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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理论研究综述

    时间:2022-09-30 09:15: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张家玮 郭跃军

    摘  要: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理论不仅是解释无产阶级贫困的理论,更是解决无产阶级贫困的理论。近些年来,学者们对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理论进行不懈探索,形成一系列对贫困理路的探析和反贫困方式方法的总结,文章针对马克思所处年代的无产阶级的贫困的表现形式、贫困根源、贫困累积进行了详尽表述,并提出反贫困对策。

    关键词: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资本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2)15-0057-04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1]。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阶段,资本家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但无产阶级的贫困与资产阶级的富裕形成了鲜明对比。阶级对立严重,无产阶级从事辛苦工作但衣食不保,资产阶级不需要劳作却锦衣玉食,这种对比还体现在社会地位、文化等多个方面。以“林木盗窃事件”作为无产阶级贫困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开始对社会贫困问题进行深刻思考,被资本主义长期遮蔽的人的视角逐渐敞开,随着认识的加深和革命斗争的影响,他从多个向度诠释无产阶级贫困的表现、根源等,在贫困理论的内容上不断丰富,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理论逐渐走向成熟。文章通过整理近些年来学者们的观点,试对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理论加以综述。

    一、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形成

    理论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有两种划分方式。一种是按照文本著作划分,按照理论的发展程度大致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或说是萌芽期、走向成熟期和成熟期。杜利娜以马克思的文本发展为轴线,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视为最早期的来源,发展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成熟蕴藏于丰厚的《资本论》中[2];另一种划分方式倾向于时间节点划分,以19世纪40年代、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为节点,将贫困理论划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以“林木盗窃法案”为起点,马克思以法哲学的视角开始思考贫困人口的艰难处境,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明了工资的不平等和异化理论,批判了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来源,他表示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3]。《共产党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开篇之作,不仅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全面的诠释,为无产阶级打破旧世界,缔造新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好未来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后续理论随之展开,《资本论》作为成熟期的代表性著作,深刻而全面地阐释了剩余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理论逐步完整。

    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理论在发展中呈现以下特征。从学科维度上看,从哲学和政治学到经济学的跨领域转变;从理论特色上看,首先是唯物史观的揭示,而后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論、货币理论等理论的创造。时间断代或以文本断代的划分方式虽在一些细节上存在分歧,但总体上看,这两种方式都存在很大程度的同一部分。

    学者们在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理论发展的早期、中期判断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争议主要围绕具体的年代和著作展开。就转折点而言,学者在“哪一年”或“哪几年”“哪一本”和“哪几本”著作更具有代表性的认知上略有不同,哪一个阶段或哪些著作群更能体现阶段性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大体的轮廓趋同。就理论成熟的节点或阶段而言,于19世纪60年代发表的《资本论》作为马克思全面阐述贫困思想的著作,第一卷的发表时间作为马克思贫困理论成熟的重要节点,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二、关于贫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无产阶级贫困的表现形式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具有不同的内容。从狭义的贫困来讲,分为两种观点,一是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贫困,表现在无产阶级没有政治上的地位,没有政治上的参与权和领导权,生活困苦。此外,无产阶级处于社会的底层,无产阶级文化被贬低,也没有条件接受教育。二是物质和精神二分法的贫困,表现为物质条件的窘迫和精神世界的匮乏。例如,司慧颖认为,贫困有四种表现形式:其一为政治贫困;其二为资本剥夺贫困;其三生产力贫困;其四是文化和知识贫困[4]。

    从广义的维度上来看,无产阶级的贫困体现在无产阶级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个贫困范畴无法概括贫困内涵,要回归到贫困的元概念来解读贫困。陆立军主张“一切贫困”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贫困是具体的、历史的[5]。一切贫困全面地概括了贫困的内涵,同时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视为动态发展的过程,分析了贫困的表象及变化,辩证地将无产阶级贫困的内容划分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精神和物质的贫困、劳动条件等多种向度。

    从形式上看,学者们切入的角度不同,丰富了解读无产阶级贫苦理论的视角;从内容上看,对无产阶级贫困的内容的多样性阐释互为补充,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无产阶级贫困内容阐释的横纵向度。

    三、关于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解读

    无产阶级生活在困苦之中,无产阶级贫困的概念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铁的链条”中被“合理化”,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意识形态等外因都遮蔽了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随着马克思无产阶级的理论深入展开,资本主义褪去一层又一层外衣时,他发现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贫困的内核。

    第一,工资与劳动的“等同”。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工资和劳动在交换上是等同的,是物与物的交换。马克思早期著作批判劳动本身与商品成等价物的僭越现象,国民经济学将劳动视为等价交换的物,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时间,但人的时间不能出售,劳动也不是商品,因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由结果[6]。田伟超认为,工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只能以工资的形式参与分配。工资本质上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7]。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但雇佣劳动是工人的桎梏,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导致工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贫瘠、社会地位低下。在国民经济学家铸造的“工资铁律”下,工人的剩余价值被制度化、合理化、规范化地遮蔽起来,资本家“理所应当”地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周丹表示,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资本的出现和泛滥,它暗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也就是利润和工资的矛盾。工资反映出工人和资本家的尖锐对立和绝对矛盾[8]。

    第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贫困的遮蔽。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处于独一无二的位置,而“市民社会”作为“绝对精神”的反映,现实的、感性的、活生生的个人被范畴化,这不仅意味着形而上学对无产阶级本身的遮蔽,还遮蔽着无产阶级存在的样态。意识形态固化了他者对贫困及贫困者的认识,同时也限制着贫困者的认识范畴和思考范式。周可认为,在解释贫困的性质和起源时,政治国家的理论家们才会诉诸所谓的自然规律,或是个人的意志薄弱和道德堕落。正因如此,现代社会的贫困现象才能被永久化,政治国家的现实基础和内在矛盾也就被遮蔽起来[9]。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们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站脚,贫困的人和人的贫困也被诉诸精神实体,从而现实存在的人及其贫困处境被范畴化地遮蔽起来。所以,他們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越其理论本身,更无法看到现实存在的贫困的个人,找出真正的贫困根源。

    最后,私有制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最主要原因。私有制为人与人的不平等打上了标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比以前社会形态中的底层阶级生活得更为艰难,资本家将经济上的占有转化为对生产关系上的占有,无产阶级从物质的贫困延伸到其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王峰明认为,作为工人阶级无法改变的一种宿命悖论性贫困产生于结构化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及雇佣劳动制[10]。资本主义打通了世界渠道,通过资本积累的手段将更多的人剥削为无产阶级,将其生产关系扩大化。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工人贫困的最主要原因,资本主义的法权形式以及经济理论和制度只作为私有制的衍生物存在,粉饰工人悲惨境遇,遮蔽着贫困的工人和工人的贫困处境,更遮蔽着作为主要原因的私有制。

    四、贫困累积的症候表现

    无产阶级贫困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提升影响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变化,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爆发,贫困人口的规模和贫困程度随之在不同程度上恶化。

    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重了工人的苦难。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同时也实现了手工劳动向大机器劳动生产模式的转向,科学技术创新极大发展了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在工业革命后得到急速增长,但工人在几次工业革命后相对更为贫困。科学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机器上,工人通过使用机器,社会生产率极大提高,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更多。资本家榨取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增加工人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以此积累财富。工人通过劳动生产的商品越多,剩余价值被更多地剥削,工资相对降低。胡立法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创新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创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奠定了思想物质基础,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但创新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增加了资本家财富,但造成了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11]。

    第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改变,使得剩余人口增多。科技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时间内工人生产的商品更多,资本家为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要改变资本的有机构成,调整在有机构成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机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生产模式中的工人。在竞争阶段,扩大化生产作为资本特征,不仅扩大着工人的人数,也同时扩大着有机构成的比例。更多的工人失业,更多的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业后备军。姜英华表示,资本家不断开发新的科学技术领域以便获得超额利润,这一动机和动因自觉不自觉地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衍生出机器对人的排挤和劳动力需求的减少[12]。

    第三,经济危机是贫困累积的最主要表现。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就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资本家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断地生产商品,在市场供求的变化及行业、部门的竞争等多因素影响下,生产过剩是必然趋势。当商品的数量多于实际的需求,就造成了通货膨胀,在流通环节上商品价值就凝固在停滞交换的商品之中,在支付环节上停滞就意味着无法实现商品的价值,资本不能实现价值补偿,导致资本家破产,工人失业。社会化大生产将各个产业紧密结合起来,信贷平衡被破坏的影响逐渐扩大化,从单一的生产部门扩大到整个行业,逐渐扩大到各行各业,那时经济危机就会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资本家破产,工人群众忍饥挨饿,一贫如洗。

    五、关于解决贫困的对策

    第一,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纲契领地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就是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不消灭私有制,就谈不上无产阶级实现自由和平等,更无法消灭在代际更迭和现实发展中的工人贫困。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才是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桥梁,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现实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田超伟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和平或暴力的手段,将生产资料公有化。这时无产阶级作为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拥有全面自由发展的平等机会[13]。

    第二,发展生产力。将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二位,是逻辑和时间决定的,在实现共产党人对国家领导或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存在,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权不在共产党人手中。再者,在19和20世纪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生产力发展作为当时资本主义的自然趋势,或者说是自然的条件,不能作为实现路径,工人始终处于越生产越贫困的境况之中。在资本主义语境下,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生产悖论性贫困不是马克思的追求。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改造,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才能真正将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硕果用来哺育无产阶级。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条件和水平才会真正提高。

    第三,进行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改变无产阶级的精神世界,进一步改变着物质世界,使得工人从异化的单一劳动中解脱出来,从而摆脱分工为无产阶级造成的片面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此外,劳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更是贯通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理论的一条轴线。劳动塑造了人类世界,使人从自在的存在转向自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导致工人的工具化、贫困化。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的结合成为自我与他者连通的渠道,实现人向自然界的复归,也成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王善迈认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4]。

    第四,坚持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改良派、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等派别在理念上与共产党人的分歧难以弥合,更无法代表、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是最高形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时在各个工人政党中最为坚决、最具有推动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革命中最具有觉悟。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阶级斗爭中,工人运动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共产党作为革命的领导,需要将革命的理论灌输到广大无产阶级心中,团结和领导无产阶级,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作用,指明前进方向。党的领导是贯穿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的钥匙,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斗争》《哥达纲领批判》中都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在实现革命斗争的胜利后,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进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

    [2] 杜利娜.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及当代启示[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08):31-40+159.

    [3] 中共中央编译局. 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

    [4] 司慧颖. 马克思贫困理论及当代中国贫困治理[J]. 重庆社会科学,2017(11):40-45.

    [5] 陆立军. 谈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理论[J]. 世界经济,1980(11):10-15.

    [6] 中共中央编译局. 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7] 田超伟. 马克思贫困理论及对新时代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实践价值[J]. 东南学术,2018(03):84-91.

    [8] 周丹. 论关于“工资”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02):38-43.

    [9] 周可. 青年马克思论贫困——兼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贫困观[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05):12-18.

    [10] 王峰明. 悖论性贫困:无产阶级贫困的实质与根源[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06):71-79+160.

    [11] 胡立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资本主义社会创新悖论[J]. 教学与研究,2019(03):47-55.

    [12] 姜英华. 贫困、贫困积累与贫困克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条隐性线索[J]. 社会主义研究,2019(02):16-24.

    [13] 田超伟. 马克思贫困理论及对新时代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实践价值[J]. 东南学术,2018(03):84-91.

    [14] 王善迈. 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经济思想[J]. 中国高等教育,2018(19):14-16.

    (责任编辑:莫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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