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杜军 ，苏小玲，鄢波

（1. 广东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2. 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院，广东 湛江 524088）

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总量迅速增长，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据《2020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8万亿元，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14.9%，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海洋经济总量有所下降，但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仍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也提出了“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的重要论断，凸显了海洋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也由单纯寻求总量的增长转变为实现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是，伴随着海洋经济的高速发展，海洋生态遭到破坏，废水废物排放量增大等环境问题逐渐凸显，严重阻碍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在海洋环境保护与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实现“共赢”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合理的环境规制手段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海洋环境规制是否是解决海洋环境保护问题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利器？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尽管许多文献围绕实现路径[1]、海洋经济协调度的测算[2]等方面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展开了丰富的探讨，但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而言，由于其涵盖经济、生态、科技等诸多内容，所以并未形成一套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如韩增林等[3]认为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该是要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的动态平衡，秦琳贵和沈体雁[4]则以海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代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对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涉及较少，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目前的多数研究均是采用传统的面板模型来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空间因素，实际上环境治理也存在空间外部性[5]。Fredriksson & Millimet[6]发现美国各州的环境政策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实行严格环境规制的地区会影响其他各州环境政策的制定。由于环境规制具有外溢性，所以某一省份实施的海洋环境政策会对周边邻近省份的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一方面，当邻近地区使用比本地区更宽松的环境政策时，为了避免本地区失去竞争优势，会降低本地的环境标准，从而导致环境的不断恶化，降低经济的发展质量；
另一方面，严格的环境政策会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由于地理空间的关联性，邻近地区的资源流动成本相对较低，相邻省份会产生技术交流从而促进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质量。基于此，考虑到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来考察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构建了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沿海11省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按照空间分布特征将沿海11省份划分为南部海洋经济圈、北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并考虑到空间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而为我国制定合理的海洋环境政策，实现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未有统一的认识，现有的研究结论分为三种情况。

（1）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波特假说”认为积极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有效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由此带来的创新收益能够抵过甚至超过环境保护投入的成本，形成所谓的创新补偿，从而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Ricci[7]的研究发现环境法规对设定的生产可能性施加了限制，虽然这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但可能会刺激创新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Pang[8]指出污染治理可以通过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还能提高社会福利。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9]，在一定程度上这两者之间能够实现双赢的局面[10]。也有学者基于不同的环境规制类型来探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投资型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技术变革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11]，严厉的环境规制迫使企业采购先进设备进行生产创新，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抵消增加的成本，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而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的局面[12]。一方面环境规制对企业施加了环境压力，使其在生产活动中受到环境标准的限制；
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不断促进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使其不断满足环境法律法规的需要，激励企业不断地成长，从而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2）环境规制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反“波特假说”的学者们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Lee[13]通过对韩国的制造业研究发现环境法规导致更多资本和资源的使用，最终环境规制与生产率增长之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Chintrakarn[14]选择了美国的制造业为分析对象，认为严格的环境法规会禁止某些要素的投入，影响投入转换为产出的效率，使得产出达不到最大可能边界，最终得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制造业的技术效率越低的结论。Abate等[15]研究发现发达国家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导致增长率的降低。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环境规制使得企业承担额外的成本，占用原本用于生产活动的资金，削弱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3）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具有不确定性。环境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一定的门槛值时才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16]。从人力资本视角：环境质量的改善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具有边际报酬递减效应，所以当环境规制的水平较低时会促进经济增长，当超过某一水平时对人力资本的边际影响不断下降并最终达到零值，此时环境规制会带来成本的增加，最终抑制了经济的增长[17]；
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当处于技术创新的初级阶段时需要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难度也较大，所以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会抑制经济的增长，随着技术存量不断积累，即当技术创新水平高于某一程度时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18]。此外，有研究证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19-21]。由于各地实施的环境政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环境规制产生的经济效果并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

显然，国内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少有文献研究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那么，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怎样的？是值得本文深入研究的问题。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6—2016年沿海11省份的面板数据，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以及沿海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其中，沿海11省份分别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考虑到空间溢出效应，根据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海洋局印发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将我国沿海11个省份划分为三大海洋经济圈，北部海洋经济圈主要包括辽宁、河北、天津以及山东；
东部海洋经济圈包括江苏、上海以及浙江；
南部海洋经济圈包括福建、广东、广西以及海南。沿海11省份和三大海洋经济圈的空间区域分布如图1所示。

图1 沿海11省份的空间区域分布图

2.2 变量的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HGZF）。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方式相反，它寻求的是一条可持续高效益的发展道路。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标有很多[22-24]，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指标的构建应该系统化、科学合理化，单一指标无法体现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通过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增质提效，使得海洋产业活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应该包括创新、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25]。参照已有的研究成果[26-27]，基于新时代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并结合海洋经济发展的特点，构建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并采用客观评价方法——熵值法计算综合指数来代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创新主要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28]，选取海洋科研经费投入强度、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表示海洋创新投入，以专利授权数、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以及海洋科研机构科技课题情况来反映海洋创新产出情况。协调主要是解决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体现在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29]。海洋经济区位熵、海洋经济贡献度反映了海陆协调发展的程度，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体现了海洋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绿色发展与高污染、高耗能的发展方式相反，关注因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生态环境、资源压力等问题，最终要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30]。本文选取废水直排入海量、万人拥有滨海湿地面积、海洋污染治理项目、单位海洋GDP能耗、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数目、沿海地区海洋类型保护区面积6个指标评价海洋经济绿色发展质量。对外开放体现为对外贸易合作、港口开放程度、利用外资等情况，采用进出口总额、港口货物吞吐量、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来衡量海洋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即让人民享受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可支配收入等情况。本文从涉海从业人员数量、涉海从业人员人均GOP、沿海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渔民人均纯收入、沿海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情况这五个方面评价海洋经济共享发展情况。

基于以上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2006—2016年沿海11省份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见表2。

表2 沿海11省份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2.2.2 解释变量

海洋环境规制强度（HENR）。在现有的研究中，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方式有很多种。一种是单一指标法，如何爱平和安梦天[31]则采用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全国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比来表示环境规制的强度。另一种是综合指标法，如沈坤荣等[32]以二氧化硫去除率和工业烟（粉）尘去除率两个指标计算环境规制的综合指数。本文采用单一指标法，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表示环境规制的强度，因为当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时，不得不投入资金来加强对末端污染的治理，因此使用该指标能较好地反映出环境规制实施的强度。参考纪玉俊和张彦彦[33]海洋类指标换算的方法：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海洋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

2.2.3 控制变量

影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除了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以外还有很多相关因素，为了减轻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了以下6个控制变量：①金融规模（BANK）：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环境能够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用取对数后的银行存款余额表示。②人口密度（POPD）：人口规模的增加会对各类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用单位面积人口数量来衡量。③海洋产业规模（SCAL）：适当的海洋产业规模能够促进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影响海洋经济的发展。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用取对数后的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来衡量。④固定资产投资（INVE）：一个地区的物资资本存量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采用经过取对数处理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⑤政府支出规模（EXPE）：政府支出规模可以衡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用地方财政支出来衡量，经过取对数处理。⑥教育经费支出（EDUC）：教育支出水平的高低能够反映出各地区对教育活动的重视程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用取对数后的教育经费投入来表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3 模型的设定

由于环境政策的制定不仅会考虑到当地的情况还会借鉴邻近地区的优秀经验，形成地区间的“政策互动”[34]，使得环境治理具有空间溢出效应[35]，同样地，海洋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也会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采用传统的面板模型来估计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会因忽略空间因素而存在误差。因此，本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空间面板基本形式可表示为：

式中：HGZF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HENR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海洋环境规制强度；
n为省份总数；
HGZFjt、HENRjt分别表示周边j省份第t年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海洋环境规制强度；
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分别表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的空间滞后项；
分别表示本省份和周边省份的控制变量，具体为金融规模、人口密度、海洋产业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规模、教育经费支出；
δ为空间回归系数，衡量本省份的海洋高质量发展水平受到邻近省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影响的方向和大小；
β为线性回归系数，反映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程度和方向；
θ反映周边省份的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本省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大小和方向；
μit为误差项。

首先通过LM检验和稳健的LM检验来分别判断沿海11省份以及三大海洋经济圈应采取何种空间模型来进行估计，然后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空间面板模型是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见表4。北部海洋经济圈的LM检验以及稳健的LM检验结果均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进一步采用LR检验来判断空间杜宾模型能否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或者空间滞后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拒绝“空间杜宾模型可以转化为空间误差模型”的原假设，LR统计量为14.35，对应的P值为0.045 3；
接受“空间杜宾模型可以转化为空间滞后模型”的原假设，LR统计量为11.70，对应的P值为0.110 9。所以，采用空间滞后模型来对北部海洋经济圈进行估计。

表4 模型选择检验结果

在此基础上，构建沿海11省份和东部海洋经济圈的空间杜宾模型的表达式符合公式（1）。

相应的，南部海洋经济圈和北部海洋经济圈的空间滞后模型的表达式为：

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之前，要检验研究的对象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并且需要构建合适的空间权重矩阵来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参考徐敏和姜勇[38]的研究，本文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来计算相关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具体表达式为：

式中：i和j代表不同的省份，dij表示基于经纬度计算的两省份的地理距离，各省份的经纬度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网站。

全局空间相关检验用来反映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整个研究区域内是否具有空间依赖性，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来进行衡量。计算公式为[39]：

教师若单纯依靠小学语文教材开展童话教学，把学生的童话学习定格在书本世界里，而忽视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会束缚学生阅读思维能力的提高，使小学语文童话教育失去实践和应用的价值，不利于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为此，教师应当将课上课下两个课堂结合起来，注重课外教学对学生知识巩固的重要作用，通过组织演讲比赛、故事表演等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逐渐提高自身的童话理解能力和语文综合素养。

式中：HGZFi、HGZFj分别为第i个省份和第j个省份的指标观测值，即文中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wij表示文中所构建的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n表示样本数量为样本均值；
S2为样本方差。Moran’sI的取值范围为[-1, 1]，大于0表示变量存在空间正相关性，越接近1正相关性就越强；
小于0代表变量存在空间负相关性，越接近-1负相关性就越强；
取值为0说明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计算出2006—2016年我国沿海11省份以及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HGZF）的全局Moran’s I指数，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所有年份的全局空间相关性指数均为负值，说明各省份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空间负相关性，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是合理的。

表5 2006—2016年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Moran’s I检验结果

3.2 回归结果

3.2.1 沿海11省份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具有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来估计沿海11省份的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见表6。表6给出了空间固定、时间固定以及时间空间双固定模型的回归结果。综合考虑模型的拟合优度R2、s2以及log-L统计量，最终选定具有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来分析沿海11省份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表6 沿海11省份的SDM模型估计结果

由空间固定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海洋环境规制（HENR）的回归系数为0.002 46，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海洋环境规制水平提高1%，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约提高0.25%。在考虑空间效应的情况下，金融规模（BANK）、固定资产投资（INVE）均显著地抑制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较之下，金融规模的抑制作用更为严重，每增加1%，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就降低12.4%。此外，教育经费支出（EDUC）也阻碍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海洋产业规模（SCAL）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促进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人口密度（POPD）和政府支出规模（EXPE）也对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91 4、0.031 2，但影响效果并不显著。

3.2.2 三大海洋经济圈的回归结果分析

以下分别对三大海洋经济圈进行实证分析，与沿海11省份的分析类似，要确定运用何种固定模型来估计，结果见表7～表9。

表7 南部海洋经济圈SLM模型估计结果

表9 北部海洋经济圈SLM模型估计结果

从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回归结果来看，采用空间固定SLM模型来进行估计。对于南部海洋经济圈而言，海洋环境规制（HENR）的回归系数为0.005 12，且在5%水平下统计显著，表明在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海洋产业规模（SCAL）、政府支出规模（EXPE）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促进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回归系数分别为0.141、0.223。金融规模（BANK）、人口密度（POPD）也对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此外，固定资产投资（INVE）和教育经费支出（EDUC）均显著地抑制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表8 东部海洋经济圈SDM模型估计结果

从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回归结果来看，选择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SDM模型来进行分析。对于东部海洋经济圈而言，海洋环境规制（HENR）的回归系数为-0.001 27，表明海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影响作用并不显著。金融规模（BANK）、人口密度（POPD）、固定资产投资（INVE）、教育经费支出（EDUC）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97、-1.184、-0.220、-0.319，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抑制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产业规模（SCAL）和政府支出规模（EXPE）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且海洋产业规模的回归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从北部海洋经济圈的回归结果来看，选择时间和空间固定SLM模型来进行分析。海洋环境规制（HENR）、海洋产业规模（SCAL）和固定资产投资（INV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2 31、0.122、0.122，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海洋环境规制、海洋产业规模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均对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口密度（POPD）和教育经费支出（EDUC）对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融规模（BANK）和政府支出规模（EXP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08、-0.160，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金融规模和政府支出规模显著抑制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在三大海洋经济圈并不一致。

3.3 三大海洋经济圈的回归结果对比分析

横向对比三大海洋经济圈的空间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南部和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环境规制均促进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在东部海洋经济圈却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南部和北部良好的环境政策、法律法规能够刺激创新，从而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然而这种积极影响在东部海洋经济圈并没有出现，可能存在某些因素阻碍了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总是正向的，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第二，海洋产业规模无论是在沿海11省份还是在三大海洋经济圈，均对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作用。表明适度扩大海洋产业规模是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三，金融规模、人口密度、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规模以及教育经费支出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沿海11省份和三大海洋经济圈中的作用也出现了的分化。金融发展水平在南部海洋经济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却抑制了东部、北部和沿海11省份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口密度仅在东部海洋经济圈起到了正向的作用；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在北部海洋经济圈对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正向的作用；
政府支出规模在南部、东部和沿海11省份促进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却在北部海洋经济圈出现了抑制的作用；
教育经费的支出仅在北部海洋经济圈对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正向影响。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同时也为了避免因主观设定空间权重矩阵而引发的质疑，本文选取0～1矩阵（W1）和反距离矩阵（W2）再次对沿海11省份以及三大海洋经济圈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具体估计结果见表10和表11。基于0～1矩阵和反距离矩阵的空间回归结果表明：沿海11省份和三大海洋经济圈的核心解释变量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方向与前文的估计结果保持一致，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可以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10 沿海11省份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11 三大海洋经济圈稳健性检验结果

4.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2006—2016年我国沿海11省份面板数据，借鉴有关文献，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构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来计算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同时运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来实证研究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着空间自相关性；
第二，整体而言，加大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三，分区域来看，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三大海洋经济圈均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即在南部和北部海洋经济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东部海洋经济圈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海洋产业规模无论是在沿海11省份还是在三大海洋经济圈均对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作用；
金融规模、人口密度、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支出规模以及教育经费支出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沿海11省份和三大海洋经济圈中的作用也出现了分化。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得出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海洋环境规制力度，完善涉海法律法规的修订，提高海洋环境质量。在海洋经济开发活动中，应该遵循“谁使用谁保护，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从源头上解决海洋环境污染的问题，完善污染末端的处理，缓解海洋资源压力。提高涉海企业的环境准入门槛，这样既能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又能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从整体上满足了提质增效的要求，从而促进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政府也要提高政策的执行能力，确保环境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海洋环境治理中来。

第二，海洋环境政策的制定要因地而异、因地制宜。由于东部海洋经济圈自身发展条件的限制，海洋环境规制在东部并没有表现出正向效应。考虑到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所以相关的海洋环境政策不能一概而论。针对区域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问题并结合自身发展的条件，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的海洋环境政策。东部海洋经济圈的污染物排放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应当适度加大东部海洋环境规制的强度，实行更为稳健严格的海洋环境政策，同时也可学习借鉴南部和北部海洋经济圈的优秀经验。

第三，积极推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适度提高海洋产业规模，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鼓励涉海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把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拓展提升海洋服务业，果断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促进海洋产业向中高端发展。适当扩大海洋产业规模，创新海洋产业发展模式，打造海洋产业集群地。设立专门服务于海洋产业的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如海洋类债券等海洋金融工具，以便为海洋经济活动提供更有针对性、更便利的金融服务，加快持续地推进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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