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科研”：内涵、意义与生成机理

王 飞

工业革命以降，效率崇拜逐渐渗透生活与工作的各个领域，成为判断人们生产和生活价值的核心标准。作为探究人类自身和世界前沿问题的科研活动也逐渐被效率主义侵蚀。如何以最小付出、最低成本和最少时间获取最高科研产出成为科研从业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不过，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有别、研究方法各异、研究结果不同，不应该以同一标准去判定不同领域学者的层次和研究水平。在20世纪下半叶，文献计量法逐渐成熟并迅速成为断定学术成果质量及学者等级的最重要方法。因其将论文、著作、奖项等各领域成果根据其下载、转载、引用、评论等转化为数量分值，看似找到了评价各领域学术研究成果及学者地位的客观标准，于是这种“脱域化”的通用筹码迅速成为整个学术领域进行评价的主导方法。就像进入赌场要将各种货币换成赌场筹码一样，各学科研究者纷纷聚焦于可量化、标准化的通用筹码。因通用筹码要尽量适用于所有学科、所有成果和所有学者，所以它不得不舍弃对成果进行复杂的内在价值判断，而以单纯地对比成果数量和简单化地区分成果层级为评判标准。于是，为快而快、不求质量只为数量变成学术研究领域的常态，部分学者希望借此迅速占领学术高地，从而获取更多通用筹码及通用筹码所附带的声誉、地位、经济等好处。这种异化的科研不仅导致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的边缘化，也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出现，还导致了各种不正之风并破坏了科研生态。异化的科研把研究者裹挟进“快”的漩涡之中，使他们长期处于焦虑和彷徨的状态，难以体验科研的深层价值和内在精神。近年来，在对鼓吹“多快好省”的学术大跃进的反思基础上，学术领域兴起“为慢而歌”的“慢科研”运动，以期回归科研的本质，重塑科研的生态，恢复学者诗意的生活。

为抵制现代规则主导下的“快”世界，20世纪后半叶，基于后现代性的“慢”思潮逐渐兴盛。这股思潮首先在饮食领域兴起。1986年，以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为首的意大利人提出“慢食运动”，并成立了“国际慢食协会”(Slow Food Communities)，倡导精心制作菜肴、用心品味美食，在食品制作和品尝中享受生活的美妙。[1]在“慢食运动”所倡导的慢生活理念下，服饰、运动、旅游、读书、音乐、休闲等诸多领域迅速刮起“慢”节奏之风。

1990年，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在《科学家》(TheScientist)上发表评论指出，科研领域日渐被快文化所主导，政府、科研经费提供者和社会大众等要求科学家尽快出成果，这种不断加码的“快科学”(fast science)压力导致科研人员越来越关心更易出成果的研究，而那些需要长期和持续研究的领域却愈来愈少人问津。为扭转这种趋势，加菲尔德提出“慢科学”(slow science)概念，倡导政府、科研经费提供者和社会大众等要减轻不断加码的压力，为科研人员从事科研提供良好的氛围。[2]不过，由于量化评价盛行，“快科学”更能适应这种评价导向，且有助于研究人员获得职称和物质奖励等收益，“慢科学”在实践中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在理论研究中的影响力也不大。直到2006年，生物学家艾莉娃(Lisa Alleva)在《自然》(Nature)上撰文呼吁科研领域应该告别“快科学”的侵害，走上“慢科学”之路。她认为“慢科学”不仅是科学健康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研究人员，尤其是年轻学者享受科研、过有意义的科研生活的必由之路。[3]“慢科学”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形成“慢科学”研究热潮。为持续推进“慢科学”运动，2010年“慢科学学院”(The Slow Science Academy)在德国柏林成立，并于当年由众多科学家联名签署了《慢科学宣言》(TheSlowScienceManifesto)。科学家们共同呼吁科学需要时间，社会应该给予科学家足够的时间，科学家也必须慢下来去认真思考。[4]

随着“慢科学”运动的推进，其范畴由自然科学领域逐渐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成为覆盖整个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思潮。为适应其范畴的拓展，一些学者提出用“慢科研”(slow research)取代“慢科学”的倡议，[5]从此，“慢科研”概念逐渐获得广泛运用，其内涵也逐渐明晰。“慢科研”主要是指一种遵循科研自身特性和节律的研究展开过程，以及由于“沉醉”研究过程中而给研究者带来的一种不为外界功利目标所困扰的健康研究心态。在“慢科研”中，研究者是依据研究问题或对象的特性确定研究的进度或节律，而非为了胜过他人或赢得外在利益而人为加快研究速度，这就防止了因过于追求速度造成研究浮于表面化和因剥夺研究者生活时间导致其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等恶果的产生。总体而言，“慢科研”呈现出如下显著特征。

一是慢节奏。所谓慢节奏并不意味着在单位时间内做的更少，也不是刻意拉长科研产出的时长，而是尊重科研自身的节律，按照科研自己的节奏来推进研究。异化的科研所倡导的快节奏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力节奏，它预先设定某个目标，并要求科研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要与最终产品挂钩，保证每个步骤都指向最终产出而无时间浪费。可是只有少数科研或常规研究能够明确预期清晰产出，大多数研究及创新性探索难以精确预期结果，这些研究会经历一些看似没有生产力的浪费时间的阶段。但是，恰恰是这些看似减缓科研节奏的时间，这些不断碰壁的过程，孕育着创新与突破。否则目标既定，过程就仅仅成为验证预期目标的过程或达到结果的手段，看似节省了时间，实则舍弃了探究过程中灵光闪现的时刻，造成科研处于低水平重复的状况。

二是慢心态。慢心态并非指研究者的懈怠心理，而是沉浸在科研节奏中的一种沉醉状态，在对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索中，研究人员沉浸其中而忘却了时间飞逝、忘记了烦恼，既不被所谓明确的预期目标所焦虑，也不被别人可能会领先所恐慌。异化的科研所鼓吹的目标先定及效率至上导致研究人员对那些快出成果、好出成果的研究趋之若鹜，而为了在速度上胜过他人，他们不断迫使自己缩短研究周期、放弃生活时间和阻断任何非预期的研究干扰等，使自己成为不断加速的科研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在这场竞速中，落后者虽然也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却难以获得任何名利而处于失望与痛苦之中，而即便获胜者也不敢有丝毫松懈，否则他很可能在下一个竞速游戏中败北。这种高速竞争的心态不断摧残与折磨研究者的心理，让他们心神不定、持续处于焦虑与彷徨之中，更滋长了一些弄虚作假和虚报浮夸等学术腐败现象。

三是慢话语。慢话语即慢表达或慢书写，它不是要阻碍研究人员将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呈现，而是要防止为写作而写作、将写作凌驾于研究之上、甚至无研究也要写作的不良风气。慢话语让书写回归初衷，让写作成为研究的自然成果。公开发表的目的是要客观展现研究的过程及结果，为学术同行提供研究的基础及借鉴，从而形成知识与思想生产的良性循环。可是，异化的科研扭曲了发表的本意，让发表沦为赚取利益的工具，造成一些研究人员不惜投机取巧、急功近利地炮制学术垃圾以滥竽充数。这种行为不仅败坏了学术生态和科研伦理，而且侵占了那些真正潜心研究、基于长期累积写作的人的利益，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使真正的学者难以获得应有的报偿。

“慢科研”所倡导的慢节奏、慢心态和慢话语对克服科研活动中速度为上的功利主义和浮躁心态具有重要作用，对学术生态、学者心理和学术伦理具有积极的推进与重塑功能。

(一)避免学术泡沫，重建科研生态

科研本质上是一种反思性的探索，是一种复杂的创造过程。[6]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直抵目标的，必然存在各种停顿，甚至暂时倒退的现象，而这些阻碍恰恰是生发新的思想或创意甚至形成重大突破的关键。但是，异化的科研违背了科研的本质，它所倡导的实际上是一种累积性的知识观，[7]将科研视为公司生产线，把科研成果视作不断积累的标准化产品。既然所生产的东西是标准化的，那么判断科研成效的标尺就是生产产品数量的多寡。于是，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却复制出越来越多的低水平的学术成果，形成的是学术泡沫，导致内耗加剧和边际效应递减。[8]

“慢科研”则遵循研究的生成本性，拒斥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知识观，抱持情境浸入和一切将成的理念。[9]这种生成性知识观强调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过程的重要性，主张知识的生产是研究者基于情境并对情境中的事物进行创造性改造的过程，[10]知识或科研成果则是在这个创造性过程中涌现的产物，脱离了这个创造性过程，知识或研究成果也便不存在了[11]。这实际上是让科研回归其本质，从根源上纠正研究者不正确的科研认识，树立“慢科研”的慢节奏观念，按照科研自身的节律进行生产。一旦按照慢节奏生产，科研过程的探究本性就得以复归，研究者沉浸于探究情境，聚焦于探究对象，且随着研究的推进与深化而对研究问题进行持续的框定与再框定，并不断寻求基于情境的问题解决的最佳策略。在这个动态、开放的知识创生的理智探索之旅中，结果是探究过程的自然延伸与绽放，过程是符合研究节律地缓缓展开，这就避免了人为加速的科研节律对研究本质与规律的侵蚀，回归科研的本真状态，为健康科研提供良好的学术生态。

(二)防止学术焦虑，塑造诗意生活

不断加速的快节奏，正在形成一种推崇速度的文化氛围，[12]学者们争先恐后地早点儿出发，尽力减少研究过程的时间，以赢得这场同时间竞赛的游戏[13]。每个人似乎都走进了一场不能输、也不敢输的比赛，因为一旦输掉比赛，不仅将在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绩效奖励、学术地位等各方面落后于人，而且还可能被“非升即走”“高职低聘”等制度所处罚。[14]于是，本来客观存在的时间似乎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够用，导致学者们都犯了“时间病”。[15]549他们就像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哲理小说《慢》中描写的摩托车手，即便在明知无法超车的大堵车情况下，仍一心只想超越挡在他前边的车子，而无法利用这段时间去放松、与身边的人交谈或休憩等，他处于一种极度的时间焦虑状态。就像摩托车手处于时间焦虑症之中，既没有真正的效率，也无法享受生活一样，学者们处于一种极端的时间压力和工作负荷下，使得学者们很难全心贯注于手头的任务，也不可能体会“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惬意状态。[16]2

“慢科研”不仅仅是呼吁学者们放慢研究的节奏，更重要的是要打破一种狭隘的时间结构，即破除唯未来时间为尊，而贬抑现在时间，由未来牵引现在的时间构造。正是这种错误的时间结构加剧了学者的时间焦虑，剥夺了他们对当下时间的充分运用与享受。他们一心只想实现那个已经提前预设的目标，而将现在的时间看作只是为了达成预定目标的手段，这使得他们一直处于“出神”的状态，即只想着未来时间的来临，并试图不断加速现在时间，以尽快过渡到未来时间的存在样态。若不打破这种时间结构，现在时间会一直处于附庸地位。可是在不断加速的时间和竞争中，即便预期的目标实现，也会迅速被裹挟进新的时间周期和竞争之中，即预期的未来时间也很快成为现在时间或过去时间，因此，学者们很难享受到预期的快乐，只会在不断加速的时间中更加焦虑与恐慌。“慢科研”所倡导的时间结构则是一种平衡的时间结构，是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同等重要的时间结构。而将三者串联起来，发生联系的恰恰是现在时间，因此人们不必过度焦虑未来，也无须对过往过于伤心，而是应该充分运用与享受当下。过好每个当下，也就不断增加着不失望的过去和创造着美好的未来。那么，如何过好当下呢？“慢科研”倡导的是一种平衡，即不慌不忙、耐心细致、冷静反应、追求质量高于数量的状态。[17]这类似于昆德拉所描写的慢跑者所处的状态。在跑步过程中，他身上总有自己的存在，能感受到自己的体重、年纪、呼吸、汗水等，也能对周围事物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悟。此时此刻他不是被跑步所驱使，而是作为跑步的主人而存在，以跑步为线索将自身及周围的世界串联成一个完整、鲜活、有机的统一整体[16]2。所以，“慢科研”重构了学者的时间结构，以现在为纽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通起来，恢复了时间的存在本性，重获全神贯注的体验和对生命意义的体悟，沉浸在一个个连续不断的、迷人的当下时刻的活动或事件之中，从而超越了时间，也超越着自己，告别了学术焦虑，回归了诗意生活。[15]548

(三)防范学术倾轧，重构科研关系

为解决时间越来越不够用的问题，各种时间管理术大行其道，比如充分利用团队中的年轻学者和研究生，让他们帮助自己完成大部分琐碎工作，包括科研数据的收集、教学任务、作业批改，甚至是论文的初稿等。[18]这些驾驭时间的“法术”听起来就像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权术，它鼓吹的是“与其被人驱使，不如驱使他人”的权谋，将学者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异化为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就学者之间的关系而言，较资深的学者因掌握更多的学术资源，在论文发表、著作出版、科研获奖以及项目获批等方面比年轻学者更具优势，而处于有利地位。受制于“不发表，就出局”的考核压力以及占有学术资源少、科研成果产出难度高的科研压力，年轻学者要么紧跟研究热点，不断变更研究方向和主题，以完成考核任务；
要么不得不委身于资深学者，以求分得一杯羹，而处于不利或附庸地位。若随着所谓研究热点起舞，不断变换研究内容，虽可能获得较多成果，却也很可能造成年轻一代学者学术基础不牢、影响学术传承的后果；
若仅仅出于“傍大腿”的考量而投靠资深学者，则学术关系往往被利益化，还容易滋生学术伦理问题。[19]就师生关系而言，这种权术之策可能产生雇佣化导生关系，导师育人角色发生扭曲，难以落实导师立德树人的基本职责。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研究生们，他们耳濡目染学会的可能不是宁心静气地学习与思考以及尊师重道的价值观念，而可能是对地位的盲目屈从与崇拜以及对有利可图之事的蜂拥而至。

“慢科研”的慢节奏、慢心态、慢话语对时间结构的重构，让学者们摆脱时间焦虑，回归诗意生活。此时，驱动学者做科研的主要动力将回归学术兴趣和科研主题自身的价值。他们沉浸于所研究的主题，被研究本身所吸引，而不是被结果所左右，获得了“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时间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物，而是内在于科研活动进程的自然成果。在“慢科研”的节律中，无论是资深学者还是年轻学者，抑或是学生，他们组成团队或合作关系的初衷及黏合剂均是拥有共同的科研兴趣，彼此是真诚的合作伙伴，而非相互利用的关系。这是因为慢节奏让学者们将关注的焦点和全身心的精力放在科研探究本身，享受到的是研究的乐趣，而非不断加快的节奏带来的紧张与彷徨；
慢话语将学者们从不断加码的量化考核指标中脱离出来，避免了被结果所牵引的出神状态；
慢心态则增强了学者的同理心与耐心，使学者将其他人视为伙伴而非敌手；
三者共同形塑团结互助的学术氛围与科研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深学者坦率无私地分享自己的经验与见解，引领与帮助年轻学者与研究生的成长，同时也从年轻学者和研究生处获得思维的火花；
年轻学者获得更好的科研条件与资源，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也在一次次开诚布公的交谈中分享自己的意见，促进思想的碰撞；
研究生作为刚刚步入研究行列的科研力量，既从前辈们那里学习做科研的思维与方法，也潜移默化地学会合作共赢、互帮互助、求真务实、理性质疑、敢于试错等科研精神与伦理。三者精诚合作，从而构建同步研究、交流互助、共享成果的科研创新共同体。

“慢科研”的设计与建构不能仅仅是拨慢科研的时钟，否则可能徒具慢的外形而不具慢的内核，只是一种故作姿态的慢表现或浅表化的慢装饰。只有从根源上拔除科研异化形成之根，才能系统地培植“慢科研”的芽孢，从源头上为“慢科研”提供茁壮成长的环境。科研的异化既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也与学者群体自身因素有关，还与二者相互迎合产生叠加效应相连，正是二者的共谋，即在学者内在力量对外生变量的主动应承与媾和的过程中，不断生成与强化着科研的异化。[20]因此，“慢科研”的构建既要从内重构学者的价值立场，又要从外建立适宜的科研环境，还要构建弹性调节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中介机制，以系统地保障“慢科研”的发展。

(一)“慢科研”生成的需求牵引机理：学者内在伦理的觉醒与坚守

动物只能适应环境，而人却能通过思维并将思维作用于外物而改造环境，使外物为己所用，从而不断创造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在这个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还在对象物中肯定自己，实现自身的成长与发展。人积极主动改造世界的活动即劳动，它是人诞生与发展的本源动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劳动并非单纯的机械操作活动，而是内蕴创造、创新，即体脑结合。随着人类改造世界的范畴与深度的拓展，那些对思维能力要求更高、需要较长时间和较大精力投入的领域逐渐专门化，由受过系统培养与培训的人来负责，形成了专门的学术领域和科研群体。所以，从本质上看，科研活动与普通劳动实践并无本质差异，都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和促进世界发展的本质力量。由于科研活动在创新与引领科研发展、探索与拓宽人类视野等方面责任更大，因此对科研人员追求与传播真理、捍卫求真与求实精神等方面的要求也更高。

正因如此，自古以来社会都将以学术为本、追求真理、为真理献身、传播真理与教化大众等视为学者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与使命。所以，置身学术群体并非只是获得一个谋生的职业，而是代表一种崇高的社会形象，这种崇高的社会形象背后蕴含的是社会大众对真理的崇拜和对科学的追求。“学者”一词本就具有社会良知的代表、真理和大众代言人的内涵。此外，作为劳动高级形态存在的科研活动，它乃是人类原初自主探索与改造世界的劳动的自然延伸，是人生命的本质活动。沉浸于科研活动还有助于学者摆脱外在的奴役，回到一种忘我的状态，实现心灵本质的回归。科研活动能够抑制功利和自利倾向，既是人获得幸福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方式。[21]“慢科研”所倡导的慢节奏、慢心态、慢话语等核心特征本就是科研所具有的特点，只是当研究者不能心无旁骛地投入科研活动，被功利心所左右时，其超越性与无功利性以及带给研究者的幸福、恬静、忘我状态才逐渐被消解与淡化。因此，唤醒学者的内在学术伦理，提升其学术价值认知是“慢科研”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要唤醒学者的学术伦理，为“慢科研”提供内在保障，就需要研究者端正自己的研究动机。研究动机，通俗地说，即学者从事研究到底是为了什么？从科研的本质来看，它是劳动这种创造与塑造完整发展的人的活动的延伸。虽然，劳动是以生产出物质或精神产品为结果，并可以通过交换实现产品的商品价值以获得利润，但是，若劳动的初衷是获取更多劳动产品以获致利润，则会异化劳动，使劳动走向人的反面。这不仅无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反而成为异化人的手段，并导致人与人关系的恶化，彼此成为相互提防与恶性竞争的对手。[22]同理，作为劳动高级形态的科研活动的动机若指向利益，则会异化科研，既消解了科研在促进与发展人的完整性方面的作用，也使科研成为阻碍人完满发展的东西，还可能出现科研产出越多人却越焦虑，总担心在未来竞争中掉队而在名利上落后于人的不良心理状态。虽然，造成科研异化的原因非常复杂，要恢复科研的本质也需要系统化的措施与路径，但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调节与控制自己做事的出发点。越是在职业对社会影响力的作用较大及外界利益诱惑强烈的环境中，这种调适与掌控做事动机的能力就越显得格外重要，这也是专业性程度越高的职业越重视从业者的职业伦理和理性自控能力的重要原因。因此，科研从业者应该对自己从事科研的动机具有清晰的认识，自觉脱离附加在科研上的功利目的，并且要认识到研究动机的端正并非一劳永逸。研究动机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或诱惑而不断措置，所以要经常、反复地反省自己的研究动机。唯有如此才能保障科研的本性，也才能保障研究者的幸福。

在端正研究动机的基础上，研究者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学术并非封闭的、与社会发展及人类进步等无关的领域，而是肩负推动学术进步并由科研成果促进人与社会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功能。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都不应该局限于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研究问题众多，而时间、精力和物质条件有限，在选择研究主题时，既要考虑学术进展，还要考虑研究内容的广泛社会效应。此外，无论是从学者成长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投入的角度，还是从学者作为相对稀缺的人力资源的角度，抑或作为高级劳动形态的科研应承载更多功能与价值的视角，都决定了研究者必须提高研究的站位，确立做学问的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回答“为谁做科研”。中国古代比较接近于学者的人是士，[23]而对士的基本要求是要以天下为己任，关心人民疾苦和社会现实，在国家、社会、民族危难和人民遭受痛苦之时，要挺身而出、舍己为人，所以才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4]133、“杀身以成仁”[24]204等说法。西方国家对学者的价值定位也比较类似，比如培根(Francis Bacon)就对学者中出现的贪恋虚荣、仅出于胜过他人而从事研究等狭小格局进行猛烈抨击，并鲜明地提出“求知是为了真正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人类的利益和福祉上面”[25]的学者立场与站位。所以，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不能一头钻进象牙塔而对现实社会不闻不问，而必须志存高远，抱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拥有博大的人民情怀，将人民立场渗透进精神血脉之中，成为一种价值自觉，并以此指导和规范研究行为，从而端正个人的学术追求与价值选择，不断提升学术研究境界。[26]

端正研究动机要求学者回归学术的求真精神，沉浸于求实创新的探索之乐，而人民立场则拓展了学者的视野和胸怀，在兼济天下中获取思想创新的丰富灵感，使个人的学术研究与时代潮流、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产生强烈的共鸣。二者结合，形成强烈、稳固的内在保障机制，使学术研究回归本源，使学者回归初心，在潜心摸索、专注执着、淡泊名利的心境中做真学问、大学问。

(二)“慢科研”生成的供给拉动机理：提供“解放”时间的环境系统

“时间焦虑”是形容研究者非本真存在状态时最频繁提及的词汇，它外显为时间维度的过度繁忙，本源上来自现代主义思维模式下的非本真时间结构。现代主义思维虽然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使人从神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却也将人与之生活的世界相隔离，使人成为在世界之上而不是在世界之中的人，由此形成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世界的隔离。既然世界是客体，是主体的我可以任意使用与利用的对象，那么，世界是人的对立面，是可以改造并为我所用的，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精神的催动下，人为自然立法成为不断被鼓吹的逻辑，而谁能更有效地利用世界，谁自然就更具主体性，也就更具有所谓“人性”。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世界呢？机械宇宙观提供了利用客体的最佳手段。机械宇宙观认为，世界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是一台完美的机器，就像机器的运行是由各机械单元及零部件的分工与配合完成的，世界万事万物和人亦是如此，只要我们找出这种规律，就可以充分利用外物，包括他人，作为主体的我也就可以更有效率、更成功。于是，以尽量短的时间找出预期的、标准化的结果成为评价人成功的最重要标识。为了鼓励人们将主要精力放在追求这种所谓的成功上，一种以量化为标准、与名利直接相关的评价方式逐渐形成并迅速成为评判一切成功与否的最重要依据。这种只注重可量化、速度，以及仅仅用结果与预期成果的符合程度来评判成功的评价，既是现代主义思维催生的产物，也是现代主义思维最生动的体现。而为了获得更多收益，无论是我想要奴役他人为我所用，还是他人要利用我以胜过我，都会不断加剧其运行速度。于是人们将速度称为不断加速的时间的最重要表现形式。而处于此种状态下的人，则外在表现为“出神”状态。就像前文提及的摩托车手，他一心只想超车，而忘却了堵车的时间可以用于放松自己、与爱人交流。当他一心只想要速度时，他也就被卷入速度的漩涡。车手总是觉得速度太慢，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为了加速，为了节省时间，他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因为此刻他早已是时间的奴隶、速度的仆人。在这种非本真的时间结构中，时间被割裂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孤立的时间段，过去和现在都是通过被预期和计算的未来得到解释的。因为在未来获得成功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必须为了未来而烦忙于某事，凡是忙于与预期成功无关的事情均被视为无所事事、不务正业，而过去则被视为欠缺和一种未能全力以赴达成未来目标的遗憾。于是一切重任均压于此时此刻，现在成了弥补过去遗憾、达成未来目标的工具，现在的所作所为很少出于自己的生存决断，现在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并不真正属于他自己。他越是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和达致未来的目标而忘我地工作，也就越觉得没有时间，变得越焦虑。

要解决时间焦虑问题，就必须恢复时间的本真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路径是恢复现在时间的本意，而不是将现在沦为未来或过去的附庸。这当然不是说要过高凸显现在的价值，将其凌驾于过去和未来之上，这就走入了另一个极端，而是恢复过去、现在、未来本是一条连续性的时间序列的本质。这就像慢跑者，当他跑步时，感受着自己的呼吸、身体的律动、汗水从脸颊滑落等，整个过程不是严格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而是自然连接在一起。此时，跑步者身处时间线之中，就像研究者沉浸于科研探究的乐趣之中时，他整个身心是融入时间线之内的，整个时间线是没有断裂、无缝衔接的。时间是在事情进展中流动的，事情是在时间中推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不会注意到时间的流逝，更不会被时间所控制。而若跑步者或研究人员试图站在时间线之外，将时间看作客体时，时间就成为孤立于人存在的东西，人则会按照外界的评价标准审视不同时间节点的效率。无论人将低效的罪责归咎于哪个时间节点，对于他而言，唯有在此时此刻不断加速才可能挽救被浪费的时间。于是人便被裹挟进日渐加速的时间节奏中，也深深陷入强烈的害怕浪费时间的恐惧之中。

为了解决科研时间看似永远不够的问题，科尔曼(Daniel Coleman)和坎伯雷利(Smaro Kamboureli)提出，将时间纳入“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他们认为，时间充裕是研究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基础，甚至比资源投入、前期研究基础等更加重要。他们强调，当前科研机构和管理单位应该拓展其时间“基础设施”，提供解放时间的支持系统，拓展有深度思考的时间。[27]韦伯(Max Weber)提出学术以创造性思维为本，创造性思维以灵感为髓。他说[28]：

灵感这东西，只有在它自己愿意来的时候才来，而不是我们想叫它什么时候来它就来。最精彩的念头，用伊埃灵的话说，是坐在沙发上抽雪茄的时候迸发出来的，依照赫尔姆霍茨的自然科学的精确勾画，是顺着街道的缓坡散步时，或在类似的情形中，突然想出来的。

韦伯认为，灵感需要时间，研究者应该用时间来邂逅灵感。正是在时间的充分供给中，研究者才能够适当放松下来进行回看，从而将整个研究看作一副完整的画卷，进行整体的、深度的思考，找到更有意义的前进方向和突破口。英瓦尔(Lars Engwall)认为，为学者提供时间“基础设施”的关键在于完善现有科研评价方法。现有注重绩效和量化指标的评价方法是现代主义二元思维模式和机械宇宙观的集中体现，它割裂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联系。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的割裂，导致科研工作越来越碎片化。学者很难沉浸其中，花很长时间做有原创性、突破性的研究，而更愿意做零敲碎打的小论文、小研究，追求数量上的累加及成果带来的名利。[29]8

实际上，正是评价失当不断将科研的目的扭曲，将其由科研自身的乐趣转到功利性目标。而为了使评价看似客观、合理，便只将可量化的结果纳入评价标准。研究者为了更快更多地获得名利，便将研究主题聚焦于能带来最大利益的目标。为了先于他人达成目标，研究者不断压缩生活时间、缩短科研周期，持续加剧时间紧缺的程度。这种错误的评价还与评价的初衷相背离。从促进科研的角度看，评价主要是为了将研究力量进行适当调整，避免研究资源过度集中于某一领域或方面，尤其是因过度聚焦于不断变化的研究热点而导致基础研究无人问津。将研究资源过度集中于热点问题，造成研究资源的过度集中和浪费，可是绩效导向、量化引导的评价不仅未能适当平衡基础与热点研究，而且因评价指标仅仅指向可量化的结果，造成难以被量化的研究被轻视，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大都难以量化而在研究序列中处于弱势地位。从促进研究者发展的角度看，评价本是激励与引导研究者，帮助其更好地体验研究的乐趣，实现其学者身份形塑的重要手段。但是，当前的评价却异化为一种对于科研产出少、产出慢的人的刺激，通过找出其与评价标准的差来不断提醒科研“落后分子”他们是不及格的研究者，以提升他们的科研产量。可是若以某个平均标准甚至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高产量为标准时，大部分研究者即便将生活时间压缩到最低也难以达到要求。这不仅造成研究者越来越严重的时间焦虑，还不断产生羞耻感和负罪感。在此高压下，某些研究者开始走捷径也就不难理解，这必将败坏整个学术圈的名声。对于科研产出多、产出快的人而言，他们便找到了平步青云的机会，甚至很快成为某一领域的知名学者，获得各种名利头衔，占据各种评价、课题、发表等的鳌头。或许对于部分这样的学者而言，名利双收后没有物质和声望提升的压力，可以安心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但是，这些学者为了保住名利，面对不断加码的考核，而陷入更激烈的竞争之中，他们像上紧的发条，不敢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29]9加速文化使得单位时间里可计算的学术产出大幅增加，有了论文、课题、获奖等数量，还要看成果所刊载期刊的影响因子、课题的级别、获奖的等级等，以及被转载率、引用率等各种量化指标。最终我们发现，研究的创新已经不重要，服务于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功能也不重要，学术工作成了学者们的小圈子游戏，最终造成的是对学术的戕害、对学者学术生活时间的切割以及对其学术和生活节奏的操控。

以评价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一种正确的学术时间观，需要回归评价促进与引领学术进步与学者发展的初心。学术的发展贵在创新，创新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重要引擎，更是学者身份确立的主要依据和标识学者价值的核心标准以及学者沉浸于探究之中享受发现真理的至高幸福的关键和源泉。所以，从根源上说，判断学术评价合理性的关键在于其创设创新氛围和推进创新动力的作用。自古以来学者大都受过较长时间的教育，具备较高理性思维能力以及具有远大志向和情怀。他们往往能够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决心冲破遮蔽真理的雾霭，并勇于为真理献身而不求回报，他们还往往是社会伦理的典范、人民精神的楷模，引领着社会的正义和风气。[30]

首先，对学者的评价和对学术的评判，应该充分基于学者的气节和风骨，尊重他们研究的自主权，注重激发他们内在求真向善的本性，创设一种学者自治自理为主的评价导向以及民主讨论、公开质疑、平等尊重的管理风气和氛围。其次，要将以评价为核心的管理范畴限定在最低限度内。管理，尤其是对学者和学术的管理，无论是从其目标还是功能上看，都应该服务于、服从于学者发展和科研创新。因此，科研评价与管理者应该尽快实现由控制者到服务者的意识、观念、身份和职能的转变。一切政策与措施都应该从服务和促进科研创新和学者发展的角度制定，一切违背该原则的政策与措施都应该被丢弃或改革。再次，应该适度拓展评价的维度和范围。虽然，科研的初心和重心在创新，一切其他价值与创新相比都具有附属性，但是，学术研究并非完全价值无涉的。无论是科研的选题还是科研成果的应用等都需要考虑其对社会发展、人民福祉的影响，那些徒具科研创新却不利于社会与大众的研究是没有真正价值的。科研是一项非常耗费社会资源的活动，而社会总资源相对有限，这也决定了学者的研究不可能任意为之，需要适当考虑社会和人民的需要，把研究扎根在社会需要和人民需求的大地上。这就决定了对科研和学者的评价的维度和范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现有研究的创新力度，还要兼顾其对社会效益和人民福祉的贡献。因此，在去“五唯”，建立新的评价标准时，除了关注评价的方式方法问题外，还应该适度拓展评价的范围，以引导学者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世界和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的研究主题上，不断提升学者的责任担当意识和远大志向。最后，应该使评价方式方法多元化，以增加其适切性。无论是国外的《旧金山宣言》《莱顿宣言》等广具影响力的评价改革文件，还是中国近年来一系列评价改革政策，均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和趋势，即都主张建立分类化的评价体系，而不能用一种评价标准去评价不同性质、特点、类型的成果或研究者。比如就职称评价而言，应该就科研型、教学型、科研教学并重型等不同类型制定差异化的评价标准，就基础科学、应用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等制订适合各自特性的评价体系等等。在具体的评价手段方面，各国评价专家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即以同行评价为主[31]，兼顾量化评价，着力推行代表作制度，注重精品意识，质量第一，破除唯数量化评价[32]，并且健全评价反馈机制以发挥评价的发展功能[33]，构建评价监督机制保障评价的公正公平，建立评价申诉机制维护被评价对象的利益[34]，形成评价全程公开、透明、可查询、可追溯、可检验的保障体系[35]。

(三)“慢科研”生成的沟通联结机理：组建内外因素交流与联通的学术共同体

作为劳动的高级形态，与劳动的创造本性相一致，科研活动不仅创造学术成果，还生成与发展学者自身，并在此过程中确证自身和他人的共同本质，从而不断创生具有类属性的学术群体。学术群体的形成之于科研进步和学者发展均具有重大的推动功能。虽然说，在近代科研范式和规则形成之前，已经有许多伟大的研究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基石，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但是，由于缺乏研究者群体的合作交流以及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科研规则等，造成研究者对其研究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基本程序等问题缺乏共识，研究长期处于低水平重复的阶段。就像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言[36]：

任何人要对牛顿以前的物理光学做一通盘的考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该领域的实践者们都是科学家，但他们活动的最后结果不那么科学。由于没有采取共同的信念作保证，所以，每一位物理光学的著作家都被迫重新为这个领域建造基础。

而学术共同体无须为本领域的基础问题担忧，他们彼此交换观点、看法，形成广泛的共识，遵从共同体默认的范式，开展基于共同概念、原理、方法等的深入研究。实际上，近代自然和人文领域的科学革命之所以如此惊心动魄、规模巨大且影响深远，彻底改变了人类世界的图景，也制定了科研的基本规范，与世界万事万物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共同的运动规律、进步节奏等相关。信奉这些共同规则的研究者们则形成了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体，在遵循共同体认同的范式基础上，孜孜以求、刻苦研究，创造了之前人类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都无法比拟的灿烂成就。在共同体中，学者们还获得了一种支持性的环境和氛围，为他们提供战胜愚昧、克服困难的巨大勇气，成功抵御反对科学及非理性的各种强权力量和声音。正是共同体所提供的这种支持科研发展及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的支持环境，促进了近代以来突飞猛进的科研进步和庞大学科及学术群体的形成与发展。

科研异化并非学者内在功利心作祟和外在功利评价与引导的简单叠加使然，而往往是外生变量诱发内生变量，内生变量主动向外生变量应承，达到一种共谋与媾和的关系的结果。这个过程和作用机理非常复杂，对于不同科研领域和学者而言，科研异化的起始点可能不同，内外变量的作用力度可能各异，内外变量作用方式可能有别。因此，要恢复科研的本真，就不能忽视内外因相互作用的机理。否则，仅仅着力于改变内外因，而不顾二者的协同效应，则可能导致过度要求学者清心寡欲、不问世事，剥夺了其基本生活需要的问题，甚至将其正常的生活需求视为对学者身份的玷污，也可能导致过度要求科研管理与制度无所不包的完美主义倾向。以学者为主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则较好地实现了内外因的协调与融合。因为共同体形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研究者提供一个比较纯粹的保护研究的环境，以尽量减少外界非科研因素对学者从事研究的影响。当学者遭遇外界干扰时，往往由共同体出面进行协商，维护学者的利益，从而充分激发与维持学者一心做研究的内在热情。不过，共同体并不是与世隔绝的存在，更不是法外之地。它在坚守学术伦理、保护学者尊严、保障研究环境的基础上，积极响应国家、政府、社会、民众等的呼声及他们对学者群体的要求，并将合理的部分纳入共同体的规则之中，成为所有研究者必须遵守的秩序，从而保障了学者研究行为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众所需的适切性。由此，通过共同体的协调，学者的声音和大众的声音实现交融，促进学术求真与伦理向善的融合，为本真科研回归的内外保障因素提供了合力与中介。

因此，无论是从科研发展史角度，还是从联通内外因以合成合力的角度，共同体均是构建“慢科研”的重要方式。此外，世界各国学术评价的基本共识为同行评议是“一种‘最不坏’的学术评价制度”[37]。虽然，它确实具有易受评议者知识储备、主观意见及人情世故等的影响，但是，相较于计工分式的量化评价，它更加符合学术研究强调质量与创新的本性。因此，世界各国学术评价改革的基本趋势是以同行评议为主、适当参照量化评价的方式对学术和学者进行评价。[38]而同行评议为人所诟病的根本原因则恰恰在于学术共同体的不成熟和不规范，共同体的团体凝聚力及对成员的约束力不足，无法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成员科研行为与科研伦理的制度和氛围，以及对同行评议专家评价行为约束力不强等。

学术共同体发展滞后与不成熟的原因非常复杂：传统的学术管理约束和学术裁量权受到行政权力干预较大，限制了学术共同体的专业判断[39]和自主性[40]；
学术系统内部存在等级结构，少数精英往往主宰了学术认可[41]和资源分配的过程[42]；
学术共同体存在一定的封闭性，无法及时、充分地对复杂、综合的学术问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做出有效反馈。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学术治理的自主权改革。比如2018年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进一步加大学术委员会和教师的学术自治权。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及2019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均强调要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法治基础，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学者学术自治的权利。[43]不过当前有关文件并未明确提出学术共同体在学术治理中的法律地位、法律角色、权力边界等问题，这是亟待立法或从政策上明确的、影响学术共同体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法理基础。解决学术共同体存在的等级关系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是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追求、精神旨趣的研究者形成的群体。他们在遵循学术伦理的基础上共同构建共同体的规范，并基于共同规则协同治理，即便是共同体中的领导者也只是平等中的首席，只能基于共同体的规则而非个人的好恶进行管理。其次，共同体规则的形成要基于广泛的、公开的对话与协商，通过集体审议形成共识。当然，共识并不是绝对的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分歧。若仅将所有成员完全一致的观点作为规则，那么规则的数量必然极少，甚至只有那些不痛不痒、最基础的规范才能成为规则。这势必造成规则对共同体成员的约束作用不强、对成员的指导力度不足的问题。所以，共识应该是基于合理分歧基础上形成的“重叠共识”，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努力寻求通过和平协商、平等交往、公平对话等加深彼此理解，逐渐形成“视域融合”。[44]最后，因为重叠共识是基于共同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的结果，所以，它能够保障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共同体的任何成员都应该尊重重叠共识，并按照其要求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要解决学术共同体的封闭性，避免其保守性，就需要适度扩大共同体的范畴。实际上，当前的学术研究已经进入“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阶段。[45]与“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阶段研究问题域都比较集中、研究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关联度不高等不同，在“后常规科学”阶段，各研究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学科或领域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研究的常态，且各项研究与社会诸领域的关系日益紧密。若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仍然仅仅局限于某一学科或领域的研究者，则既难以科学解决所研究的问题，也无法有效处理科学研究所涉及的社会伦理关切。因此，“后常规科学”阶段的学术共同体应该是“扩大的学术共同体”。常规科学阶段的学术共同体基本上由某一学科或领域的专家组成，而扩大的学术共同体的构成人员则更为丰富，既包括传统分科体系下的研究者，也包括从其他学科视角研究该领域问题的研究者，以及与该领域有关的交叉学科的研究者。此外，对于那些较多涉及和影响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及价值观念等的学术领域，某些在常规科学阶段被学术群体视为外行的利益相关者的代表也应该适当加入。当然，这些代表的主要作用仅限于提供研究结果对社会各方面影响的反馈，不参加也不能干扰学者的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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