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核手术的阴影中（上）

　　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８日、２９日，设备先进的美国和苏联地震监测站及其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从传来的方向判断，是中国进行了第８次和第９次核试验。于是，他们都急切地等待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资料，因为依照中国惯例，每次核试验之后不仅要公布消息，随之而来的还要举行连续热烈欢呼的庆祝活动。
　　然而，这一次却十分反常，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数天过去了，中国的新闻媒体都缄口不言，保持沉默，好像中国根本就没有进行核试验一样。当美、苏核大国正在等待和猜测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２０周年的活动也已经结束了，原计划在这个国庆节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十分犹疑地把放在核按钮上的手指移开了。聪明的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进行核爆炸却又秘而不宣，只是毛泽东在苏联核威胁的阴影中所使出的一个小花招。
　　中国为什么要在建国２０周年大庆前夕进行这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苏联是怎样由“老大哥”变成非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不可的刽子手？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苏联核打击的阴影下，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这是一页相当沉重而又重要的历史。
　　这页历史需要认真地研读……
　　
　　中苏分歧
　　
　　应该说，新中国与苏联有过一个令人留恋的“蜜月时期”，也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日苏联拍来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开始，到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４日晚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止，前后约六七年的时间。
　　苏联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日从其首都莫斯科，给新中国发来的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份反应之快、使全世界都始料不及的外交电报，一下打破了世界的寂静，令敌对国家惊诧不已，使社会主义各国都纷纷行动。１０月４日，保加利亚与新中国建交。１０月５日，罗马尼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等人民民主国家，都在很短时间内相继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使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孤立和扼杀政策遭到破产。
　　在中苏“蜜月时期”，并非没有一点分歧，但两国总的倾向是团结的，相互体谅的，中国对苏联的支持是全力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真诚的。在此期间，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了苏联。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午１２时（一说午夜１２时），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车站，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当日下午（一说第二天下午）６时，斯大林破例在办公室门口，与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一道迎接毛泽东，举行了亲切的会见。１２月２１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为斯大林７０岁诞辰举行盛大庆祝仪式，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他说：“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受到了斯大林同志友谊的重要性。”他的话，在全场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有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的这次集会上，当仪式和演出结束时，全场有节奏地喊出的口号却是：“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
　　就在这次访苏期间，毛泽东的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正如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晚他在拍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所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依据这一电报的要求，挑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工业部计划处处长柴树藩、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沈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等，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抵达莫斯科。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就要开始了，毛泽东与周恩来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
　　“恩来，你记得我们党同共产国际的历史有多长时间吗？”毛泽东问。
　　周恩来不假思索却非常精确地回答：“从１９２０年３月开始，到１９４３年６月为止，有２３年多。”
　　“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２０多年对中国革命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是有功劳、有帮助的。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苏联起的作用是最大的。”毛泽东沉思着说道。
　　周恩来肯定地说道：“是的，我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同苏联同志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在考虑中苏条约上的历史前提呀！历史提供了我们经验，历史也提供了我们教训。”毛泽东像是在回顾，又像是在总结地说道。

　　历史确实有无数确切的证据，说明苏联给了中国革命很大援助，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却是与共产国际有着直接联系的。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时，斯大林既对中国革命以支持，但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缺乏信心，于是他寻求与国民党发展关系，并把其本国利益放在了中国革命利益之上。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５年美、英、苏召开的首脑会议，即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对战后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雅尔塔会议，对彻底打败日本的作用决不可低估。但就在筹备和召开这些会议期间，苏联却企图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美国当时的驻苏大使哈里曼，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中就介绍了斯大林这方面的图谋：“昨晚我同斯大林谈话时……他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即库页岛）的南部应归还俄国。他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用手画了一个圈说，俄国人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斯大林进一步说，他希望租借中东铁路。我请他说明，他所关心的究竟是哪条铁路？斯大林指出是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这条铁路，斯大林的答复是肯定的。但他特别重申：苏联无意干涉满洲的主权。当然，随着对铁路管理的控制，苏联军队可能护路，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很大。”上述这些情况，毛泽东当然知道斯大林当时对的是旧中国，对的是尚属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伪“满洲国”，而且也知道那时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信任，甚至在同罗斯福会晤中，宣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说“没有哪个共产党强有力到足以统一中国”。因而毛泽东当时就对斯大林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和干涉中共的作法，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即：不直接干涉苏美与蒋介石从事的外交交涉，也不直接反对斯大林的某些谈话，而是尊重斯大林和联共（布）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维护团结，促进苏联出兵东北。如今，中苏即将签订新的条约，毛泽东更把目光放到了未来。

　　经过紧张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隆重而庄严地签字了，毛泽东、斯大林同时出席。中苏的“蜜月时期”从此揭开了序幕。这个条约中的“互助”二字，是周恩来提议加上去的，毛泽东认为“加得很合适”。在《条约》签字的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前者规定苏联至迟不过１９５２年底，将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在华权益交还中国，后者规定为帮助新中国建设，苏联提供３亿美元的贷款。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中苏两国两党关系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从那时开始，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也处在相互更加尊重、合作更加亲密的新时期。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虽然斯大林害怕美苏军队直接冲突，不再派空军入朝作战，但他还是在改善中国军队装备等方面予以支援，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与斯大林不是没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橡胶是黑色金子，飞机、汽车、拖拉机都离不开它，而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生产橡胶，因而斯大林在自己办公室里召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研究向西方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善于逢迎拍马的赫鲁晓夫立即建议，给毛泽东拍个电报，“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斯大林据此口授电文，给毛泽东发了电报。毛泽东巧妙地回了一个电报，说是可以在海南岛上为苏联建立一个橡胶园，但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全由中国来办，苏联只是提供贷款、机器、技术援助，橡胶生产出来后由中国运去，作为对苏联帮助的报酬。这种反建议使斯大林颇感不快，但他还是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向中国提供了建立橡胶园所需要的帮助，并派来了苏联专家。１９５２年８月，周恩来率代表团访苏，９月１６日与苏联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接着，周恩来从斯里兰卡买回大批橡胶，当装载橡胶的轮船抵达广州后，就立即被转装到苏联船上，经海参崴运往苏联。同时，中国积极抓橡胶生产，按期偿还了苏联的贷款，支援了苏联的橡胶工业。还有一次，斯大林吃完菠萝罐头之后，看着罐头瓶上的汉字，对马林科夫说：“请代我向中国领导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工厂。”毛泽东又一次巧妙地回绝了斯大林的建议：“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建立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气得斯大林火冒三丈，说了许多难听的话。毛泽东就是这样顶住了大国沙文主义的作法，维护了中国的利益。
　　时间推进到１９５３年，年已７４岁的斯大林身患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症，且于２月间发病。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说，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看完电影后，驱车来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与斯大林一起用晚餐，一直吃到第二天早晨五六点钟。席间，斯大林兴致很高，喝得相当醉了，但还是高高兴兴地步入走廊，高声说笑着把他们送了出来。在斯大林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按照通常的惯例，他会召集大家去他那儿开个什么会的，故赫鲁晓夫在家很晚才上床休息。没想到马林科夫突然打来电话，说契卡人员刚从斯大林别墅来电话说那里可能出了什么事，要他最好去一下，并说，此事已经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于是，赫鲁晓夫起了床，到了孔策沃别墅。
　　斯大林平时非常严肃，他在房间时未经他的允许，卫兵和侍从是不敢擅自走进来的。到了深夜１１时，他要唤人给送些茶和吃的东西，然后睡觉，不到次日上午１２时或下午１时，是不会起床的。而这天晚上，斯大林就寝前洗了蒸气浴，然后在自己房间的沙发上入睡。因为一晚上没听见斯大林唤人送茶和吃的东西，契卡人员叫斯大林的女佣马特雷奥娜·彼得罗夫娜进去看看。她进去后，只见斯大林倒在地板上，不能说话，脸色灰暗，嘴唇青紫。她立即叫人把斯大林抱到沙发上，解开衣裳，并叫来医生。医生询问病情，斯大林失去语言能力，急得直摇头。当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等领导人赶来时，斯大林仍紧闭双目，像睡熟了一般。他们看见斯大林处于这样不便见人的状态，怕他知道他们在场不适宜，便未采取任何措施，就分头回了家。
　　同天深夜，马林科夫根据别墅里契卡人员的电话，再次通知赫鲁晓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说，斯大林的睡眠不太正常，还是再去一次。赫鲁晓夫让马林科夫通知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一道去。就这样，他们几个人都来到斯大林的房间。当听医生说，斯大林这样严重的病，不大可能再恢复工作，其结局往往是致命的，赫鲁晓夫和贝利亚便开始考虑篡夺最高领导权的问题。他们未提出什么抢救方案，只是安排了个主席团成员２４小时值班名单。
　　３月４日，苏联政府发布了斯大林生病情况的公告。中国新闻媒体立即予以转发，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关注。
　　３月５日，斯大林一度恢复了知觉，但仍不能说话，面部有了表情，人们用汤匙给他喂了一些汤水和甜菜。斯大林用左手和主席团常委们一一握了手。
　　当天晚上，处于昏睡状态的斯大林，突然睁开眼睛，用目光扫过周围的每一个人，又抬起左手指向天空，然后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
　　３月６日，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斯大林于３月５日晚９时５０分病逝的公告。毛泽东于同天致电吊唁斯大林：“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３０多年来不断地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３月９日，毛泽东又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高度评价了斯大林的革命活动，称“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
　　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联络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萨布罗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米高扬及朱可夫元帅、莫斯科空防司令莫斯卡连科等，很快搞掉了贝利亚。６个月后的１９５３年９月，赫鲁晓夫便取得了党的第一书记职位，到１９５５年２月，他又使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而让布尔加宁接任。于是，他开始向斯大林的权威宣战，于１９５６年２月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苏共二十大于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开幕，至２６日闭幕。世界５５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朱德为首，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谭震林、王稼祥和候补中央委员刘晓。这次会议之前的２月６日，在东欧访问的朱德先期到达莫斯科，会见了赫鲁晓夫。一贯高喊“斯大林万岁”、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赫鲁晓夫，却在朱德面前突然批评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使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低于１９１３年战前的旧俄水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政治性报告中，又再次贬低斯大林的功绩与历史作用，还提出了关于通过议会多数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２４日晚上，苏共中央很不礼貌地没有邀请兄弟党代表团列席会议，而由赫鲁晓夫在秘密大会上作了一个通宵的全盘否定斯大林、大骂他是“暴君”、“大独裁者”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作完，苏共中央才把报告文稿送到各个兄弟党代表团的驻地。
　　斯大林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一夜间被丑化为“暴君”和“大独裁者”，不仅在苏共党内引起极大混乱，而且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中引起极大反感，更使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感到不能容忍。朱德团长说：“秘密报告讲的是他们的事，我们到这里是来作客的。”谭震林说：“我们不应该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有自己的态度。但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一定能影响他们。”邓小平异常坚定和明确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回到北京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谈了自己在斯大林问题上的观点，受到毛泽东的欣赏。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扩大会议，《人民日报》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于４月５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表明了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和关于议会斗争问题上同苏共中央的理论分歧。
　　这一分歧是严重的，原则性的，也是根本性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给其本国，更给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混乱，还给帝国主义颠覆破坏留下了空隙。即使这样，苏共中央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并企图压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来服从他们，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奋起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本着团结的愿望，与苏共中央展开了交往与争论。
　　
　　为着团结
　　
　　斯大林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逝世后，同年９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第二年９月底，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周年庆祝活动，他率苏联代表团来到中国。由于他上台不久，地位并不稳固，为取得中国支持，他答应于１９５５年５月底以前将苏军撤出旅顺口，并将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还给中国；把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起完全移交给中国，中国在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５．２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１５项工程，扩建１４１项工程。他还和中国讨论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在同毛泽东的会晤中，他拒绝了中国请其帮助发展核武器的要求，被迫提议帮助中国搞一个小型原子能反应堆。赫鲁晓夫的这次访问，把中苏关系推到了最高峰。
　　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直到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才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客观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错误，分析了产生个人迷信的原因和防止措施，尽力帮助苏共中央克服因反对斯大林所带来的困难。
　　１９５６年６月，波兰的波兹南地方由罢工事件发展为武装骚乱，苏联支持的该国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受到激烈的攻击。勃然大怒的赫鲁晓夫调动驻波苏军予以干涉，他自己还乘飞机赶到华沙，指挥苏军图谋镇压，造成了极为紧张的局势。
　　同年７月，赫鲁晓夫借口匈牙利拖延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撤掉了该国党政领导人拉科西的职务，造成匈牙利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帝国主义特务的挑拨下，匈牙利少数人于１０月２３日发动了武装政变，占领了首都布达佩斯，致使苏军出面干预。
　　局面如此动荡，矛盾如此尖锐复杂，吓得赫鲁晓夫不知所措，遂向毛泽东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央求中共出面解决难题。毛泽东认为这是赫鲁晓夫以老子党自居造成的不可收拾的局面，也说明苏联共产党的指挥棒在东欧已经不灵了。为了挽救东欧国家，他还是派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前往莫斯科。
　　刘少奇向赫鲁晓夫指出，波匈事件同苏共的大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硬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听从就施加压力，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必须承认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的独立和平等原则。邓小平劝苏共要作自我批评，并明确地说道：“苏军不能撤出匈牙利，不应把革命阵地拱手送给敌人。”在中共的劝告下，苏联政府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苏联犯了大国主义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服。中国政府于１１月１日发表了支持苏联宣言的声明，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指出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必然会给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带来损害。
　　１１月３０日，毛泽东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进一步做苏联的工作，奉劝赫鲁晓夫要平等待人。
　　１２月２９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国际共运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意见，写成并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首次提出了解决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新年宴会上，赫鲁晓夫把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请到主席台上，大声说：“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
　　波匈事件仍在发展，赫鲁晓夫再次请求中国帮助他收拾局面，毛泽东让正在亚洲访问的周恩来改道前往莫斯科。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周恩来来到莫斯科，被安排住进克里姆林宫内沙皇居住过的宫殿里。周恩来答应为“维护各兄弟党的团结”，“我们会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工作”。并说，对斯大林“要三七开，功绩是主要的”，“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抛开历史背景孤立地评价一个人”，“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能全盘否定”。
　　在莫斯科，周恩来与特意从匈牙利赶来的该国领导人卡达尔，于１月１０日举行了会谈，劝其与苏联搞好关系。当晚，又举行了中、苏、匈三方会谈。
　　１月１１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波兰华沙，受到哥穆尔卡等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同波兰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多方接触，缓和了该国群众对苏联的敌对情绪，并在１６日发表了中波联合声明。
　　１月１６日，周恩来和其代表团抵达匈牙利，在布达佩斯１５００多名积极分子大会上，他号召人民捍卫社会主义政权，会后又与卡达尔举行了会谈，消除了该国人民对苏联的敌对态度，于次日发表了双方声明。在这里总共停留了不到２４小时，周恩来就发表讲话多达５次，与卡达尔会谈７个小时，可见他时间抓得之紧和效率之高。
　　回到莫斯科后，周恩来就访问波、匈情况向苏联领导人作了通报，批评了苏联在波、匈问题上的大国主义，告诫苏联领导人在兄弟国家之间不能靠压力，而要注意多做平等协商工作。看到波、匈问题已经缓和，赫鲁晓夫的态度一下大变，他粗暴地拒绝说：“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批评！”周恩来让一道出访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和北京挂通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把我们的想法讲给他们，听不进去就算了，不要再谈了！”于是，周恩来于１月１８日离开了苏联，继续到阿富汗、锡兰、尼泊尔等国进行访问。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东欧一些国家对苏联的敌对情绪渐渐平息了，但苏联国内反对赫鲁晓夫的力量还是很大的。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８日，斯大林的战友、苏共中央的元老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利用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骨干不在莫斯科之机，突然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提出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改由莫洛托夫任第一书记，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拚命反对，说：“主席团无权撤销我的职务，我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第一书记。只有中央全会才能撤销我！”他更取得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赫赫的朱可夫元帅的支持，这位作战勇敢却不谙政治的元帅，利用手中的军权，动用军用飞机连夜突击，把散居于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了莫斯科。６月２２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占到了大多数，因而赫鲁晓夫的职务保住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却被打为“反党集团”，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从这一反政变事件中，赫鲁晓夫看到朱可夫元帅的威望之高，威力之大，他除了心存感激之外，更担心的是怕朱可夫拥兵自重，威胁到自己的生存。因而他在４个月后，即１９５７年１０月，趁朱可夫元帅在东欧国家访问之机，利用一次领导成员会议讨论了朱可夫元帅的情况，最后决定解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和前不久安排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正式委员的职务，给其加上了“在武装部队工作中违背列宁主义原则”的罪名。
　　十月革命４０周年纪念临近了。毛泽东为了表示国际共运的团结，为和兄弟党讨论国际共运的理论问题，应邀于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日至２１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第二次访问苏联。此时，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已出现裂痕，南斯拉夫公开反对“以苏联为首”，波兰党也对此表示反对。毛泽东则赞成社会主义阵营应以苏联为首，他对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
　　在这次访苏过程中，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交谈甚密，既有适当的支持，也有中肯的批评。他深知中方由邓小平、苏方由苏斯洛夫牵头起草的莫斯科宣言，核心要讲战争与和平及和平过渡等问题，因而当赫鲁晓夫来驻地看望他时，他就主动亮明自己的态度：“我们对现代战争是一反对，二不怕。”“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不行，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赫鲁晓夫说。
　　“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放原子弹？”毛泽东反问。
　　“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这是我们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决定！”赫鲁晓夫像家长一样，斩钉截铁地答道。
　　毛泽东说：“这种说法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有。谁的决定也不对！”
　　“我不同意，不同意！”赫鲁晓夫粗鲁地叫了起来。
　　“你这个人有点胆量，敢碰斯大林，尽管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心头上的大石头，这确实需要点勇气！”毛泽东坦诚地说。当看到赫鲁晓夫乐不可支时，他又把话锋一转：“你这个人也能捅娄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特别是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像我一样。”
　　毛泽东还同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等，谈了不能搞“和平过渡”、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的问题。
　　通过初步交锋，毛泽东感到与赫鲁晓夫不可理喻，不可深谈，便于深夜口授一封短信，让翻译译成俄文交给苏方：“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请你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我不参加了，好吗？”
　　邓小平是毛泽东所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深刻看法和处理国内外事务中的卓越才能，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和器重，因而，在同年即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至２７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成了一位备受注目的人物。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总书记，与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道，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中他的年龄是最轻的。这次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曾对赫鲁晓夫说，他要退居二线，让邓小平等人上第一线接班。１９５９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时，毛泽东更明确地说：“我要挂帅，总书记为副帅。”毛泽东是要让邓小平在与苏共的斗争中担当重任了。
　　邓小平果然不辱使命，在起草莫斯科宣言过程中，与苏斯洛夫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使苏方不得不接受中方的一些观点。胡乔木根据毛泽东对他和郭沫若的谈话，整理了一份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文稿，建议写进莫斯科会议宣言。摆出理论权威架势的苏斯洛夫拒绝了这一建议，可在毛泽东面前却不得不用商量的口气说道：“毛泽东同志，这是大都熟悉的道理，不添进去好像也可以……”
　　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摆，坚定地说：“说大家都很熟悉，不见得。如果说有人知道，那必然也就有人不知道，这个观点你信不信？”
　　苏斯洛夫在毛泽东面前不敢再坚持了，乖乖地把这一文稿吸取到了宣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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