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刍议：处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时间：2022-09-28 08:30: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伟 任婉丽
摘 要：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一同促进了世界融合交流。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争，文章分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历史演变、概念阐释等问题，以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认识处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功能与定位。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龙泉青瓷;起点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8.032
0 前言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东部经海上航行到达欧洲和非洲的交流路线，可分为南海航线和东海航线。该路线从中国东部地区出发，沿東部海域途径东部海岛、南海诸岛等进入印度洋、红海等，终端抵达欧洲和非洲东部的路线。学术上，一般把海上丝绸之路界定为贸易之路与文化之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送陶瓷和香料，这条路也被学者称为“海上陶瓷之路”或者“海上香料之路”。现今普遍认为，海上交往之路肇始于春秋时期，郑和下西洋后达到极盛。在历史上，广州、泉州、宁波等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形成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目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这里有几个问题希望与同仁再做一下探讨。
1 刍议一：海上丝绸之路有无形成时间期
目前，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间未知，学者也一般将其界定为一条轨迹或多条海上轨迹。“广州通海夷道”是我国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称呼，因初期运送的货物主要是丝绸，故名。以丝绸、瓷器、香料而进行交往贸易的行为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并有大量的岭南出土文物证实。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点状雏形就已经初步形成。《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我国与南海地区贸易的事件，指出岭南人把玉石、黄金、布匹等拿去与南海地区做交易。①大量出土的遗物和遗迹，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
汉朝至唐朝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出现大繁荣，影响力、综合国力彰显，间接地促进了海上贸易。但唐朝中期以前，海上贸易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散客状态的海外贸易仅仅是一种贸易探索，航行路线和贸易动机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把这种商品交易状态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准确性似乎并不严谨。海上货物规模性运输恰恰在宋代，与指南针的应用和造船技术有很大关系。例如，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就指出了宋代温州商人使用指南针的情况。那时的温州人依据生活经验，发现了指南针指示的永久性规律，并尝试开始运用到航海技术上。②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则推测认为，“中国在9-10世纪时在航海中已熟练应用了指南针”。③由于指南针的使用，商船的抗风险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同时，指南针等也开始广泛运用于航海领域，进一步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无法回避造船技术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海上私人贸易也很盛行，形成了官路贸易和民路贸易，航船也被运用到战争之中。如南宋宋高宗时期绍兴十年（1140），为了有效抗击金兵，阻止其南侵计划，福建安抚使张浚说服宋高宗在福州“治海舟千艘”，希望用这千余艘大海船北上支援山东，意图从侧翼夹击金兵。杨渭生先生在《两宋文化史》一书中也指出了宋代造船的先进技术，指出了航路开辟的意义以及对中国早期航海家探索的肯定，认为是他们“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④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指南针的应用为安全航行带来便利。也正是造船技术的提高，重量较大的瓷器才有机会输向世界。
龙泉窑兴起于北宋时期，并冲击越窑市场，“北宋中期以后，越窑制瓷业迅速衰竭”⑤。南宋初期，龙泉窑的青瓷工艺达到最佳，市场占有率飙升。到了元代，青瓷品种日渐增多，影响力日渐深远，并且形成了具有多种工艺技术、具有独特审美情趣的产品形态，成为很多达官贵人竞相追逐的对象，成为与香料、丝绸等具有同样声誉的中国名片。从此之后，海外国家竞相追逐龙泉青瓷，并形成一种风气，龙泉窑渐成为上品，供不应求。“在越窑外销青瓷枯竭后，海外异族对青瓷的珍爱之情一直没有减退。⑥”青瓷形成了世界声誉，一跃成为中国珍宝的象征，“龙泉（古属处州）也成为青瓷的唯一典型性产地”⑦。我国已故古陶瓷学者陈万里在《中国青瓷史略》、学者韩槐准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文中都曾列举了多个海上遗迹打捞实例，充分证明了龙泉瓷器在宋朝就已经远销到阿富汗、埃及以及非洲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事实。
瓷器和茶叶相比，最保险安全的运输方式就是水运。漫漫“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龙泉“青瓷之路”。龙泉青瓷工艺成熟期与青瓷对外大量输出的时间吻合，充分说明龙泉瓷器的输出对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重大，不仅巩固了中国的影响力，还形成了享誉世界的文化名片。因此，纵观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其并没有固定的形成时间，但史料充分说明龙泉青瓷在助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定型中功不可没，更是海上丝绸之路从形成走向繁荣的标志。
2 刍议二：港口与起点的概念区别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港口较多，上海港、广州港、泉州港、明州港、福州港都曾盛极一时。可以明确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形成的过程中，也是渐进式地，是从星罗棋布走向聚集地。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从中国高州合浦郡徐闻县乘船去缅甸的海路交通也早在西汉时期已开辟。”苏东坡曾有诗说“四州之人以徐闻为咽喉”，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徐闻县恰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期，为了显示大汉荣光，汉武帝曾经派遣使者从徐闻、合浦两个港口向南洋进发，随身携带了大量的丝绸和黄金去进行赏赐。使者先后来到了斯里兰卡、越南、印度等地境内，引发了强烈反响。《汉书·地理志》是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这也说明在汉代，上海港、广州港、泉州港、明州港、福州港等地的影响力并不如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同时，作为海路交通的关键都会，广东番禺也不可忽视。
南朝时，泉州与海外有了友好往来的记录，至晚唐时，泉州港初成规模。北宋元祐二年（1087），政府在泉州设福建路市舶司。“望祭海神”成为全国性的海神，泉州港口位置开始奠定。南宋时期，泉州港、广州港常相提并论，但其影响超过广州港，可以与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相媲美。有人用“海舶蚁集”来形容泉州港的繁荣，其贸易东至日本、南至东南亚各国，西又通过阿拉伯人中转将商品运输到欧洲、非洲等地。中国向外出口陶瓷、茶叶、铁制品、丝绸等，进口胡椒、珍珠等，促进了贸易繁荣和文化交流。至元十四年（1277），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对泉州海上贸易进行了扩建，泉州市舶司功能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为泉州进入贸易黄金期奠定了基础。但到了明清期间，统治者实行了贸易保守政策，对海上交流进一步限制，开始把目光投向科举，贸易受到海禁政策影响，泉州港在繁荣数百年后，逐渐走向衰落。95A81FE3-6D7B-4118-A909-841E6BB411D6
明州港就是今天宁波港的前身。宁波的海外交通始于东汉晚期。唐朝时期，宁波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但其主要是服务于佛教文化传播，印度舶来品大多是通过海运输入宁波，再销往内地。唐穆宗李恒在位时期开始大力扶持明州港，并在821年完成迁建。唐朝还通过设置官办船厂、修建运河等手段，连接了杭州到宁波的水上交通。在此之后，港口规模也日趋增大，明州港成为我国船舶业、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声名远扬。日本为了学习中国先进文化，曾先后派出多个遣唐使从明州港登陆。明州港很快成为当时四大港口之一。两宋时期，由于辽金入侵，我国北方的港口贸易停滞，并进行了贸易南迁，很多贸易并入明州港。北宋淳化二年（991），宋太宗開始设置市舶司，明州港被指派为与日本、高丽进行贸易交流的特定港口。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造船传统，明州港造船技术始终居于世界一流位置，通过陆上水系和内河航运，京杭大运河、长江、钱塘江等都可以发挥功能，实现商品的对外输出，为造就明州商团奠定了基础，也为越窑青瓷等传播提供了便利。
我们在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需要明确港口的时代性与功能性，更要明确起点与港口实际上的区别。泉州港、明州港能够后来者居上，是时代赋予它们的机遇，但从历史视角的概念阐释上来看，起始地之争实际上是文化遗产之争，体现出文化的认同感。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的说法是近年来的称呼，其更多基于荣誉认定而非学术认定。从历史维度看，“起点”一词难以概括变化中的变量因素，极易引发歧义，造成学术争端。这一点，也可参考福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关于“海上丝绸之路”⑧的名词解释。事实上，海上丝绸之路所指代的“起点”，更像我们今天的货物补给站、中转站、出海港口等，其实质是进行国内贸易转运海外节点。如果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那广州、宁波等地的属地概念就会弱化，并引发概念之争。同时我们要看到，出海点不一定是真正的货物起点，其实质更多的是海陆物质中转集散地。泉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唯一”起点，更多地出于对泉州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文化遗产保存价值的一种嘉奖和肯定。
3 刍议三：青瓷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定位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是丝绸、瓷器、茶叶，这些商品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贸易的流通和文化的融合，甚至掀起了“中国热”。其中，由于瓷器最易保存，故而影响最为深远。处州的龙泉青瓷海上销售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晋至晚唐时期，并开始外销;第二个阶段晚唐五代到宋初;第三个阶段是宋元时期，这个阶段是其鼎盛期。明朝时期，政府实行海禁，青瓷贸易多为民间地下交易行为，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中国的瓷器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在贸易中被视为上品，因而被欧洲皇室收藏。后来，中国瓷器因为数量稀少，还被作为外交礼品，达官贵人们将其视为身份尊贵的象征。随着中国瓷器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它成为与黄金、象牙等同等重要的代货币，充当了交流中介。以青瓷为代表的中国其他瓷器，也日渐走入世界视野，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制瓷工业的发展。波斯等国开始大量仿制中国青瓷，这种仿制技术又被欧洲的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掌握，随后仿制技术开始传入泰国、越南等地，并结合地域文化，衍生出许多陶瓷新制品。由于龙泉青瓷奇货可居，阿拉伯国家仿制的瓷坛、波斯仿制的陶器，也被人们竞相追逐。
整体来看，瓷器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而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学者们认为西方语境中所谓的瓷器，最重要的就是青瓷和景德镇的瓷器。青瓷繁荣于宋元年间，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是一致的。景德镇瓷器的流行稍晚于龙泉青瓷，明清时期最甚，是后来者的代表。
自从青瓷外销并被人熟知后，青瓷的命运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命运是一致的。青瓷走俏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就出现繁盛状态，反之，青瓷出货紧张或者供不应求时，贸易就呈现出收紧状态。青瓷呈现出晴雨表效应。⑨叶结民在《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以及在宋元明清对外贸易中所谓的瓷器，指的是龙泉青瓷。⑩“自1976年至1984年的9年间，在韩国新安海底打捞出水元代的‘各类文物二万二千多件，其中青瓷12359件，青白瓷和白瓷5303件。青瓷中除有少件高丽瓷器和元代哥窑型瓷器外，都是处州（龙泉）青瓷，数量惊人。k”日本学者森达也等调查了波斯湾北岸地区的斯拉夫（Siraf）、基什（Kish）和曼弗班（Mafruban），调研认为福建青瓷输入西亚地区是在13世纪中期，不仅传播时间晚于龙泉青瓷，其数量更是少于龙泉青瓷，自然影响力也不及龙泉青瓷。l刘净贤博士转引了这一观点，并提出以“根据产品质量选择输出地点”的观点延伸开去，西方人所追逐的不是福建的瓷器，而恰恰是龙泉青瓷。福建属于青瓷的中转地，而非原产地。李刚在《中国古代外销青瓷管窥》一文中认为，瓷器厚重而精美，但在海路还不太发达的古代，毕竟不方便长途运输，很多龙泉青瓷是通过瓯江运往宁波、温州、泉州进行销售的。m这些青瓷经由丽水运送至温州、宁波、泉州等港口，再远销到国外。近年来，学界多次打捞了宋、元、明、清时期的沉船，包括震惊世界的“南海一号”，打捞出发现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完整、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这些瓷器大多都是从龙泉装船，从处州瓯江起运，至温州港再装大船外运的。青瓷的辉煌期远远早于景德镇，景德镇的快速发展在清朝，从时间上是远远晚于龙泉的。有学者认为，景德镇早期的瓷器也是从仿制龙泉青瓷开始的，因为龙泉青瓷的出现时间是远远早于景德镇瓷器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n
4 结论
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多次提到“处州青瓷”“处州瓷器”等概念，这是因为古代龙泉被处州（今丽水）管辖。“处州青瓷”“处州瓷器”这些概念说明，处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品牌性、唯一性，甚至意味着区域性商标。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分布于西亚、非洲、东南亚的几十个国家中，处州瓷器具有高度的认可性。实际上，处州因为地处浙西南，成为物质产地、物资供应地，对温州、宁波等地进行直接的海上贸易供应。港口的造船优势与处州的物资优势相得益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温州港连接深山大岙、盛产良材的内陆处州（今丽水）”o“远近良材由之取道，于是漕运与诸郡之官舟实造于此”p。青瓷因为数量少，在泉州等地出现了仿制的青瓷产品，“以福建宋元以来的青瓷产品而论，基本上是仿龙泉窑的体系”q。在元代，青瓷的主要港口为泉州，泉州的影响较大也就不足为奇了。福建仿龙泉青瓷价格低廉，更容易倾销至东亚、东南亚地区。龙泉青瓷属青瓷中的最高档品种，被远销到欧洲、非洲等地。这也是近些年的沉船打捞西亚、非洲市场多高质量龙泉青瓷而少见福建仿品的原因。95A81FE3-6D7B-4118-A909-841E6BB411D6
西方人对我国的称呼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Cina”“Chin”“serica”“chine”“sino”“tabac（拓跋）”“kitai（契丹）”等都可以代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后，受中国青瓷影响，各国富人以拥有青瓷为荣，波斯语对中国或中国人的称呼（“chini”）由于受到瓷器的影响，产生了元音音变，由“chini”变为“china”，成为瓷器的专有名词。这正是“东方中国”在演变过程中，最终以青瓷“China”作为中国命名的原因。
综上所述，如若把青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指代，那么处州（今丽水）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丽水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始地。
注释
①李庆新.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J].史学月刊，2006（10）：10-17.
②o伍显军.论温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重要地位[J].福建文博，2013（2）：2-13，1，105.
③金开诚.丝绸之路[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4.
④鲍音，鲍兴诺.丝绸之路综述[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5（5）：14-22.
⑤⑥⑨m李刚.中国古代外销青瓷管窥[J].东方博物，2006（4）：25-35.
⑦三上次男.陶瓷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⑧[佚名].海上丝绸之路[EB/OL].（2014-11-18）[2021-10-12].https：//wb.fujian.gov.cn/zwgk/ztzl/hssczl/hssczl/201411/t20141118_730042.htm.
⑩叶喆民.中国陶瓷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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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刘净贤.福建仿龙泉青瓷及其外销状况初探[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5）：50-56，162.
n吴越滨.古龙泉窑的“海上之路”考[J].美术观察，2016（10）：111-114.
p出自赵山几的《温州通判厅壁记》（黄汉的《桑乘补一六：手抄本》），壁记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
q浙江省博物馆.东方博物[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81.95A81FE3-6D7B-4118-A909-841E6BB411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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