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选举报告(连载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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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联合调查组
2003年8月21日，《人民日报》以《230万元巨款买村官》为题，对老窑头的选举进行了批评性报道。分管民政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得知此事后，迅速批示给国家民政部部长，要求民政部门立即调查了解，澄清事实真相。山西省民政厅接到领导的批示后，与运城市人民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河津市，开始了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
他们分别同当事人逐个谈话，调查组工作人员的问话很有针对性。
王玉峰来到会议室时，大家看到的是一张没有任何社会阅历的娃娃脸。他从怀里掏出香烟，一一递给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然后开始谈自己的看法：
“钱我发了，我认为我不是买官，我把钱发给老百姓有什么不对，哪有这种买官的？”
“当时带进会场的钱是100万元，他们几个抱箱的人说是200万元，瞎吹！其余的钱并没带来，后来我还批评了他们：咱们一是一，二是二，有多少说多少，欺骗群众欺骗党干什么。”王玉峰一点谎也没撒，他不会撒谎，他一脸的幼稚，全招了。
坐在我们面前的史回民咋看都不像原来是个军人，倒像是个会认错的干部。他说话很圆滑，谁都不愿惹，总是“对对对”，“是是是”。史回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没有贿选的主观故意，他这个人不坏。
史小官耷拉着脑袋，双手不停地在膝盖上搓：“我知道我不对，我不该对抗乡里的指示。”
调查组工作人员问他：“你认为你承诺发钱后，大伙就选你吗？”
史小官突然提高了嗓门：“就是不承诺发钱，我也肯定能选上！群众拥护我，因为我腿勤，哪家的电出了问题，我随叫随到，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白天晚上。不过人家家里没男人时，我晚上可不去找人家媳妇，咱可不是那种人！”
史小官是个农民，他竞选村官没错。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后来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8月25日晚，史朋泽接受调查组的询问。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老练！他的所有回答都留有一定余地。
“《人民日报》报道你们村的选举一事你知道吗？”
“昨天才知道，报纸也看了。”
“符合事实吗？”
“基本上是那么回事，有些地方有出入。”
“你为什么要竞选村委主任？选举前后你是怎样想的？”
“我认为我有竞争实力，只要公平竞争，我肯定当选，承诺向村民发钱不是我起的头，我是被迫的。”
调查组工作人员又问他：“你出的钱比王玉峰还高200元，为什么王玉峰当选了而你落选了？”
他用了一句他自己造的“成语”回答：“三承诺不如一亮钱。”
史朋泽走了，他的最后一句话道出了他落选的原因。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恐怕永远是个谜。
同史海洋的谈话令人忍俊不禁。
“我被人打了，昏迷了三天三夜，昨天刚醒过来。我开通风口时，他们来了七八个人打我，是史张卫先动的手，王玉峰也给了我一拳，我说你怎么打你舅舅，他说要排除障碍。我还没反应过来，棍子就朝我头上砸了下来，我只听见咣当、咕咚，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他说。
“你看过《人民日报》说你村选举的事吗？”
“我看到报纸了，但没看见上面的字，我是个嘎学生，自小晕书，不认得字。”
最后史海洋撂下这么几句话：“请你们转告王玉峰，我现在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要肉一堆，要血一盆！”
当调查组工作人员进入一座农家院时，忽然蹿出一条大黄狗，主人赶紧拦住它：“混账，你不看谁来了！”然后对来人说：“放心进来吧，咱这狗不咬国家干部，只是吓唬吓唬。”说来也怪，那狗果真还向来人摇起了尾巴。
一个40多岁的汉子说：“我认为这次选举很公平，老百姓可高兴啦！你看我家6口人，一下成万元户了。”
“你说承诺发钱这件事对吗？”
“对哇！难道发钱不对，向老百姓收钱才对？‘三个代表’不就是说要让我们致富吗？没有钱致哪门子富？”
另一家的主人是个毛头小伙子，一件秋衣裹住了屁股，他尖嘴巴，小眼睛，一看脸上就全是戏。他跑小步过来，弯腰并右手一摊：“请进！”
“小眼睛”说：“这两天村里嚷嚷说，王玉峰他们发的钱全要收回，存到银行的把存折交上去，买了摩托的把摩托交上去。我问你们有这事吗？那有的花钱让娃娃上学了，还要把娃交上去？有一个老太婆腿折了，花那钱把腿捏好了，难道把这条腿也要交上去？不行！”
推开一扇吱吱呀呀的破木门，调查组工作人员又“撞”进了一座农家院。接待他们的是一位50多岁的农妇，几句寒暄之后，她说：“我说王玉峰干不了这个官，他不是当官的料。这娃不听劝，他还要吃亏哩！”这位农妇说到这里，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弄得大家怪不好意思。
她擦了一把鼻涕说：“他是我娃！”
8天的调查时间一晃过去，调查组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太丰富了！农民的思维，农民的语言，农民的认识，农民的要求，这些东西绝不是坐在办公室凭听汇报看材料能得到的。与这次选举有关的当事人尽管性格不同，背景不同，目的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但他们毕竟是农民！他们采取的用承诺当选后向村民发钱来竞选村官的做法，固然有不妥的地方，也不可取，但这些钱毕竟一分不少地发给了村民。这与那些买官卖官的现象相比，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此，老窑头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前进中的问题。
调查组的笔记、材料记了一大堆，他们在进行整理分析后，于8月28日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形成调查报告，向上面作了汇报。
王玉峰得知报告内容后，笑着说：“天就那么大，塌下来谁也顶不住。”史朋泽则说：“核心问题没有写出来。”
正当这份报告向上送交的同时，山西省委、纪检委、组织部的领导又作出一系列批示，运城市委成立了由运城市纪检委、组织部、民政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9月4日，这个联合调查组再次进驻河津。
最近几天，各路记者蜂拥而至老窑头村，有人统计了一下，最少不下30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调查采访，似乎有点不把这个事情闹大决不罢休的架势。
中国有“不怕通报，只怕见报”之说，加上各级领导的反复批示，河津市这回意识到，这个娄子捅大了，火烧到哪一级现在还说不准！上面风头这么紧，谁愿在这个问题上吃家伙？
河津市纪检委经反复讨论，最后形成了处理意见：选举无效，主要当事人开除党籍。
河津市马上召开会议，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前两天还找河津市纪委申辩的几位当事人这下慌了，检察院都上了，还辩个鸟！检察院可不是扶贫救济专做善事的民政局！三十六计走为高，跑吧！他们手机一关，浪迹天涯，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9月18日，联合调查组在河津市宾馆再次召开处理意见碰头会。
这次会议分为3个组，1个小时后，3个组的主要负责人和办事人员集中起来，纪检部门首先拿出意见：“从手段和目的上来看，这属于贿选。领导责任的层次划分是，现场的乡领导负直接领导责任，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主要领导责任，市领导负重要领导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均应当受到处分，还应当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运城市民政局发表了不同意见：“即使是贿选，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也没有依据。《刑法》中对贿选的认定范围不包括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没有将这种贿选行为上升为追究刑事责任。”
纪检委认为，上级领导批示要依法严肃处理，严肃处理意味着什么，怎样才算是依法？不抓人就不是依法！
民政局认为，上级领导的批示是对的，咱们联合调查组反复研究，本身就很严肃，依法不仅仅是依《刑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是法，依照它去解决咋不是依法？过分扩大化的处理绝对不是上级领导所希望看到的。
“难道我们愿处理人吗？我们是对党对人民负责！”
“那我们就不是为党为人民负责吗？对选举中的违法行为，认定机关是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其授权部门，纪检委提前做出贿选的结论不妥！”
双方各执一词，两个多小时的会议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有点不欢而散。
9月22日，河津市纪委重新拿出了对当事人的处理意见。这个意见同上次的意见相比，对乡干部的处理要严厉得多，其中有4名乡干部被撤职！
那些一听检察院上案，关掉手机就跑的当事人一个个又回来了，十几天的流亡生活使他们吃尽了苦头，他们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是都盼望这件事尽快了结。
但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王玉峰竞选村官是福是祸尘埃未定，他与史海洋打架的事有了对他非常不利的认定。法院认为，王玉峰等人故意致人轻伤罪名成立，欲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王玉峰不服，写了《执行公务，何罪之有》的申诉材料。
有关部门收到这份材料后，没有改变法院判决的意思，但他仍没有放松庭外调解的努力。
（下期请看《媒体的不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