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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当代知识分子——简析林震、小林、池大为

    时间:2022-11-19 08:3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杨岳霖[济南大学文学院,济南 250022]

    理想与现实向来被人们作为反义词对立起来,而事实也是如此。“丰满”的理想一般总不能较为完满地映照在“骨感”的现实当中,由此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困扰便难以排解,这在青年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刘震云《一地鸡毛》中的小林、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都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在自身怀揣的崇高理想与现实发生碰撞之后,他们内心信仰的发展变化却不甚相同。他们三人作为新中国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对其内心精神世界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当代知识分子在现实中走过的精神道路。

    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其中塑造的人物林震,正是处于新中国成立后由革命转向建设,战争转向治理环境下心生困顿的典型人物。林震,因工作调动从小学进入组织部,这样的情节安排便赋予了他双重的身份:其一,作为一名小学教师,这样的职业所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因此在林震身上便自然而然存在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单纯”“理想化”等特征,讲究实事求是、追求自由民主;
    其二,在进入组织部后,党的干部身份便取代知识分子成为第一表征。在那个时期,党的干部的特殊身份赋予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对党和革命建设事业的崇敬与追求。正如小说中所表述的:“革命感召、乌托邦询唤使林震勇于担当,敢于斗争;
    知识分子的执拗,实事求是要求他不畏权力、追求真理;
    而初生牛犊又加剧了这份热血勇气。”①林震思想的上述特质,使他在进入组织部工作后,与周围的环境充满着不协调,显得自己格格不入。

    在组织部中,林震发现这里全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党员同志个个充满斗志,积极参与革命建设;
    部门里的领导和同事革命意志消退,工作看似繁忙、严肃,实则心不在焉,貌似一切都被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所支配。从林震的角度来看,“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就像不能容忍党的机关的缺点!”②党应该是纯洁的,应该是无所不能的,是克服了任何恶疾的。然而,随后纷至沓来的矛盾让他倍感困惑,他感到“神性美好的革命似乎遭到亵渎而堕入庸庸碌碌的‘游戏’当中”③。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对林震反映的问题含含糊糊,总是将“就那么回事”挂在嘴边当作处理问题的法宝。但当林震向《北京日报》投稿揭露麻袋厂支部的问题后,刘世吾立刻一拍大腿雷厉风行地对事情进行了处理。在部门里所经历的一切,都实实在在冲击着林震内心曾经一直怀有的理想,但在处世圆滑的老干部刘世吾看来,林震的想法却显得幼稚,他告诫林震:“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④因此,理想信仰与现实问题的冲突在林震身上显露无遗,小说最后一部分写到林震的内心独白,展现了林震的成长:“他懂得了生活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
    他懂得了斗争的困难和斗争的价值。”⑤虽然林震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充满痛苦和矛盾,心中宏大的理想较难付诸现实,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面临诸多困难时内心的坚定。

    作为典型人物的林震,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体制内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精神变化,从小说中他内心精神道路的发展,我们可以说以林震为代表的这类知识分子应该找到了一条如何处理现实与理想关系的道路,即未曾改变自己内心的崇高信仰,并且牢守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实事求是地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产党员身份能够作为信仰的支撑,在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社会大环境下,林震身上的理想主义与主流价值观的契合显得更为重要。

    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了大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高速前进发展的时期,相应地也给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处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则置身于一种令人困顿纠结的境地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心中存在着鱼与熊掌得兼还是二者取其一的选择题,即对当前物质世界羡慕的同时又痛苦地坚守着自己内心纯洁的精神向往。

    刘震云以小林为主人公创作的《单位》与《一地鸡毛》便是上承知识分子形象的叙述主题,并以20 世纪80 年代为背景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工作和生活中理想与信仰的变化。“如果说《一地鸡毛》的姊妹篇《单位》中讲述的是权力决定了人在公共场合下应该扮演何种社会角色的话,那么《一地鸡毛》则是将权力的作用伸向了家庭这样更私人的个性空间。”⑥

    刘震云在小说中描述的小林夫妇是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有做出一番成绩的雄心壮志,也曾经发奋图强、努力拼搏过,试图在工作中做出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但不论是婚姻日常生活还是单位工作生活,他们都遭遇了来自现实的种种围困。

    率先给予小林思想冲击的是从未接触过的单位文化,“单位文化不等于政治文化,它是一种小团体文化,是一个单位的人们共同持有的情感、态度、价值、立场、倾向以及心理状态等,进而影响单位成员的共有性文化,它更多显性表现为单位间的人际伦理关系和差序格局等级制度”⑦。初入单位,小林“学生气不轻,跟个孩子似的,对什么都不在乎”,与领导老张说话不注意,处处顶嘴,甚至不分场合地乱讲自己所在的办公室里“阴阳失调”。随后各种钩心斗角而不得脱身的事情又纷至沓来。“五一节”处里分到一堆烂梨,引发众人牢骚抱怨。处长老张提拔为副局长,为争空缺的处长职位,各人又心怀鬼胎,各施手段。小林为了入党,委曲求全,巴结女老乔和老孙,却屡屡出岔子。经历了这些之后,单位文化已经逐渐渗透进小林的思想意识,如果说小林此时仍在与现实的围困做着对抗,那么生活带来的重担就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生活中,各类生活的杂事都需要亲力亲为,精打细算安排家庭生活的开支,囤积廉价劣质的处理菜,藏起被人指责的羞愧去偷水,清晨早早起床去排冗长的队伍买豆腐,晚上睡前检查屋里水电灯火是否关好。因刚刚入职,无法独自分到一套住所,因此在合居情形下,个人私生活被他人不断侵入;
    分房后,又因住址与单位间交通不便,老婆便要每天早起晚归,坐四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去上班;
    孩子到了年龄需要入托,低三下四求人送礼,最后却发现似乎是邻居需要一个“陪读工具”,自家儿子才得以一同上了好的幼儿园。故此,工作的低微与生活的拮据消耗掉他所剩无几的精力与尊严,睡前看书写作的习惯早已放弃,内心世界的充盈也便无法保持。

    所以不论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到处都充满着解决不完的繁杂事情,让人焦头烂额。这些琐事犹如尘世织成的一张蛛网,将人困在其中。小林意识到,没有什么比改变自身以及家庭的生存状况更重要,于是,从不愿送礼联络人情到迫于生活压力主动带礼物登门拜访,由此可见,走入单位、步入生活,小林失去了安逸舒适的保护环境,崇高理想、优雅的诗意渐行渐远,在琐屑世俗的消磨中内心也逐渐趋于平庸。“改变多数人思想和命运的往往不是时代变迁,这样的宏观大事,而源自于鸡毛蒜皮这般琐事对人无处不在的消磨烦人,苦于生活困境无能为力,最终……随波逐流于世俗之中。”⑧

    阎真于20 世纪90 年代末期创作的《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又为人们描述了在现实倾轧之后知识分子所选择的另外一条道路:在幻灭、动摇之后,发生蜕变,在适应社会潜规则中建立起“精神高地”。其父池永昶虽经过了诸多磨难,但某种神圣虔诚的信仰仍然保存于心,他的画作《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便成为一种精神内核被池大为所继承。在金钱利欲的现实包围之下,池大为的内心更加矛盾,虽然在此过程中也经历了精神的溃败,但与小林不同的是,池大为又从“一地鸡毛”里重新建立起一种畸形的“精神高地”来应对所遭遇的一切。

    池大为顶着“医学硕士”的金字招牌到省卫生厅入职,初到单位,本以为会受人尊敬,办公室里的丁小槐以漠然的态度对他置之不理,只因马厅长专门交代过,之后丁小槐就变得卑躬谄媚,这种态度的反差让池大为颇为吃惊,不明白是何原因使自己仿佛狸猫变成了太子。在此处的叙事中,这种文化已经向池大为显露了其特有的运行规则,它借被驯服的丁小槐展现了一套池大为不曾了解过的逻辑,即学历并非最重要的,职位或者说权力才是制胜法宝。从此开始,是选择向现实倾轧低头还是保持内心的虔诚,便一直纠缠于池大为的内心之中。

    在单位的工作会议上,马厅长说有什么话都可以讲,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其他人默不作声,而池大为提出了许多无须说明的问题,这无异于撕开了上位者虚伪的面具,迫使马厅长半路离席。池大为虽然明白不同事情要分场合说的游戏规则,但出于自己内心的道德责任感,他难以忍气吞声,而结果是,在其他人为领导“着想”的合力下,将他放逐到了权力的边缘。于是他申请调入中医学会,希望能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即便生活上有些困难咬咬牙应该能过去。可生活终归是不尽如人意的,儿子池一波意外烫伤打不到车去医院,需要立刻住院却交不起费用,省厅中医学会的职衔又不被认可,在如此窘境之下,无奈找马厅长借车,又让早已升任处长的丁小槐与医院主任通融,才算解了燃眉之急,权力在生活中的附加值可见一斑。

    在与现实倾轧的交锋过程中,池大为曾倾向于坚守内心的信仰,但随着生存压力的不断迫近与增大,池大为的内心便逐渐趋于溃败,其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也最终走向崩塌。不过,不同于小林在信念丧失之后自我放逐,池大为“发誓要重新做人,把过去的自己杀死”。他开始不断向更高的级别追逐,同时在得到职位后谋取一己私利。在小说结尾处,池大为在父亲的坟前将画作《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烧掉了,至此,小说叙事形成一个了闭环,池大为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浪漫与崇高最终还给了父亲。从此池大为以“现世的自我”作为了信念。

    纵观林震、小林、池大为三者的精神变化轨迹,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至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与理想中的博弈、挣扎。他们选取的道路或者应对方式的差异,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所坚守的思想内质不同有关,更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语境、社会环境不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单位中的工作初现官僚化,但林震扫除官僚主义“灰尘”与维护党组织纯洁的渴望、大力建设新中国的整个政治社会环境相匹配,因此他能够与时代脉搏相共振,从而能够在与现实的冲锋陷阵中实现自己对精神信念的坚守与追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开始急速转变,在这样一个社会的转型期,小林在象牙塔中构造完成的精神大厦便难以在现实中落地,在这个时代大潮的冲击之下,逐渐迷失自我不知前路与归途;
    随着时代的潮汐汹涌,池大为在坚持从父辈那里所继承来的崇高无果后,放弃了原有的信念,挣扎与痛苦之后“华丽转身”,使自己改头换面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组织部里朝气蓬勃的林震,到在单位里苦苦挣扎的大学生小林,再到在官场如鱼得水的池大为,我们看到个别知识分子走向现实社会、面临生存压力后总会求变以适合生存,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仍应该在本无尺度的天然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底线,这才是作家们试图告诉我们的。

    ① ③⑦ 廖斌:《革命偏航与小林的前世今生——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13—117页。

    ②④⑤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第21页,第44页。

    ⑥ 刘虎:《繁华退场后的另一种人生悲凉——探析新写实主义小说〈一地鸡毛〉》,《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88—93页。

    ⑧ 姜翼飞:《被鸡毛压塌的精神世界——品读〈一地鸡毛〉中知识分子的沉沦》,《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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