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君子,怀才抱德
时间：2021-06-12 16:02: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人物名片：刘君德先生，1937年生，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华东师大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地名学会会长、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理事等。1980-1989年主要从事农业地理、山区开发研究。曾任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科学考察队第三分队队长，主持完成百余万字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报告。提出了振兴山区的一系列思路、对策与政策建议，被国家计划部门、地方政府采纳。1990年以来，主攻行政区划、社区及城市和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规划与决策咨询。先后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以及省部级60余项理论和应用研究课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创“行政区经济”的概念与理论构架；提出了“行政区一社区体系”理念。先后独立或合作出版专著10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含合作）。《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198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上海市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浦东新区建制镇区划调整及城镇发展战略研究》2001年获第四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国政区地理》2003年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本刊历来关注兼具学术与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相继刊发了一批历史地理与行政地理方面具有上述特点的新成果，产生了良好的学术与社会反响。其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刘君德教授及其团队与本刊有过多次合作，均产生了积极的反响。鉴于此，本刊名家访谈也得到了刘君德教授的关心与支持。为了推动行政区划研究的深入发展，本刊记者采访了刘君德教授，请他回顾并展望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历史发展与未来走向。
张卫东（以下简称“张”）：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请问您是如何走上行政区划研究之路的？贵中心的成立都有哪些历史机缘？
刘君德教授（以下简称“刘”）：1990年5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小礼堂，来自国家民政部行政区划地名管理司、上海市政府和江苏省民政厅的有关领导、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等外校著名专家，以及华东师范大学袁运开校长，老一辈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李春芬教授等欢聚一堂，隆重举行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这个经过国家主管部门（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迄今我国唯一的行政区划研究机构已经有25个年头。回顾历程，在民政部支持、区划地名司指导、华东师范大学领导下，我们从实践开拓到理论创新，从学科建设到人才培养，可谓硕果累累，为推进我国行政区划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推进中国行政区划的战略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民政部崔乃夫部长倡导成立专业研究机构。我得知这一信息，抓住机遇，积极努力，促成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在我校诞生。
1.山区考察中的偶然发现
我与行政区划“结缘”起始于南方山区考察。1983年，我被委任为中科院南方亚热带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三分队队长，带领地理、地质、生物等多学科教师，历经七、八个年头，完成了皖南山区、浙西山区、闽北山区的科学考察任务。记得在1984年的一个秋天。当我们考察到安徽省皖南贵池县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向我们反映，贵池县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行政区划问题，恳求考察队作专题调查、帮他们向上级反映情况。这让我们颇感意外和为难，因为行政区划不属于此次考察范围，而我们后面的日程都已经安排好了。凭着一种责任感，在完成既定考察任务后，我留下两位同志，就反映的行政区划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这个地处安徽西南、长江岸边，有数百年历史文化积淀，时为上海“小三线”重要基地之一的池州地区，忽然被肢解了。1980年撤销了池州地区，区域中心城市——贵池被划归长江北岸的安庆地区管辖。贵池被当时没有大桥的滔滔江水分隔，安庆如何管辖？干部、百姓如何联系？计划物资如何调拨？为此，全县上下议论纷纷，人心不稳，政府官员怨声载道，工作陷于极其被动的应付状态，谈何发展？又如何管理？我们经过深入细致、“秘密”访谈，终于弄清问题的根源：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客观实际，盲目撤并行政区域，搬走地级机关，降低行政等级，使这个有着“三国四方七十二家房客”之称、比较繁荣的地区中心城市——贵池瞬间人为衰落，原本相对独立、自成体系、联系紧密的秋浦河流域，顷刻被解体，区域发展群龙无首，管理瘫痪。目睹这一状况，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我作为考察队分队长，有责任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
我们在听取方方面面意见之后，带着问题回到了上海。我决定以考察队的名义，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上书，在校党委、校领导支持下，以华师科（84）第106号文《关于安徽省贵池县经济体制问题的情况与建议》，力陈贵池县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出乎意料的是，仅仅过了十余天，华东师大党委就收到了回复及有关领导的批示，充分肯定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不久，安徽省组织多个单位赴贵池调查，证实了我们反映情况的真实性。
这件事给了我莫大鼓舞，1985年5月我们又专门组织人员对整个皖南地区的行政区划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写出两万字的《安徽省皖南地区行政区划问题的调查与思考》；1986年11月，考察队在福建省闽江流域考察时又发现同样性质的问题，随即又写了《关于福建省建阳地区行政区划及闽江委员会体制等问题的情况与建议》，分别向相关部门反映，都得到积极回应。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行政区划！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行政区划是国家的一项大政，非常重要，但问题不少，需要打破“禁区”，开创研究，地理学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从此，我暗下决心开拓这个地理学的“处女地”。
2.昆山会议的重要机遇
1989年12月5日，民政部主持下的首届“中国行政区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江苏省昆山市召开。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丁金宏和我应邀参加了会议。胡焕庸老先生被推举为首届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的第一顾问，与丁金宏合作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我国行政区划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大会作报告；我组织多人，向大会提交了5篇论文，并作为会议副秘书长作了发言。昆山会议展示了我校在行政区划领域研究的基础和实力，获得民政部及多单位的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