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和捍卫国家安全（连载六）
时间：2021-07-10 20:10: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现代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读本中，仍然坚持着“过时”的“三要素”理念！现在已到了历史唯物论也要“与时俱进”的时候了！
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试图对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均研究过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理论，认为实现扩大再生产时，生产资料的生产要优先于消费资料的生产。
历史上有波格丹诺夫、布哈林等人研究过如何合理组织生产力。斯大林曾批评波格丹诺夫、布哈林，前苏联学者雅罗申科等人的主张是“为生产而生产”忘记了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斯大林曾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628页）。其实，斯大林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手段”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但是，斯大林没有完全否定“生产力合理组织”的研究，认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同上，第654页）。其实，生产力合理组织也是深入研究生产力发生发展规律中的重要问题；应该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中，也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
生产力的内生因素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大跃进”时提出一个“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主席其实也是探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而进一步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的是江泽民同志。
江泽民同志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论“三个代表”》第155 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论“三个代表”》第156页）。“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同上，第153页）。我一直认为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人类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作出的新的概括。这一概括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大贡献。
前一时期，我曾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等问题做过一些初步探讨，曾经总结出生产力发展的四个规律。
第一个规律，生产力是在不断满足居民需求的基础上变化发展的；第二个规律：生产力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第三个规律：生产力是不断地向生产力要素的优势组合，也就是向社会化的方向而变化发展的；第四个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要正确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间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先进生产力必须综合地满足上述生产力发展的四个规律，不能孤立地只抽出其中一个规律。
在我提出上述四个规律后，有一些“左”派人士批评说，何某人漏失了一个极重要的规律，“社会主义生产力必定取代和淘汰资本主义生产力”。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点，“社会主义生产力必定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生产力标准必须与人民利益统一
毛泽东主席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比较全面地回答了判断社会历史前进还是后退的标准问题。1945年，毛泽东主席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45页）。”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里，鲜明地提出了一个生产力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同上，第1028页）。”在“标准”问题上，也体现出价值观和科学观的统一。
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集》第三卷第372页）。”和毛泽东主席不同的是，在“三个有利于”里，又增加了“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的概念首先是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名文中提出来的，其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和中国的国力。“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一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敌人”，但“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十分重要的，日本“失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这就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5~420页）。
为什么邓小平同志在“标准”问题上，又加上了“综合国力”？首先，在衡量国力的问题时，不仅要看到经济实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军事实力，还要看到物质实力以外的精神实力，政治、文化方面等软实力。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中国“得道多助”，日本“失道寡助”。
其次，怎样从数量上衡量某一国家的经济实力的问题。人们在评价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快慢时，通常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量化的标准。虽然这一量化有缺点，但还是可供比较的相对较好的标准。但是，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就不应该只看到在“国土”范围内“国民”所掌握的生产总值，还要看到“国民”在海外的投资、收入等等。所以，从经济上衡量某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应该用“国民生产总值”（GNP），又称“国民所得”的数值及其发展速度作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量化标准。在衡量某一国家及其民众中拥有的经济实力时，国民生产总产值（GNP）的数值，将更为准确地反映出综合国力。
“捍卫国家安全”，尤其要用综合国力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真实”具有的“国力”。用综合国力分析、判断国际间的力量对比和所产生的争夺和斗争。
与此对比的是，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却是用“所有制”、“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作为“评价”社会“进步”、“落后”的标准。斯大林在批评“人口高底决定论”时说，“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相应的较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形。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18倍，比苏联高25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比利时，同苏联相比，比利时更是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因为在比利时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确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217~218页）。
应该说，斯大林持有的这些“观点”，都是“过去”我们“十分熟悉”的观点。在“标准”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信耗子就是好猫”。在中国的理论界，曾为白猫、黑猫、绿猫、花猫，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议，而关键在于能否“抓到耗子”。“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其实就是“生产力标准”，更准确而全面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
为什么自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以后，屡屡出现“不断革命论”、“空想”的社会主义，甚而是“空想”的共产主义思潮？问题就出在判断社会历史是前进还是倒退的标准是“所有制”标准。
简单一点说，中国的“左”派，喜欢用中国是走向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来判断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或倒退；而中国的“右”派最关注的问题，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中国的“左”、“右”两派在观察、分析中国问题时，用的是相同的思维模式。只不过一派主张“姓社”、“姓公”，另一派主张“姓资”、“姓私”！但是，不同的两派也有“共性”。“左”派呼唤用极端方式来改变当前的稳定局面；“右”派呼唤用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取代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取代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激烈争论中的双方，都否认“生产力标准”。
捍卫国家安全的利器
捍卫国家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等发展的全局。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国家安全问题中的具体矛盾。
首先是大力转变思维模式。也就是从“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向“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同上，第116页）的思维模式转变。或者说，我们需要从过去常用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转向“生产力分析”的方法。要学会运用“生产力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判断各发达国家、各发展中国家，包括现代中国的发展走向，学会用“生产力分析”界定“发展”问题上的“敌我友”、“左中右”。
过去，我们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为“中心”，所以习惯地从“拥护”还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区分“敌我友”；习惯地用“赞成”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实是“口头”表态，判断“左中右”。现在就要转变到以是否支持“三个有利于”，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实际行动”及其“贡献”的“大小”，来判断、区分“敌友我”、“左中右”。而且要因时、因地、因具体条件的不同，不断变动调整。
何谓生产力分析的方法？它和阶级分析方法有何相异相同？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过时”的思维模式。在阶级斗争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很好、很实用的分析国际、国内局势的有效方法。所谓生产力分析方法，就是在分析和研究，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首先要分析和研究的是社会和自然界的矛盾，是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且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各不同社会阶级、各不同利益集团又争夺、又合作的错综复杂关系；进一步“预测”生产力，以及因此而诱发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趋势、走向。这应该是人们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优先采取的思维模式。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先进的、科学的思维模式，竟然有相当一些经济学家不予认同！在某次学习“三个代表”理论座谈会上，我说“研究当代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时，首先要区分哪些是先进生产力还是落后生产力，并以此来决定应采取哪种宏观经济政策”。发言未毕，立即遭到某些经济学家的激烈反对，说，“这怎么能争吵得清楚！”我回答说“吵不清楚，也要吵！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与“捍卫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问题有三个。首先，为什么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其次，为什么中国大陆和台湾，必定走向祖国的统一？第三，还有一个在当今中国已出现的有重大争议的发展问题，中国的发展是走向“A模式”、“B模式”，还是走向“C模式”，即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的新模式？
需要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已和列宁主义时代出现了显然不同的形势。1929年出现的世界范围内的全局性的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使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下降了一半！当时的逻辑结论之一是必须用“革命”彻底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排除了另一种可能，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进行“改革”，用改革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事实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些有识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以及企业家，的确对私人垄断体制进行了某些调整和限制，变私人垄断经济为国家垄断经济，以及跨国垄断经济。为了缩小以及限制垄断经济集团在社会生活中的消极作用，又制定了“反垄断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还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新政”，又将“剩余”的部分生产力转化为扩军备战，使本来受市场束缚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解放。
尤为重要的，资本主义各国运用政权的力量，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充分应用当代科学技术对落后的生产力进行改造重组。科学技术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劳动生产率，还迅猛地促进了消费需求，扩大了消费市场。当代迅速发展中的信息产业，就是来自当代科学技术所开拓的消费市场。
发达国家还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行“产业输出”，将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力密集产业转移到落后国家。利用落后国家里廉价的资源、能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掠夺高额利润。所以，虽然“占有的私有性”仍然构成对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但不能否认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生产力仍处于持续发展时期，世界资本主义正处在相对稳定阶段。
前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金融危机，这一危机正深刻地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人民生活。但只要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实体”经济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可以判定，遭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经历一段调整时期仍然要走向复兴。
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仍在迅猛发展，科学技术仍然持续不断地转化为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仍然不断涌现由现代科学技术所武装起来先进生产力！
在分析捍卫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合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必须看到，在中国大陆遭受严重失败的国民党政权，也在深入反思并进行改革，其中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等。中国台湾当局还充分利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发动局部战争的形势。所以，仅有2200万民众的台湾地区的经济实力，包括人民生活也得到显著改善。不能认为地处中国台湾的“中华民国”，仅是一个与当地人民为敌、压迫剥削当地人民的政权。因此，在判断中国台湾地区未来发展形势的趋势和走向上，也要用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分析的方法，重新定位台湾并对两岸政策做出调整。
当代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世界经济正走向一体化或全球化，这是社会生产、生产力的社会性，导致的必然结果。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规律之所以成立，原因就在于生产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构成生产力的各种要素的优势组合。但是，优秀要素的优势组合，不一定能在某一特定地区就能做到最优组合，也不一定在中国台湾地区已具备了各项优势要素。当然，最方便、最有效的组合是在邻近地区，是在有共同科学文化传统的人士、同学、同乡或同一民族的同仁们谋求优势组合。
所以，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走向，必定是和大陆经济发展高度结合。在今年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战中，国民党的元老连战先生为国民党的候选人“造势”，批评绿营反对ECFA贸易协定时说：“现在是海峡两岸联合起来，一起赚别的国家的钱，这有什么不好！”
所以，中国的大陆和台湾地区经济必定走向一体化，必定走向可能在未来不久出现的东南亚共同市场。其必然的后果，必将影响到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的政治，也就是必然走向统一。所以，运用生产力分析的方法，不难得出结论，中国最终必定走向两岸经济和政治的统一。
关于中国经济或生产力发展的未来，是走向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耗资源的“A模式”，还是走向低耗能、低污染、低资源消耗，实际上是缓慢发展的“B模式”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发展问题。由于这里涉及很多、很具体的技术经济问题，不能在这里对“走向”作简单的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绝对不会重复发达国家已走过的“A模式”老路，也不会屈从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所倡导的“缓慢爬行”的“B模式”。中国无疑会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需要，创造出只有中国特色的“C模式”，或又称“中国模式”。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不是社会主义”，而且“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怎样将科学发展观应用于“捍卫国家安全”？
首先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对各假想中的“敌友我”的“综合国力”、未来走向，做出准确判断。提出“着力推动科学发展”的具体实施方案。这里的关键词一是“着力”，二是“深入”。不推动，不落实，“光说不练”，就绝对不能“深入”。
现在全党、全军面临的新的“国家安全”的形势是，党内外的“左”派人士，并未从近期遭受的“挫折”中真正汲取教训，正谋求“卷土重来”。而“右”派人士却认为“有机可乘”，他们抛出“民主社会主义”。
在所有这些要求平反的呼声中，还有一个附带的要求，“军队国家化”。在这里，我要向各位再度推荐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里所讲过的话：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