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与现实意义
时间：2021-07-05 00:01: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 良善的公共生活既要得到政治信任的润滑，也需要政治不信任与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悖论”。该“悖论”有效展开的关键是理性怀疑的有效实现，体现为怀疑方式的制度化和边界的合理化，并对民众理性怀疑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政治信任“悖论”及其有效展开，对中国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定位、策略选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政治信任 理性怀疑 公共生活 制度化不信任 悖论
作者 1上官酒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2程竹汝，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博士。（上海：20023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转型与重构：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10YJC81003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基层社会的官民关系与政治信任：典型案例研究”（2012BZZ001）
公共生活中的政治信任“悖论”
政治的重要使命是创造良善的公共生活。何谓良善的公共生活？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其内涵与外延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在纷繁复杂的认知中，还是存在基本共识的，即良善生活必须是有序的。不过，就有序生活的实现而言，需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创设政治权力体系，并将之作为实现秩序的第一要素，由此协调矛盾、化约冲突、消解分歧，至少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除极端无政府主义者外，绝大多数人在该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二是构造政治信任，即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权力体系的相信、托付和支持。如果说权力体系的创建是公共生活确立的前提和条件，那么政治信任的构造则决定着公共生活的质量与水平。良善公共生活需要信任的滋养，需要以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为基础，否则就只能是“乌托邦”。
信任与怀疑是人类的两种思维方式和精神特质。通常而言，信任了就不会怀疑，如果怀疑了，信任就可能动摇。在黑格尔看来，“怀疑只是不确定，乃是一种与确认相对立的思想，—— 一种举棋不定，一种悬而未决”[1 ]。不过，维特根斯坦则指出：“怀疑这种游戏本身就预先假定了确定性。”“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就不成其为怀疑。怀疑出现在信念之后。”[2 ]换言之，信任与怀疑虽然存在差异，但两者密切联系，怀疑不是不假思索地、虚无主义地否定一切，也不是无根据地批判一切，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以确定性和信任为先导的理性怀疑。
现代公共生活并不是怀疑和批判的盐碱地，特别是民主政治领域的理性怀疑和政治不信任更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建国者之一杰斐逊指出：“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3 ]科恩则明确将民众的批判和怀疑精神视为民主成功的心理条件，认为成功的民主要求公民在信任之中掺合一些批判精神，即对当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从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看，政治不信任和理性怀疑构成了其重要传统。巴伯总结说：“在美国历史的一开始，对政治家和政治体制的不信任就已经是美国公众思想意识的一部分。”[4 ]美国人的民主生活实践也确实如此。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民主时发现：“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5 ]从经验看，民众的政治怀疑和不信任充溢于现代公共生活，甚至可以说不信任更像现代社会的常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民众的不信任不仅不影响权力格局与政治稳定，而且也不会对政治合法性构成挑战。相反，“民主的进步通常是由对权威的不信任所激发的……不信任不仅对于民主的进步，而且我们可以认为，对于民主活力所依赖的对权力的合理怀疑，都是必要的。”[6 ]也就是说，政治不信任与理性怀疑不仅无损于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而且是优化民主政治、建构良善公共生活的必备要素。
以上叙说表明，良善公共生活的构建既需要民众一定水平的政治信任，得到政治信任的润滑，也需要政治不信任与理性怀疑的促动，这就是现代公共生活中的政治信任“悖论”。
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
政治信任“悖论”的现实展开应当以维系良善公共生活为己任，以保障公共秩序为要求，这关键在于理性怀疑的有效实现。虽然就公共生活而言，理性怀疑是必要的，但它不是否定、批判一切，更不是解构、摧毁一切。理性怀疑之“理性”不仅要求民众怀疑政治的方式要制度化、边界要合理化，而且对民众的理性怀疑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1.理性怀疑方式的制度化
与政治信任一样，公共生活中民众的政治怀疑也有心理、话语和行动三种方式。如果说心理形式是隐性的，通常具有个体性、私密性，与公共生活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么话语和行动则是政治不信任或怀疑显性化的表现方式。在现代社会，政治性的谣言、牢骚、口号、笑话、顺口溜等，以及政治博客、歌谣、学术、舆论等都可能是民众怀疑政治权威、释放政治不满的话语形式。比如说谣言，就是一种未经证实的信息，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谣言的内容源于民间而非官方，通常是对官方权威信息发布的异议，是“官方发言之外的发言”[7 ]，是一种“反权力”，是对权威的质疑和不信任。就此看，一个谣言“泛滥”的社会必定是公共生活遭遇不同程度政治信任困境的社会。特别是网络的迅猛发展，给谣言“插上了翅膀”，使得其扩散和传播速度前所未有，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就政治行动而言，它是民众怀疑政治权威最为显性化的形式，既包括制度化的，如议员投反对票、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或依法参与请愿、静坐、游行示威，也包括诸如打、砸、抢、烧等直接冲击政府的抗议行为，甚至是制造政治恐怖的暴力行为等非制度化方式。很显然，无论是政治怀疑的话语还是行动，如果通过无序、非法，即非理性的形式展现出来，势必会侵蚀公共生活，甚至冲击政治秩序、危及社会稳定。
事实上，在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中，诸如选举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公民申诉制度等，都是内化了不信任的制度设置，是民众怀疑政治权威可以充分使用的制度化形式。如通过选举，“公民可以在竞争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挑选那些选择倾向与自己最为相似的人或那些他们最信任的人。”[8 ]正因为怀疑统治者容易受自身利益的诱惑，不会按时、主动交出所掌握的权力，所以有必要通过选举这种权力交替机制并定期以制度化方式制止这种倾向。其实，选举就是一种信任之举，相反，选举中投反对票通常就是不信任最合法、合程序，也最为有效和理性的行动方式，是理性怀疑的集中体现。当然，通过报纸、电视、杂志、网络等现代传媒发表合理、合法的意见与主张，或规范、有序地参与游行示威、罢工集会等，都属于公民理性怀疑的制度化方式。但无论如何，恶意的政治诽谤、无端的造谣传谣等非制度化话语，以及暴力、恐怖等非制度化行动，都与和谐有序的公共生活格格不入，是政治非理性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