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采薇》中的多重声音
时间：2022-09-27 21:15: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潘帅
内容摘要：《采薇》出自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是作家对作为道德标杆和人格精神象征的伯夷、叔齐这一经典形象进行的一次全面彻底的解构和颠覆。本文从伯夷、叔齐这两个主要人物入手，围绕一系列典型事件，来浅要分析作家创作《采薇》想要表达的主题：有对天道王命的历史批判和现实讽喻，有在“看与被看”的情境里对国民劣根性问题的再审视，也有对以儒家（忠孝悌）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流弊的抨击和希冀创建“新文化”的构想。
关键词：鲁迅 《采薇》 《故事新编》 多重声音 道德标杆 人格精神
伯夷、叔齐两兄弟的故事发生在殷末周初，纵观资料，无论是在先贤古典典籍、历代文人的诗文小说笔记里，还是其他艺术形式之中，如绘画、雕刻、瓷器等，都有伯夷、叔齐这一人物形象的记录、加工、延展、颠覆和重塑，世代传承下来，以至于这两兄弟的形象早已内成化为一种道德标杆和人格精神的象征，融入进了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伯夷被孔子尊为“古之贤人”，被孟子称颂为“百世之师”。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七十列传》把《伯夷列传》放在第一位，最终使伯夷叔齐的“圣人形象”定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
《采薇》是鲁迅先生《故事新编》中的第四篇文章，《故事新编》整本集子均是以旧故事作为蓝本，进行再次加工创造，整本书对历史上的神话传说和故事进行重构，创造出了一个古今杂糅、人神鬼兽相交织的精妙幽深的艺术世界，故事背后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蔓延的陋习和糟粕展开的反思和批判。《采薇》写于1935年12月，小说的主要框架同《史记·伯夷列传》的故事架构基本相同，作家在故事细节和空白处下大力气，通过大量的细节刻画和充满讽刺意味的语言“去神圣化”，对历史人物“伯夷叔齐”的故事进行重塑，对已定型了的伯夷叔齐道德丰碑形象重新进行价值判断、审视与思考，并呐喊出深刻犀利的多重声音。
一.对天道王命的历史批判和现实讽喻
先秦时期，“天”居于中心地位，兼具物质和人格神双重属性，到后来衍生为统治者取得身份的合法性、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法宝”和钳制人民思想的“紧箍咒”。《采薇》中，周武王发“恭行天罚”，灭商兴周;“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看到纣王失势、武王得胜，马上以“天命有归”弃旧投新;华山大王小穷奇拦路抢劫，要遵行先王遗教，并号称“恭行天搜”等。通过精致细微的刻画，作家在嘲讽，无论是朝代更迭还是一个拦路抢劫，当势者、投机者都给自己冠以“天”的名号，来为自己谋得利益。而在封建文化的道德审判下，伯夷叔齐顶着“忠君桂冠”，在现实生活里挣扎而行，最后活活饿死，他们的操守和气节在“母鹿流言”面前土崩瓦解，最后被舆论嘲弄，徒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历史长河里，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折射出了高尚的节操，饿死首阳凸显了不屈的坚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非人性的道德楷模，其形象完全脱离了个体生命价值，变成了高高在上直冲九重天的道德典范，抽离成了伦理道德的标签，当作工具以供统治者拿来使用。
作家征引“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穿插在武王“恭行天罚”和小穷奇“恭行天搜”事件之间，充满了对故事人物和历史的解构，伯夷、叔齐对于“天道”的虔敬与用“天”的名义实则窃国、窃钩之徒的利用形成对比，虔敬者不得善终，不法之徒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让读者看到历史的真相，不禁一阵颤栗，而当时的政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伯夷和叔齐是谨遵“先王之道”，谈论时事，必称“合不合先王之道”，“为了乐器动兵，是不合先王之道的”、“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他们先是反对纣王的“变乱旧章”，又反对武王的“以下犯上”“不仁不孝”“以暴抗暴”，不管谈先王之道还是节义大事，而阿金姐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质问，致使伯夷、叔齐二人无可立足，一死了之。王瑤在其《〈故事新编〉散论》中很透彻的指出，“真正懂得先王之道精髓的并不是伯夷和叔齐，而是他们的对立面：周武王，小丙君，乃至华山大王小穷奇。”①也就是在历史和生活中，所谓的“天命”“王道”不过是假借大义来窃取名利而已，而普通的生命个体不过是这场征伐、劫掠、杀戮的牺牲品。作家借古喻今，来暗讽国民党以“王道政治”来攫取统治阶级的利益，日本侵略者以“王道”来鼓吹“大东亚共荣”。同时通过对小丙君、阿金姐等形象的刻画，也暗含着作家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拜服于强权并为之摇旗呐喊的嘲讽和鞭挞。
二.直击国民劣根性问题
“看客”在鲁迅的创作中已经成体系化，如《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一群看客以撕裂别人的伤口取乐，《药》中革命者夏瑜就义前被看客围观批判并成为围茶楼酒馆笑料和治病的偏方，《示众》中各色人等对所有场景事物围观品鉴而又麻木冷漠。一群群看客形象形成了如此画面：在看与被看中，麻木不仁，不自觉中制造苦痛而不自知。《采薇》中无不充满了看与被看的情境，各色人等各怀目的围观品评伯夷叔齐。通读故事内容，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怕冷爱晒太阳慢吞吞的毫无生机的老头子，是为了吃薇菜而不懈忙碌的俗人，是喝鹿奶更想吃鹿肉的贪嘴之徒，更是面对强盗发起抖来面对华山大王小穷奇打劫让他们“滚您的蛋”时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好向前便跑的胆小怕事之人。在熟悉的故事框架内鲁迅先生用深刻犀利的笔墨颠覆解构经典，在看似荒诞滑稽之中重塑再构，暗含作家通过笔端冷峻审视揭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陋习，以启迪并唤醒民众。
众人眼中的这两老兄弟，不过是迂腐可笑的衰朽老人，他们天天想着在哪里“吃”和“吃什么”的问题，而不再是顶着“仁义礼智信廉”的光环高高立于九霄之上受人顶礼膜拜的圣者贤人。伯夷叔齐就这样被从圣坛上拉下来了，通过一群人的观看和评说，象征道义气节的道德典范此时变成了两个衰老、平庸甚至略显滑稽可笑苦苦寻觅食物的老头，并成为看客们打发无趣日子的谈资。
当武王借“恭行天罚”之名兴兵伐纣，“大路两旁的民众，各个肃然起敬”，大军过后，大家才想到叩马而谏的伯夷叔齐，于是“便换了方向，把躺着的伯夷和坐着的叔齐围起来”。当有人说出伯夷叔齐因让位来养老堂后，“众人连声赞叹，几个人便蹲下身子，歪着头去看叔齐的脸。”然而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在叔齐“夸赞了姜汤的力量”后，才“解决了这一场大纠纷”。这些普通看客们的愚昧、自私、麻木的特性跃然纸上。当伯夷、叔齐上了首阳山费尽心思找薇菜变着花样薇菜艰难度日，因伯夷多嘴，人们得知他们的身份后，各色“看客”再次粉墨登场。于是，村里的人、当地的人、连小姐太太都来把夷齐当作“名人”或“怪物”来看，得到心里满足并连发一通自己的理论后，回家去都摇头，而这只是让伯夷叔齐二人无所适从，必须谦虚应对而已。在伯夷叔齐死后，这群看客来来往往，好不热闹。这些观者的冷漠、爱看热闹、满足猎奇的劣根性心理被赤裸裸的展露出来。如果说上述这些“普通看客”只是满足某些猎奇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杀害伯夷叔齐的凶手，那么像小丙君、阿金姐等这些“不普通的看客”却给了伯夷叔齐身体和心理致命一击。小丙君找伯夷叔齐谈文学特别是诗歌回来后竟是气愤，认为“那两个家伙是谈不来诗歌的”，并列举出三点原因，特别是“有所为”“有所议论”失去了诗的“敦厚”“温柔”。而阔人家的婢女阿金姐“冷笑了一下，于是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说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此奚落伯夷、叔齐，来给自己立足、立威，并置对手以死地，而这像一个晴天霹雳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人言可畏”哪里还有伯夷叔齐的容身之处，最终“伯夷和叔齐都缩做一团，死在山背后的石洞里”。阿金姐拾人牙慧，
尤其可悲的是伯夷叔齐死后，“这消息一传到村子里，又哄动了一大批来看的人，来来往往，一直闹到夜”。最后，多事人埋了伯夷叔齐，而关于给二人立碑这件事，作家用极细致的笔墨写了小丙君不给伯夷叔齐写碑文并认为其是“昏蛋”的正当理由。认为夷齐“不肯超然”“还要做诗”“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撇下祖业，也不是什么孝子，到这里又叽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②。阿金姐则自编自演了一个“母鹿”传言，“老天爷的心肠是顶好的”，吩咐母鹿去喂养夷齐，给自己洗清了谋杀的罪责，并进一步制造伯夷叔齐死亡的原因，“那老三……得步进步，喝鹿奶还不够”，还想着吃鹿肉，“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嘴”，最后因为贪心被老天爷惩罚，死有余辜，罪有应得。这里的小丙君和阿金姐之辈，他们没有指手画脚，问东问西，也没有凑热闹去看伯夷叔齐二人怎样采薇、吃薇，却用最阴险、刻毒的软刀子谋杀了这两个老兄弟，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迷惑群众，使得民众“恍恍惚惚”，而更让人绝望的是，村里的人完全相信这个“莫须有”的故事，“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③。伯夷、叔齐的高义和名节至此彻底被掩盖和颠覆，并在死后也会一直背上这个恶毒的中伤道德枷锁。这里作为看客的小丙君和阿金姐之流，把人性的黑暗血淋淋的呈现出来，这里伯夷叔齐的人生悲剧被描写的直击人心，为了所坚守的道义和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而叩马而谏、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在制造的流言中，在别人眼里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这种荒诞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赋予的伯夷叔齐这一形象所立起来的道德标杆。
鲁迅用审视、怀疑、批判、否定的眼光剥落了伯夷叔齐神圣高大的外衣，还原了其精神的无价值无意义，同时通过对各色看客的描绘，直指国民性弱点，鲁迅先生借历史事件进行重构并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描摹出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理特征和精神风貌，每个人都处在泥沼之中，每个人也都在制造泥沼。作为清醒的“人”，我们应该反思、反省、忏悔，让人“于无所希望之中得救”。
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
伯夷、叔齐历来备受儒家推崇，而文中二人性格的双面性揭示出了儒家思想，特别是人伦道德和纲常礼教的内在矛盾性。如最讲礼让的伯夷在研究薇菜吃法烤薇菜最好时，“多吃了两撮，因为他是大哥”;最讲究“悌”的叔齐也总是在心里不服气伯夷，并觉得“父亲不肯把位传给他，可也不能不说很有些眼力”。如果上述只是伯夷叔齐生活事件里的小处，不足为证，那么在面对国别身份确认、个体死生时，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充满了矛盾。他们讲求忠君孝悌，却跑到养老堂里“为养老而养老”;他们因武王兴兵伐纣，宁死叩马而谏，质问周王“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愤而隐居首阳山，“义不食周粟”，却又真正忘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薇菜也是周王的啊！性格的内在冲突与矛盾，使得伯夷叔齐形象更加充满张力，给读者带来的文化冲击力更大。最后，伯夷叔齐死了，他们是活活饿死的，也是不应食王土之上的薇菜奚落尴尬而死，而死后更是因食鹿肉传言而另伯夷叔齐的名声臭名昭著。关于死因的种种说法，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是进一步消解了伯夷叔齐在道德殿堂里的神性和崇高。所謂的“孝、悌、仁、义、礼”不过是假借的幌子，来束缚个体，在历史的车轮中无声无息被裹挟。
再看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无论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武王凭借的都是武力，正如夷齐二人的所闻所见，那些“老马，瘦马，跛脚马，癞皮马”被归于华山之阳，那些勉强能走动的伤兵很起劲地“讲述战争的故事”，纵然得权者冠以多么正当的理由，这些都是战争、杀戮留下的痕迹。儒家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但在获取和巩固政权时采取了完全“不仁”的手段，夺权者们却都打着“天道”“王命”的旗号，这也进一步揭露出儒家所谓的“王道”“天命”的虚伪本质和儒家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所构建的伦理政治体制的矛盾。可见，鲁迅把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定义为“吃人”是多么的精确。1935年12月在上海租界写作了《采薇》，虽沿用历史故事事件，其内容却与当时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也是作家深切体察当时一部分国人为人处世哲学而进行的文化反思，这里我们也不应该只把眼光局限于作家向旧文化发出进攻，还应看到作家深远的眼光，那就是希冀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新文化，来提振民族精神。
鲁迅先生生于一个政局动荡的年代，这种时局，必定会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考，中国的问题出在了哪里，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在否定了旧世界旧时代旧文化之后，新的时代来临了吗，国人的民族精神被唤醒了吗？在《准风月谈·重三感旧》作家谈到了“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在这里用这句话来评价故事《采薇》也是很贴切的。鲁迅先生用带着平民式的幽默和诙谐，细致刻画并大胆颠覆了道德标杆人物伯夷、叔齐历史形象，塑造出与传统文化相悖的新形象，向那个腐朽的旧时代旧文化发出知识分子的声音：对传统的“天道”“王命”观进行历史批判，并借古讽今，关照当时社会现实;对“看客”们的大量着墨，对国民劣根性问题客观冷静的进行再审视，体察当时的世态人心;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流弊猛烈抨击和希冀创建新文化的构想，无不显示着鲁迅先生作为哲人思想家对国人文化命运的深沉观照。
注 释
①王瑶.《〈故事新编〉散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5页
②③鲁迅.鲁迅小说全集.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10月.第314、316页
参考文献
1.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3.王建华.伯夷叔齐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D].陕西理工学院，2012.
4.祝宇红.“王道”“天命”的历史批判和现实讽喻——重读鲁迅《采薇》[J].文艺争鸣，2016（05）：40-49.
5.钱振纲.对儒、道、墨三家“显学”的扬弃——从文化角度解读鲁迅后期五篇历史小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4）：54-59.
（作者单位：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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