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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飚领导旅游业转型

    时间:2021-06-06 16:00: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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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77年8月20日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耿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委员中,耿飚分工负责外交工作。一个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的行业旅游业,进入了耿飚的工作范围。
      
      开始扭亏转型的探索
      
      中国的旅游业是从外事接待转轨而来的,旅游业作为外交事业的延伸和补充,一开始就处于政府的行政管制之下,实行的是政府直接管理的计划经济模式。早期旅游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旅行社和旅游饭店(时称旅游涉外饭店)。1964年12月,在国旅总社的基础上设立了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作为外交部代管的国务院直属机构,与国旅总社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粉碎“四人帮”一年后,各行各业都在极力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停滞、倒退和濒临崩溃边缘的局面。《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文章,对外交路线、外交政策和外交方针作了全面的、完整的论述。由此涉及到外交方面“来来往往”的问题、华侨政策的问题、在某些领域对外国人开放的问题。此时,耿飚开始了旅游业扭亏转型的探索。
      在对旅游业调研中,耿飚注意到,过去有这样一种说法:外国人(指西方国家的游客)来得多了,是不是有反动思潮会反映到我们人民群众的头脑里来?对这个问题,外国朋友也有意见,认为中国人不可理解。当时已经开放自费旅行,但审批标准是10个人中只批准一个。有一批曾经到过延安的美军观察团退伍军人要求于1978年春或1977年秋组织50人(包括家属,每名成员只带一名家属)自费访华三周。有关单位提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只同意来20个人,另一方案如50人都来要分两批。耿飚在1944年就和这个观察团打过交道,还把其中一个小组护送到晋察冀军区,这些人表现不错,态度也好,同情共产党,过去他们在中国时报道也比较客观,在美国国内是受排挤或冷遇的,有的还在麦卡锡时代遭受迫害。人家申请来华旅行也是经过再三考虑才申请的,怕不批准他们来,如果中国的政策再开放一些,申请数还要大一些。
      耿飚还注意到,1977年11月11日下午版《参考消息》上,有一篇香港《明报》的文章,题目是《对北京旅游事业的一点意见》。耿飚认为它是好意的,批评还是实事求是的,中国的旅游设施是有缺陷。耿飚对旅游部门说:人家游完了八达岭长城,却找不到厕所,还有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太差。
      11月17日,耿飚召集国家计委、建委、商业部、银行、旅游局、外交部、中联部、外贸部、外经部、新华社、中调部、总参谋部、北京市委、出版局、文物局等17个部委的负责人单位举行座谈会,专题研究旅游业发展问题,研究将来旅游事业怎么发展的问题。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到会讲话,他表示,中央寄希望于旅游事业,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经常谈起旅游事业。
      在会上,耿飚说,我们的祖国山水那么秀丽,我走的国家不多,我们国家的风景比他们的漂亮多了。我们还是个文化大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再就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家找上门来,到我们这里接受宣传,我们却不愿意,我们何必做这个傻事?
      中国旅游事业的现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耿飚说:昌平到八达岭那一段路并不长,就是窄得很。我们能不能花点钱把路修宽点?这是办得到的事。许多的古迹破烂不堪,没人想到要去修缮一下。旅游商品也不适应旅游需要,我们的八达岭长城很有名,旅游者要在那里买纪念品却买不到,风景片也没有,这些东西很容易,可以搞一点嘛!风景那么漂亮,搞一些幻灯片,人家买了可以放,不是宣传我们中国了吗?你搞出来,说不定还可赚大钱呢。
      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慕华补充说,我最近出去了一下,发现有些城市污染比较厉害,有些旅馆管理得也差。应该搞好城市卫生,加强对旅馆的管理,要很好地教育训练管理人员和服务员,教育他们懂礼貌、懂外语。各地手工业都有一些特点,应该在开放城市、参观点搞一些纪念品。要学会适应旅游者的需要,譬如茶叶可以装在盒子里,写上中国名字,量少些,便于携带,可作为纪念品送人。
      外贸部长李强等也在会上建言献策。
      
      旅游业的拨乱反正与改制
      
      旅游业发展之初,旅游供给的短缺制约与国民经济的短缺紧密联系在一起,突出表现为饭店短缺、交通紧张。耿飚提出首先要改变落后的经营模式。特别强调发展旅游事业要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中国幅员辽阔,山水奇特,历史悠久,文化多样,是旅游资源大国。但是从1949年至1977年,全国入境游客接待量合计不到70万人次。当时中国以接待海外入境旅游者为主,国内旅游仅有小规模的差旅和公务活动,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出境旅游,旅游市场格局单一而薄弱。而在这一时期,世界旅游业经历了加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全球国际旅游收入在30年间增长了近33倍。根据党的十一大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耿飚指示旅游管理体制加快恢复和开始转轨,旅游的性质向经济创汇产业转变。
      1978年1月21日,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耿飚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慕华、中央委员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开会,传达落实中央对发展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
      耿飚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旅游事业也应该有个大的发展,为促进和加速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耿飚要求通过旅游工作,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20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宣传中国人民革命的精神面貌,特别是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气象,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增进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耿飚把“辽阔的幅员、壮丽的山河,几千年古老的文化、名胜古迹、举世闻名的名山大川,雄伟的古代建筑”都列为发展旅游事业的有利条件。他说:“北京就不用说了,还有更多的其他地方,像桂林山水、杭州西湖、苏州园林……还有敦煌石窟、西安碑林等艺术宝库,也吸引着各国文化艺术界的人士。”
      他说,我们还有许多富有纪念意义的革命圣地,开拓旅游事业的潜力很大。很多外国朋友曾经善意地提出,应该充分利用起来,大力发展旅游事业。“去年罗马尼亚的朋友到我们国家参观访问,他们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自己国家看到的都是建设,到你们这里来,不仅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外国朋友通过旅游的实际见闻,了解了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这样就可以戳穿对我国的造谣污蔑。通过旅游事业还可以增进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团结更多的朋友,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耿飚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旅游事业一直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他要求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把他们搞乱了的这些路线是非、思想是非,重新颠倒过来。
      对旅游事业的性质、意义和任务,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耿飚说:“四人帮”污蔑旅游工作“是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完全是颠倒了是非。来中国旅游的人很广泛,从政治上看,左、中、右都有,访问中国的动机也是各式各样的。他们既然来中国旅游,就是送上门的工作对象。我们理应积极热情地接待他们,包括政治上的宣传和生活上的服务工作,而且要提高服务质量。在接待中,要体现中国人民对各国人民的热情和友好,不卑不亢,既要反对奴颜卑膝,也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耿飚特别提出发展旅游要解决外汇问题。他说:“不能老是请人家来旅游,什么都包了,总是要赚点钱,起码应该收成本费。我们不能总是赔钱,房子给你住,东西给你吃,不得一点好处,为什么叫你来呢?‘四人帮’污蔑旅游收费是‘外汇挂帅’,搞得谁也不敢提外汇问题,谁也不敢讲‘经济核算’,这完全是对旅游事业和国家建设的破坏。我们应该对国家建设做点贡献。从旅游事业本身的发展来说,需要资金,需要外汇。因为来华旅游的外国人增加了就要建筑旅馆。交通工具也不够,进口汽车也需要外汇。有些道路要修一修,有些名胜古迹也要修一修,从事旅游工作的人员以及各方面的管理人员都要相应增加。这些都需要外汇、资金。这些资金、外汇哪里来?还不是从旅游收入中提取?更重要的事,通过旅游工作,为国家取得一些外汇用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正是我们对党的事业所应尽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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