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
时间：2021-07-01 12:03: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由此，中国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的反清革命组织。孙中山当然兴奋。此前十年的革命奋斗，孙先生对自己的革命命运颇为悲观：“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同盟会的成立，孙中山转向乐观：推翻清朝的革命大业可以及身而成。
在广泛的乐观情绪里，宋教仁却另有冷思考：“慓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洲倾覆，犹足为忧。”
革命与建设，不可偏颇。宋教仁提出的问题当然重大。只是这一思考，未必被同盟会里的热血青年所认可。查索史料，坚定支持宋教仁的革命党成员只有杨笃生。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杨笃生是清廷考查各国政治大臣的随员。宋教仁在日本勤力翻译各国政治制度文献，即为杨笃生邀请。
与意欲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的同盟会对应，此时，清廷正在思考如何“君主立宪”。
传统中国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当是关键所在。在那个时代，两种不同的未来政治路向——“共和”与“君主立宪”，各自起步，开始竞争。
100多年后，更心平气和地看待当年，无论“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只是外源性的政治制度资源而已，并非传统中国内生而出的制度。那么，真问题便是：外源性的制度资源，如何适应传统中国的政治土壤？其解决之道，决定放权“立宪”的慈禧，设计了一个九年的宪法预备期；而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里，革命成功后，进入“军法”、“约法”时期——同样是九年时间，然后过渡到“宪法”时期。只是，计划赶不过变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如果说此前“共和”与“立宪”尚有竞争的话，此刻，清朝将亡，“立宪”无本可依，“共和”制度当然无可阻挡。历史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给了中国人一次实践民主政治的机会。这当然值得后人再三思考讨论。
以“力量（暴力）”获权的传统政治模式，在此机会突然降临之际，能否就此顺利进入民主的“授权”的现代政治轨道？这当然离不开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条理缜密”之士宋教仁脱颖而出。他所设计的“责任内阁”制度，以这样一种权力逻辑建构——国民选出议员，议员组成国会，国会多数党组成内阁（政府），执掌权力。那么，总统呢？虚位而已。
权力由民所授，而非以力搏获。相比传统中国政治，这当然是崭新的制度安排。
只是，更冷酷地看，人事与制度——以钱穆先生所揭示传统政治的两端，来观察民国初立时期的政治运行：制度已经设计出来，核心问题则转向“人事”。换一种说法，这一制度的设计，尤其在其启动之际，是均衡的还是倾斜的，将可能保证谁的权力，实为重点。制度当然不可能独立于人事之外。
宋教仁设计的制度里，虚位的总统，遂成人事之争的关键。
辛亥革命以清帝逊位而告成功，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也由此终结。如果我们稍稍深入一些观察辛亥革命的实际，清王朝颠覆，实则由三种政治力量合力促成：清朝“立宪”运动产生的立宪人士为一方，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另一方，而说服清帝逊位、完成“临门一脚”的袁世凯当然同样是一方政治势力。这三方，无论哪方，都难言已经准备就绪。历史并没有遂孙中山之愿，给中国政治人物与国民以九年民主政治的“培育期”。
清已亡，三方政治力量如何分配政治权力，考验各方智慧。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当然是权力分配，只不过不拘一时，而为长久设计。如何均衡与公正，自是关键。
责任内阁制度当然是人民授权的制度，但回到当年的权力现场，真正的悖论就是：以授权和分权为要素的民主政治、权力的各个部分，比如内阁与总统权力如何均衡，才是重点。而事实上，在这两者的权力分配上，又对应着具体的、已经在位的人。结果，规则制定方，按李剑农先生的批评，“对人立法”，过度限权总统袁世凯。规则已经偏离政治所需的权力均衡与制约。所以，袁世凯不免抱怨：“当为全国制定宪法，不当为防制一人制定宪法；制定宪法必取消防御主义。”出身传统政治系统、强悍如袁世凯，又如何可能将这种限权法律放在眼里呢？
由此，现代政治在中国甫经起步，破坏的危险即已存在，本应公正与均衡的规则又颇有失当，制度建设遂为人事之争而替代，回归传统旧道，没有意外。
细观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运作实际，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认知当是：政治制度是一个多方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与结果。而民国初年，实际上是以力获权的传统政治方式向以民授权的现代政治方式转换的时期。这个局面，空前复杂。所以，它其实需要足够充分的智慧与时间成本，来完成整体性的均衡与适应。可惜，权力太诱惑，谁也等不及。
果真革命易，建设难。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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