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关系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精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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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4篇

中缅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篇1

越剧 历史渊源

名称由来

越剧”起源于“落地唱书”，后又有称为“女子科班”、“绍兴女子文戏”、“的笃班”、“草台班戏”、“小歌班”、"绍兴戏剧“、”绍兴文戏“、”髦儿小歌班“、”绍剧“、”嵊剧“、”剡剧“等。第一次称“越剧”，1925年9月17日，在小世界游乐场演出的“的笃班”，首次在《申报》广告上称为“越剧”。

1938年起，多数戏班、剧团称“越剧”。但各戏报上的称谓依旧不统一，记者与投稿者经常各用各的。1939年，《大公报》记者樊迪民，兼为姚水娟之“越吟舞台”的编导，受李白《越女词》之启发，兼考虑绍兴是越王勾践生聚教训击败吴国的复兴基地，而越剧发源地嵊县是绍属之一，又受越剧名伶姚水娟“我就是要越唱越响，越唱越高，越唱越远”之豪言触动，遂给茹伯勋编的《戏剧报》写稿，刊出正名为“越剧”的动机和意义的文章，告诸观众。自此以后，各报“女子文戏”的广告陆续改称为“越剧”，新中国成立后，更是统一称为“越剧”。

历史

越剧最初是从曲艺“落地唱书”发展而成。清咸丰十二年（1852）由嵊县西乡马塘村农民金其柄所创。落地唱书是浙江嵊县以马塘村为主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以马塘村为主，为越剧起源，因而越剧应有近150年历史），开始演变为在农村草台演出的戏曲形式，曾称小歌班、的笃班、绍兴文戏等。艺人初始均为是半农半艺的男性农民，故称男班。

1920年，时为“小歌班”的升平歌舞台老板周麟趾，从嵊县请来民间音乐组织“戏客班”的3位乐师组成越剧史上第一支专业伴奏乐队。

1920年起，小歌班集中较知名的演员编演新剧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孟丽君》等。这些剧目适应了“五四运动”后争取女权和男女平等思潮的兴起，受观众欢迎。之后，升平歌舞台老板周麟趾从嵊县请来民间音乐组织“戏客班”的3位乐师组成越剧史上第一支专业伴奏乐队，演奏时以15两音定弦，沿用绍兴大班习惯，称为“正宫调”，简称“正调”，从此“丝弦正调”成了主腔；
并借鉴绍兴大班的板式，初步建立起板腔体的音乐框架。

1921年9月至1922年，男班艺人相继将剧种改称“绍兴文戏”，吸收京剧、绍剧的表演程式，向古装大戏发展。剧目则受海派京剧影响，主要编演连台本戏，在“大世界”、“新世界”等游乐场以及茶楼、旅社、小型剧场演出。1923年7月，嵊县籍商人王金水请男班艺人金荣水回乡办第一个女班，招收13岁以下的女孩二十余人。翌年1月14日，该女班在上海升平歌舞台演出，称“髦儿小歌班”。

1928年1月起，女班蜂拥来沪。至1941年下半年增至36个。报纸评论称“上海的女子越剧风靡一时，到近来竟有凌驾一切之势”。而男班由于演员后继无人，最终被女班取代。

1929年，嵊县办第二个女班，之后续有举办。1931年底开始，一些女演员如王杏花、陈苗仙、吕福珠以及“东安舞台”、“四季春班”等先后来沪，但仍为男女混合演出。

女子越剧在上海立足后，为适应环境和观众需求，以姚水娟为代表的一批越剧从业者进行了变革，称为“改良文戏”。

自1928年至1932年的4年间，编演新剧目逾400个，剧目题材广泛，风格、样式多种多样，编剧多半曾从事过“文明戏”，剧目一般采用幕表制。

剧目内容的多样化引起演出形式相应的变化，出现向兄弟剧种学习的趋势。这时期，最有名的演员旦角为“三花一娟一桂”，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筱丹桂，小生为屠杏花、竺素娥、马樟花；
青年演员如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等，都已崭露头角。1942年10月，袁雪芬以话剧为榜样，在大来剧场开始改革。前两年陆续聘请编导有于吟(姚鲁丁)、韩义、蓝明(流)、萧章、吕仲、南薇、徐进等，多为年轻的业余话剧工作者。他们把进行改革的越剧称为“新越剧”。越剧改革首先是编演新剧目，建立剧本制，废除幕表制。

1950年4月12日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国家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1955年3月24日上海越剧院正式成立。1951年3月，华东戏曲研究院成立，1954年正式建立浙江省越剧团。

20世纪50至60年代前期是越剧的黄金时期，创造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等，在国内外都获得巨大声誉，《情探》《李娃传》《追鱼》《春香传》《碧玉簪》《孔雀东南飞》《何文秀》《彩楼记》《打金枝》《血手印》《李秀英》等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探》《追鱼》《碧玉簪》《红楼梦》还被摄成电影，使越剧进一步风靡大江南北。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越剧受到严重的摧残。一批著名演员、创作人员和管理干部，受到迫害，越剧被迫停演。十年动乱结束后，越剧得到复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解体的区级越剧团，也部分得到重建，恢复了艺术活动。

中缅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篇2

乌克兰历史渊源

远古时期的乌克兰

人类在乌克兰地区的活动已经被追溯到相当久以前。约在西元前4500年到西元前3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此地蓬勃发展，且之后在俄罗斯草原上的青铜器早期文化和西元前3000年的地下墓穴文化(见乌克兰石碑)，也是由承自此文化的红铜时代人，以及较东边的斯莱德涅斯多格文化发展而来。

在铁器时代，这块土地陆续居住了游牧民族中的达契亚人、辛梅里安人、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而其中斯基泰王国在西元前750年至西元前250年存在于此地。同一时期，古希腊也在西元前6世纪于黑海的东北海岸建立了殖民地，而当中的提拉斯、奥里维亚，随着政权转变继续作为罗马和拜占庭的城市，直到西元6世纪。

约在西元250年至西元375年间，哥德人抵达了乌克兰的土地，这块他们称之为Odium的地方，而Odium所指的地带也与考古学中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存在的地区相当。东哥德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他们的生存从西元370年左右便开始受到了匈人的威胁。基辅文化位在东哥德王国的北部，兴盛于匈人扩张的西元2世纪至西元5世纪。但当他们于454年的尼达欧之战击败匈人后，东哥德人才能定居在潘诺尼亚。

随着匈人与哥德人的影响衰落，一个可能是源于基辅文化的斯拉夫人部落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并在西元5世纪时，扩张至超出今日乌克兰的领土，到西元6世纪，其影响力更伸到了巴尔干地区。

西元前7～6世纪开始，在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和亚速海沿岸，曾建有许多希腊人的聚居区；
这些希腊人的边远居民点後来受到罗马帝国的管辖。在西元前第一千纪年间，乾草原腹地相继被辛梅里安人、西徐亚人和萨尔马特人占领。这些民族全都是伊朗血统，与希腊人的聚居区保持著商业和文化关系。

西元200年左右，随著哥特人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入乌克兰，遂开始了大迁徙时期。他们赶走了萨尔马特人，但他们的势力在375年左右被从东面入侵的匈人打垮。接著，匈人又在5～6世纪被保加利亚人和阿瓦尔人所取代。7～9世纪之间，乌克兰乾草原成了突厥族的哈札尔人汗国的一部分，这是个以伏尔加河下游为中心的商业帝国。9世纪末，哈札尔人对乾草原的控制被马扎尔人打破。此後在10～11世纪，佩切涅格人控制了乌克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又接著被钦察人所取代。在游牧部落入侵的整个时期，克里米亚只有少数希腊人的居民点，他们主要是在切尔松尼斯,靠拜占庭帝国的支持过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与此同时，在向东迁徙的日耳曼移民的影响下，一些斯拉夫部落也在5～6世纪开始从他们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最初家园往外迁移。一些斯拉夫人向西迁徙，另一些则向南进入巴尔干地区。东斯拉夫人占领著乌克兰西部和中北部的森林区和森林-乾草原区以及白俄罗斯的南部，他们再从那里向北扩展，往东北进入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未来俄罗斯的领土。东斯拉夫人从事农业和牲畜饲养业，也从事制衣和制陶等家庭副业，还修筑有防御工事的居民点，其中许多後来发展成重要的商业和政治中心。建在聂伯河高峻右岸的基辅，就是这类早期居民点之一。

乌克兰的第一个国家——基辅罗斯

维京人伊戈尔•留里科维奇在公元九世纪建立的基辅罗斯公国，是一个由880年至12世纪中叶，以基辅为首都，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早期国家。

9世纪中叶基辅国家的建立，是东欧平原上最早出现的文明古国之一，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从波罗的海到拜占庭的聂伯商路(基辅为此路上的战略要地)的新的优势有联系。此商路的沿线贸易由瓦兰吉亚人,即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商人-军人控制，基辅诸王公的祖先就来自他们的队伍，但很快就斯拉夫化了。在早期编年史中，瓦兰吉亚人也称罗斯人，这共同的名称成为基辅地区——罗斯人的基本领土——的地方名称；
後来，由于领土扩大，这一名称就用於基辅王朝各成员所统治的全部领土。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及其子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基辅罗斯的人口达到500余万，疆界空前广阔，成了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基辅罗斯与拜占庭、西欧北欧各国、东方阿拉伯各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关系。基辅城也被誉为第聂伯河上的“帝王之城”。

在弗拉基米尔一世及其子雅罗斯拉夫的统治下，基辅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繁荣昌盛，由此奠定了今天俄罗斯、乌克兰共同的文化基础。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娶拜占庭帝国的安娜公主为妻，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在拜占庭人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支持下，形成了教会等级制度。随著新宗教的进入，在建筑、艺术和音乐方面产生了新的形式，出现了书写语言(教会斯拉夫语)，开始有了书写文化。所有这一切，都是雅罗斯拉夫大力推进的，他还颁布了斯拉夫人的第一套法典。

雅罗斯拉夫死後，基辅进入一个很长的衰退时期。贸易商路的变动损害了基辅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而与钦察人在乾草原带的战争又耗尽了它的财富和力量。王位继承权的角逐和各王公之间的敌对削弱了基辅的政治主宰权，加强了各公国中的分离倾向。13世纪中叶蒙古人的征服终於结束了基辅政权，但是於1199年在西乌克兰建立的斯拉夫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公国则继续存在到1340年被蒙古人的金帐汗国覆灭。

被占领下的乌克兰

金帐汗国占领时期

1223年蒙古军队在拔都汗的带领下侦查基辅罗斯，罗斯各大公与长期的仇敌波洛茨人组成联盟，在卡尔卡河岸与汗国侦查军队交锋。由于罗斯各公国大公对蒙古汗国不了解，再加上内部不合，被包围后歼灭，5位大公阵亡。随后蒙古军与1237年击破弗尔基米尔公国首府弗尔季米尔，经过各公国境内折回补给，又在1239年重新侵略罗斯过境，在1240年占领基辅，代表着蒙古240年统治的开始。

金帐汗国末期，1480年阿合马再次征讨罗斯公国，再次失败，并死于内乱。至此罗斯公国彻底摆脱蒙古人的统治。此距术赤建立汗国已有二百六十年的时间。1547年，莫斯科大公国正式改称俄罗斯沙皇国，伊凡四世加冕为俄罗斯沙皇。1550年代，沙皇俄国先后攻打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三个汗国。其中，克里米亚汗国寿命最长，因为它是当代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封臣。1783年，克里米亚在法国大革命前，中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奥地利有战端，无暇东顾，汗国遂被归并于沙俄领内。

立陶宛和波兰的统治

立陶宛在一个世纪内，吞并了白俄罗斯的所有领土，并在阿尔吉达斯大公的领导下迅速进入乌克兰。1350年代，占领了切尔尼戈夫及邻近地区，60年代占领基辅地区及南部的佩列亚斯拉夫和波多利亚。与波兰争夺前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公国的角逐，在80年代以对其实行瓜分而宣告结束，立陶宛得到沃利尼亚，波兰对加利西亚的所有权也得到确认。这样，立陶宛的控制实际上已扩大到远至开阔乾草原带，甚至曾短时期远达黑海的全部乌克兰领土。

在立陶宛国内，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起初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治权，信奉异教的立陶宛人越来越多地皈依东正教并为罗塞尼亚的文化所同化。大公的行政措施和法律制度也大量按照斯拉夫人的习惯，罗塞尼亚语(古斯拉夫教会语掺入大量乌克兰方言和白俄罗斯方言的成分)成了大公国的官方用语。

波兰在乌克兰的直接统治从1340年代起及此後的200年一直局限在加利西亚。但是，随著1385～1386年两国王朝的合并和立陶宛人接受了拉丁(天主教)教，立陶宛很快就进入波兰的势力范围。天主教在立陶宛人中的传播，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波兰语言、文化、政治见解和社会秩序在立陶宛贵族中的传播，正像早些时候在加利西亚发生的情形一样，削弱了罗塞尼亚人信奉的东正教的地位。1569年根据《卢布林联合》协定，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两个王朝的合并改为两个国家在宪法上的联合，即波兰立陶宛联邦。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更大一部分领土脱离了立陶宛，直接并入波兰。此举加速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仍留在立陶宛内)的分化，但通过取消他们之间的政治边界，促进了加利西亚和乌克兰东部领土更紧密的结合。在下一个世纪，所有乌克兰民族的领土实际上都处在优势的波兰政治和文化的直接影响下。

社会变革

被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了300多年的乌克兰，到17世纪中叶已实际上经受了巨大的社会演变。

基辅罗斯时代的王公贵族的家族大部分融入并成为立陶宛和波兰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的一部分。长期信仰东正教和使用罗塞尼亚语言与风俗的罗塞尼亚贵族，在16世纪後期越来越倾向於波兰化，这一过程开始时是由於耶稣会办的学校以及人们改奉天主教。

随著城市和城镇的贸易发展，特别是在西乌克兰，市民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被按照与行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内部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宗教信仰和不同的种族而画分开来。自13世纪以来，许多波兰人、亚美尼亚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就在乌克兰人往往减少成少数民族的城市里定居。

在波兰统治时期，农民的状况持续恶化。依旧存在的自由农民在立陶宛时代晚期开始迅速变成农奴，而农奴的义务则越来越繁重。到16世纪末，农民的骚动风起云涌，尤其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居民稀少的土地第一次向波兰领主开放，并经王室批准，建立了一些大庄园，以满足欧洲市场的谷物需求。为了吸引劳动力到新庄园工作，准予暂时免除农民的农奴义务；
免除期满又恢复农奴地位时，在过惯了自由生活的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於是，农民纷纷逃入「荒野」——东部和南部的乾草原地带。这种紧张局势由於下列事实而更为恶化︰农民是乌克兰人和东正教徒，地主大部分是波兰人(或已波兰化)和天主教徒，代替在外地主的庄园总管或租借人常常是犹太人。因而，这种社会不满是民族和宗教怨愤的结合物。

宗教发展

正如乌克兰人在立陶宛和波兰统治时期的社会状况逐渐恶化一样，罗塞尼亚教会的情况也一样。天主教会逐渐向东扩张，进入乌克兰，它享有国家的支持和凌驾於东正教之上的合法优势。外部的种种压迫和限制，也随著罗塞尼亚东正教会内部的严重衰落而到来。从16世纪中叶起，由於反对宗教改革和耶稣会教士来到波兰而重新恢复了活力的天主教以及新教(尽管是暂时的)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在罗塞尼亚的贵族中。

1596年，宗教的发展发生了急剧改变。在布列斯特宗教会议上，基辅大主教和大多数主教签署了一项与罗马联合的法令。根据该法令，罗塞尼亚教会承认罗马教宗(教皇)的首脑地位，但保留东正教会的礼仪和使用斯拉夫语，以及行政上的自治权和包括神职人员可以结婚的传统教规。

所谓的东仪天主教会无法与决议预见到的拉丁教会合法地平起平坐，也不能阻止贵族的波兰化和拉丁化。与此同时，布列斯特教会合并在罗塞尼亚教会和社会中引起了深刻的分裂，这反映在大量争辩性的文献中，也反映在1620年东正教等级制度恢复之後，围绕对主教职位和教会财产的控制的斗争加剧以及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上。1620年代和30年代曾努力对裂痕进行弥合，但最终都徒劳无益。

追求解放下的乌克兰

哥萨克的起源

15世纪，一个新的军人阶层——哥萨克(源於突厥语,或称「自由人」),开始在乌克兰南部乾草原带边境逐渐形成。此专名最初用於那些好冒险的人，他们季节性地进入乾草原带狩猎、捕鱼和采集蜂蜜。他们的人数由於逃亡农奴和包括贵族在内的其他各阶层的冒险分子而不断壮大。哥萨克们联合在一起互相保护，到了16世纪中叶，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民主性质的军事组织。该组织有一个称作大会(拉达)的最高权力机关，以及选举出来的的各级军官，包括总司令，或称盖特曼。他们的中心设在锡奇，即聂伯河下游「石滩地区」的一个武装营地——此後，即称为札波罗热营地。

哥萨克保护乌克兰的边民免受鞑靼人侵犯，指挥自己的军队入侵克里米亚领土的战役，甚至乘著轻便船只袭击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沿海城市。波兰政府发现哥萨克在与鞑靼人、土耳其人和莫斯科大公国的战争中是一支有用的战斗力量，但在和平时期却把他们看作一群反覆无常的的危险分子，因而企图从制度上来控制他们，并通过官方登记限制他们的人数。此举在越来越认为自己有天赋的权利和自由的哥萨克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从1591年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哥萨克零星地起来反抗过几次，但都被十分费力地镇压下去。

17世纪前半叶，哥萨克还卷入了猛烈的宗教冲突。1620年，整个札波罗热军队加入了基辅正教兄弟会；
同年，一个新的正教僧侣统治集团在军队的保护下於基辅就任圣职。这样，在剧烈的宗教分裂中，哥萨克便成了正教的坚定支持者和东正教会不妥协的反对派。

赫梅利尼茨基起义

由於社会不满、宗教冲突和哥萨克对波兰当局的怨恨最後汇合到一起，造成的紧张形势到1648年达到了顶点。以表面像一次典型的哥萨克反叛为开始，在赫梅利尼茨基的领导下，乌克兰很快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和革命中。

赫梅利尼茨基原是一个小贵族和哥萨克军官，他在波兰人手下曾蒙受不白之冤，1647年末，他逃到锡奇，不久被选为盖特曼。1648年初，他开始筹备一次起义，他为此目的寻求鞑靼军队的支持。波兰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派了一支军队来阻止这次反叛，在5月的两次战斗中遭到失败。这次胜利给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发出了信号。当哥萨克和农民把他们的满腔怒火发洩到那些与波兰暴政和社会压迫有牵连的地主、军官、拉丁教会和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和犹太人身上时暴力行为蔓延到乌克兰的四面八方。波兰人对起义人民采取了血腥的报复行动。9月，赫梅利尼茨基使一支新徵集的波兰军队遭受了又一次惨败，向西穿过加利西亚，最後围攻波兰本土的札莫希奇。但他并没有乘胜追击，在11月一位新的波兰国选举产生後，他随即回到乌克兰中部。1649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凯旋进入基辅，作为解放者受到热烈的欢呼。

尽管赫梅利尼茨基最初只想洗刷从波兰王国所受的冤屈，但他进入基辅之後，就开始构想把乌克兰建成一个独立的哥萨克国家。他著手建立一套行政和财政管理制度，并建立了一个由哥萨克军官中的一批精英组成的地方政府，并同外国建立了关系。但他仍准备承认波兰王室的统治权，并开始和波兰人谈判。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兹博罗夫条约》,还是两年後另一次不太有利的协定，对波兰贵族或是对乌克兰方面的哥萨克普通士兵和变得激进的群众，都是不能接受的。

而军事行动仍在继续，胜负未定。由於鞑靼人的支持在关键时刻证明并不可靠，赫梅利尼茨基开始寻找另外的盟友。1654年，他在佩列亚斯拉夫同莫斯科缔结了一项协定，其确切性质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俄罗斯历史学家强调说，乌克兰接受了沙皇的宗主权。它後来使俄罗斯的统治合法化；
乌克兰的史学著作则强调说，莫斯科承认了乌克兰的自主权(包括选举盖特曼、自治和开展外交关系的权利),这实际上等於让乌克兰独立。莫斯科加入了同波兰作战，尽管有几次联合的胜利，但没有出现决定性的突破，赫梅利尼茨基对与莫斯科的联盟越来越感到幻灭。在控制被征服的白俄罗斯领土上发生过争执，对俄罗斯干涉乌克兰的内部事务也起过冲突。尤其激怒盖特曼的是1655年俄罗斯的敌手、但却是乌克兰的潜在盟友瑞典侵犯波兰之後，俄波恢复了邦交。赫梅利尼茨基於是再一次在瑞典、特兰西瓦尼亚、布兰登堡、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国寻找新的同盟和联盟。有迹象表明，盖特曼1657年逝世时曾打算中断与莫斯科的关系。

自治的盖特曼国家

1667年乌克兰分治後，自治的盖特曼国，或称盖特曼统治区，只限於左岸的乌克兰地区内。国家的首领是盖特曼。理论上盖特曼是由哥萨克大会选出，但实际上是由一批高级军官选出，而他们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沙皇的偏爱所左右。在每次选举新盖特曼时都重新谈判自治的条款，长此以往，导致他的特权一直被削弱。不过，一个世纪来，盖特曼统治区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并在经济和文化上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

盖特曼统治区的统治集团由哥萨克高级军官组成，他们已形成一个近似於波兰贵族的世袭特权阶级。普通哥萨克也开始在分化，较穷的哥萨克除了合法的地位之外，与农民几乎没有什麼区别。自由农民的情况长时间以来日益恶化。他们承担的义务日益增加，处境越来越像农奴。但是，城市生活繁荣兴旺，大城市的一些城镇仍然享有地方自治权；
大部分市民保住了自己社会地位应有的权利。在教会领域里，东仪天主教销声匿迹，东正教基辅大主教也在1686年从君士坦丁堡教区迁移到莫斯科教区。在18世纪期间，教会逐渐丧失其传统的自主权和与众不同的乌克兰特性。

在马泽帕任盖特曼时，盖特曼国达到其鼎盛时期。马泽帕起初依靠沙皇彼得大帝的支持，在盖特曼统治区内行使近似君主的权力。在他的庇护下，具有鲜明哥萨克巴洛克风格的文学、艺术和建筑欣欣向荣。乌克兰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基辅-莫吉拉学院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马泽帕渴望并吞右岸，重建一个开始仍在沙皇统治之下的统一的乌克兰国家。但彼得大帝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各项改革和强加於盖特曼统治区的种种苛捐杂税以及大北方战争，显然威胁到了乌克兰的自治权。1708年马泽帕为促进其独立计画，与瑞典的查理十二世缔结秘密联盟，但在决定性的波尔塔瓦战役(1709)中，他们的的联军被击败。

尽管彼得大帝允许选举一个马泽帕的继任者，但盖特曼统治区的自治特权却受到了严重的剥夺，并在18世纪剩下的几十年间进一步衰弱。从1722～1727和1734～1750年间，由於帝国的政权设立了新的机构来监督各地政府，盖特曼的职位处於暂时中止的状态。1750年，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王为其宠臣的弟弟基里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拉祖莫夫斯基恢复的盖特曼的职位。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时，盖特曼和哥萨克的高级军官们上书请愿，祈求恢复盖特曼统治区以前的地位；
但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答应，反而在1764年强迫拉祖莫夫斯基辞职。其後20年间，乌克兰自治的所有馀迹都被消灭，1775年，哥萨克的堡垒——札波罗热的锡奇被俄罗斯军队摧毁。

没落期

赫梅利尼茨基的继任者盖特曼维戈夫斯基中断了与莫斯科的联系，於1658年与波兰签订了《加佳奇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中部乌克兰(企图包括沃利尼亚和加利西亚，但未成功)——在盖特曼和由贵族与军官组成的统治实力集团领导下——建立一个自治的罗斯大公国，与波兰和立陶宛一起组成一个平等的三国联邦。由於此条约对其所憎恨的哥萨克作出让步而令波兰权贵极为反感，条约保守的社会性质和与波兰联在一起又令哥萨克和农民群众深恶痛绝，以及它激起了俄罗斯的愤怒，《加佳奇条约》从未履行过。面对日益增加的反对，维戈夫斯基辞去盖特曼职务，逃往波兰。

维戈夫斯基之後，乌克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进入一种同时代人称之为「没落期」的旷日持久的混乱状态。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世袭的地主阶级的哥萨克军官同被指望成为其劳动力来源的普通哥萨克士兵和农民之间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在日益加剧。从1663年起，敌对的盖特曼们在波兰和俄罗斯竞争的势力范围内兴衰更替。1667年，根据《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乌克兰以聂伯河为界分为两部分︰右岸以西归还波兰，左岸以东和基辅确认归俄罗斯所有；
札波罗热地区则由波兰-俄罗斯共同统治(1686年改由俄罗斯单独统治)。事实上，札波罗热的哥萨克是自成一体，由於盖特曼们这时都在别处，他们就选出自己的首领，按照自己鲁莽的政策办事。

乌克兰的分治激起了爱国情绪。右岸的盖特曼多罗申科暂时占领了左岸，谋求以鄂图曼帝国的属国地位重建一个统一的乌克兰国家。1672年，土耳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其结果是全部兼并了波多利亚，使其或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分长达1/4世纪。由於土耳其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未能建立起多罗申科的统治并造成了大破坏，尤其是使俄罗斯介入了战争，多罗申科的希望——连同声望——遂化为泡影。大批平民逃往左岸，甚至更远的地方，乌克兰右岸的大片土地变得渺无人烟。多罗申科辞职後，奥斯曼帝国又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役，但1681年的停战协定结束了土耳其进一步的直接军事介入。奥斯曼的势力在欧洲正很快衰落下去，1699年波多利亚省重归波兰统治。

斯洛博达乌克兰

盖特曼统治区东面有一片地区，在17世纪以前仍大部分没有人烟，这是自蒙古人入侵以来的「荒野」的一部分。16世纪末，莫斯科政府就把他们防备鞑靼人的防线逐渐扩大到这片地区。17世纪，这片地区成为逃离波兰统治的乌克兰农民和哥萨克的聚居区，後来在没落期遭到巨大破坏。这些新来的人建立了一些自由的、没有农奴的居民区，叫做斯洛博达(意为大村庄)，故称该地区为斯洛博达乌克兰，哈尔科夫发展为该地区的主要中心。斯洛博达乌克兰也像盖特曼统治区一样，虽然受俄罗斯政府委派的官员管辖，但享有广泛的内部自治权。1765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治下，废除了斯洛博达乌克兰的自治权。

乌克兰右岸和西乌克兰

加利西亚和沃利尼亚的乌克兰西部地区仍继续受到波兰的牢牢束缚，在「没落期」结束和土耳其归还波多利亚後，右岸也归波兰所有。但是，只是在1714年，在与第二次北方战争有关的一些大混乱之後，大大削弱的波兰才重新建立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18世纪在波兰统治的乌克兰领土上重新出现的社会，与盖特曼统治区里的社会截然不同。哥萨克作为一支重要的、有组织的力量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大小城镇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衰落，其居民中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特别是在右岸)变得越来越多。天主教继续存在，甚至还提高了它先前的特权地位；
但东正教在乌克兰人中却成了主要信奉的宗教。

由於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再加上哥萨克作为一支对抗力量已被根除，右岸遂被波兰贵族统治。特别有权势的是少数权贵家族，他们的庞大庄园实际上已经成了拥有私人武装民团的独立世袭领地。通过从加利西亚特别是沃利尼亚迁入农民(常常由贵族组织)。一些荒芜人烟的地区逐渐又重新有人居住。农奴身分的农民遭受的极度剥削，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导致发生称之为「海达马克」(土耳其语意为︰掠夺者或抢劫者)造反的零星暴动。最激烈的一次暴动发生在1768年，只是在俄罗斯军队的协助下才被镇压了下去。

波兰在乌克兰领土上的统治随著波兰-立陶宛王国於1772、1793和1795年被3次瓜分後灭亡而告终。在第一次瓜分中，加利西亚被并入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在第二次瓜分中，俄罗斯获得右岸和沃利尼亚东部地区。在第三次瓜分中，俄罗斯又兼并了沃利尼亚的其馀地区。

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乌克兰

在废除了盖特曼统治区和斯洛博达乌克兰的自治以及兼并了右岸和沃利尼亚之後，在俄罗斯帝国内的乌克兰领土正式失去了自己民族特色的所有痕迹。这些领土被重新加以区画，设置为正规的俄罗斯省，由圣彼得堡委派的总督管辖。右岸和一些毗邻地区画为限定给帝国内的犹太人居住的地区。由於取消了锡奇和1783年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居民稀少的南部地区(称之为新俄罗斯)成为来自乌克兰其他地区以及少数来自俄罗斯、巴尔干半岛和德国的移民的聚居地。这次移民大大地扩张了乌克兰民族的区域。黑海新港口敖德萨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社会领域也有了同样的重大发展。为补偿哥萨克高级军官失去其在盖特曼统治区内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种种权力，允许他们与俄罗斯贵族有相同的地位；
许多人在帝国供职，有些军官获得了最高级别的政府要职。通过教育、通婚和在政府供职，乌克兰贵族渐渐俄罗斯化(正如早先使罗塞尼亚贵族波兰化一样)，尽管许多人在感情上仍深深地爱著他们的故国及其风俗民情。右岸的波兰贵族保留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仍是主要的地主阶级。大部分犹太人受到许许多多法律条款的约束，从1881年起，成为经常发生的大屠杀浪潮的牺牲品。1783年，在凯萨琳治下，使左岸农民逐渐变成农奴的进程达到了高潮。但左岸农奴承担的义务没有右岸的繁重。在1861年农奴解放以前，农民中的大多数仍然是农奴，甚至在农奴解放之後，由於拨给的土地不够和巨额的赎金，农民的负担仍很沉重，致使许多农民陷入了穷困。不过，改革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乌克兰东部的工业发展尤其引人注目，著名的有顿巴次煤田，它吸引了许多来自帝国各地的工人。其结果是，出现了工人阶级和一些日益发展的城市中心，後者成为乌克兰农村海洋中高度俄罗斯化的岛屿。

正如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里的情形一样，沙皇政权在宗教政策方面也加速消除乌克兰的特色。凯萨琳二世虽然允许主要为波兰人的天主教会继续存在，但却推行一项采用行政手段使乌克兰人从东仪天主教改宗的计画。这次反东仪天主教的运动虽被她的直接继承者们部分地予以改变，但却被尼古拉一世大力恢复。1839年，东仪天主教大主教教区被取消，布列斯特教会合并被宣布无效，东仪天主教教徒最後被吸收进俄罗斯正教会，顽抗不从的神职人员受到严厉惩罚。俄罗斯正教会成了帝国政权在乌克兰实行俄罗斯政策的重要工具。

19世纪中叶，乌克兰发生的一些文化事件和文学事件，引起了沙皇统治阶层的关注。官方观点认为(此种观点也主宰著俄罗斯史学界)，乌克兰人是被蒙古-鞑靼人从罗斯整体中分裂出去的俄罗斯人的一个分支或「支族」，即「小俄罗斯人」，由於受到波兰的恶劣影响而偏离了他们自身的历史进程。因此，认为重新把乌克兰和俄罗斯统一成一个整体国家是十分必要的。

沙皇的镇压和俄罗斯帝国中基本上为农村性质的依然守旧的乌克兰社会，妨碍了一次政治运动的发展。许多城市里出现了称作「格罗马达社」意为村社)的秘密团体，他们鼓吹乌克兰文化、教育，并出版地下读物。到该世纪末，主要由大学生领导的「格罗马达社」较年轻的成员更公开地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哈尔科夫的这样一个团体发展成为革命乌克兰党，该党在1900年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中第一次提出的政治目标是「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自由的、独立的乌克兰」。

1905年震撼俄罗斯帝国的革命也在乌克兰引发了工人罢工和农民骚动。但直至1917年革命，具有民族意识、政治上活跃积极的乌克兰人通常提出的要求，很少超过享有语言和文化的权力以及某种形式的地方自治。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乌克兰

1772年，哈布斯堡王朝从波兰手中夺取了加利西亚。两年後，又从摩达维亚手中夺得部分是乌克兰领土、部分是罗马尼亚领土的布科维纳。而已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作为匈牙利王国一部分的外喀尔巴阡地区，则是第三个乌克兰民族地区。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这三个地区有许多共同的遭遇，但由於他们独特的民族环境和早期历史的差别而又各不相同。

加利西亚

在奥地利统治时期乌克兰民族居住的加利西亚地区同其西边纯粹是波兰人的地区在行政上合并为一个单独的省，省会为利沃夫(德语为伦贝格)。此举以及在乌克兰人那一半的省里波兰人构成了占压倒多数的地主阶级并控制了主要城市(虽然许多城镇主要是犹太人的)的事实，使得波兰人同乌克兰人之间的对抗在加利西亚的生活中带有生死攸关的性质。虽然总的说来，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对波兰人有利，但乌克兰人(在当时的术语中称罗塞尼亚人)在奥地利享有民族发展的机会和取得的进步比他们在沙皇俄罗斯获得的要多得多。

玛丽娅•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倡导的各项改革和在加利西亚实行帝国的行政系统改善了乌克兰人的处境。农民也从1780年代限制徭役和废除地主对个人的约束以及新式农耕方法中得到了好处。市政改革扭转了城市的衰退，提高了乌克兰城市居民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早在1775年就进行的教育改革允许用乌克兰本族语言授课。

东仪天主教会的命运也有了起色。1774年它重新被命名为希腊公教会，根据帝国法令，其地位与天主教会完全平等，1807年在利维夫兴建了一个大主教教区。帝国当局还煞费苦心地提高神职人员的教育水准。19世纪头几十年，神职人员在新创建的学院里受到培养，几乎只有他们是受过教育的知识阶级，他们的子女开始从事世俗的职业，从而产生了一个乌克兰的知识分子阶层。在19世纪的进程中，希腊公教会发展为一个主要的民族和宗教机构。

席卷奥地利帝国的1848年革命使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政。为表达乌克兰人关心的问题而建立的最高罗塞尼亚议会宣称︰奥地利的罗塞尼亚人与在俄罗斯统治下的乌克兰人是同一民族；
要求把加利西亚分成波兰人的和乌克兰人的两个单独的省，後者包括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
组建一支国民警卫队和若干军事小分队；
出版第一份乌克兰文报纸。

尽管这场革命遭到镇压，但却在加利西亚的社会中引发了重要的变革。1848年废除了徭役。但是，由於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农村人口过剩和几乎完全没有工业来吸收过多的劳动力，乌克兰农民的贫困加剧。1880年代，大批乌克兰人开始移居美洲，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848年革命的另一後果是，帝国政府同波兰贵族达成谅解，将加利西亚的政治控制权交给了波兰人。当地波兰人的霸权并未因60年代的改革而受到多大影响，但这些改革使奥地利有了宪法和议会，加利西亚实行了省内自治，并建立了省议会。维也纳对总督的任命仅限於从波兰贵族中选拔。行政机构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初期日耳曼化的利维夫大学实行波兰化。全国议会和省议会根据古罗马模式进行的有利於地主阶级及城市阶级的选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处於主宰地位的波兰人多数派。议会中的乌克兰人代表提出的各项主要要求——包括按照民族界限画分加利西亚，用普选取代古罗马模式的选举制度，在利维夫创办一所乌克兰大学——均未得到满足。

1860年代，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失望和对波兰的新的支配地位的担忧，在年纪较大、较保守的神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亲俄罗斯的情绪。亲俄分子提倡一种乌克兰-俄罗斯混合语，并推动重视俄罗斯文化和政治的方针。从70年代起，他们在民粹主义者面前节节败退，民粹主义者鼓励采用本族方言，并强调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人是同一个民族。

在世纪交替之际，加利西亚的民族冲突加深了。1902年发生了反对波兰地主的大规模农民罢工。乌克兰大学的学生们参加了示威运动，并和波兰人发生了冲突，1908年，一个学生刺杀了加利西亚总督。1907年奥地利议会的选举中实行男性公民普选的做法，加强了乌克兰人在维也纳的代表权，增加了对省一级实行同样改革的压力。与俄罗斯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促使维也纳谋求乌克兰人同波兰人之间的和解，但波兰人的反对使古罗马的选举制度实际上保持到最後。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仍是一个农民占压倒多数、政治上处於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不过，他们取得了进展，民族觉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与俄罗斯统治下的乌克兰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布科维纳

布科维纳是聂斯特河中游与喀尔巴阡山主脉之间的一小片地区，曾是基辅罗斯和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公国的一部分。14世纪并入摩达维亚，後者在16世纪成为鄂图曼帝国的属国。1774年被奥地利兼并时，信奉正教的居民由两个民族组成，北部绝大多数是乌克兰人，南部是罗马尼亚人。

哈布斯堡王朝很快就实行像加利西亚一样的改革。从1787到1849年，布科维纳作为一个独立的区与加利西亚合在一起，1861年，当它成为奥匈帝国一个独立的州时，获得了完全的自治。19世纪，因移民的迁入，出现了若干相当大的犹太人和德国人的村社。德语是该省的官方语言；
但乌克兰语和罗马尼亚语在公共生活中和某种行为准则上以及当地的大学中通用。到该世纪末，罗马尼亚人与乌克兰人之间在诸如乌克兰人企图在正教教会管理方面获得平等待遇这些问题上发生了摩擦，但未达到在加利西亚出现相互敌视的程度。从1860年代末起，布科维纳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加利西亚民族运动获得了同样的发展。乌克兰学校的物资供应和教育设施比任何其他乌克兰地区的都优越。

外喀尔巴阡

位於喀尔巴阡山以南。外喀尔巴阡在地理上和政治上与其他乌克兰民族地区长期隔离。原为基辅罗斯领土，1015年後被匈牙利占领，并继续为其领土的一部分达1,000年。16～17世纪，同匈牙利一起隶属哈布斯堡王朝。1646年的《乌日哥罗德联合协议》实施後，根据类似《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联合协议》的条款，东仪天主教会在宗教领域处於支配地位。外喀尔巴阡的特点是农村人口占压倒多数，有众多的乌克兰农民和有权有势的匈牙利地主贵族，还有大量居住在城市和农村中的犹太人。

18世纪末，维也纳倡导的社会改革由於受到匈牙利贵族的反对很快就失败了。当时比加利西亚高的教育程度在19世纪初也下降了。但与加利西亚之间的教会纽带和文化纽带在19世纪中叶之前依旧非常牢固。

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疏远了该国斯拉夫少数民族中的许多人。1849年，这次革命被俄罗斯军队镇压下去。因而激发了亲俄的思想感情，导致亲俄主义成为外喀尔巴阡知识分子中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主要倾向。但是，1867年的政治安排产生了奥匈二元君主国，把对内政策的控制权交给了匈牙利寡头政治集团。对在学校和出版物中使用罗塞尼亚语的限制日益增加，匈牙利化的趋向越来越强。直到20世纪初，亲乌克兰的民粹主义运动才发展成与亲俄主义和匈牙利化的对立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外喀尔巴阡的乌克兰人的民族意识仍处於低度的发展水准。

乌克兰国旗（1848-1917）

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取独立的乌克兰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1914年8月1日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敌对状态的开始，对交战国双方的乌克兰臣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俄罗斯帝国，乌克兰的出版物和文化机构立即受到镇压，重要人物被捕或被流放。9月，当俄军进入加利西亚时，後退的奥军处决了成千上万被怀疑为亲俄的人。沙皇当局占领加利西亚後，立即采取步骤使之完全并入俄罗斯帝国；
他们禁止使用乌克兰语，关闭了学校，并准备取缔希腊公教会。1915年春，奥军重新攻占加利西亚後，俄罗斯化运动遂被中止。但西乌克兰仍是军事行动的战场，并遭到极大的破坏。

1917年2月的俄国革命使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它立即实行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取消沙皇对少数民族的种种限制。随著乌克兰出版物的重新出版和各种文化和专业协会的成立以及各种政党的出现，乌克兰的民族生活变得生气勃勃。3月，根据这些组织的倡议，在基辅建立了中央拉达，作为乌克兰的代议机构。4月，有更广泛成员出席的全乌克兰人民代表大会宣布中央拉达为乌克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选出历史学家赫鲁雪夫斯基为其主席。中央拉达公开宣布的目标是乌克兰领土的自治和使俄罗斯转变为一个民主的联邦共和国。

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发动政变之後，乌俄关系随之恶化。中央拉达拒绝接受新政权对乌克兰行使权力，并於11月20日宣布成立乌克兰民族共和国，尽管仍期望与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上选举产生的民主的新俄罗斯一起加入联邦。布尔什维克接著也於12月在哈尔科夫举行的第一次全乌克兰蘇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乌克兰为一个蘇维埃共和国，并成立了一个对立的政府。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左岸发动了一次进攻并向基辅逼近。中央拉达当时已开始和它希望从其得到军援的同盟国进行和平谈判，并於1月22日宣布乌克兰完全独立。但几乎同时，政府不得不立即撤退到右岸，因为蘇维埃军队占领了基辅。2月9日，乌克兰和同盟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3月初，德奥联军的一次进攻把布尔什维克逐出基辅，拉达政府於是返回首都。4月，红军撤离乌克兰。

乌克兰政府的各项社会主义政策，尤其是土地国有化政策，与为进行战争而最大限度地取得粮食供应的德国最高指挥部的利益相牴触。4月29日，拉达政府在一次德国人支持的政变中被斯科罗帕茨基将军推翻。原为一18世纪哥萨克盖特曼旁系後裔的斯科罗帕茨基接受了他欲使之成为世袭的「乌克兰盖特曼」的称号，废除了拉达通过的所有法令，建立了一个依靠地主和大部分俄罗斯城市中中产阶级支持的保守政权。新政府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社会主义者和农民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各主要反对党派和一些民间组织建立了一个乌克兰民族联盟来协调政策，而农民则通过反叛和游击战来表达他们的敌意。11月，德奥的投降解除了斯科罗帕茨基政权的主要支柱，而联盟则建立了一个执政内阁，准备将其推翻。斯科罗帕茨基谋求得到协约国的支持，宣布他打算与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未来俄罗斯一起加入联邦，从而引起了一次暴动。12月14日，盖特曼退位，执政内阁控制了基辅政府。

甚至在奥匈帝国垮台之前，西乌克兰的一些政治领袖在1918年10月的一次集会上就曾宣布建立一个简称为西乌克兰民族共和国的国家，包括加利西亚、北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11月1日，乌克兰军队占领利维夫。此举引发了一场与波兰人的战争，波兰人决心将加利西亚并入重新建立的波兰国家。11月21日，波兰军队夺取了利维夫，但加利西亚的大部分仍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以彼得鲁雪维奇为首的政府迁往斯坦尼斯拉沃夫。1919年1月22日，两个乌克兰国在基辅宣布联合，但真正的政治结合却被正在增长的敌意所阻碍。这最终转为对乌克兰人不利，到7月末，波兰完全控制了加利西亚。彼得鲁雪维奇及其政府撤到乌克兰右岸，并於秋季流亡到维也纳，他们继续进行外交努力，反对对波兰占领的承认。

在基辅，已於1918年12月取得政权的执政内阁——起初由温尼琴科主持，从1919年2月起由彼得留拉主持，他也是总司令——正式重建了乌克兰民族共和国，并恢复了中央拉达的立法活动。它试图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机构并妥善处理日益增加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但由於越来越混乱的国内局势和充满敌意的国外环境，它的努力受到了阻挠。由於农民变得焦躁不安，军队士气低落，由难驾驭的头目领导的游击队运动在活动范围和暴力行为方面均不断升级，在许多地方，政府的权力有名无实或者根本不存在。协约国包括派遣远征军占领了敖得萨的法国在内，都支持俄罗斯白军。这支军队在俄罗斯南部集结在邓尼金将军的周围。1918年12月，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东部发动了一场新攻势。1919年2月，他们重新夺回了基辅。执政内阁迁移到右岸并继续战斗。5月，邓尼金在左岸发动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役。由於布尔什维克再一次撤退，彼特留拉的乌克兰部队和邓尼金的几个白军团在8月31日双双进入基辅。从9月到12月，乌克兰部队一直同邓尼金部队作战，但由於失利，遂向西北方向撤退，进入沃利尼亚。乌克兰部队在该地三面受敌︰西有波兰人，北有返回的红军，南有白军，只好停止正规的军事行动而转入游击战。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开始击退邓尼金部队，并於12月16日重新占领了基辅。到1920年2月，白军已被逐出乌克兰领土。

彼特留拉和毕苏斯基的波兰政府的谈判，以1920年4月签订的《华沙和约》而告终。根据该和约的条款，彼特留拉放弃了对加利西亚和沃利尼亚西部的领土要求，作为对波兰军援的回报。两天後，波兰-乌克兰联军发动的战役开始，5月6日，联军占领了基辅。布尔什维克发动的一次反攻使他们在8月逼近华沙的郊区。战争的形势再次发生转变，波兰和乌克兰的军队击退了苏联军队，并重新进入右岸，但是到了10月，波兰和蘇俄军队签订了停战协定，1921年3月，波兰和蘇俄双方签订了《里加条约》。波兰进一步承认了苏维埃乌克兰，但获得了西乌克兰地区。

彼得留拉

乌克兰国旗（1917-1918）

乌克兰国旗（1918）

苏维埃乌克兰国旗（1918-1919）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乌克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和随后发生的革命大动汤中，乌克兰领土被4个国家瓜分。布科维纳分给了罗马尼亚，外喀尔巴阡并入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 共和国，波兰吞并了加利西亚和西沃利尼亚以及北方一些相邻的小块土地，波兰边界以东的土地画归苏维埃乌克兰。

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领土正式组成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布尔什维克监护下，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於1917年12月举行，大会为乌克兰组成了一个苏维埃政府。第二次代表大会於1918年

　　3月举行，宣布苏维埃乌克兰独立；
第三次代表大会於1919年3月举行，通过了苏维埃乌克兰第一部宪法。然而，这些举动基本上是对正在上升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明显挑战作出的战术性反应。随著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巩固，苏维埃乌克兰逐渐将自己在外交和外贸领域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宣告成立，这个联邦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新的多民族联邦的第一部宪法於1924年1月批准生效。布尔什维克同其共产党组织对各级政府及军队和秘密警察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

共产党本身不容许对独立和联邦主义的原则做出让步，它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因此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宣布，它是单一的俄罗斯(1924年后为全联邦)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从属於它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乌克兰共产党除了从属於莫斯科外，它在民族成分上也是完全非乌克兰的。由於布尔什维克大多数人是外族，在意识形态上又重视无产阶级，所以他们在80%为乌克兰人、其中90%以上是农民的乌克兰居民中只是得到有限的支持。

20年代，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两个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安抚非俄罗斯人的少数民族。建筑在企业完全国有化和强制徵粮基础上的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再加上随后发生的旱灾，造成乌克兰在1921～1922年的饥荒中有100万 人饿死。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该政策部分地恢复了工商业中的私营企业，并用固定税取代徵粮以及农民有权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馀农产品。到1927年，乌克兰的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居民中的一部分人已过上一定程度的富裕生活。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布尔什维克还对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并同时深入到他们中间。1923年公布了「本地化」政策，其中包括在教育、出版以及工作地点和政府中推广当地语言，发扬民族文化，以及从本地居民中选拔干部。这个政策在乌克兰实施的10年中加速了乌克兰化，并开创了一个乌克兰文化的全盛时期。在乌克兰共产党内，普通党员中的乌克兰人比例到20年代末超过了50%。民族复兴上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尽管存在反宗教宣传和骚扰，但自从1921年建立以来，它在乌克兰农民中赢得了大批追随者。民族复兴也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斯大林这时正加强自己对党组织的控制。1925年，斯大林派他的忠实副手卡冈诺维奇前去领导乌克兰共产党。

20年代末，斯大林开展了一场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画标志著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和极危险的工业化的开始。在乌克兰，这导致加快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工业产量增加了4倍，工人人数增加至3倍，城镇人口的增长从占总人口的19%增加到34%。虽然工业部门的重点放在 重工业上，而且集中於顿内次盆地及聂伯河中央地区，但乌克兰的工业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加速工业化的代价是由农民来承担的。1928年，政府针对富农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这些办法从增税和增加谷物上缴定额到没收全部财产以至最终被放逐。到30年代中期，大约有10万家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大规模的集体化开始於1929年，是在党的积极分子胁迫下和经济制裁的威胁下进行的。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3月，集体化农场的百分比从9%增加到了65%，而到1935年底则 超过了90%。群众对集体化进行了抵制，形式有暴动、宰杀牲畜和破坏机器，而得到的回答则是增加已经很高的上缴定额和没收口粮。结果，造成了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死亡人数高达500万到700万——这是和平时期发生的前所未有的人为大灾难。从俄罗斯来的移民被安置到荒无人烟的农村。传统的乌克兰农村则已经基本上被毁灭了。

在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同时，政府发起了一场反对「民族主义偏向」的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发展成对乌克兰文化的讨伐。对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进行镇压的顶点是1930年取消该教会，逮捕并流放了主教和教士。秘密警察在1929年声称揭露了一个地下组织——乌克兰解放协会，它的领袖在1930年遭到审讯，并被判在劳动营长期服刑。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作家以及艺术家遭到逮捕，随后被监禁、流放或被处死。到1933年末，乌克兰化已停止，一个俄罗斯化政策开始实施。

乌克兰共产党本身在人员的组成和性质上，由於斯大林的激变而出现了重大变化。从1929年到1934年的一系列整肃，将一代革命者、乌克兰化的支持者以及对集体化的过火作法表示怀疑的人基本上都从党内清除了。虽然普通党员和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这时都是忠於史达林的人，然而同1936年到1938年的恐怖行动相联系的新的整肃浪潮，使乌克兰共产党的党员减少了一半，102名中央委员中有99人被枪决。1938年，赫鲁晓夫从莫斯科带著一大批俄罗斯共产党员前来接管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恐怖和党内的混乱才开始渐渐平息下来。

苏维埃乌克兰国旗（1940-1949）

战后时期的苏维埃乌克兰

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年代

苏联当局重新控制新收复地区后立即进行经济重建。同战前一样，第四个五年计画仍将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从而损害了消费品生产。战前制度很快又恢复了。赫鲁晓夫以第一书记身分继续领导乌克兰共产党，一直到1949年12月在莫斯科升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梅尔尼科夫接任他的职务。在党的队伍中进行的整肃是相对温和的。然而，一场为消除西方影响而采取强硬意识形态立场的运动同刚刚恢复的俄罗斯化运动同时展开。

西乌克兰的苏维埃化是一场拖延很久并充满暴力的过程。对苏军进行的武装抵抗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它得到了当地农村居民的暗中支持。当时正在强制推行的集体化运动激怒了农民。希腊公教会也受到支持游击队及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指控。在对教士进行逮捕和威吓后，1946年3月在利沃夫举行的一次宗教会议上正式宣布希腊公教会同俄罗斯正教会「重新合并」。1949年，外喀尔巴阡地区的希腊公教会也以类似的形式被取缔。

赫鲁晓夫时代

　　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战胜他在莫斯科的一些对手对乌克兰来说特别重要。身为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赫鲁雪夫熟悉乌克兰，他任命自己信任的干部担任党的职务，同乌克兰文化界的杰出人物也十分要好。与斯大林的反乌克兰的心态形成对照的是，赫鲁雪夫对那些坚持党的路线并忠诚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乌克兰人没有偏见。

斯大林死后不久，梅尔尼科夫被免去了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理由是「背离民族政策」，特别是提升非当地干部和在西乌克兰的高等教育中实行俄罗斯化。接替他的是基里琴科，是担任过这个职务的第二个乌克兰人。这一举动以及与此同时进行的党和政府在人事问题上的变动提高了士气和信心，因为他们的权限领域也大大加强了。1954年，全苏联举行的庆祝乌克兰同俄罗斯「重新统一」300周年纪念活动，是表明乌克兰人地位正在上升的另一迹象；
值此纪念活动之际，克里米亚半岛(1944年，该地的原住民鞑靼人被全部放逐)也从俄罗斯联邦画给了乌克兰。乌克兰党的官员开始提升到接近权力杠杆的莫斯科党中央机关。1957年，基里琴科调往莫斯科，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他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波德戈尔内接任。1963年，波德戈尔内也调到莫斯科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党员人数在稳步增加，到1958年底已超过100万人，其中60.3%为乌克兰人，28.2%为俄罗斯人。

赫鲁晓夫还在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上实行有限的权力下放。这些措施增加了乌克兰党和政府的领袖以及官员阶层的权力，也刺激了他们的野心，这反过来又招致莫斯科对「地方主义」提出警告。早在1953年，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已经减少，镇压也采取了更加区别对待的方式。1955～1956年的大赦释放了集中营中的大多数犯人，数十万人回到了乌克兰。在赫鲁晓夫当政的后半期，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重新出现俄罗斯化。1959年通过的教育改革计画开始了一个压缩学校中乌克兰语教学的长期过程。1961年，新党纲强调俄语在消除苏联人民的民族隔阂上的重要性，并谈到苏联各共和国之间边界的重要性正在日渐缩小。党的理论家们发展了一种「民族融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当苏联社会向共产主义迈进时，民族语言也将随之消失。

在赫鲁晓夫当权的最后几年，有两个人物上升到重要地位，他们是谢列斯特和谢尔比茨基，乌克兰的政治舞台在他们两人的支配下，几达30年之久。两人早期均在地方党组织内从事党务工作。1961年，谢尔比茨基担任了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在波德戈尔内晋升到莫斯科中央后，谢列斯特於1963年6月接替他成为乌克兰党的领袖，同时，谢尔比茨基失掉了总理职务，从此销声匿迹。

谢列斯特统治下的乌克兰

　　赫鲁晓夫下台后，莫斯科的权力一直由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3人为首的集体领导所分享。直到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才占据了突出位置。谢列斯特是波德戈尔内的门徒，在赫鲁雪夫下台后不到一个月，便当上了政治局的正式委员。然而不久后，布里兹涅夫的追随者谢尔比茨基从相对默默无闻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他於1965年重新担任了基辅的总理职务，并於1966年成了莫斯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莫斯科的新领导迅速取消了赫鲁晓夫的许多下放权力的措施。不过，新政权起初对非俄罗斯人表示了更多的关怀。莫斯科民族政策这种表面上的让步，是同领导集团忙於继承权的斗争有关，它促进了作为乌克兰谢列斯特时代特点的3种主要趋势。这3种趋势是︰日益壮大的文化复兴，基辅政界上层人物表现的更大自信，以及大规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日益发展。

文化复兴是建立在推行非斯大林化的解冻政策所取得的各项成就的基础上，虽然这些成就必然有一定限度，但也是来之不易。充当其先锋的是一批年轻的「60年代一代」，他们的成长期没有直接经受过恐怖时期的苦难，他们在主题上和形式上都进行试验，有时还激起上一代人的怒火。越来越多过去遭到禁止的人物恢复了作为学者的名誉，历史学家开始探讨先前禁止涉及的问题。有关乌克兰历史的新的杂志刊物开始出现，大型百科全书式的出版物也在著手进行。这些活动遭到党内理论家和保守的文化界领导的猛烈攻击。

然而，自20年代实行乌克兰化以来，文化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受到党的领导层中有影响部门的支持，特别是谢列斯特本人的支持。除文化外，谢列斯特还捍卫乌克兰的经济利益，他在苏联的投资分配上努力为乌克兰争取更大的分额，并在经济管理上为共和国争取更大的控制权。这些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加强党在乌克兰人心目中的合法地位。在谢列斯特任职期间，乌克兰共产党员人数增加的比例，是全联邦平均数的一倍。

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持不同政见运动开始出现以来，在谢列斯特时期继续有发展。持不同政见者所写的各种材料通过地下出版物日益广泛地流传开来，其中有的还流出国境，在外国出版。不过，整个60年代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报复措施，一般来说还算温和。

1970年初，有迹象显示，谢列斯特政权的相对宽容作风快要结束了。乌克兰的格别乌首脑被撤换。诸如「反苏活动」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刺耳的声音增加了；
「伟大大的俄罗斯人民」受到赞颂。1971年，勃列日涅夫的门徒和谢列斯特的对手谢尔比茨基升任政治局的正式委员。1972年5月，谢列斯特被免去了乌克兰共产党领袖的职务，由谢尔比茨基接替他。谢列斯特继续担任了一年的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的副总理，但在1973年5月，他失去了党和政府的一切职务。

谢尔比茨基统治下的乌克兰

　　谢尔比茨基的提升标志著勃列日涅夫巩固在莫斯科的权力方面的重要一步，并且是乌克兰战后政治生活中的转折点。谢尔比茨基在位达和政府17年之久，直至1989年秋辞职，数星期后去世。他的庇护人早已在1982年去世，此时，戈尔巴乔夫当政。

随著谢尔比茨基的上任，党和政府内的人事变动逐渐开始了，其中许多变动涉及撤换谢列斯特的支持者和提升同谢尔比茨基(也是布里兹涅夫)早期的事业基地——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共产党组织——有关系的干部。1973～1975年的一场整肃使乌克兰共产党近5%的党员遭到开除。

整个1972年到1973年，民族主义分子和人权活动分子不断遭到逮捕。随著1975年国际《赫尔辛基协定》及其人权条款的签字，乌克兰成立了一个赫尔辛基观察小组。到70年代末，其成员几乎全部被关进集中营或流亡国外，关进精神病院也成了一种新的政治迫害方法。

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乌克兰的经济运作情况一直在滑坡。增长率下降，尤其是重要的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为一些严重问题所困扰。连续数年乾旱的袭击，缺乏刺激因素，以及在集体农场管理上的过度集中，使农业生产处於十分不利的状况。苏联的能源政策越来越重视核能，而位於基辅西北车诺比的一座乌克兰核电站在1986年4月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然而，尽管自1982年以来莫斯科的领导层发生了多次变动，谢尔比茨基仍牢牢地坐在他的位子上。

苏维埃乌克兰国旗（1949-1991）

当代乌克兰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结束了337年和俄罗斯的结盟历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克拉夫丘克为首任总统。1992年5月5日，克里米亚半岛宣布独立，成为乌克兰自治共和国。1996年乌克兰通过新宪法，确定乌克兰为主权、独立、民主的法制国家，实行共和制。

2004年总统选举，在职总统库奇马宣布不参选，在职总理亚努科维奇与维克托•尤先科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亚努科维奇以微弱优势获胜。维克托•尤先科及其支持者称选举舞弊，不承认选举结果，发动了橙色革命，最后再次大选投票，维克托•尤先科赢得选举。

2006年3月26日，乌克兰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3月30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选举结果，5个党派进入新一届最高苏维埃，其中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获得450个议席中的186席，在职总理季莫申科的竞选联盟129席，维克托•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81席，社会党33席，乌克兰共产党21席。亚努科维奇与尤先科携手，由地区党、社会党、共产党和我们的乌克兰4党联合组成执政联盟，把季莫申科赶下台，8月4日，亚努科维奇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10月17日，我们的乌克兰负责人宣布退出联合政府。

2007年4月2日，总统尤先科解散了国会，因为他的政党我们的乌克兰的议员加入了反对派。对手称尤先科此举违宪，但季莫申科对此表示支持。此案诉至乌克兰宪法法院后，总统尤先科以腐败罪名解除了宪法法院18名法官中的3人的职务。季莫申科接任亚努科维奇担任总理。

2010年总统大选，尤先科与季莫申科成了政敌。尤先科在支持率极低情况下，仍然拒绝退选，分化了反亚努科维奇的选票。结果亚努科维奇以48%得票率战胜了季莫申科（45%得票率）与尤先科（6%得票率），当选总统。

2011年8月，亚努科维奇逮捕季莫申科，2011年9月11日，法庭判处季莫申科7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滥用职权。2013年11月，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乌克兰-欧盟一体化协议，引发乌克兰亲欧盟示威。2月22日，亚努科维奇逃离首都基辅，前往东乌克兰地区。欧洲新闻报道，乌克兰政府表示权力顺利交接到新政府手中。议会之后弹劾亚努科维奇，计划于5月25日举行总统选举

乌克兰国旗（1992-）

现代乌克兰

季莫申科

尤先科

亚努科维奇

中缅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篇3

缅甸大选后政局评估与中缅关系前瞻

宋清润

【期刊名称】《和平与发展》

【年(卷),期】2016(000)001

【摘要】2015年11月8日,缅甸举行了5年一次的全国大选.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压倒性胜利,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败选,民盟将凭借议席优势而主导联邦议会两院议长和总统人选.军方承认大选结果,愿与新政府合作.如果权力过渡期不出极端意外,民盟组建新政府顺利,其领导的政府将从2016年3月起执政5年,缅甸政治迎来大变局.但由于缅甸政治生态复杂,并面临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艰巨,民盟执政未必一帆风顺.中缅友好关系总体将向前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隐忧.

【总页数】16页(82-97)

【关键词】缅甸大选;昂山素季;民盟;巩发党;中缅关系

【作者】宋清润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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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会选举后缅甸的政局走向及中缅关系发展 [J], 宋清润

3.缅甸大选后的政局走向 [J], 成汉平; 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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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缅甸政局的变化及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J], 秦治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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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前瞻篇4

探寻古琴与琵琶发展的历史渊源
作者：张青
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6年第10期

        【摘要】古琴与琵琶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两种传统乐器，其历史相当久远。在古琴与琵琶的发展历史过程之中，两者相互影响。在文中就古琴与琵琶发展的历史渊源进行分析，着重探讨了古琴对琵琶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古琴；
琵琶；
历史

        【中图分类号】J632 【文献标识码】A

        古琴是中国最早的弹拨乐器之一，作为“国乐之祖”、“国乐之君”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有独奏的演出形式和琴歌合一以及琴箫合一几种演出形式，早在春秋时代它就是十分盛行的乐器了，若按伏羲、神农制琴等传说，历史就更久远了。

        古琴的发展不但历史悠久，通过几千年的历练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曲目，演绎提升各种演奏技巧，古琴作为文人修身养性的乐器而不是作为舞台表演富有感染力的宫廷教坊乐器。

        汉、魏、元朝时期古琴除了在《相和歌》和《清商乐》中作为伴奏乐器，还在《广陵散》中作为独奏乐器。作为器乐演奏发展阶段。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琵琶兴起，庄永平《琵琶手册》北周武帝从突厥引进康国和龟兹音乐，琵琶能手龟兹人苏袛婆传入中国的三十五调及隋唐燕乐二十八调，也就是西域七调五旦的原理，这对中国音乐曾有过很大的影响，当时的曲项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盛行于北朝，隋唐书中记载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三部，其中《西国龟兹》指阿史那公主的西元568年带到中原的龟兹乐，《土龟兹》是指杨坚建隋从西域吸收更具西域特色的龟兹乐，这也是后人对琵琶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外来乐器的传说。

        相对于琵琶奔忙于王公贵族，古琴则是南朝人士文化圈里以琴会友，抒发情感的媒介，由于当时政局不稳定，使得文人纷纷避世隐居，古琴也随之沾上了隐逸的色彩，当时古琴曲《酒狂》传说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所做，乐曲通过描绘醉酒的神态抒发心中郁闷不得志的情绪。

        南北朝胡汉相争以琴为首的汉文化和以琵琶为主的胡文化它们各代表着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属性，胡人喜欢胡乐，皇室贵族喜欢琵琶，古琴遭受世人的忽略，便退至了文人圈中，当时某种程度琵琶的繁荣发展多多少少抑制了古琴器乐的发展。

        琵琶除了音乐风格受古琴的影响，在演奏态度上也深受影响，奉行尊天法地的仪式，要洗手焚香，静坐调息，心不外想，气血平和，达到人琴合一的境界。

        在手工制作上，乐器及琴袋工艺上，古琴对琵琶有影响，1999年第51回正仓院展品之一的南仓103号这只装着琵琶的袋子，整体制作的极为细腻奢华，构图呈现出锦上添花的景象，我们从这个时期，琵琶的纹饰花纹已经显现了汉化的痕迹，如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琵琶面板上有十三个圆点，正如古琴上的十三个徽点，代表日月星辰十三月古人对时间的记载，在紫檀琵琶上原先的小鸟蝴蝶的图像逐渐变换成汉族风格的凤凰图像，有着百鸟朝凤的寓意。

        在乐器制作的材料上，古琴对琵琶有着深远的影响，梧桐木作为面板最常用的材质，以桐木作为面板，梓木作为底板，其实琵琶的面板最早是使用栗木的，后来逐渐追随古琴取向共鸣较好的梧桐木，琴背板选用坚固的杉木、花梨木、老红木、香红木、紫檀木等硬木。为了更敏锐演奏出自然泛音，追求金石之声，而偏爱老木料，甚至选用老棺木为材质，这点与古琴的选材如出一辙。琵琶受到古琴在背板铭刻唐诗宋词的影响，在乐器背面上铭文，琴腹上题款，通常记载制作者及其制作年代，如此的题款方式让琵琶区别于其他乐器，更加接近古琴的人文气质。

        在音箱的结构上琴壁都是一薄一厚的结构，古琴面板厚，底板薄而琵琶则是面板薄厚适中，背板厚而木料密度要大声音才会好，就内部弧度来看，古琴是面板有弧度，底板平直，琵琶则正好相反面板为直，琴背为弧形。由此不难看出，琵琶追求一种通透、明亮、清脆的金石之声，而古琴则偏重于浑厚、质朴、悠远而含蓄的金石之声，迥同小异，各显其能！琵琶在演奏技法上受古琴的影响在左手方面：古琴左手“绰”是由低音向高音滑动的即上滑音，“注”是从高音向低音滑动，琵琶左手这一技法在《陈隋》的四弦低音区有整段的演绎，淋漓尽致的模仿了古琴浑厚而质扑的音色，而后在《养正轩琵琶谱》的《阳春白雪》乐曲中左手拉推出上滑音及下滑音又创新了另一种取得同样音效的演奏技法。“搯起”、“抓起”、“吟弦”：分细吟、急吟、缓吟，“揉”分缓揉、急揉、撞揉，“放合”、“应合”、“同声”。“泛音”等指法在古琴曲《湘妃怨》里大量运用了“绰”、“注”即上滑音及下滑音，由于左手“绰”、“注”指法的运用实现了音色的虚实交替，丰富了乐曲的音乐表现力，达到了一定的音乐效果。琵琶借用古琴左手“吟”、“揉”，它们作为装饰音圆润音色而作用于琴弦使琴弦大幅度的振动使音色更加丰富从而使音乐旋律更加富于情感，如《霓裳羽衣曲》中的“猱”音、“吟”音，还有《塞上曲》运用了非常多的吟猱弦，在第一段《宫苑春思中》运用了“擞音”，表现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音效，塑造了昭君的一声声叹息，对命运安排不满与无奈的形象！琵琶左手擞音，“打音”以及“泛音”其借用古琴的“掐起”和“掩音”是属于音效相同指法不同的技法。“泛音”在古琴和琵琶中广泛的运用古琴曲《神人畅》里第一段，第二段，都是在高音区和琴尾的低音区，广泛的运用了泛音，琵琶曲《阳春古曲》第六段的“道院琴声”也有整段的泛音出现。“泛音共振”弹出泛音后，在其同音高但不同弦的音位上使用“吟猱”的方法用以持续延长泛音！

        琵琶曲《飞花点翠》由樊伯炎整理，第四小节S0L在四弦六品的下方弹出泛音后再在三弦一品上作吟揉延长这一泛音实现泛音共振的效果。

        琵琶在演奏技法上受古琴的影响：古琴左手按弦以拇指食指无名指为主要指序，两手均不用小指，蓄留指甲而琵琶引用古琴指法，右手逐渐废弃拨片的使用直接改用手指并蓄留指甲的方式来演奏，古琴食指往外“挑”即弹，大指往内“劈”即似琵琶的挑，古琴大指、中指、同时“剔”和“挑”同琵琶大指和食指“摭”的指法很相似。古琴的反撮即“劈”和“剔”，它同琵琶的“分”指法相似。古琴右手的轮指由无名指开始依次向外弹出，而琵琶浦东派的下出轮在此基础上从小指开始依次向外弹出五指皆入。“抹”是琵琶和古琴极其一致的食指向内弹的指法完全一样。“历”是古琴食指向外连挑数弦，琵琶食指的双弹指法同它类似。“扫”是琵琶食指快速向外用力触弦四弦如一声，它同古琴的“急历”相似，即食指向外快速连挑数弦。“伏弦”琵琶将四根弦按住，使音中断起到休止作用，例如琵琶曲《十面埋伏》第一段《列营》结尾用了“伏弦”指法结束了“列营”这段音乐故事对下段“擂鼓”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古琴《流水》的倒数第二十一小节有一空拍采用了“伏”指法临时终止的效果。“卜音”琵琶弹击面板，古琴则轻拍琴板的动作，发出咚声。琵琶在李廷松先生版本《十面埋伏》第三段“军鼓”中有叩板动作，它同古琴曲《醉渔唱晚》第七段尾句“拨刺”后伏下再拍板这指法相似。古琴对琵琶右手弹奏方面的影响再有一点就是指甲与指肉的并用即半甲半肉，弹奏古琴时不仅用指甲弹奏还要用指肉去弹，这种方法弹出的音色更加圆润，富于情感，在这点上琵琶“摭”、“分”技巧还有“抹”、“担”弦，都是这用半甲半肉，指中与指肉的完美并用演奏出美仑美妙的音色，现代琵琶创作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刘德海先生《天鹅》中装饰音运用了半甲半肉的指法，丰富的表现了天鹅优美的抖动翅膀这一形象。

        琵琶有许多曲目的曲名同古琴一样，例如《瀛洲古调琵琶谱》沈肇州演奏谱《泣颜回》古琴同名《泣颜回》出自《今虞琴刊》徐元白演奏谱，琵琶曲《平沙落雁》出自《南北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第二首，古琴同名的平沙落雁》初见于《古音正宗》几百年来广泛流传版本繁多，不同流派的琴家对此曲有着不同的理解。琵琶《昭君怨》出自《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第二首李芳圆演奏谱，古琴同名曲《昭君怨》选自《西楚堂琴统》，古琴与琵琶同名曲旋律迥异，异曲同名。最为著名的古琴《高山》《流水》源自春秋时期俞作牙与钟子期知音相遇的传说，伯牙所做原曲已失传，后由唐人據其意而作，琵琶同名曲有《刘天华琵琶全集》第13页流水。综上所述，古琴无论从制作手工，木料的选材，乐曲创作以及它发展中人文理念，左右手演奏技法深深渗透影响着琵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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