元史》卷93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30]2355这说明种植苜蓿可以应对饥年，缓解人口压力等因素所带来的粮食不足。
陈性定在《仙都志》中曾记载苜蓿可以作为一种药材服用，认为苜蓿和书中其他植物“草木可药者往往见，山翁野叟采取，形殊味别，莫识其名”[31]10。这说明在元代，苜蓿不仅是一种牧草，还可以用作药材，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而苜蓿等草木作为药材在当时很常见，山中老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从侧面说明苜蓿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将苜蓿这种较为常见的草本作为一种药材，大大降低了治疗成本，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除此之外，《饮食须知》指出苜蓿的药性及功效，认为“苜蓿味苦涩，性平，多食令冷气入筋中即瘦人，同蜜食令人下痢”[32]11。《三元延寿参赞书》也曾记载“苜蓿利大小肠，蜜食下痢，多食瘦人”[33]28，苜蓿与蜜同食可促进消化。
苜蓿除了用于养马、食用和药用外，在元代的文化生活中也有一席之地。元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戏曲艺术，广义的元曲由元杂剧和元散曲组成，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元曲中有很多关于苜蓿的记载，有些诗人借用苜蓿表达自己丰富的感情，如“渥洼秋浅水生寒。苜蓿霜轻草渐斑。鸾弧不射双飞雁。臂鞲鹰玉辔间。醉醺醺来自楼阑。狐帽西风袒。穹庐红日晚。满眼青山”[34]628。这首诗的作者用苜蓿结霜来形容天气的寒冷，并进一步表达自己内心的孤寂。有些诗人还通过食用苜蓿来表达自己淡泊名利的处事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饮食文化，如“闭户读书三十秋，一线为官十领职。天长令尹莫我知，苜蓿朝盘胜肉食”[17]365-366。另外，诗人通过苜蓿来表达驰骋疆场、报效国家的例子也有很多，如“阵前八骏血为泪，仰面不见咸阳门。祁连山头堆苜蓿，将军多马今何赎”[35]1641，对于研究元代军事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的来说，苜蓿对元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有着一定的影响。苜蓿作为优质牧草，在游牧民族统治的元朝得到了充分发展；
苜蓿的食用功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元代记载的苜蓿的多种做法，也大大改善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丰富了我国古代饮食文化，饥年时苜蓿还可解决粮食不足造成的危机；
苜蓿的药用价值对丰富我国医药学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元代诗人借用苜蓿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元代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元代在西北、都城等地大量种植紫花苜蓿，促进了元代交通运输业和军事实力的进一步增强。而且在这一时期，苜蓿的用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饲养牲畜上，人们对苜蓿的食用和药用价值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给后世尤其是明代人们对苜蓿所具有的生物学和营养学价值的认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如明初编成的《救荒本草》中谈道：“苜蓿苗高尺余，细茎，分叉二生，叶似锦鸡儿，花叶微长，又似豌豆叶，颇小，每三叶攒生一处，梢间开紫花，结弯角儿，中有子如黍米大，腰子样。”[36]355可见朱橚对苜蓿的茎、叶、花、种子都有了很详细的了解，如此细致的介绍便于民众能够更好地利用苜蓿，也突出了《救荒本草》实用性的特征。
元代对苜蓿的种植和管理都有明确的规定，甚至还出现了专职官员，较之前代更加专业化和系统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苜蓿自身所具备的自然条件外，与蒙古族是游牧民族，重视牧草种植业和畜牧业这一因素不无关系。同时，苜蓿对元代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让百姓乃至贵族的食物变得更加丰富。同时，元曲中以苜蓿为意象来描述诗人心情的诗句，也极大地丰富了百姓们的日常生活。
注释：
① 孙启忠、柳茜联合陶雅、李峰、徐丽君、那亚等人发表了多篇文章，主要有：《我国汉代苜蓿引入者考》，《草业学报》2016年第1期；
《汉代苜蓿传入我国的时间考述》，《草业学报》2016年第12期；
《张骞与汉代苜蓿引入考述》，《草业学报》2016年第10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种植利用刍考》，《草业学报》2017年第11期；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草业学报》2018年第9期；
《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草业学报》2018年第10期；
《清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草业学报》2019年第4期；
《我国近代苜蓿栽培利用技术研究考述》，《草业学报》2017年第1期；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苜蓿栽培利用刍考》，《草业学报》2018年第7期；
《民国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草业学报》2017年第10期；
《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考述》，《草业学报》2018年第8期；
《我国古代苜蓿的植物学研究考》，《草业学报》201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