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亮民族政策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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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千百年来为世人称道,其民族思想对后世统治者治理民族地区、处理民族问题有着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诸葛亮民族政策进行分析,认为其民族友好、平等、合作的思想,对今天的民族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诸葛亮 ;民族政策;蜀汉政权
[中图分类号]K825.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6-0022-03
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其思想体系儒、法、道、墨兼而有之,是历代学者、文人、统治阶级研究的对象,尤其是他提出的民族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势力鼎足对峙。各方都以统一天下为目的,蜀国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后,诸葛亮依据“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的方针,把联合和安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为争取全国统一的重要条件。
一、蜀汉政权民族概况
蜀汉政权以四川盆地为中心,涵盖了盆地四周诸多少数民族。东部是荆州和益州交接的山区,即今川、黔、湘、鄂四省交界处,当时分布着“五溪蛮夷”之称的少数民族。西部和北部即今陕、甘、川、青四省连接地区,以武都、仇池为中心,分布着“西夷”之称的氐、羌等少数民族。南部所辖是历史上被称作“西南夷”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天的云、贵两省以及川西、川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
二、蜀汉政权面临的民族问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北部氐族、羌族所居之地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蜀汉北进中原的门户,防守曹魏的屏障,也是曹魏发展势力、统一全国、进兵蜀汉的前沿阵地,此地是双方争夺的重要战场。南部“西南夷”所居之南中地区(今云南、川南和黔西)战略地位特别重要,是东吴与蜀汉全力争夺之地,也是东吴一统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东吴积极拉拢南中地区的大姓、夷帅联合反蜀。此时,摆在诸葛亮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要北伐曹魏就必须使南中民族问题在北伐之前得以解决。
蜀汉国力弱小,兵力不足,曹魏虎视于北,孙吴窥伺于东,还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历史重任,假若民族关系紧张,大则威胁蜀汉的统治,小则牵制蜀汉的大量兵力,影响北伐的进程。南中的反叛犹如后庭起火,此时,魏、吴趁火打劫,很可能造成亡国之难。但是,如果民族关系处理得好,不仅可造就一个安定的后方,而且还可以得到大量兵源蜀汉物资补充,增强蜀汉北伐的力量。所以,局势的危难,迫使诸葛亮不得不把民族问题放在首要的战略位置考虑。
三、诸葛亮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
(一)“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安抚和笼络当地各民族上层,实行“以夷治夷”
首先,诸葛亮对“西南夷”各少数民族进行和抚,对少数坚持作乱的大姓豪酋,坚决用武力镇压。叛乱平定后,又根据这些大姓豪酋的政治表现,分别委任大小不同的官职,基本上仍然让他们管理本地区的事务。如让建宁大姓爨习当领军,让朱提大姓孟琰当辅汉将军,让孟获当御史中丞。其余之人则区分情况,留在南中充当县令、太守等职。北部羌人马超、姜维归属之后,诸葛亮也予以重用,姜维被任命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镇守西北边陲,联合西北各民族抗魏。
其次,把南中地区万余户夷人迁到成都等地安居。诸葛亮把平民分配给大姓做部曲,鼓励大姓在维护蜀汉政权的前提下,扩大自己的部曲,通过大姓来统治各民族。其实,这只是一种改换统治剥削关系的做法,使一些落后部落脱离“夷帅”的统治,成为大姓的私属,同原来的汉族移民共同屯戍生产,不仅起到了削弱“夷帅”实力和消耗大姓资财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夷汉融合,使夷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转化为夷汉部曲和大姓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样做的直接目的就是团结和争取当地各民族上层人物与蜀汉政权合作,通过他们影响本民族的群众,达到加强蜀汉政权同“西南夷”各族联系的目的。这一策略收效明显,使当地许多长期隐居山林的少数民族从森林里迁徙出来建立城邑,种植庄稼,经营蚕桑,发展了生产事业。
诸葛亮鉴于“不服其心,其叛亦速”,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用和平的手段解决民族矛盾,尽量不动用武力,以免造成流血,引起更大的对抗。这种“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做法对后世开明政治家治理民族地区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因俗而治,发展民族地区经济
诸葛亮民族政策的制定,还充分考虑到各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因势利导。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诸族有“征巫鬼,好诅盟”的特点。因此,诸葛亮对民族地区实行中央派遣的官员与各民族首领盟誓来进行统治。诸葛亮亲自和孟获等人盟誓,与当地民族“投石结草”。通过盟誓,不仅使统治政策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贯彻,而且统治也愈加深入。
诸葛亮还在民族地区推行屯田、移民等措施,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以南中为例,他认为“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为食”,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能使地方安定,因此设立“五部都尉”来管理官营屯田事业,并将汉族地区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传入,推动了民族地区的发展。
四、诸葛亮民族政策的现实效果
诸葛亮民族思想的核心是“和”、“抚”,包含有民族友好、平等、合作的思想。其出发点是处理好民族关系,稳定南中局势。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况“四海之内若一家”的观点,摒弃了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主张,突破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备心理,团结边境各少数民族,安定了包括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南中,对这些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在南中实行的是民族合作的统治政策。“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使得一些少数民族的头面人物被迁到成都做中央官,大批地位较低的地方官则从夷帅中选任,各县级长官大都由南中诸族的首领担任,各郡郡守和庲降都督则由蜀汉朝廷选派汉人充任。南中基本上形成了汉人控制上层,各民族首领控制基层的局面。这样做既尊重了南中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又促进了南中诸族与汉族联系的增强。
为了加强中央与民族地区的联系,也为切实贯彻民族政策,诸葛亮选派熟悉南中情况且得力干练的官员任郡守。大胆提拔张嶷为越巂大守,就是诸葛亮成功用人的范例之一。张嶷到任后,没有辜负诸葛亮的重托,威德并施,任职15年政绩卓著,不仅郡国安定,还源源不断地为诸葛亮北伐提供军需,而且还与越巂诸族建立了深厚的民族感情,以至于“南土越巂民夷闻嶷死,无不悲泣,为嶷立庙,四时水旱辄祀之”。
蜀汉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所辖民族地区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诸葛亮“六出祁山”,氐族、羌族人民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为蜀军提供了大量的兵员和物资补给。在战略防御和北伐中,当地民族的地方武装充实到蜀军,使蜀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北部祁陇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提供的马匹、小麦等既增强了蜀军的战斗力又减轻了蜀军辎重粮草运输的压力。南中地区则“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以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蜀军“遂获盐铁,器用周赡”。
五、诸葛亮民族政策的启示意义
从西汉到东汉,统治者一直都以大一统思想作为民族政策的依据,对不服王化而多事的“四夷”采取的是武力征讨。然而,历史在三国时期已进入民族大融合时代,东汉永元元年(89)、永和五年(140)、延熹二年(159),羌人对腐朽的东汉王朝发动了三次反抗斗争,经过这三次大规模的冲击,东汉政府的民族防线被彻底击垮,中原民族再也不能阻挡周边游牧民族的进攻。到三国时期已经形成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的局面,《晋书》记载:“关中之人百余万,戎狄居半。”诸葛亮等有识之士则敏锐地察觉到时局的变更,开始认识到马背民族的力量,于是一改此前睥睨蛮夷的目光,开始与周边民族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