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兴起及其反思
时间：2021-07-10 08:01:5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它已经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当下中国学术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海外中国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社会史及汉学人类学的研究之中｡本文分析了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即国家与社会理论在社会史及汉学人类学研究中兴起的思想背景､涉入中国分析的思想理路,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中国经验的有效性及适用性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中国研究;中国中心观;汉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6)12-0070-05
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是一个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门学术首先发端于西方,早期是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中国观察学”和“中国情报学”｡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这门学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方面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另一方面中国研究突破了单一学科的界限,研究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俗､宗教､法律等诸多方面｡近年来海外中国研究已经相当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以至于不了解一点海外中国研究,也许就很难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
但这门起步尚晚的学术与中国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矛盾性相比,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它目前还在努力摸索能够适用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方法,试图建构起能够经得住验证的理论和哲学上的归纳抽象｡而国家与社会的理论与研究框架是目前中国问题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理论与方法,在海外中国研究的诸领域中,它尤其被经常使用于社会史和汉学人类学的研究之中｡本文力图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海外中国研究中的兴起及发展的分析,探寻这一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及其限度｡
一､海外中国研究的源起
西方很早就有一些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探险家在其作品中描述过中国｡但对中国系统的研究是在16世纪西方开始向外扩张以后｡为了服务于西方对中国财富的掠夺及对中国进行殖民的需要,由传教士､学者､探险家组成的“汉学”(Sinology)研究团体逐渐兴起｡汉学在发展之初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语言,后由语言领域扩展到包括社会､历史､文化､军事､地理､习俗等等在内的研究学科｡19世纪以后,西方学术界出现用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来构建社会科学的热潮,倡导以“科学”､“实证”的方式开展社会人文类型的研究｡在这种研究导向的推动下,早期的汉学与社会科学融合,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即中国研究｡
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曾经是西方较早的一些主流理论家著作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早期的研究构成今天独立的中国研究传统的滥觞｡常被人们提及的当属马克思和韦伯的中国研究①｡马克思的中国研究集中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而韦伯集中于社会制度和宗教价值观｡
马克思曾经提出在原始公社初级阶段结束后,人类社会出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被认为是对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概括｡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充分的论述和展开,只不过是作为他提出的欧洲社会发展模式以外的另一种模式｡尽管如此,他的这一模式仍然对后来的中国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如魏特夫的名著《东方专制主义》与马克思的视角就有一定的联系｡
韦伯的中国研究不仅更为系统和深入,并且对他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有重要的作用｡韦伯从宗教的角度切入,将中国的宗教同基督教进行对比,从而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理性化的观点,并探讨了资本主义为何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正是在与中国的对比之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才更为凸显出来｡尽管韦伯对中国充满了“想象的异邦”的误读,但他将中国研究当作一个严肃的问题来研究,而且结论也不乏真知灼见｡韦伯的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国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的宗教的研究｡
尽管马克思和韦伯可以视为中国研究的奠基人物,但这些早期的理论大师毕竟很少将中国研究当作自己理论的核心部分｡而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史及社会人类学等领域的西方学者真正开辟了中国研究的新领域,对中国问题进行了相当精细化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中国研究的主流理论框架不断地发生着转换,在经历了从“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中心观”的演变后,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视角观察､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及当代社会现实成为一个最为常见的研究模式｡
二､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兴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西方史学家当中流行以“传统—近代”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实际上,此模式内含着一种理论预设,即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典范,中国社会在西方入侵之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②｡只有在西方猛击一掌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近代化”社会前进｡
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下,西方学者又派生出“冲击—回应”的中国研究模式｡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此模式一度是占据主流位置的中国研究的分析理论,它认为在19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线索是西方入侵,可采取“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公式来解释这段历史｡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史学界一些比较激进的学者从毛泽东著名的论断“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得到启示,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帝国主义模式”｡此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的祸根｡与此同时,受全球革命热潮的影响,西方又出现以 “革命”模式解说中国近现代史③｡此种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的描述以革命史为中心展开｡革命论认为,革命“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④｡不过“革命”历史的解释模式却于80年代因全球性的对革命的否定思潮以及中国内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否定的因素的影响而开始遭到质疑,并因为柯文等人倡导在“中国中心观”下开展对微观社会的精细化描述而受到削弱,进而被边缘化｡
柯文认为,以上理论模式都过分地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把近代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有意义的变化都归为是因西方冲击而引起的,因而本质上同属“西方中心模式”,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这些模式忽略了存在于中国内部的社会变迁的动因,所以他提出要“根据中国人自身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从而“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⑤｡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强调,首先要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用中国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判断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其次,把宏观的历史研究转入对微观社会的精细化研究,开展区域性与地方史的研究,并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研究;再次,强调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在理论､方法与技艺上的结合⑥｡
而此时,西方理论界出于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初显并于20世纪中叶膨胀起来的各种形态的“国家主义”的理论反思,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日渐升温并逐渐形成一股影响全球的风潮｡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是对现实世界当中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日益侵吞与渗透的一种批判,通过诉诸于“市民社会”理念来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进行调整,以求透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之间应有的良性关系｡于是,已经转向“中国中心观”取向的中国研究开始借助市民社会的理念,并结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试图建构起对中国历史经验作重新解释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