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实践之路与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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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89年的风雨历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其政党外交的实践也由初创阶段一步步发展到了制度化阶段:由独立自主、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到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使党际关系服务于国家关系,再到不扛旗不当头、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使政党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致力于以人为本、外交为民,致力于树立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理论
中图分类号:D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2—0019—07
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采用的基本政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党的数量越来越多,政党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和作用也不断增强。新中国成立前夕,受当时中国革命客观环境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交往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不公开的对外交往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高度重视政党外交。在新中国60多年发展历程的几次重要转折关头,政党外交以其交往方式的灵活多样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党和政府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一、政党外交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缘起
“政党外交”这一术语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多用政党的对外交往、党际关系代之。目前,学界公认“政党外交”是一种广义的外交行为即“大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它是指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党为了增进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关系而与其他国家的合法政党进行的联系和交往活动。政党外交是随着政党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政党政治的普及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应运而生的。首先,政党外交与政党的对外交往不同。两者都是指政党的跨国交往行为,但政党对外交往内容丰富、无所不包,而只有当政党的对外交往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或促进国家关系时才称得上政党外交。政党外交的主体是一国的合法政党,而政党对外交往的主体则不一定是一国的合法政党。其次,政党外交与党际关系不同。政党外交侧重于政党的政治行为,是政党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关系而与外国合法政党的交往活动;而党际关系侧重于政党之间的关系,强调党与党之间关系的程度。最后,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的交往对象不同,工作方式和内容也有差别。政府外交是以国家为行为体进行交往的行为,其客体是其他国家或政府。而政党外交的主体与客体都是政党。就交往的内容而言,政府外交主要是处理国家间、政府间的具体事务,政党外交则不具体处理这些事务,而且政党外交的方式也比较灵活,不受外交关系以及外交礼节的限制和约束。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了,因此她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系。在建党初期,通过发展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我党争取到了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对我党革命事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增进了我党与各国共产党、革命组织和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到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我党尚处于幼年阶段,缺乏革命经验,也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预和对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态度,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从挫折中汲取教训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逐步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主要不是在共产国际决议的指示下,而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工作。①但是,中共仍然保持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作为地下党或在野党,与苏联共产党以及亚洲部分邻国的共产党进行了直接交往,从而为中国革命寻求到了国际同情和支持。在解放战争后期,中苏两党进行过密切的接触。1949年1月苏共派米高扬秘密访问我党,这对苏共全面了解我国革命的形势和中共中央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部署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求得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我党派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访苏。这次访问对增进中苏两党友谊,赢得苏联对新中国的承认与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客观环境,这种交往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不公开的对外交往活动,但它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对外交往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在这期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际关系的重要思想,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政党外交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新中国60多年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实践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帝国主义对我实行包围封锁的情况下,党的对外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巩固我党执政地位,稳定国内形势,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党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对外交往工作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调整了工作重心,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因此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对外交往工作逐步走向成熟。进入新世纪,我党对外交往再创佳绩,政党外交逐渐制度化。
(一)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初创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为背景的国际格局下,中共中央决定实行“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方针,由此决定我党的对外交往格局主要是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交往。1950年初,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起了同盟关系。由此,中苏两党的关系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友好时期。随后,中共先后同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友好关系。为了加强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1951年,我党成立对外联络部,专门负责我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形势下,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推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有着重要意义。这一时期,中共还与在共产国际中较有影响的其他国家共产党如法共、英共、意共等发展了友好关系。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有56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出席。除此之外,我党还与少数亚非拉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如印度国大党、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如英国工党、意大利社会党,有过接触。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我党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从而为我党的对外交往打开了新的局面,因此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初创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曲折与发展阶段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的混乱。随后,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但没有消除反而不断扩大,两党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1963到1964年,中苏两党连续在各自的报刊上发表批评对方的攻击性文章,并由此展开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使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1966年中共在无奈的情况下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二十三大,至此两党关系完全破裂。在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组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围攻中国共产党,由此我党的对外交往工作被纳入“反修”的战略轨道,从而导致我党同国际共运中大多数老党中断了关系。党际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了国家关系,致使我国外交陷入了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