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会政治中的地域主义及对中国的启示
时间：2021-06-02 04:00: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因其飞速发展的经济而受到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但是韩国经济的成功并不必然说明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成功，相反，韩国的政治发展恰恰证明了，政治制度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必须尊重该国的文化因素，否则即使全面地照搬照抄所谓“先进制度”，也很难在现实政治中达到某种制度在创立之时所要达到的效果。体现在韩国国会政治中的地域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
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国，其国体与政体的初创与落实都受到了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支配性影响，韩国现代国会制度也确立于那个时期，因此，韩国国会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主导下从理念到具体制度上对西方国会制度的全面模仿。但是，由于忽视了韩国传统文化中“地域主义”的存在，“民主化”之后的韩国国会制度实际上成为地域主义政治表演的舞台。所谓韩国政治中的地域主义是指韩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广为学者与社会大众所诟病的、根深蒂固的“地域主义”情结，也被称为“地区情感主义”或“地区冲突主义”，主要是指韩国政治中以政党领导人的出生地为标准划限，在国会选举、总统选举和政党运作中，挑动不同领导人出生地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从而达到政党的政治目标的现象。它也表现为在政党内部和政府的人事上以出生地为标签而有倾向的人事任用。
韩国人不仅以自己的行政区划“道”、“市”、“郡”等来标明政治人物的出生地，而且还依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习惯性称呼来区分政治人物的籍贯：韩国全罗道和忠清南道南部的一部分地区位于历史上出于灌溉需要而修筑的金堤、碧骨堤以南，所以堤坝围成的广阔水域的南部地区就被称为“湖南”地区；庆尚南道与庆尚北道位于鸟岭以南，称“岭南”地区。韩国政治中的地域主义表现最突出的并不是以相对较小的行政区划而是以广阔的湖南地区和岭南地区为标签的政治冲突。
二
客观地讲，在政治选举中，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党领袖及其政党在其出生地受到更多选民支持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在韩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且严重地影响到了政治实践领域。韩国在实现了所谓的“政治民主化转型”之后，落实了西方式的政党轮替制度，但由于东方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各政党推出的议会候选人必须在党内效忠于该党的领袖，在国会选举中，候选人也多打着该政党领袖的旗号进行选举，于是，在韩国的历届国会选举中，国会议员候选人所属政党领袖的地域，基本上都是该候选人的“票仓”。
依照韩国国会议员选举法，韩国全境的“区域选区确定为224个，每一选区产生一名国会议员，共计224人。同时，按各政党在区域选举中获席位之比例确定总数为区域议员三分之一即75名的全国区议员。据此，议员定额为299人。”[1]韩国的区域选区议员资格由该选区票数占优的政党候选人获得，而全国区议员的当选则在区域选区结果出来之后，按各党在区域选举中所获的议席多少来分配。也就是说，各政党只要全力在区域选区选举时取得优胜，自然会按比例在全国区议员那部分得到自己的议席。地域主义对韩国国会制度的负面影响就突出地表现在国会选举过程中。以韩国在2000年举行的国会总选举为例，“理应基于政策考虑的理性选举行为很快就被一直存在着的地域主义所影响，这尤其表现在东部的岭南地区与西部的湖南地区之间。大国家党在传统的占优势的岭南地区赢得了65个席位中的64席，而新千年民主党则在属于自己的湖南地区赢得了29个席位中的25席（随后余下的四名宣称无党派的当选人士也加入了新千年民主党）。”[2]候选人所属政党家乡的民众往往是该候选人的坚定支持者，人们以政党领袖出生地为标准划分出各自的“政治根据地”，而将候选人的政治纲领或政策诉求放在次要的考虑。
在当代韩国，地域主义不仅仍然在起作用，而且有了自己新的“变形”：2000年，韩国最大的造船企业，韩国现代重工集团的主要控股人郑梦准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身份参加韩国的国会选举，竞争韩国蔚山市的地域区议员名额，而蔚山是现代重工集团的本社所在，该市绝大多数选民的生计都与现代重工集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不出预料，郑梦准在参选的韩国蔚山市成功当选[3]。
地域主义同样体现在韩国的政党政治、总统选举等政治过程之中，虽然被所有来自学术界与舆论的声音所批评、抨击，而且民主化后的历届政府也都声称要解决这一韩国政治中的顽疾，但是，直至最近的国会或总统选举时，地域主义仍在被政客加以利用。地域主义得以持续存在的原因很多，比如，从历史上看，湖南地区的全罗道周围向来贫穷，而岭南庆尚道地区在历史上则一直比较富庶；从现实政治上看，“当代韩国的地域主义问题主要起源于朴正熙时期权威统治当局对湖南地区的歧视和敌视。”[4]从文化上看，地域主义的存在还有它的社会土壤：在韩国，对湖南地区尤其是全罗道人素有“全罗道的人是爱抬杠的人”、“不要和全罗道人交朋友”之类的偏颇说法。
在韩国金泳三政权之后，韩国彻底结束了权威主义政治，但地域主义依然存在，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各地区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各地区的选民相信，他们选出的“属于”他们地区的政党候选人，会更好地给自己地区带来实际的利益，而这些候选人似乎也并没有让家乡的选民失望，我们可以从一些经济数据中发现蛛丝马迹。比如在1958~1983年间，韩国工业飞速发展，但如果比较加工制造业在两个地区的就业中提供就业机会的比率就会发现，在此期间岭南派政治势力在利益分配的角逐中占绝对优势：属于湖南地区的全罗道比率数据从13.1%减少到5.4%，同期岭南的庆尚道地区则从28.6%增加到41%[5]。
地域主义在国家层面破坏了立法机关由人民选出并应该代表全体国民的现代民主原则，成为韩国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而在地方层面，地域主义使各地区的民众更倾向于认为国会议员是属于他们的“地区议员”，而非国家权力的代表，实际上在持续地挑动着地区之间的不和睦。
三
韩国国会政治中的地域主义给我们的启示很多，但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的学习与实践，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与认识一国国情的基础之上。
现代民主政治中，议会选区的划分一般分三大类，一是每个选区选举2至10人以上的大选区制，二是每选区选举2至3人的中选区制，三是每选区只选出1人的小选区制（也称单一选区制）。同时，确定当选与否的标准也分为三大类，一是得票最多者当选的多数代表制，二是很少被采用的少数代表制，另一种是比例代表制，比如韩国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的产生就是“由在选举中5名以上议员当选的各政党按在全国选举中当选的比例分配名额，由各政党指定议员（即前文提到的全国区议员）。”[6]毫无疑问，韩国国会制度是一种单一选区制与政党比例代表制相混合的制度，实际上是以一个选区只产生出一名国会议员的小选区制度为主，而以比例代表制为辅，这是在制度层面防止地域利益冲突的办法之一：一个政党即便能在政党领袖出生地所在的选区获得绝对优势，也不过只在国会中得到一个议席而已，并不能指望依靠地缘情感优势在其他众多选区获胜。这种混合制在韩国国会选举中的实施是韩国仿效西方国家政治经验的产物。但是在另一方面，韩国国会法又规定选区的设置不得分割同一区、市、郡，于是传统的地域界限并没有随选区的划分而打破，选民在选举时很自然地依照传统的地域观念来认同某一政党：本来制度设计时有可能防止地域情感负面作用的小选区制，在韩国事实成了制度上的小选区制，文化上的大选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