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响国家权力话语的时代强音
时间：2021-07-12 04:01: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革”时期，“文艺黑线专政”论和“空白”论刮起的批判飓风使得原有的文艺大厦倾溃坍塌，成为满目疮痍的废墟。“文革文学”几乎始终被置放在政治这面光怪陆离的凹凸镜下，折射着时代政治的光波。极“左”思想的恶性膨胀给文学创作套上了“紧箍咒”，文学蜕变为政治的奴婢和权力纷争的工具。在时代风云裹挟和政治规范的钳制下，“文革文学”在话语风貌与意象构筑上都程度不同地镌刻着“文革”的政治烙痕，回响着国家权力话语的时代强音。
一、时代政治规范极度迫近的话语风貌
一般而言，文学语言包含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两大基本系统。前者指作者描叙故事、塑造形象时所运用的语言，后者指人物的对话和独自。在具体文本中，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既可以紧契主流话语，也可以与之保持相对疏离的关系。罗杰·福勒曾在《语言学与小说》中指出，“小说的构思及其实施均由语言作为中介，而语言是社会所共有的，它蕴涵那个社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作者在写作时对语言结构的选择会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我控制，因为文化价值观(其中包括对于不同种类的隐含作者的不同期待)会渗透作者的言语，这样一来，个人的表达必然会被属于社会的意义所限定。”可见，即便是再疏离时代主流的个体话语都难以避免时代语境的熏染和公共话语的深层影响。这种熏染和影响在“文革文学”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致使个性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鲜见。虽然，“文革”时期不乏鲜活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文艺作品，如浩然的《杨柳风》、克非的《春潮急》、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朱苏进的《镇海石与瞄准点》、谌容的《万年青》、张抗抗的《分界线》等。然而，总体观之，“文革文学”的主流趋向是对材料进行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浓缩和加工，将集体预设与公众憧憬融入文学的语言、形象、情节和结构之中，这是意识形态极度膨胀的必然结果和国家权力话语的时代强音的集中体现。
叙述语言对作品的表现与控制是一种需要惨淡经营才能获得的能力，安·罗洛普认为，“小说家叙述故事所用的语言，描绘画面采用的色调，对他来说当然应该是一件很费推敲的事”。“文革文学”的叙述语言在作品中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和主导地位，也具有对作品整体的把控调节能力，却缺乏个性化与审美性。叙述话语中回响的是时代共名的声音，每一位叙述人、主要英雄人物都俨然是政府的官方发言人，具有显著的政论色彩。“文革文学”的叙述语言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报告式。《牛田洋》表现主要英雄人物赵志海思绪的叙述语言就具有显著的报告式特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我们在这里执
行生产任务，正是加强战备的重要措施，我们一定
要在为国家生产粮食的战斗中，提高部队的政治素
质和军事素质，在南海边建筑起一道摧不垮，打不
烂的钢铁长城，让那些胆敢来犯的侵略者，碰得头
破血流!
其二，论战式。《虹南作战史》中虹南初级社分红会的召开标志着合作社在与富裕中农的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叙述语言通过反诰问句和强有力的否定性回答，表明了叙述人鲜明的政治立场和虹南合作社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叙述语言具有明显的“文革”时期的论战色彩。
难道仅仅是一个虹南村如此吗?不!虹南村仅
仅是上海郊区的一个缩影，或者扩大些说，仅仅是
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一九五五年初的中国农村，
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的苗头。广大农民，正在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下，在已办的合作社的
示范作用的影响下，猛烈地摆脱私有制的桎梏，要
求向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迅速奔跑!
其三，诠释式。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两处以画外音的形式从路线高度对红军失利的原因做出政治性诠释，强调当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是因为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而后来的转败为胜则应归功于毛泽东恢复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
沉重悲愤的旁白：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
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得来的胜利和
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第一处是以成年后的潘冬子的回视进行叙述，第二处是纯粹的旁白，然而就实际功能而言都当归属为叙述语言。
与叙述语言相同，人物语言的政治报告化也是“文革文学”的一大显征。他们动辄直接引述毛泽东的教导，体现出高度的革命化、政治化特征。毛泽东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指导思想在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和规定(草案)》里被高度浓缩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些文字在“文革文学”中多次被英雄人物引述，如《牛田洋》中的赵志海、《万年青》中的李文甫、《青松岭》中的张万山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应是人物思想、性格、经历等的综合反映，也是人物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文革文学”过于注重从人物的政治身份、阶级立场出发设置人物语言和心理活动，导致了人物语言多数情况下虽合乎出身、地位、经历，但是拘泥于理性的逻辑推理，缺少生动鲜活的人物语言。政治话语的这种强势入侵导致个性化声音微弱乏力，即便看似个人性的人物话语，依然是对时代共名的应和。这种不深入研究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心理，“只在习惯语上用功夫，打主意”的做法，“势必舍本逐末，生编硬造，造出的所谓习惯语往往不是标志，而是标签”。“文革文学”的多数人物语言是从外部粘贴上去的标签式话语，显得生硬、突兀、失真。如浩然的《金光大道》中高大泉反复宣讲的“把这一百多斤交给党”；陆天明的话剧《扬帆万里》中张红也叨念着“把自己--交出来，整个地交出来，交给革命，交给党”；《牛田洋》中赵志海则铭记“+革命者的生活永远是战斗”。
二、情感渗透与叙述干预
情感是文学作品的审美要素，文学作品就是投注着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的语言编码。通常，这种情感的投注一般是通过人物、场景等间接投映出来，隐在地发生效用。有研究者指出，“对叙述定向性的偏离正是要挣脱既定的叙述秩序”，“偏离叙述维度的定向性，是主体认识活动进化的产物，也是主体进入更自由的审美境界的标志”。“文革文学”创作主体的情感渗透往往是由叙述语言直接呈现的，非但不允许偏离叙述定向，而且不断地累加、聚向、强化叙述定向，使浸透着作家情感的画面、人物和由此产生的小说主题意蕴融为—体。《西沙儿女—一正气篇》中阿宝出生的背景画面的前后对比和程亮、大张入党时的画面设置，都体现了“文革文学”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