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载劳教生涯,廿二年“右派”人生
时间：2021-04-28 12:02: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57年，中国社会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运动，全国共有55万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这些“右派”中，当时只有20多岁的青年剧作家杜高，不是最著名的一个，也不是受冲击最严重的一个，却因为一个偶然事件，成为如今学术界回顾“右派”历史的关键人物。很多年轻的中国人，正是通过他的遭遇和磨难，真切而直观地了解了那场运动和那个时代。
55万“右派”留下的唯一完整政治档案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每一个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份特殊的政治档案，里面存放着他在这场运动中被定为“右派”的各种检举揭发材料、坦白书、交代材料和组织鉴定等等，这份档案足以勾勒出一个人在那个年代的政治命运。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和千万冤假错案的平反，这些政治运动中的档案材料已被全部明令销毁。
然而1998年，也就是杜高“右派”平反后的18年，一部厚厚的写着“杜高”名字的旧档案，却奇迹般地出现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上。它被学者李辉发现，并购买下来。
今年5月一个宁静的下午，当记者去看望杜老时，我们谈起了这份档案的传奇经历： 当李辉在他的文章中透露他发现了我的这部档案后，不仅我感到惊讶，而且几乎成为一个震惊文艺界和知识界的事件。迄今为止，这是55万个“右派”留下的唯一一部完整政治档案。
这部档案包括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和1958年以后长达11年半的劳动教养、一直到1969年末我被劳改农场遣送回原籍，这一大段时期的全部材料，厚厚的六大册。当我在李辉那里亲眼看见这份伴随了我整整25年，神秘而又可怕的档案原件时，我的心颤栗了，感情是很复杂的。
对于这段沉痛的历史，已经离休在家的杜高老人本不愿过多提起。1979年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这些“右派”经历了20多年的苦难和折磨，又都恢复了工作，我们是那样地高兴。我和吴祖光重逢时，他对我说的头一句话就是：“辛酸事不要再回想了，我们要开始新生活，奋发工作来弥补失去的时光！”我们对新时期党的改革开放和祖国的前景充满了热切的期望。
李辉找到杜高，希望把档案中的材料公开，杜老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还是答应了。2004年1月，李辉以《一纸苍凉》为题将档案的原始文本公开出版，而此时遗落的另一册——劳改时期的档案，则被一位旅澳学者赵立江发现后带回了澳洲。记者询问杜老同意将档案出版时是如何考虑的，杜老说：
只有让我们的后代真正了解前代人的苦难，我们的人民才能从历史的迷雾中觉醒，国家才能进步，悲剧才不会重演。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考，我同意和支持李辉先生公开我的档案，并且要求他一字不改，保留文本的原貌，特别是那些显示出我当时丑态的不堪卒读的材料和文字，不能作任何改动。
我愿意坦露我所有的难堪，连同我有过的屈辱、过错和丑恶，比如我为求得宽大而揭发朋友的那些恶劣材料和我写的一些不实的坦白书等等，因为只有把在那个历史处境中的真实的自我，赤裸裸地展露在人们面前，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也只有真实，才能使后人真正认识历史。
同年3月，杜高根据这份档案撰写了自传《又见昨天》，这本基于第一手原始资料撰写的回忆录一经出版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
“肃反”运动，我第一次遭受的政治打击
1930年，杜高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奉命从桂林撤退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母亲带着杜高和身患残疾的哥哥留在桂林国统区。父亲临走前，把年幼的杜高送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儿童剧团学习。
很早就受到进步文化熏陶的杜高，10岁就发表文章，14岁开始写剧评，19岁担任《新少年报》文艺版主编，20岁就出版了第一本文艺评论集。从战争年代的小演员到后来的青年剧作家，杜高的心里一直充满了对新中国的热情向往，对自由民主的热烈追求。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高以文工团创作员的身份奔赴前线，写了话剧《向三八线前进》，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很有影响的前线通讯。1952年，他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从事创作，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5年，胡风和他的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忽然被打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文艺队伍中的反革命集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遭到的第一场猛烈的政治打击。杜高因为和胡风集团的作家路翎在一个创作室，又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首当其冲地成了与胡风集团有牵连的斗争对象。
当时杜高的身边也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年轻人，他们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常常聚在一起谈艺术、谈人生、谈理想。杜老指着一张5个朋友的合照，一个一个地介绍：田庄是电影评论家，他是1947年冲过封锁线，从上海跑到解放区投奔革命的青年;汪明是剧作家，解放前他曾自告奋勇，泅水偷渡，把地下党的情报送到香港的党组织；罗坚是年轻的延安老干部，他是周恩来从重庆带到延安的孩子，那时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蔡亮是油画家，著名油画《延安火炬》的作者，那时他还不到20岁。
就是这样几个人，被怀疑是胡风控制的一个小集团，起名“小家族”，企图用各种材料来证明，这个小集团的政治阴谋就是配合胡风集团来篡夺党对文艺的领导权。“反胡风”运动发展为全国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杜高和他的朋友们被隔离审查了。
我们这几个人都遭到审查，要我们交代和胡风集团的关系。后来路翎被捕，又把我送进他原先被隔离的那个八平米的小屋子，就在北新桥一个小胡同里面，现在房子还在。有一个小鬼负责看着我，跟着我，我理发，洗澡，他就押着我去，陪我坐在那个地方。
青年杜高被隔离在这间小屋长达一年零六、七个月之久，直到1956年10月，“肃反”运动才宣告结束。杜高在精神上受到了一次沉重的创伤，谈及此处，杜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眼眶里闪着泪光：
这张照片上的5个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活在世上。我的这几个可爱的朋友，在后来的运动中，一个个悲惨地死去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才，政治运动把这些人的青春生命无情地摧毁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回顾党的历史，不能不有深刻的反思。
对于突然遭受的打击，我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感受：“肃反”批斗是在机关内部，要抓的是暗藏的反革命。开斗争会的那些人都是机关里的，原来都认识我的，有些人原来对我是很友好的，但运动一来，立刻换了一副面孔……所有人对你翻脸，以前在一起都是很好的同志，忽然把你当成敌人，谁也不理你，谁都仇恨你。这种人对人的冷酷，对我当时自尊心的伤害，真是很惨重。
对我们这个所谓小集团，当时有很多材料，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说话非常随便，无所顾虑，有的时候也喜欢传播一点文艺界的消息。现在看来，这都不是什么政治性的内容，但那时认为我们是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而且说我们在一起是抵抗革命的集体主义。因为我们这些人提倡表现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一些追求，这都是对抗革命，都是不允许的。
1956年，“肃反”运动结束，审查了这么久，拿不出任何材料来证明我们跟胡风有什么关系，总要作个结论嘛。最后的结论是：经过审查不定为胡风分子，但是受胡风反革命文艺思想影响很深。所以要受一定的处分，降两级，恢复工作。经过“肃反”的打击，我对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开始懂得一些了。
几十年后，杜高从档案里惊愕地看到了当时领导“肃反”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徐光宵在一份材料上的批示，他那时就想把杜高送进监狱去。这才使杜高知道了一些当年运动背后的秘密。
