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治工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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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军长征途中经过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党的政治工作提供了特殊的历史环境。长征时期党的政治工作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具有鲜明特点。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工作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为党的具体任务服务的时效性四大特点，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民族政策能够有效地贯彻落实，为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战略转移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特点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76-01
一、具有空前的广泛性
长征时期，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的过程中，途经桂、湘、黔、滇、康、川、甘、青、宁、陕等少数民族聚集区，广泛接触了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现实的客观条件为红军全体指战员创造了人人接触少数民族的机会，各级党组织通过在军队内部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和严密高效的组织，民族工作变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自觉行动，出现了不仅领导机关干部做民族工作，而且广大指战员甚至红军士兵人人参与民族工作的局面。1935年5月19日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指出，在开展民族工作上要“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①《红星》报第二十五期强调：“部队地方工作的中心应以全力放在争取少数民族方面，每个红色指战员都要自动参加这个工作”。②
为了顺利通过彝民聚居地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准确扼要地向彝民群众宣传、讲明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红二、六军团到达云南中甸时，贺龙耐心地向归化寺的喇嘛讲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向该寺赠送了书有“兴盛番族”的红绸锦幛，使该寺的喇嘛以及受尽苦难的藏族群众深受感动。红军行军至彝民区境内三十多里的喇嘛房时，一群彝民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阻挡了红军先头部队的去路，并抢劫了工兵连的架桥器材和其他用品。工作团的萧华、冯文彬出面宣传“红军彝族一家人，红军绝不打彝民”和北上抗日的道理，初步取得了彝民的信任和同情。为了使全军上下人人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还把对少数民族的十条纪律编成政治教材，给战士讲课。③总政治部还下发了供干部学习使用的小册子《列宁主义在民族问题中的原理》指导红军指战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开展民族工作。不仅“红军各部队从军、师、团到连，都建立和健全地方工作部门，从组织上保证了群众工作的落实”，而且“健全连队中的宣传工作，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④1935年5月22日，《红星》报在《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中，要求广大红军指战员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做好争取彝民的工作，并号召每一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等。1935 年 6 月，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党更加响亮地指出：“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从而，使党的民族工作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⑤
二、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红军长征在经过民族地区时，流动无定，环境艰苦，容易发生违反政策触犯纪律的行为。但党和军队始终坚持执行严格的纪律，这对争取少数民族群众，保证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红军途经每一个民族地区时，都一再申明纪律，强调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
1934年12月24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的《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指出：“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行为。”⑥1936年3月，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使我们的宣传发生更大效力的是部队的严格的政治纪律。过去总政治部关于群众纪律的一切命令，必须再一次地提起全体战士的注意，特别是关于粮食及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及宗教等问题”⑦6月30日，总政治部发布的《北上抗日政治保障计划》要求各部队“保证与居民的正确关系，继续发扬我军在番民区域严明纪律的精神，组织各级政治机关及连队的检查队与一切破坏纪律的分子作坚决的斗争”。⑧
红二、六军团在少数民族地区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除纪律检查队经常检查外，政治、军事机关经常派人检查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连队任命检查员，分配党团员负责，保障纪律的执行。禁闭违反纪律的分子，严重的进行公审。在组织上处罚对违反纪律的直接负责者。不仅政治机关和群众工作组织经常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而且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也经常到部队进行检查。如红军进占遵义前夕，朱德、王稼祥、周恩来、李富春等亲自检查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九军团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并随即发出指示，责令部队“严格整顿纪律”和“发动每个连队党的组织及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向违反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严厉处罚故意以及屡犯纪律的分子以至枪决。据《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说，对发现收集群众粮食不在家而不放价条的，乱拿番民的家具携走或毁坏的，毁损了喇嘛寺内东西的，住房未打扫清洁的，打鸡子，宰小牛猪羊和耕牛的，敞放螺马于麦田的，红军均进行了纪律处分。在长征途经的民族地区，党发布了许多严格的文告、训令，并要求全体指战员高度重视，严格遵守，切实做到秋毫无犯。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使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违纪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工作方法的灵活多样性
红军长征前，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着党中央，使红军在政治工作上出现了许多“左”的错误，造成了“吓跑中立者，扩大敌对势力，孤立自己”的不良后果。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党从少数民族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改变了过去对上层的压迫者剥削者不加区别统统杀掉的做法，明确指出：有些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没有显著的开展”，他们的土司、头人、管事在群众中“还有权威与威信”，因此，主张通过他们去接近群众，做好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由于红军采取了较为灵活且切合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的政策，从而使民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少数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