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外交家吕海寰的成才之路
时间：2021-07-02 12:01: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任何人的成长都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吕海寰也是如此。吕海寰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随即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吕海寰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封建士大夫，既有传统的一面，同时面对国家局势的巨变、受西方思想和洋务思潮冲击的他，又具有比较开明的一面，两方面的结合，加上自己的主观努力，就造就了他出色的外交才华，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
关键词 成长经历 优良品质 外交家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吕海寰1842年7月出生于一个低级幕僚家庭，是中国近代史的同路人和见证人。吕海寰自幼聪慧异常，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熟读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这些教育不仅开阔了其视野，而且奠定了其人生观的基础。12岁参加童子试就名列前茅。就在吕海寰准备科举考试的关键时刻，其祖父却病逝了，加上在外谋生的父亲不能及时接济，生活越来越贫困。吕海寰虽然年幼，但很能体谅父母的难处，于是自愿辍学，在家乡成为一名幼儿教师，开始了艰難的人生之旅。1842年到1860年，是吕海寰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家乡的艰苦生活，使吕海寰养成了积极进取、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正直诚信的优良品质，为他以后从事外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62年初，吕海寰只身一人来到京城，一面教书谋生，一面重整旧业，发奋读书。第二年，吕海寰以童生资格取得了顺天府大兴县县籍，从此读书更加勤奋，在当年的府试中，名列第一。经过艰苦的努力，吕海寰于1867年中举，1869年吕海寰以检选举人资格纳资捐了主事。1861年到1869年是吕海寰成长的重要阶段，从取得顺天府户籍，到中举、捐纳主事是吕海寰自立自强的结果，也是其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这不仅使其逐步摆脱了贫寒的教读生涯，也使其形成了独立、理性思考问题的品质。
1870年秋，吕海寰被任命为兵部车驾司行走。从1870年至1882年的10余年间，吕海寰在兵部当差，“不过随班画诺而已”。无论他如何努力，均因“捐纳出身，补缺无望”而“屡荐不售”，每每错过升迁机会。对此，吕海寰心里很不平衡，他在抱怨命运不公的同时，更加努力地学习，十几年间，官虽未升，却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朋友送他新刊《洋务大全》一书，书内详载外国政治形势、军事、经济、历史、地理和社会风习等知识。他朝夕翻览，记诵研究。极大的丰富了各方面的知识。
1883年5月3日，吕海寰参加总理衙门章京考试，试题是《惟断乃成》，次日面试欧美各国形势及军事商务等课题。他根据平日所学，对答如流。主考官李鸿藻（协办大学士兼总理衙门大臣）对他异常赏识，评价他“学贯中西，体用兼备”。被恭亲王奕訢评定为第一名，随之奉旨“记名适总办。”不久，吕海寰接任总理衙门帮办章京一职。
被委以重任的吕海寰，更为勤勉，工作兢兢业业，颇蒙奕劻、徐用仪、廖寿恒、曾纪泽等总理衙门大臣和兵部诸大臣的赏识，因而提升很快。1886 —1894年的8年间，他在总理衙门升迁或兼差7次，被保奏4次；在兵部升迁或兼差5次，被保奏1次。
1870—1894年是吕海寰成才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是吕海寰成长为一名洋务派官员的重要阶段，也为后来出使海外和主持清末中外商约谈判奠定了基础。
1894一1897年间，吕海寰先后出任江苏常镇通海道（驻镇江）和苏松太道（驻上海）。吕海寰此时已经有了独立的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的视角。比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主张慎待战争，不可轻信俄国，也不可轻言战事。在两任道台任上，以国家和百姓利益为重，审时度势，敏言慎行。在处理泰州、江阴教案等涉外事务中维护民族尊严，处事公允；在处理地方事务上注重发展民生，干练敏达。任江苏常镇通海道（驻镇江）和苏松太道（驻上海）时期，吕海寰初步展现出了其为官之道，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推诚布公，善办中外交涉；二、慎办教案，保护民族尊严；三、大胆进言，维护国家利权；四、安抚民心，造福地方百姓；五、维护治安，团结邻省同僚。
1897年，经李鸿章举荐，吕海寰被任命为清政府驻德国、荷兰公使，开始了他真正的外交生涯。在驻外期间，他尽职尽责，不辱使命，在处理德国侵占胶州湾、德国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商约谈判、日俄战争等问题上表现出不凡的外交才能，尽力维护国家利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成为李鸿章之后在办理外交方面不可或缺的人物。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也惊醒了一些士大夫“天朝上国”的迷梦。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洋人，清政府本能地试图以武力拒之于国门之外而又屡战屡败，不知所措的传统士大夫们一方面仍然死守“夷夏之大防”，不愿与洋人打交道，不屑于去了解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十分害怕西方文化的输入会导致“用夷变夏”、“沦为异类”。他们既“虚”又“骄”，只知纸上谈兵，盲目言战。
在近代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一方面，西方列强以武力为后盾，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对中国进行野蛮的侵略，致使民族危机逐渐加深，因而奋起抵御外侮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中国人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主线之一；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客观存在，满清王朝的无能与腐败日益明显，从而开始实施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学习西方以求达到自立、自强的目的，则又成了中国人高扬民族精神的另一条主线。在这救亡与启蒙有机统一的两难抉择之中，充分反映出情与理的矛盾和冲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国人民族主义的高扬，所以人们在对外交涉过程中往往更多地看重情感而缺乏理智。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一些主要国家英、法、德、美等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使得近代世界形势为之一变。近代化交通缩短了各国之间的距离，“七万里一瞬而至”，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使人类摆脱了中世纪神学的桎梏而迈步走向理智和文明。在这种崭新的形势下，各国间的外交关系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武力征服、弱肉强食式的殖民掠夺仍然屡见不鲜，但从总体上说，这种强盗方式和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谴责，正常的经贸往来、和平谈判、外交斡旋则逐渐上升为国际交往的主导形式。因此，世界范围内新旧形势的嬗变和西方列强侵略手法的转换，为吕海寰近代化外交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国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