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者》中的创伤书写与政治表达

谭星越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食盐者》是托尼·凯德·班芭拉1980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明妮向维尔玛的提问“亲爱的，你确定你想要康复吗？”为开端，通过非线性的多重声音叙述，呈现了维尔玛和周围人碎片化的创伤记忆，从而客观揭露了维尔玛以及整个黑人社区所经历的精神分裂式的生存困境。透过克雷伯恩镇这个窗口，班芭拉既构筑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社会公共领域的框架，同时也指向了更严肃的时代之思，即从个人和集体的创伤书写中反审民权运动时代黑人的政治与历史命运。诚如法拉赫·贾思敏·格里芬所说：“托尼·凯德·班芭拉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遗产，它关乎社会斗争和社会愿景，在每一次重读中它都赋予我们挑战，向我们证明了文字可以是美丽的，也可以是政治性的。”[1]基于此，本文将结合创伤理论，试图对班芭拉的《食盐者》进行文本细读，进而探究其背后所含蕴的政治诉求。

“创伤”一词源自希腊语，本义是指“外力给人造成的物理性损伤”。后来弗洛伊德将之引入精神分析领域，创伤于是便具有了“精神创伤”的内涵。20世纪，随着自然灾害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创伤的内涵又逐渐从生理学、心理学领域扩展到了文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创伤由此成为专门的理论术语。如创伤研究学者肖莎娜·费尔曼所言，“二十世纪是一个创伤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创伤理论的世纪。”[2]身处二十世纪美国“民权运动时代”的托尼·凯德·班芭拉，感受着美国社会中抗议战争、种族主义、贫穷、性别歧视等声音的高昂，见证了主要政治领袖民权运动活动家被暗杀、黑人权力运动的出现、女权运动的激进化以及白人资本主义公司牟取暴利等一系列事件，目睹了分裂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人们产生精神、信仰的危机，这一切都影响着黑人小说家对社会现实的感悟和艺术的创作。而班芭拉选择扮演真理言说者的角色，将现实融入艺术，在小说《食盐者》中呈现了一个分裂的、破碎的、异化的精神世界，构建了一个经历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创伤的黑人社区。

《食盐者》中的主人公维尔玛是克雷伯恩镇十分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她主管七艺学院的社区文化工作，致力于黑人社区有关性别、阶级和种族等方面的文化和政治改革，希望联合其他文化团体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政党。同时，她还是联合化学核能公司的计算机操作员。她积极奔走在各个社会运动的前线，想要通过行动来改善整个黑人社区的社会状况，然而，现实与期待产生了强烈的冲突，黑人社区中性别对立的空间使维尔玛逐渐走向分裂。在黑人民族中，黑人男性处于社会中的统治地位，黑人女性则被边缘化。当男性领导者在会议中激情澎湃大谈卡特政府、劳工运动等问题时，“男人在座位上抽烟，玩弄着他们的手指，而女人则在持续地记笔记”。“她们一边听着讲话，一边在脑子里盘算着要筹集的钱，要筛选的邮件名单，要预定的大厅，要印制的传单”。[3]27当妇女活动家组织竞选活动、投放广告、完成大量文书工作，并奔走在游行队伍前线时，男性领导者却租下意大利餐厅、豪华轿车，穿着整洁又闪亮的西装闲逛，或是在酒吧喝酒。这种黑人男女不对等的行为在文中还有许多表现。由此可见，黑人男性领导者的特权和优越感体现了他们在黑人政治运动中性别霸权的存在。黑人女性成为父权制社会中的边缘人物，成为一种证明男性强大的对象和工具，一种社会性别奴役的空间能指。在黑人社区里，同样存在这种权利不对等的问题，黑人女性被迫成为文化政治体系中的他者。就在如此不平等的性别空间中，维尔玛为社区工作所产生和释放的能量一步步被消耗。

与此同时，当维尔玛将精力投入到繁重的工作中时，她的丈夫欧比开始抱怨她的冷漠。他选择背叛他们的婚姻，用谎言来掩饰自己的不忠诚。超负荷的工作、不对等的权利和不如意的两性婚姻生活，最终导致维尔玛精神崩溃。正如凯西·卡鲁斯所说：“创伤的病理学特征不能以事件本身来进行界定，事件本身具有，也可能不具有灾难性，且事件对每个个体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此外，创伤的病理学特征也不能以事件的扭曲进行定义，而应以依附于创伤、扭曲个体意义的结果所获得的挥之不去的力量来界定”。[4]也就是说，创伤在事件发生最初是无法被准确确认的，只有事后缠绕着主体的一系列挥之不去的、梦魇般的影响，才使创伤得到表征。维尔玛开始“躁动不安，嘴唇肿胀，眼睛凹陷，整个人浑浑噩噩，意识不到同事们在大厅里窃窃私语，形容她为‘疯子’”。[3]94“她用手捂住嘴，紧按住自己的脸，似乎要扼杀掉呼之欲出的尖叫声……夜里不穿外套就离开了家”。[3]95她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出现在帕尔玛家中，穿着拼凑的床单出现在餐桌前，呢喃着梦魇般的话。一般来说，受到创伤的人往往对自己一些反复的、不合常理的强迫性行为毫不知情，由此她们无法言说自己的创伤体验，也无法得到疏解，从而陷入更深的自我否定中，彻底走向与整个世界隔绝的地步。所以，最后维尔玛选择切断静脉，钻进炉子里自杀。

如果说维尔玛遭受的是男权社会性别化空间的压制所带来的创伤，那么公共汽车司机弗雷德·霍尔特所承受的创伤则来自于白人对黑人民族的种族非正义行为。在与西南社区医院治疗过程平行的另一个时空场景里，在汽车行驶途中弗雷德不停地回忆起许多在他脑中挥之不去的、梦魇般的事件。“创伤具有一种萦绕不去的品质，通过不断的重复和返回持续占有主体。”[5]14即使早已事过境迁，受创者还是会不断在脑海中重新经历创伤事件，宛如发生在此时此刻。通过弗雷德的记忆，我们听到了死去的波特的声音：“他们称黑人为隐形人……我们的本性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知的，不可见的。他们从来都看不到我们。当我们用他们的眼睛来直视自己时，我们就消失了。”[3]158-159波特意识到了黑人民族长期以来在美国主流社会上所处的地位。通过叙述，波特将创伤记忆传递给了弗雷德：在白人主宰的世界里，黑人群体丧失了主体性，成了隐形人。白人政府和企业为了满足无限制的物质享受和利益追求，在黑人社区中大量开发新楼房、开发核能，弗雷德目睹承载着自己美好记忆的家园成了废墟。黑人社区被迫成为有毒垃圾、核电站、化工厂、各种军事武器试验所导致的环境灾难的受害者。黑人社区“正死于过度暴露于某种废料中——放射性废物、石棉颗粒、噪音、烟雾、谎言……”。[3]79在黑人民族所面临的环境问题面前，白人所宣扬的正义成了最大的谎言，黑人民族沦为白人发展经济的铺路石。关于好朋友波特的记忆、关于家园的想象反复侵袭着弗雷特的大脑，在脑海中一幕幕闪现。记忆不断唤醒弗雷特过去的伤痛经历，激发他对创伤体验的重新阐释和建构。而这一切足以让弗雷德想要扳动方向盘，把车开到铁轨上，开到沼泽地里。他想象着车子撞上火车时金属碎裂的声音，想象着灌木丛深处汽车下沉的画面。

维尔玛和弗雷德是黑人社区最能代表“分裂”的人物形象，然而个体的创伤投射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即可窥见造成这种创伤的更深层原因。“创伤具有社会政治属性，它不仅仅是科学、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发展历程，更是在特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中不断变化的社会建构历程”。[6]4黑人社区克雷伯恩镇同样也在寻求着治愈和完整。在黑人社区中，派系、阴谋等所有旧意识形态的分裂行动开始重演，街头青年、工人形成战略联盟开始独立的政治行动。七艺学院中“精神派”与“政治派”的对立，试图撕裂学院。黑人缺乏有凝聚力的组织、一致的国内外政策和明确的治理方式来改变社会的走向，同时，政府通过秘密监控和暴力破坏黑人社会运动的进程，危机潜伏于黑人社区的各个角落。正如维尔玛的教母索菲所描述的，在黑人社区中，“一条深深的裂缝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这里有一条通往‘巴别塔’的路和计划，这里有一个等待着被救赎的世界，而这需要所有正义人士的合作”。[3]92

班芭拉在《食盐者》中塑造了黑人“受创者”的主体形象，向我们揭露了黑人社区性别、种族等不同层面的社会政治危机。但班芭拉的创作目的并不只在于此，她试图找出解决危机的途径。在一次采访中，她曾指出《食盐者》这部小说是“源自一次想要解决问题的冲动”。[7]55她看到了美国黑人种族所面临的艰难困境，并将其写入自己的书中，最终是想要为自己的民族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治疗个人、民族创伤的途径。

精神病理学家罗伯特·杰·利夫顿在描述创伤后的自我心理状态时说：“极端的创伤会使受创者产生第二自我……在遭遇极端的创伤后，人的自我意识被彻底改变了。”[8]137“第二自我”也就是创伤自我，维尔玛和弗雷德在经历个人、家庭、集体的情感与身份危机、经历性别和种族带来的无法承受的压抑与桎梏后，逐渐产生了“第二自我”——封闭自我。维尔玛想要“将自己密封住——声音、味道、空气，什么都渗透不进去……世界上的噪音、垃圾都被锁在外面”。[3]19弗雷德则几乎沉迷于“下沉”的画面，他想象着“沼泽将公共汽车吸入时发出咕噜的声音……直至深渊”。[3]80有时候创伤者习惯了不完整、不健康的状态，就忘记了如何直立行走、如何呼吸轻松、如何有更清晰的认知。他们习惯了“第二自我”的存在，配合着抱怨、伤痛，成为“创伤自我”的帮凶。因此，消灭“第二自我”、治愈“创伤自我”，走向复原的首要原则便是恢复创伤患者的自主权。[9]133创伤者需要积聚自己全部的能量，重新塑造自我身份，充分做好迎接一个健康、完整的自我的准备。摆脱受害者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封闭状态是极需要勇气的，这需要他们不断产生正向能量来摆脱分裂所产生的负面力量。在小说中，精神分裂最显著的弗雷德和维尔玛通过回忆创伤的方式，将他们过去曾经经历的伤痛逐渐揭开。随着叙事的深入，他们逐步了解自己的过去，也逐渐明白创伤事件是如何对自己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在回忆的过程中，创伤记忆转变成了叙事记忆，引导受创者开始辨清过去与现在的区别，使他们有意识地放弃一些根深蒂固的创伤性情节。他们回忆过去、接纳过去，重拾自我，旨在成为自己生活的中心。

当个体恢复自主权后，“要在意识中把握创伤现实，同时需要有一个支持和保护性的社会语境，使受害者和证人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联盟。这种联盟关系及社会语境往往是由家人、爱人和朋友共同创造的。”[9]9维尔玛最后的治愈便体现了集体空间的力量。在西南社区医院里，黑人社区为她创造了一个极具安全感的治疗空间。在这里，社区成员充当有着创伤遭遇的诉说者，与维尔玛建立起情感的交流。医生明妮和维尔玛位于治疗室的中间，十二位被称为“心灵大师”的社区成员在她们两人周围围成圆圈，起着祈祷和冥想的支撑作用，培育米妮的治疗力量，从而抑制任何负面的能量进入。至于社区的其他医生、护士和病人，他们共同在维尔玛和明妮的周围建立起一个保护性的空间，最后见证了维尔玛的痊愈。黑人传统医学治疗手段的书写，呈现了克雷伯恩镇中群体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强调了环境和社区对个人疾病恢复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许多创伤患者，特别是那些长期承受着重复精神创伤的人，都表现出创伤似乎限制了他们与他人建立和维护联系的能力。而这时，构筑集体的情感空间显然成为了有力的治愈手段。集体帮助受创者重获信心、关心和自我接纳的能力。另一方面，黑人传统医学治疗手段强调了黑人民族的智慧、非洲黑人文化之根是寻求个人和群体疗愈的重要源泉。医者明妮传承了“黑人文化”群体生存意志的智慧，成为克雷伯恩镇中有名的伏都教疗愈大师。通过明妮的治疗，维尔玛最终意识到“泥土母亲”在其生命中的重要性，她不断将陷入困境中的维尔玛拉回到生活的正轨。维尔玛认识到“真理就在自己的民族中，关键在于要把自己最优秀的传统放在中心位置”。[3]169维尔玛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了同非洲文化及黑人先辈之间的联系，进而从根本上获取了治愈创伤的精神力量。

除去个体创伤的疗治，黑人社区克雷伯恩镇中产生的巨大裂缝也极需得到愈合。克雷伯恩镇是“主要能源中心，这个国家的脉轮之一”。[3]163在小说中，克雷伯恩镇中的电力公司和联合化学核能公司所产生的能源是黑人社区赖以生存的资源，它带来了光明，照亮了整个社区，加速了其向现代化的进程。某种程度可以说，能源隐喻了黑人社区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积极能量。然而在美国现代资本扩张、物欲横流的趋势下，白人资本家的贪婪和破坏性行为使得资本企业成了黑人社区的巨大隐患。能源的存在和发展促成了利弊两方面的结果。为了对抗黑人社区破坏性能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了正在形成的新的可能性，班芭拉认为社会必须用“融合”来进行反击：现代西医和黑人传统医术的融合，“精神派”和“政治派”活动家的融合，妇女行动组织和兄弟会的融合。[10]分裂的生存模式将削弱对抗的力量，黑人民族需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力量强大的政治运动需要建立起强劲的同盟关系。班芭拉借书中坎普贝尔这位自由作家、反核能记者表达了一个道理：所有的一切都是相融的，一切都只是时间的问题。“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系统，其基础都是相同的——比如说伏都教、热力学、易经、星座、数字命理学、炼金术、玄学、古代神话——都是互相联系的，并不是互相分裂或者矛盾的。”[3]210当黑人社区想要对抗白人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性的力量时，他们需要疏通社区公共系统内原本堵塞的各部分，使之相连相通，在知识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生态系统以及医学系统之间建立联系。女主人公维尔玛也逐渐认识到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她的生活观和处理矛盾的方式都发生了质的改变。维尔玛曾一直倾向于发动纷争、冲突和制造危机，这是她学会的如何进行斗争的方式。她带领着妇女行动组织独立于七艺学院，与兄弟会完全脱离，使两性之间的对立加剧。然而在疗治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拥有统治权并不意味着击倒、压制和挫伤对方，而需要去理解和爱”。[3]267对立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追寻平衡、统一才是关键。

美国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美学的最终归宿是政治。他认为，一切文学“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11]59班芭拉同样认为文学有变革社会的能力，“她的叙事指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声景，在个人和政治历史的变化网络中移动……班芭拉致力于将艺术作为政治批判的工具，将美学形式和创新的问题引向对叙事重新规划的理解上来，将其作为塑造另一种政治参与模式的核心。”[12]可见，班芭拉和詹姆逊都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学在审美的基础上承担着历史、文化、政治的使命，肩负着讲述人们生活的真相的责任，尤其是第三世界文学。班芭拉在《食盐者》中从多个维度诊断了民权运动时期黑人社会政治危机的复杂症状，在对人物的创伤描写中展现了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政治意识。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班芭拉超越了传统女性主义的书写，她笔下黑人女性的生存空间不再局限于“家庭私域”，而是走向社会政治斗争的前台。她通过对黑人女性参政的描写，批判了民权运动时期以黑人男性为中心的领导模式。黑人女性的“身体”被视为运转的“机器”，只要她们还能产生黑人社区事业发展所需要的能量，她们就将被“证实”是健康的。这里，“健康”不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问题，它的标准开始为权力和某种意识形态服务。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当维尔玛在基层组织者的会议上、游行运动中发现自己来月经时，她对这些工作所承担起的责任使她忽视自己的生理需求，维尔玛的付出和牺牲与男性领导者的傲慢和奢靡形成鲜明的对比。班芭拉将维尔玛的健康问题置于民权时代的背景下，强调了黑人女性创伤背后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意义，即在社会政治运动中，黑人女性的主体性始终未被给予与男性平等的关注，她们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结构之外；
同时，黑人女性的健康问题被结构性或策略性地忽视，为了使家庭、社区、种族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她们自我身心的健康状态无法得到保证。维尔玛这一角色，就意在唤起大众对黑人女性健康的关注。

与此同时，班芭拉在小说中还表达了深刻的生态意识以及它所承载的社会政治意义。“在美国，环境危害严重地区的分布极不公平，穷人和有色人种比富人和白人承受了更多污染所带来的影响。”[13]10学者发现，“环境灾难和种族差异的密切关系绝不是一种偶然的联系，而是一种新生的社会不公，环境问题所隐含的是人权问题。”[14]193当妇女行动组织成员鲁比认为生态问题开始转移她们的注意力，使她们无法集中精力解决更加直接的政治问题时，简向她指出了环境与种族政治之间的联系：“你认为他们把放射性废料运送到谁的社区，或者在哪里挖掘废料掩埋场？你认为他们雇谁来做工厂里那些危险的、肮脏的工作？他们又在世界哪些地方测试爆炸？”[3]242白人资本家的贪婪和对黑人生存环境的漠视，使得他们被迫成为地下开采的高风险工人，他们的居住地则变成核电站、核武器工厂的废料堆积地。在班芭拉所写到的巴恩韦尔地区，土壤污染问题亟待解决，每一场雨都意味着污染将越来越接近地下水位，这迫使巴恩韦尔当地居民加入到数百名“安全地球”活动家的队列之中。[3]225除此之外，美国政府所制定的城市再规划方案也破坏了黑人社区的建设，许多公共场所、房屋都在重型机械的摧毁下变成了废墟。显而易见，班芭拉有关生态环境的书写，旨在呼吁大众将视线转移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上来。

作为一名教育家，班芭拉在小说中也强调了“知识维度”对社会政治秩序批判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青年学生巴斯特试图打听更多关于兄弟会组织的内部消息时，医生塞吉告诫他，“不管你未来的志向是什么——医生、诗人……记者，学习法则是很重要的”。[3]131“了解兄弟会的基础和活动很重要，一知半解是没有意义的。你看那些一知半解者给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制造了多大的混乱”。[3]134由此可知，新时代和新秩序的建立离不开认知层面的考量。当黑人群体试图对现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发起挑战时，一知半解是不允许存在的，他们需要在头脑中对过去已经历的、现在正发生的、以及未来即将面对的事物构建模型，在庞大的知识库中寻找规律、总结经验，以应对未来发掘黑人所承载的潜在命运时可能遇到的障碍。就像曾经遭受创伤的人，在试图建立新的自我时，不能将过往的记忆丢弃，而是需要重新理解过去，重新走向并探索历史，以拯救现在与未来。同时，七艺学院也在调整文化和政治的忠诚度，以培育新人，黑人民族未来的命运掌握在年轻的孩子手中。街上酒醉的男人冲着七艺学院的老师简说：“我支持教育……看我为了孩子们的教育交了多少税。”[3]196街上的传教士大喊：“老师已经来到了你们中间，正在为新的转变作准备。”[3]126启蒙是转化的开始，自我、部落、物种、地球以及所有的生命都依赖于它。班芭拉认识到黑人公民教育对社会政治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试图唤醒人们敲打大脑，寻找任何沉睡在那里的有关启蒙的知识，实现黑人种族的自救和提升需要教育所带来的启迪的力量。

班芭拉将写出拯救人们生命的故事作为自己写作的使命，这一观点在《食盐者》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食盐者》中，班芭拉通过受创者的回忆，向读者展现了克雷伯恩镇中居民“分裂”“异化”的生活面貌。当然，她的意图并不仅仅在于将黑人社区中个体还未愈合的伤口撕开来呈现在大家面前，而是在黑人所遭受的创伤中反思宏观的社会政治现状，披露黑人种族在白人主宰的世界里所承受的不公平对待以及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性别压迫，同时反思黑人民族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摆脱心灵的枷锁，完成创伤的治愈。在小说的最后，一场暴风雨来临，所有人在大雨过后得到了心灵的洗涤，他们在集体的情感空间里得到了救赎，最终走向回归黑人集体的道路，纷纷涌上社区街头，参加黑人社区每年春季举行的狂欢节。班芭拉在最后让读者在小说遍布创伤的书写中感受到了希望的力量，也暗示着班芭拉对于黑人民族的未来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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