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视阙下的伊斯兰极端宗教主义

时间：2021-06-05 00:00:5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斗争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世界各国之间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提出了“文明的冲突”模式，这一模式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人们正在根据文化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在“文明的冲突”模式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普世价值”与伊斯兰世界的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国家以及伊斯兰极端宗教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尖锐。
　　关键词：文明冲突;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极端宗教主义
　　
　　当今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下，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再是以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为主要的矛盾。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作者将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之间的主要矛盾归结为“文明的冲突”，他将世界划分为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它们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在作者看来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无端的相互作用下发生冲突。[1]（P.161）从“文明的冲突”的模式下来观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从中理解两个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在此滋生出来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
　　一、文明冲突下的西方国家
　　冷战结束，随着苏联解体，使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加坚信其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全球的胜利，因而它是普遍适用的，特别是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的法治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纳入他们的体制。[1]（P.99）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打着民主、自由、独立的旗号开始大肆的干涉其他国家内政，遭受这种政治灾难最为严重的非伊斯兰国家莫属。“20世纪中期，欧洲的殖民列强强行在穆斯林地区划定边界，指派非民选的统治者，在中东地区，法国人为黎巴嫩国家设定边界，英国人设定了科威特和伊拉克的边界，并且划分了巴勒斯坦和约旦，然而约旦和叙利亚的国王则是来自阿拉伯哈西姆家族的两兄弟，约旦也出现了人口占少数派的约旦人政府统治人口占多数的巴勒斯坦人的现象。”[2]（P.66）西方国家的这种武断划定边界，推举军阀为统治者，其目的是为了在冷战期间拉拢其作为同盟或者是为了石油资源。事实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是真的想在伊斯兰国家推行民主，“它长期支持专制政权，未曾推进穆斯林世界民主，这一做法影响了穆斯林对美国的态度。”[2]（P.92）关于美国在推进民主方面持“双重标准”萨拉玛·内马特层在《华盛顿邮报》上，回应了罗斯的悲观论调：“民主在这些地区人们的眼里成为丑陋的东西，对基地组织来说将是他们的成功，这也是专制的阿拉伯政权的成功。他们可以告诉人民;‘看看美国人想要带给你们的民主，民主是个麻烦，你们最好忘掉美国人允诺你们的，他们承诺你们死亡。’”[2]（P.93）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斯兰国家开始探索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然而，伊斯兰国家内部先天缺乏民主，政治的黑暗腐败，领土的争夺，宗教纷争，资源争夺等自身发展不足，后天又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干涉，伊斯兰国家在探寻符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上困难重重。美国的这种不择手段的行径使得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国家和美国的矛盾日益加深，在这种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的冲突，同时也为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提供了“温床”。
　　二、文明冲突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伊斯兰极端主义也在世界各地开始扩散。这种与当今世界发展主题格格不入的极端宗教主义，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更是国家矛盾冲突下的政治产物。目前国内学者们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大致内涵至少包括下面4层：第一，它是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倾向，属于宗教范畴;第二，它是宗教名义下的极端主义，属于政治范畴;第三，宗教极端主义不是某一特定宗教的固有现象，任何一种宗教都存在极端主义;第四，它是一种与宗教有关的极端主义，而不是其他别的极端主义，但又不等同于宗教。[2]（P.134）就伊斯兰教本身发展来看，伊斯兰教是主张和平、中正，号召穆斯林在“谨守中道”（《古兰经》25：67）中“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古兰经》17：110），因为，“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古兰经》2：2）。但是随着伊斯兰历史的不断发展，宗教派别产生分歧，并且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温和派和激进派，尤其是在激进派中，由于对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满，再加上美国对待伊斯兰国家采取的双重标准的态度，使得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更加仇视和排斥美国。西方国家的对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干扰，武断划界，扶持傀儡，使得原本就无秩序可言的伊斯兰文明世界更加混乱，在这种混乱的局面宗教极端主义打着宗教的旗号，蛊惑笼络无知的平民百姓从而获得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政治利益以此来排斥美国所谓的民主和军事占领，在今天的这种国际全球化的背景下，使得基地组织、塔利班、“伊斯兰国”（ISIS）等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引向全球。
　　在1990年-1991年的海湾战争促使奥萨马·本·拉登把基地组织从一个阿富汗——苏联战争中的抵抗组织，转变为全球的军事网络。[2]（P.134）在本·拉登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沙特所谓的军事保护，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军事占领，如果美国执意插手海湾地区的事务，会导致局面更加混乱，事实也是如此，在此后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进攻等。这些事件都被恐怖分子利用，以招募“自由战士”抵抗西方，保护穆斯林。[2]（P.134）在这种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模式下的战争，无疑最大的受害者是伊斯兰世界的人们，宗教极端主义者利用宗教欺骗国内人民采取极端的暴力恐怖方式来抵抗西方的侵略。罗伯特·派普写道“在我们入侵前，伊拉克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自杀式恐怖袭击。从来没有。自从我们入侵之后，自杀式恐怖主义急剧增加，2003年发生20起，2004年发生48起，2005年仅头五个月就发红色呢过了超过50起。自美国在伊拉克驻扎150 000人战斗部队后的每年，自杀式恐怖主义都在成倍增加。”[2]（P.134）因此，不难看出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矛盾，不是像西方学者说的那样，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就是好战暴力的宗教，也不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说的伊斯兰文明世界没有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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