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透明度研究的理论维度
时间：2021-07-08 20:04: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政府建设命题及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概念，从政府运行视角看，这必然要求政府高度透明、释放政府信息和接受外部监督，政府透明度成为把握上述概念和要求的核心概念。学术研究总是在某种学术脉络中展开的，对于同一问题，不同的理论视角有着不同的分析思路、见解和对策。国家–社会理论框架，国家治理与秩序形成及公民知情权都是研究政府透明度的重要理论视角，既有必要对这些理论框架本身进行分析，也需要对这些框架在分析政府透明度问题上的能与不能进行分析与反思。
[关键词]政府透明度；国家–社会；国家治理；知情权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9-0063-08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应该如何认识和叙述“中国何以可能”及其内在规律则成为当代中国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同时，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提出法治中国的概念，如何阐释法治中国、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内涵，这对于推进中国法治发展无疑具有关键意义。将上述两个问题提出来的目的在于指出，理论研究与学术框架对实践及实践认同等所具有的核心功能。
显然，要是抽象地讨论某种理论或学术框架对于认识、阐释与推进中国发展、中国法治实践等不仅可能毫无作用，反而极有可能会陷入语词之争的迷津之中，有必要警惕和反思这种问题讨论方式。基于这种认识，虽然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政府透明度，但更致力于对作为认识与分析政府透明度的理论框架–判断依据的反思。之所以选择政府透明度作为分析对象，不仅在于其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环节，而“提升政府透明度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1]；更紧要的则是，当代中国一直呼吁提升政府透明度，而其也确实对当下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如在政府预算问题上、在政府决策问题上、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问题上等。
为此，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一是，国家–社会二分框架对认识与推进政府透明度所具有的利弊；二是，从国家治理与秩序生成角度出发，分析与反思国家视角下政府透明度研究着力点；三是，从知情权理论维度出发，讨论这一视角中的政府透明度应该如何研究的问题；最后，将是本文的结语，既需对政府透明度议题研究视角本身加以总结，也需要对理论与实践关系加以思考与总结。
一、国家–社会框架下的政府透明度
研究政府透明度，首先需要对何为政府透明度加以界定。目前，对于这个概念学术界的认识还是较为混乱的，总体上看，主要表现为将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政府与政府透明度概念与各自内涵混淆使用。由于本文并非是对政府透明度概念加以梳理与界定，对这三个概念也只能简要地加以概述。政府信息公开，主要指的是政府将自身所掌握的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通过合理的程序向社会公开；透明政府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社会、公众可以依照既定程序参与进政府决策；政府透明度则是对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政府建设的程度进行的评价。
国家–社会二分框架已成为分析当代中国行政、司法实践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进路，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没有能够注意到这一理论框架内部的学术分野，以及当代学人通过调整学术立场来套用该理论进路，导致该理论框架固化为一种套路化、僵硬的进路，所以，有必要对该理论框架的发展脉络予以梳理和分析。
毋庸置疑，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中世纪之前的西方国家，都是不存在现代意义上国家与社会二分的，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有关国家、社会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一般认为，国家–社会二分框架的生成是与西方国家开启的思想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兴起、资本主义发展及政治合法性转型有内在关联性。启蒙运动作为一场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于：它使人开始意识与重视自身主体性，亦即人不再是受制于某种宗教、价值和机构的傀儡，人是有思想、有意识、有行动能力的主体。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兴起则从经济方面不断地促使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理论的产生，恰如我们所知，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自我驱动的变革模式，其天生就具有扩张边界和向外扩展的本能，这种发展模式及趋势势必要打破既有的政治分割格局，形成一种权力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反之，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形成也是为了进一步协助与推进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恰如许倬云所言，“这些工业化的国家（指18至20世纪的英法德等国–笔者注），不断争夺煤铁资源。他们努力采自己手上的煤矿和铁矿，在一些两国交界不太明确的地区，就因为要不断争夺矿产而爆发战争。”[2]（P108）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也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随着资本主义的一路高歌，随之而来的则是对政治权利的要求。
所以说，思想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对于当时时空具有关键意义的要素的产生与变革投射到政治上即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逐渐发生变化。韦伯在对统治类型进行研究时曾指出，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与法理型统治，是统治合法性的三种基本类型，如果以韦伯的统治类型说来分析那个时代在政治上发生的深刻变化的话，那就是西方国家的统治逐渐地从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向法理型统治过渡。
合格的理论是应该能够反映自身所处时代的深刻变化与内在需求的，国家–社会二分框架就是在上述特定时空结构中逐渐地生成与成熟起来的。当然，我们要是进行更为仔细分析的话，便会看出国家–社会理论框架并非是铁板一块、同质性的，其内部是有着学术分野的。一般说来，其内部的学术分野主要有两个基本脉络：一是以洛克、康德为代表的社会先于/外在于国家的理论学说；二是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根据政治界定社会”的认识。通过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学说，洛克就认为社会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政府的权力只不过是社会在保留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基础上让渡而形成的，进而政府的理念、行动等势必都应以社会为中心而展开。而孟德斯鸠则认为，自由社会总是应该与一定的政治构架相符合，古人完全是依据政治来界定社会，而社会实质上是中央权力与一系列权利的一种均衡状态，虽然孟德斯鸠的看法总体上认为根据政治界定社会，但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将社会从政治中解放出来的作用。上述观点分歧的存在，并不影响国家–社会理论存在的共识：对专制的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